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具有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中古时期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对我国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精神文化领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历史上中国文学对周边国家文学所发生的强大影响辐射，都使我国具备了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中国历史上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笼统含糊的学术门类划分，也使中国学者在文史哲各领域之间往返穿梭，也使他们有可能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跨学科研究。从我国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历史发展来看，关于汉译佛经的翻译问题和诗与画之间关系的讨论，以及“以禅喻诗”等著名的诗学论点，仅就这里例举的众所周知的学术史实，都已经直接涉及到了今天作为比较文学重要研究方法的译介学和跨学科研究。
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正式诞生，却是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在西方文学影响下发生的。20世纪上半叶的王国维、朱光潜、钱钟书等人的著述至今仍然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建筑，吴宓等人率先把比较文学研究引入南京、北平和抗战时期的昆明等地的中国著名院校，都代表着中国比较文学所曾经拥有过的繁荣和辉煌。在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左”的学术氛围，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比较文学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大陆的比较文学研究却成为禁区，陷入沉寂。
随着80年代打开国门，在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学术语境中，有着优秀学术传统的中国比较文学迅速复兴。在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乐黛云为核心的学术群体的大力推动和组织下，中国比较文学走向了学术上的体制化和国际化，其标志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1985年在深圳正式成立。并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分支机构，各省市自治区的比较文学学会也相继成立。大陆和香港、台湾的比较文学研究逐渐合流，国际交流日渐频繁，学术氛围渐趋浓厚，一大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
经过了20世纪上半叶长期的战乱和50至70年代“左”的思潮肆虐以后，在能够安放一张平静书桌的广袤的中国大地，比较文学终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东方大国，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终于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带着跨越了中西文化的辽阔地域和复杂多样的文化内涵的特点，在异质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与相互交融中汇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洪流中，以其独特和鲜明的特点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并在比较文学研究范式转移和变革等方面，对国际比较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和建立，以及作为具有中国比较文学鲜明方法论特点的阐发法，因此成为国内外比较文学界普遍关心的重大学术课题，同时这也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学术课题。目前就这个课题，热切盼望者有之，高声疾呼者有之，观望者有之，怀疑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是否果真存在一个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其内在逻辑架构是什么？阐发法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究竟占据什么地位？如何评估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价值和不足之处？本文将力图就这些问题作出合乎事实本身的评说。
一、跨 文 化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跨文化。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是在西方同质文化的圈子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由于在近代世界格局中非欧美国家和地区的从属地位，使“欧洲中心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西方学者在很长的时期里并未意识到异质文化之间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他们不仅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而且怀疑异质文化之间能否开展比较文学研究。其实，这种做法不仅有悖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宗旨，而且妨碍了比较文学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性学科。
和西方比较文学显著不同的是，在西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由于比较文学学科是从西方传入，这使中国学者具有特殊的国际学术视野，同时灾难深重的祖国又赋予中国学者以强烈的民族文学意识，因而中国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跨越了中西文化的辽阔地域和复杂多样的文化内涵，在异质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与相互交融中展开。以朱光潜、钱钟书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中国学者，背负中国文学的深厚传统，远涉重洋到西方求学，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中西文学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试图把这种比较引向建立跨越中西文学的共同诗学结论，这是过去的西方学者没有或很少作过的事情，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
与此相关的是，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受到以佛教为代表的古印度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近代又受到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东亚古代文明中心向周边邻国的文化辐射，这又使中国学者的比较文学工作带有另一个鲜明的地缘性特点，即重视东方各国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和印度、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正在稳步推进。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传统的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以及东方国家经济的逐步发达和政治地位的稳步上升，随着中西之间比较文学的逐步展开，跨文化研究对西方学者也产生了明显影响，西方国家也已经开始注意到跨越东西文化的研究，在西方学界比较文学以及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中，都把跨文化的阅读和翻译（Cross-cultural Practices of Reading and Interpreting）作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玛（Douwe Fokkema）等著名的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都充分认识到了并呼吁过开展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美国学者厄尔·迈勒（Earl Miner）的《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从“文类”角度切入，试图建立跨越中西的诗学体系，被认为是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重要成果之一。
但是，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事实上在今天仍然处于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地位，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巨大差异，种种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都使西方学者能直接介入东西方的异质文化研究者仍是极少数和个别。而中国恰恰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众多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历史上所创造的文学艺术曾经璀璨夺目，当今的中国又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最活跃的力量之一。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国际比较文学界自然而然把希望寄托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中、日、韩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学者身上。
