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太原城，驱车西南方向，顺着汾河，走到约近百公里处，突见一古城雄立，形貌敦厚，庄重雄伟，此为平遥。
城墙之上，翘角楼台，广布洞口；城墙内，大街小巷，古色古香，票号、钱庄、当铺、中药店、绸缎庄、杂货铺以至扇子、灯笼、戏装铺等林立密布，仿佛梦游天街……
北方城郭
平遥旧称“古陶”，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八二七年-公元前七八二年）。春秋时属晋国，战国属赵国。秦置平陶县，汉置中都县，为宗亲代王的都城。北魏改名为平遥县。
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始建城墙，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年）在旧墙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以后景泰、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行过十次的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增设敌台。
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三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而筑了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平遥城墙总周长六一六三米，墙高约十二米，把面积约三平方公里的平遥县城一隔为两个风格迥异的世界。城墙以内街道、铺面、市楼保留明清形制；城墙以外称新城。这是一座古代与现代建筑各成一体、交相辉映、令人遐思不已的佳地。
迄今为止，较为完好地保留着明、清（一三六八-一九一一年）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堪称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平遥古城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清代晚期，总部设在平遥的票号就有二十多家，占全国的一半以上，更被称“古代中国华尔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创建于清道光年间、以“汇通天下”而闻名于世的中国第一座票号“日升昌”。
城如卧龟，六座城门瓮城、四座角楼和七十二座敌楼，皆类乌龟形体上的部位。街道格局为“土”字形，建筑布局则遵从八卦的方位，体现了明清时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形制分布。城内外有各类遗址、古建筑三百多处，有保存完整的明清民宅近四千座，街道商铺都体现历史原貌，被称作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活样本。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21届大会，决定将平遥古城以古代城墙、官衙、街市、民居、寺庙作为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宗教发展的实物标本。
更值称道的是，清代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的雏形“日升昌”票号在平遥诞生。三年后，“日升昌”在中国很多省份先后设立分支机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的业务更进一步扩展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的票号业发展迅猛，鼎盛时期这里的票号竟多达二十二家，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
于是，我就纳闷了：在中国，一个地处北方黄土高原的小县城，凭什么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金融中心”、“世界遗产”的呢？他们是怎么积累起如此庞大、数量惊人的财富呢？
应运而生
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现代学者余秋雨认为，西北是一个离京都相对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很陌生，生态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所有的开支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实，掀开中国近现代商业史一页不难发现，晋商的“原始资本积累”曾跟清朝政府发生着比较大的紧密关系。遍地开花，甚至花开海外的票号，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这种互相依附的状态，不也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默契？
有需求就有服务。所以，晋商是聪明的。
当然，能把事情做成事业，仅仅拥有聪明是不够的，还得有吉普赛人的那种敢闯敢干和吃苦耐劳精神。
远在东南的武夷山是中国最有名的茶叶产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时候，大量的客商都会汇集到这里。三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商人绝大多数都操着山西口音。
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大的概念是从中国杭州、武夷山（现福建）、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采集了茶叶，主要是粗茶、砖茶。这种茶，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通过水路，经中原赊店，再用高脚（骆驼、骡子）运到现在的张家口。最后，运到乌兰巴托（当时的库仑）、现在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俄国边境城市恰克图。
事实上，这条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同治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塔尔巴哈台，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0%，占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的。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分析说，好多的商人到那儿经商，而且在那个地方贸易额占的比例很大，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会馆，商人才出钱凑起盖会馆，把会馆弄得富丽堂皇，很有声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个标志。
据史料记载：民国元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发给各个会馆的，其中山西的会馆首席董事他给美国领事回了一个报告说，由于山西商人在盐业、典当、钱业、颜料、纸业这些行业商号众多，不可数计，所以无法统计。
敢为人先
诚然，平遥古城凭借各种“硬件”实力成为中国汉民族古县城的典型代表，但平遥人的开拓进取精神更为古城增光添彩，是一道推动平遥经济发展的“软实力”。
