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惜他始终心怀鬼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敢完全相信妹妹的善意，还怕长孙皇后有一天会报复他，最后竟然参与到刘德裕谋逆案之中。事发之后，唐太宗决定将长孙安业斩首示众。
长孙皇后得知这件事后，心神不定，虽然她记恨过长孙安业，可他毕竟是自己同父的哥哥。最后长孙皇后还是决定要救他。
于是长孙皇后找到太宗皇帝大声痛哭起来：“我们长孙家真是太不幸，怎么会出现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陛下对安业素有重恩，他没有立什么功劳，却当上了监门将军。他不图报答，反而谋逆，真是死有余辜啊！”
“你是什么意思啊？”太宗皇帝一听这话头，就知道皇后想为他求情，可是太宗知道，长孙安业素来和皇后有隙，皇后怎么反过来替他求情呢？
长孙皇后继续道：“安业谋逆，万死无赦。然而他当年对我不好的事情早已天下皆知，如今处他死刑，外人一定会认为是我趁机报复哥哥，这对皇上您的名声也是莫大的拖累。”
长孙皇后如此的求情之法，让太宗皇帝忍俊不禁。明明是想要替兄求情，偏偏把大道理说到自己头上，还叫太宗反对不得。所以太宗皇帝虽然记恨长孙安业早年对待皇后之恶行，怒其谋逆之死罪，但还是看在长孙皇后的面子上，饶了他的性命。
这是长孙皇后唯一一次求自己丈夫做的人情，而她所求情的人，竟然是早年赶她出家门的哥哥。长孙皇后之所以想保护长孙安业的性命，应该也是血浓于水吧。长孙皇后的善良又一次感动了太宗。
长孙皇后从小就好读书，能恪守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史书记载说她“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谨守儒家礼仪的长孙氏认为国家大事，应由皇帝和身边的大臣们商量决定，所以对于朝廷上的事情，她从不过问，更不用说干预了。但是唐太宗作为长孙氏的丈夫知道自己的妻子好读书，才学渊博，每次太宗与她对谈古今时，都让太宗获益良多，所以有时候就难免想与她谈论政事，而长孙皇后却从不在这种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太宗问得多了，长孙皇后就推辞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
然而，有些时候，她则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促使太宗接受其意见。她真正对太宗的“进谏”，几乎都只在他做错事要惹祸的时候才进行的，都是为了李唐的江山社稷、为了帮助朝中直臣，她才会挺身而出，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如果说唐太宗以善于纳谏、魏征以敢于直谏而著称于世的话，那么，长孙皇后可以说是一个以柔克刚进谏的典型。正因为她有较好的文化修养、独特的人格魅力，所以她能够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改变唐太宗的一些错误的想法和行为。在这方面，敢于直言进谏的魏征也自叹不如。
贞观六年（632年），文武百官一再请求唐太宗到泰山祭祀天地，古代封禅泰山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天下太平，国家兴盛；二是天降“祥瑞”。国家兴盛说明帝王功高德显，天降“祥瑞”说明上天对帝王的表彰，这时帝王要用一种方式回告上天，就是封禅大典。然而只有魏征坚决反对这件事，他认为去泰山祭祀天地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对国家百姓没有太大的帮助。恰巧这一年黄河中下游两岸发生水灾，此事只得作罢。可是要面子的唐太宗心里十分不痛快。有一天，魏征又一次顶撞太宗，唐太宗退朝回宫，脸色铁青，一见长孙皇后就愤愤地说：“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这个种田佬杀掉！”
长孙皇后十分惊愕地问：“种田佬是谁呀？”