早在70年代，在香港执教的美国学者李达三（John。J。Deeney）就将中西比较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发展的新方向，并竭力倡导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世界比较文学界已经意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介入和参与，比较文学研究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性学科，因此，他们对中国比较文学极为关注。大陆中国比较文学在经过50至70年代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沉寂后，80年代在乐黛云等著名学者的大力推动下再次复兴，并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这实际是标志着东方比较文学的崛起，使国际比较文学界深受鼓舞。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当时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玛指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非常需要中国同行的支持，以维持并提高文学研究的国际水准”[1]。事实上，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及正在建立中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已经构成了当今世界比较文学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乐黛云谨慎但又满怀希望和激情地提出：“中国比较文学的觉醒无疑将对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伟大贡献……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在美国，那么第三阶段的主要成就会不会在中国呢？”[2]。
二、折 衷 精 神
在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研究各国文学的事实联系为主的法国学派，和以突破这种事实联系的美国学派，曾经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作为跨越中西文化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也作为比较文学自欧美到东亚大陆的连续性历史发展，中国学者对于争论已久并且各自具有鲜明特色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中国学者作出了自己的独特选择，这可以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之一李达三的观点来阐明。
古老的中国哲学以具有“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执两用中”[3]、“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的朴素辩证思维传统而饮誉世界。李达三根据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和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经验提出，中国学派实乃中庸学派，它遵循东方所特有的折衷精神，“采取的是不偏不倚的态度。它是针对目前盛行的两种比较文学学派———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而起的一种变通之道……它不独承认上述两种学派所拥有的优点，并且加以吸收和利用。但在另一方面，它设法避免两派既有的偏失。”[4]这构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即不是强调而是淡化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学派差异，使之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自觉意识到各种方法和学派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中国学者广泛使用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及跨学科研究等诸种方法。在新世纪的今天，回眸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胆地这样讲，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使用最广泛，运用最成功的，依然是传统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法。这是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所公认的已经完善和成熟并且仍然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也是中国老一辈比较文学研究者所流传下来的优秀传统。
一般来说，在研究直接受到西方文学影响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领域，由于事实上的联系已经发生，所以中国学者更多的是使用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法。瞿秋白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和冯雪峰的《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就是运用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方法，探讨中国文学接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及其原因的优秀论著。特别是后一篇文章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鲁迅所受到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导师和朋友”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并揭示了鲁迅受到这种影响的原因。即以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的比较文学研究而论，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书中收录了叶子铭、王富仁、陈平原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中国现代作家受到外国文学影响的著述，这实际上是“文革”后的中国学者在现代文学领域运用影响研究方法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在涉及中西古典文学比较研究领域，由于事实上的联系并没有发生，所以基本上是使用的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方法。钱钟书的《诗可以怨》和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就是国内比较文学界公认的平行研究的杰出典范。前者是一篇比较诗学的论文，从中西文学理论的广泛比较中，令人信服地确立了“诗可以怨”即艺术的否定性原则。后者则从中西诗歌的爱情观比较入手，进入到深层的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层面，从文学差别进入文化差别。宗白华的《中国诗画所表现的空间意识》，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则是中国学者所作的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论述。和当今中国学界不同的是，这些前辈的学界大师一般都是很谨慎地从一些具体的细小问题入手，似乎并不奢望建立能够囊括中西乃至世界的共同文学理论体系，更不热衷于生产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普遍原理。这也许能够给我们当前的比较文学特别是比较诗学研究的越来越趋于宏大叙事而出现的理论偏失以某种启示。
钱钟书的《谈艺录》从许多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由于涉及的大多是中西古典文学和古典诗学问题，因此主要是采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并广泛涉及了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探幽烛微，阐发了许多跨越中西文学的共同诗心与文心，受到海内外学界的一致推重而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中国大陆第一本以《中西比较诗学》命名的学术著作（曹顺庆著，北京出版社1988），也是采用的平行研究的方法。而在当今的文学批评走向文化批评的潮流中，在以影视为中心的大众文学研究中，在美学与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中，则更多地使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文学与哲学、经济学等领域之间流动穿梭，一大批中青年学者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
三、阐 发 研 究
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是一个前人从未涉及的崭新领域，一旦中国学者步入了这个领域后，就有可能在实践中摸索和形成具有自己鲜明民族特色的研究方法。事实果然如此，在国内外学术界，最引人注目和为学界所公认的就是中国学者创造的“阐发法”。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有着漫长的学术实践，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梁启超。梁启超写于1898年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可以算作是中国最早的比较文学论述之一。这篇著名论文中，通过对西方政治小说和中国传统小说的比较研究，他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传统小说“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盗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5]。