清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在平遥古城内诞生了全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日升昌”的创立，在中国古近代金融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的新型金融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和金融机体中生成。
这种敢为人先、敢吃螃蟹的进取精神，在当时风雨飘摇的历史夹缝中，有几人敢想敢为？但，平遥人做到了。不仅想到了，而且立马付诸实施还最终成功了。
一个念想，成就了一个历史的幸运儿。这便是中国的实际。
有人说，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才使得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我觉得，有这样看法的人未免偏激。老天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公平的，你为什么就没抓住？你只要静心地看看平遥人后来的举动，就会瞬间明白自己的短见和荒唐。
当很多中国人都在国难当头望洋兴叹的时候，精彩的故事却在平遥人的头脑里汹涌澎湃。谁可曾想到，他们正在根据当时国情酝酿着更大的挑战。
公元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晚六时，在北京城一座颇为雅致的饭馆里，一群山西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设宴欢迎梁启超，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由他们出面筹备组织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山西商人们希望借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
这项行动，即使拿今天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组建中央银行也显得过于大胆，甚至不可思议。因为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中枢，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梁启超并没有觉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实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时中国唯一能做成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
他在演讲中就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启超凭什么对山西商人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呢？
因为，中国的商业起步比较晚，而且与那些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但在历史上平遥人确实有段时间很辉煌。这种辉煌，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华民族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晋商，应该说是龙头是老大。
金融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正是因为这样，晋商才赢得了信誉，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社会的资源才能充分利用，商业进程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是从平遥开始的。
雄风犹存
城墙平面呈方形，周长六千余米，高十米，垛堞高两米，顶宽四米左右，墙身素土夯实，外包青砖，内墙砖砌排水槽七十七个。墙顶外筑两米高的垛口墙（又称挡马墙），取孔子弟子、贤人之数，设垛口三千个，敌楼七十二座，内砌女儿墙。
四隅角楼四座，东城墙上有点将台，东南角城顶上筑魁星楼和文昌阁。出于军事防御需要平遥城墙建有重门瓮城六座，南北各一、东西各二，南曰迎熏，北曰拱极，上东门太和，下东门亲翰，上西门永定，下西门凤仪，每座瓮城都建有重檐歇山顶城楼，六座重门瓮城外原设有吊桥。
城墙外四周有护城河宽三米。城南有麓台山和柳根河，“山水朝阳，龟前戏水”。城门外小城，又叫月城，用以增强城池的防御能力。
《武经总要前集·守城》记载：“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平遥古城的瓮城城门与大城门的朝向多数呈九十度夹角（南门和下东门除外），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还有主城门防御，由于翁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正所谓关门打狗、瓮中捉鳖。
“谯楼”筑于城池的城门顶，造型古朴、典雅，结构端庄稳健；城墙四角有楼橹，主要用以弥补守城死角即城墙拐角处的防御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整座城墙的防御能力。角楼分别指西北角的“霞叠”楼，东北角的“栖月楼”，西南角的“瑞霭楼”，东南角的“凝秀楼”。
街道呈十字，店面皆沿街而建。铺面结实高大，檐下绘有彩画，房梁上刻有彩雕，大方雅观。铺面后的居民宅全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轴线明确，左右对称，布局严谨，轴线明确，左右对称、主次分明、轮廓起伏，外观封闭，庭院深深。
精巧的木雕、砖雕和石雕配以浓重乡土气息的剪纸窗花、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迄今汉民族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居民群落，集中体现了公元十四至十九世纪前后汉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对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军事防御、宗教信仰、传统思想、伦理道德的人类居住形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时中国最富庶的苏州，在明清两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州人准备建立一个戏曲博物馆时，他们选择的馆址竟然是一座当年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精美的戏台。
其实，会馆并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里只是他们听戏、聊天、联络乡情的地方，即今天的一个临时俱乐部。
“俱乐部”不论如何精美，都只是山西商人偶尔歇脚的地方。试想，他们居家过日子的地方会高档到什么程度呢？
在平遥，这些飞檐翘角、雅致古朴的民居几乎随处可见。然而，昔日院子的主人并不都是什么有名望的人物。正是这种普通，更加衬托出一种气度。
当高耸的屋脊、厚实的院墙密密匝匝地挤成一片时，这样的规模就汇成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象征——富裕。
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一两百年前，当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还居住在土坯垒成的房舍里的时候，山西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存环境提升到一个令今天的人们都羡慕的境界了。