李世民怒道：“就是那个魏征！每次上朝，他总是在金銮大殿上当着众臣的面顶撞我，让我下不了台。他既不是元老旧臣，也没有赫赫战功，只是我从罪人中提拔出来的家伙，居然敢这样对待我！是可忍，孰不可忍！”
长孙皇后听了，心里十分担心，怕是魏征已种下祸根。但是皇后知道当面替魏征求情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于是长孙皇后思考了一番后，默默退回内室，换上一身参加隆重庆典或祭祀时才穿的皇后宫服，出来径直跪在地上，向唐太宗稽首道贺。
唐太宗自然大吃一惊，忙问：“皇后这是为何？”
长孙皇后郑重答道：“古人说，只有君主圣明，大臣才能直言。现在魏征说话如此率直，不正是由于陛下圣明吗？君明臣直，这是国家和百姓的大喜，我怎能不向陛下道喜呢！”
唐太宗本就是英武之辈，听了皇后这番话后，立刻醒悟，感慨地说：“多亏皇后及时指点，给我敲响了警钟，否则险些误了大事。”事后太宗皇帝不仅不记恨敢于当众顶撞他的魏征，而且深深地敬佩自己深明大义的妻子。
第二件关于长孙皇后劝谏太宗的事情也与魏征有关。皇帝嫁女儿本来就是喜事，任谁也不会去碰霉头，偏偏又是魏征惹太宗不高兴。
长乐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聪明伶俐，才貌出众，备受皇后和太宗宠爱。贞观六年，长乐公主到了出嫁的年龄，太宗决定把长乐公主下嫁给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由于这双层关系，在准备嫁妆的时候，太宗命令长乐公主的嫁妆要超过永嘉公主的一倍。永嘉公主是高祖李渊的女儿，也就是李世民的妹妹。其出嫁时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因而嫁妆比较简朴；长乐公主出嫁时已值贞观盛世，国力强盛，唐太宗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不过分。但魏征听说此事后，仍认为不妥，立刻进宫劝谏太宗说：“从前汉明帝要分封他的儿子，明帝说：‘我的儿子决不能高于先帝的儿子，所以分封的领地只能是先帝的一半。’现在陛下您的女儿要出嫁，论感情，您和公主是父女关系，更亲密。可是论道理，论地位，永嘉公主是高祖之女，长乐公主是不能与永嘉公主相比的。而现在您要使长乐公主的嫁妆超过永嘉公主一倍，恐怕不合伦理啊！”
唐太宗虽然觉得魏征的话很有道理，但是心里也不舒坦，而且此事因牵涉到长孙皇后，所以没有当魏征的面表明态度。回宫后，唐太宗把这件事告诉了长孙皇后，本以为会招致皇后的埋怨，可是长孙皇后听了不但不怨恨，反而非常钦佩魏征的正直无私和为大唐社稷着想的可贵品质，感慨地说：“妾虽和陛下为结发夫妻，蒙受很多恩惠宠爱，可每次跟陛下谈话，总要先察言观色，不敢轻率冒犯陛下的威严。可是魏征能够引用古今道理来说服皇上控制私人感情，把事情办理得公正、令人信服，这说明他真是一心为国的大臣啊！何况魏征与陛下只是君臣关系，却敢于犯颜直谏，据理力争，以抑制君主的私情，真是十分难得啊！忠言逆耳利于行，陛下如能多听魏征的意见，国家就会安宁了。”太宗听完长孙皇后的一番话，深感皇后说得有道理！也更加深信魏征是为国为民的肱骨良臣。
随后，长孙皇后又派人带着四百串铜钱和四百匹绢去魏征府上表示感谢，并传话说：“很早就听说魏公为人刚正不阿，今天从您劝说皇帝减少公主嫁妆这件事上，更加清楚了您的品德，希望魏公您永远保持这种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直言进谏的品德不要改变。”魏征听后，深感长孙皇后贤明，也坚定了他做一个敢于直言进谏的臣子的决心。
在这两件事情后，太宗皇帝对魏征更加信任和器重。贞观初期，魏征曾数犯龙颜，前后所谏二百余事，皆为太宗采纳。正如太宗所讲：“贞观以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征而已。”可以说如果没有长孙皇后保护谏臣、倡导直谏，这种局面怕是不会出现的。
贞观之治，长孙皇后“润物细无声”之功，和朝堂上的房谋杜断、魏征直谏、李靖的战无不克，具有等量齐观的历史意义。李世民以他的天纵之资，凝聚着一班文臣武将为大唐帝国的盛世天下而奋斗不已。长孙皇后把国家置于自己温暖的包容之下，成为整个贞观之治背后最闪光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