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来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这是一个复杂的学术课题，由于当时中国对西方文学的了解甚少，所以梁启超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这既包含了以西方标准作为绝对价值来审判中国文学的最初苗头，实际上也初步向后人预示了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所要经历的艰难困苦。
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研究从古典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这时中国与各国列强之间的交往已经逐渐频繁，中国学界也开始对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开始向着定型化的方向发展，逐步具有了自己的鲜明方法论特色。这种特色集中体现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现在一般认为，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主流样态而具有标志性意义。
作为第一次用西方文论话语体系来全面和完整地评论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评论》带有明显的试验性。它用来自西方的叔本华思想来评论《红楼梦》，由于“叔本华置诗歌于美术之顶点，又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6]，故悲剧于文艺上最具美学之价值，《红楼梦》就是如此。此书“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7]，“《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8]，因而此书不愧为“宇宙之大著述”，人们都要“企踵而欢迎”了[9]。
王国维这种强烈的以西格中色彩，显示了他进行中西文论会通尝试中的一种初期稚拙状态。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指出：“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10]，言简意赅地指出了王国维这种方法论的本质特征。
应当承认，包括中国和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学经验，的确有相互联系和内在统一的一面，把中国和西方看作彼此互不相容的僵硬对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不同国家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学经验也还存在着个性与差异，因此不能忽视另一种理论偏向。就王国维来说，他在写作《〈红楼梦〉评论》的过程中，实质上是不自觉地把《红楼梦》作为论证西方文论有效性的理论注脚。这种文论思维模式对中国现代文论与批评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学术范式，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长盛不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普遍流行的“阐发法”所导致失误就是如此。
可以明确地讲，《〈红楼梦〉评论》的问世，已经确定性地奠定和包含了后来台湾和香港学者所倡导的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阐发法”的雏形。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台湾、香港学者的倡导和大陆学者的大力鼓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中一面引人注目的旗帜，而阐发法则被认为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基础。1976年，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古添洪、陈慧桦（陈鹏翔）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两位编者在“序”中，比较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特色以后，试图提出一种可以将两派互补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中国学者独创的阐发研究。编者写道：
在晚近的中西间的文学比较中，又显示出一种新的研究途径。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原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时，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由于这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学，而其援用也往往加以调整，即对原理论与方法作一考验，作一修正，故此种文学研究亦可目之为比较文学研究。我们不妨大胆地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11]
这是相隔半个世纪后，台湾和香港学者对中国学者在跨越中西比较的文学研究过程中，独创的研究方法即“阐发法”所作的学术实践和理论升华，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有了自己鲜明的方法论特色和坚实的理论支撑，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概念，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可以这样讲，“阐发法”把中国丰富的文学资源引入了世界文学的宏大视野，是中国比较文学进入国际比较文学的可靠桥梁。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援引西方文学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学现象，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从五四新文学开始，作为和文言文相适应的中国古代文论，便停留在已经凝固了的中国古代文学领域。这样，阐发在西方文学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新文学的任务，自然由西方文学理论来承担，进而扩展到整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阐发法的基本含义，在于以西方文学理论来评论中国文学创作实践，这是一种简便易行、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的方法，也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在面临五四以后的白话新文学已经失效时，所必然采取的一种补救方法。因为需要异域文学理论来填补这个理论资源的真空，这具有强大的现实合理性，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逻辑使然。
古添洪和陈慧桦认为“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原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的观点，受到一些大陆学者的批评。其实，他们的看法与事实是基本吻合的，并且也有不少大陆学者与古、陈二位持大致相同看法。同时，20世纪是理论批评的世纪，西方各种各样的文学批评理论风起云涌，令人应接不暇，这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这必然对中国学者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也产生了强大影响，阐发研究的运用之所以蔚为大观，正是因为这在中国比较文学积极参与和融入世界比较文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西方文学研究理论化转向影响的必然结果。
阐发研究也有着自己的显著弱点，如学界许多人所批评的那样，把中国文学生吞活剥，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注脚。但这只是现象，原因并不在于像这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单向阐发或以西释中。它的真正弊端在于，对于任何研究而言，研究方法对于研究对象，都不应该是像糖果和包装纸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应当是外在的和强加的，而应当是从研究对象自身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始终是研究者在阅读原始材料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感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包罗万象和一劳永逸的方法。因而把阐发研究笼统地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搞“理论先行”，不管是双向还是多向，都是不理想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指望笼统地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取而代之也是不妥的。从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和理论思考来看，中国学者要想发展出能够容括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较为成熟和理想的独创性研究方法，尚需假以时日。阐发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包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全部，杨周翰认为，阐发研究应当算作中国学派的“一个特点”[12]，这个评价至今依然是准确的。
