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据现有知识，青铜器上有铭文始于商代的二里冈期，殷墟期数量增多，至西周而大盛。一般说金文多限于先秦，也有把秦汉包括在内的。魏晋以后的青铜器物，有的仍有文字，但不在金文范畴之内。
对金文的研究已有悠久历史。西汉张敞曾考释美阳所出周代尸臣鼎，其释文今天看来大体正确。宋代金文之学盛兴，出现了著录和研究青铜器的专著，最早的有《皇祐三馆古器图》、刘敞《先秦古器记》、李公麟《考古图》等。现传最早的是吕大临《考古图》，体例已相当完善，图像、铭文、释文等项都已具备。专著录铭文的，如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内容颇为丰富。宋元时期还有人编集金文文字，汇为字书，现存有吕大临《考古图释文》、杨《增广钟鼎篆韵》。
元明时期，由于理学居统治地位，金石之学被讥为玩物丧志，金文研究一时衰微。清代汉学风行，崇尚考据，金文研究随之复兴，著录和考释铭文的书籍数量远过前代，名家辈出。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式芬《捃古录金文》、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等，均有较大成绩。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是一部比较好的金文字典。
清末以来，研究金文的学者更多。罗振五、王国维注意铭文与器物本身相结合的研究。罗氏1937年印行的《三代吉金文存》，迄今仍是一种最重要的金文汇集。郭沫若用科学方法整理研究金文，所著《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利用金文探讨古代社会开拓了道路。其他海内外学者著作不能缕举，如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编》，于省吾《双侈吉金文选》，柯昌济《金文分域编》，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等等，各有贡献。近年编著的工具书，如周法高《金文诂林》，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青铜器论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出金文分域简目》等，皆便于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汇集了已发现的金文材料，正在陆续出版。
金文之所以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是由于其内容丰富重要，能补充文献之不足。金文的整个发展过程长达一千几百年，无论是字体、文例还是内容特点都有很大变化，所以研究金文必须从分期人手。
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发现有铭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文字均系铸成，个别为凸起的阳文，一般为阴文。字数限于两三字，有的是器主的族氏或名字，有的是所祭祀先人称号，还有的似与器的用途有关。这几件有铭文青铜器都不是发掘品，其铭文真伪还值得商榷。
商代晚期即殷墟期的金文，数量比二里冈期明显增加，而且时代越晚，字数越多。但总的说来，铭文大多仍很简短，内容和二里冈期相似，或为器主族氏、名字，或为所祭祀先人的称号，复杂一点的则兼记上述两者。这种铭文中表示族氏的字，学者常称为“族徽”，其特点是写得象形，如人形有首和手足，动物形有特征性部分。过去有学者以为是最原始的文字，甚至说是“文字画”。经过甲骨文等材料对比，证明它们其实是文字，不过为了突出而加以美术化而已。族氏有时可与当时地名和出土地点相联系，对研究社会结构也颇重要。
商代金文最长的不超过五十字。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祀瓐其卣，有三处铭文，盖内和器内底均有“亚模，父丁”四字，“亚模”为族氏，“父丁”为所祀先人；此外在卣外底圈足内又有铭8行42字，记商王祭祀帝乙及器主受赏事迹。这件卣作于帝辛（纣）四年。商末金文特长的还有瓐卣，盖器铭共47字（一说48字），记某子（商大臣或诸侯）受命望伺人方，器主有功膺赏之事。