崇商重学
毋庸置疑，当时晋商经营商品之多、投入资金之多、从业人员之多，在其他所有的商帮里面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们控制了几个行业，比如金融业完全由晋商来控制，还有一些颜料业也在晋商手里控制，他们在当时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笔者在翻阅大量史书时发现，晋商家族在经商之余，还有非常重学的一面，其中不乏有文化教养的高士，他们都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如，榆次车辋人富商常氏，他们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但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
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后并未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已创立“十大德”，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他经商二十年，很有成就。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继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又实授“游击”之后，仍然弃官经商。
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坚持以学保商，对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二十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也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退想斋日记》）
晋商中许多有文化教养的人士，还是古籍爱好者和收藏家。
如，刘笃敬（一八四八至一九二〇），字缉臣，号筱渠，太平县（今襄汾）南高村人。父刘向经，字训奇，清候补道。刘氏家族各辈在清为官者不下二十人，家私颇富，财源甚广，开设有当铺、商号等，素有“刘百万”之称。笃敬自幼爱读书，本县水秀才，后赴太原乡试中举人，曾三次进京会试，皆落第。笃敬有雄厚的经济为后盾，对兴办实业兴趣颇大，曾创办纺织、电力、矿业等事业。又喜收藏古书、古玩、字画、金石碑帖。在南高村建筑藏书楼一座，内藏图书、钟鼎彝器、名人字画，藏品颇为丰富。
常赞春（一八七二至一九四一），字子襄，榆次车辋人。常氏家族原甚贫，后以布商起家致富。至赞春已十四世，赞春与弟旭春才敏勤学，于清光绪二十八年间（一九〇二年）在西安同科成举人。赞春对文字音韵学颇有研究，其书法源于碑派，汉篆尤称绝艺。赞春酷爱收藏古籍、碑帖等，曾捐赠县学堂经、史、子、集多种。
读书可以荣身和增智，更能陶冶情操和洞明世事。早在四百年前，晋商就已把修德之行与取利之途之间的关系洞察得相当透彻，“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他们告诫后人，不要目光短浅，不要在利益面前丢弃了为商、为人的根本。有了清白的名声，有了忠诚和信义，还愁没有利吗？
这样的经营价值观，正是明清山西商人得以纵横华夏的道德支柱。
出平遥古城北门有镇国寺，该寺的万佛殿建于五代（公元十世纪）时期，目前是中国排名第三位的古老木结构建筑，距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殿内的五代时期彩塑更是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
城西南有双林寺，修建于北齐武平二年（五七一年），寺内十余座大殿内保存有元代至明代（公元十三至十七世纪）的彩塑造像两千余尊，被人们誉为“彩塑艺术的宝库”。
这种保留数量之多、密度之高、跨度之长、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遗存，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形式、施工方法和用材标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艺术进步和美学成就。
某种程度上，也是晋商俯视天下之高眼光、气吞万里之大智慧的综合体现。这种体现，全包容在一种立足现实、超越传统的人文情怀里。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成功与这种慈善情怀和崇高信仰是密不可分的。
这一点，几乎在平遥的任何一个庭院之中都可以找到“信义”的影子。
清虚问道
清虚观始建于唐朝，鼎盛于元明清，直至今日，香火不断，游人络绎不绝。
据《平遥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闰八月，曾有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西巡途中，路宿平遥，皇帝亲临清虚观问“道”测字。
那日，光绪皇帝进到观中，行至纯阳宫的月台，道长问道：“施主可否问道？”
光绪曰：“吾只测一字‘山’，你看甚意？”
道长看到是“山”字，上下打量了一番施主道：“山不见水，无根基，想必施主问的是江山如何？”
光绪佩服地点头说：“好。”
道长接着说：“你问我，我问谁，满朝文武都是贼，若要江山保平安，除非日后贼杀贼。闰八月天年不佳，国有大难，民有大祸，不过劫难将过，来年看好。”
光绪皇帝听后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希望日后有所转机。
至此，清虚道观问“道”美名，扬及全国，经久不衰，吸引着许多中外游人前来问“道”测字。
百年商旅
游走在平遥城的大街小巷，望着那来来往往的脚步，那熙熙攘攘的人流，我想，他们都是来访古探幽的吗？他们都是想发家致富的吗？
而我，脑海里一直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山西的自然条件并不比中国的许多地方优越，可以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但他们的先人为什么能把人类最伟大的杰作留在这茫茫尘世？
他们只有像今天温州人那样选择走出去打拼。
也许，最初走出去的汉子们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井离乡，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
这实在是一条超越环境的商路苦旅。
仅仅走出去就能功成名就、锦衣玉食吗？这似乎不能用几个简单的字符解释得通的。
余秋雨先生到平遥走了一圈后，将之归结到山西人在商业人格素质上的突出品质——坦然从商、纯粹做商人的地方风气；目光远大、整个中国都在视野之内的商业眼光；讲究信义，不为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的“大商人心态”；严格管理，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的运作模式。
这样的总结，得到了绝大多数山西人的认可。
是的，一座平遥城，半部商业史。
然而，煤海之上，曾经“富可敌国”的晋商风骨，并没有如我们预想所期，继续沿着引以为荣的商业路径惯性前行，而是经过百年风雨荡涤，无尽的繁华渐渐远逝，再也难以演绎出惊心动魄的创富传奇了。
现在，只留下清冷的建筑、厚实的木门，还有那无尽的遐思，让人们默默地追忆着。
无怪乎余秋雨先生一叹“抱愧山西”，满城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