四、意 义 与 局 限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它带着中国文学独特的自身经验和传统跨入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使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走出了过去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囿于同质的西方文化的地域圈子，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使比较文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范围的比较文学，跨文化和阐发法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比较文学研究在研究范式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比较文学从自己的历史资源与现实需要出发开展研究，逐渐在比较诗学、阐发研究、东方文学比较和比较文化等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丰富了传统比较文学的内涵，对比较文学原有的学科范式构成了挑战与超越。特别是跨越中西之间的异质诗学体系之间的比较研究，将极大地丰富文学理论的内涵，有可能寻找到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并逐渐弄清具有互补性的中西文学的特色与差异。以中西文学比较研究为代表的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不仅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热点，而且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建立和发展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股强大呼声与力量，众多的研究者不断加入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学具有悠久而灿烂的传统，并产生过钱钟书、朱光潜、宗白华等一大批杰出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现实来看，中国人口众多，即使不是现在也会即将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比较文学研究队伍，人们有理由期望这个古老东方大国重新焕发青春，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作出较大贡献。中外学界普遍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复兴和发展，是中国文学参与和融入世界文学洪流的最重要的桥梁，同时，不少学者满怀信心地展望，由于中国的加入，将有可能建立跨越中西的一般诗学（common poetics），即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文学理论。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之一的台湾学者古添洪说得好：
中西比较文学却是我国学者的用武之地，是我国文学“再”发言的最好桥梁：透过中西文学实际的相互接触、影响、接受、阐发、比较，透过中西文学类似或共同的母题、主题、形式、文类、潮流，透过以中西文学为基础而建构出来的同时顾及“同”与“异”的一般诗学，应是最丰富、最有效、最当代的“中国文学”的“再”发言吧！这个“再”发言，在某意义上，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也是中国文学继续发展的方向与动力。[13]
这是就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意义所做的精辟而又简明的阐述。
就中国比较文学的现实发展来观察，还有这样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阐发研究实际上乃是在平行研究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在本质上仍然没有超越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的范围。目前作为显示中国比较文学独创性鲜明特点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主要还停留在阐发法的理解和运用上，许多研究仍然没有超越阐发法的范围，还缺乏更丰富的学术实践的支撑。同时，这种方法无论是在理论阐述还是实际运用中，都还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它往往以中国文学材料作为西方文学理论的注脚，就屡屡受到学界抨击，因此它能否作为中国学派的基石，这还是一个存在着许多争议的学术课题。作为中国学者带有鲜明独创性的方法，除了阐发法之外，我们所呼唤的多种方法，不少仍停留在理论演绎与理想愿望的层面，远未得到学界公认，还有赖于在更为丰富的学术实践中探索新的观念与方法。
其次，一个学派是否能够真正成其为学派，不是可以自封的，而是需要学界的广泛公认。一种学派通常都是由别人来概括，比较文学中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就是这样，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除李达三这样的个别西方人之外，都是中国人自己命名和提倡，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在发布理论宣言和主张，而不是国际比较文学界所作出的承认和概括，实际上至少在目前尚未得到国外公认。国际比较文学界对此怀疑者有之，观望者有之，否定者有之，始终未予承认，甚至这种情况在国内学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另外，国内外学界还存在着这种观点，即认为现在已进入全球化阶段，各国之间的文学互动性显著增强，中国已经错过了建立学派的历史阶段，现在再提倡建立自己的学派是历史的错位，因而很难再建立自己的学派。因此，中国比较文学是否已经真正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的一个学派，还有待于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和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认可，不是中国人自己发几个宣言和呼吁就可以算数的。
按照李达三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文中的观点，中国学派的第一个目标是：
在自己本国的文学中，无论是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找出特具“民族性”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以充实世界文学。[14]
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要发展中国学派，首先就在于它是关于中国的学派，即向国际比较文学领域提供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知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这些知识中包括了中国的古代文学知识，但更应当包括当今中国文学新的知识，也就是说，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不仅要面向已经凝固了的中国古代文学，而且更应该面对当今中国活生生的、流动的文艺现象，在此基础上抽象出适合当今中国的新的文学知识，而这恰恰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
可比性的寻求，也应该是在由当今中国文艺现实所提供的重大问题上切入，在中外文学所关心的共同话题中展开，中国学派之根，只能在于当今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之中去寻找。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显著弱点在于，近略远详，普遍忽视对当前中国现实文艺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对中国当前文学现象反应迟钝，难于对中国文学创作实践的最新挑战作出及时的回应，这是我们无法提升出更为丰富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科理论的原因。“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其一），归根到底，任何思想都只能植根于现实本身，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如此。阐发法的弱点正在于此，主张以中国本土的古代文学理论取而代之的缺陷同样也在于此。
（《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注：
[1]佛克玛《祝贺与希望———在中国比较文学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载《中国比较文学年鉴》，第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这个观点出自《中庸》，原文为“舜好问而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
[5]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205—2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7][8][9]《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卷，第62页，第57页，第63页，第6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10]《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下卷，第501—50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4][11][13][14]黄维、曹顺庆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第139，第178—179页，第176页，第1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杨周翰《镜子与七巧板》，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