这一时期金文字体多与甲骨文相近，用词也多类似，如以周祭记作器时间等。成组青铜器有时有同样铭文，如小屯五号墓出土大量器物上有“妇好”二字，可供综合研究。
西周早期金文是商代金文的继续和发展。商代流行的那种记族氏等的简短铭文仍然存在，同时出现了许多长篇铭文，记载重大史事。如周康王时的小盂鼎，字数已多达四百字左右。这样的重要金文，前人多说其价值足抵《尚书》一篇。
这一时期的历史大事多见于金文。如周武王伐纣见于利簋，所载日期干支与文献密合。周公东征见于方鼎，记伐丰伯薄姑凯旋的情形。分封诸侯的例子有簋的封康侯于卫的迁虞（吴）侯于宜。康王时小盂鼎所载伐鬼方，尤为重要。昭王的南征，穆王的游行和用兵，也都有金文详细记述。
西周早期金文字体多雄肆，中期则转趋规整，格式也逐渐固定化。多见于中晚期的册命金文，叙述周王对臣下命赐之礼，与当时职官制度极有关系，从所赐舆服还可考见其时等级的区分。这时又有一些金文涉及法律、经济等方面，如曶鼎记载与器主曶有关的两次诉讼，均与奴隶制有关；几件裘卫器物的铭文，分别叙述了裘卫与矩伯间的三次交易，或以土地交换土地，或以土地交换毛裘皮革，说明土地已可转让，且有以货币计算的价格，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与土地转让有关的，还有师永盂等器铭。
西周晚期金文，长篇更多，其中毛公鼎达四百九十七字，是迄今发现的最长金文。这时金文多反映战争及社会动乱，如虢季子白盘、多友鼎等记伐狁，兮甲盘、驹父盨等记征淮夷，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随着周王朝的衰落，有些金文也趋于苟简，例如梁其诸器，就出现一些脱漏错讹，这在早中期金文中是罕见的。
西周金文多数为周王朝官吏所作，诸侯国的金文相对来说较少。到周室东迁后的春秋时期，王朝衰微，金文陡然减少，而诸侯国的金文却大量出现。这个时期，不但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就连若干小诸侯国也有金文，其地方性显著加强。
晋、郑、齐、鲁、楚等国金文，在春秋金文中最为重要。如晋国的晋姜鼎，记晋文侯辅立周平王的功绩；齐国的庚壶，记齐灵公伐莱等战役；楚国的令尹子庚鼎，也可与《左传》相印证。秦国金文，如宝鸡出土的秦公钟、镈，天水出土的秦公簋和宋代著录的秦公镈，其字体与东方列国不同，已开后世秦篆之先。
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个别刻成的铭文，在铭文中错金也有发现。中期后半起，北方晋国逐渐流行一种笔画头尖腹肥的字体，可能即汉晋人所谓“科斗文”；而南方各国则流行以鸟形作为装饰的美术字体，即所谓“鸟书”。这两种特殊字体都流传到战国早期，有的在汉代还有孑遗。南方各国金文多刻意求工，用韵精整。
战国早期金文基本继承春秋时的统绪。由于诸侯分立已久，文字的地方性更为突出，形成《说文》序所说“文字异形”的局面。大体上说，西土的秦和东土六国分为两系，而东土又可分为三晋、两周、燕、齐、楚等亚系。各系不仅文字结构诡变不同，金文的用词和格式也有许多差异。
战国中晚期，金文以刻成的为主，内容转为“物勒工名”的形式，即记载器物的制造者、使用者、置用地点、容积重量等，有的还用干支、数字作为编号。此类金文有助于研究当时职官、地理、度量衡制等，也有很大价值。
与此同时，还有少数传统形式的铭文存在，并且有长篇的。例如战国中期末的中山王方壶铭448字，中山王鼎铭469字，内容记中山乘燕国内乱、齐国进军占领燕都之机，举兵伐燕，取得大片土地。这是文献所缺书的重大史实。
秦代金文一般均为“物勒工名”之类。具有特色的是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的诏版、诏量、诏权，有的还加有秦二世胡亥诏书，称为两诏。
汉代金文沿袭秦代传统，而格式更为规整统一。已经发现的汉代金文数量很多，30年代容庚有《秦汉金文录》及与之配合的字编《金文续编》，其中汉代金文均占主要部分。此后新出的又不止数倍。考古发掘还发现有成批成组的有铭青铜器，对研究汉代各种制度殊有意义。特别是金文中的职官如与汉印结合研究，将会起较重要的作用。
汉代仍有少数特殊铭文，如满城陵山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壶，两件均有延寿却病等语铭文，与常见金文不同。新莽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格外规整，由于仿古，也有诏版等等，需要专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