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安西县踏实乡农民常树海，遇到失散的红军王长山，便领到家中吃住。为防备敌人搜查，常家把红军藏入粮房。后敌人搜查，常树海又连夜送红军到25公里以外的山中躲藏。不久，敌人又去搜山，常家又把这个红军转移到敦煌的亲戚家当学徒，这才掩护下来。后来常树海因掩护另一个红军而被敌人抓去，遭受毒打，被冻得不省人事。他的家人把20元大洋送给敌人，才把他赎回来。
（三）慷慨解囊，资助红军东返
1937年3月，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因在战斗中负伤而失散，在祁连山中的红弯寺一带艰难行走，被张老汉营救，养伤月余。后遇到牧民屈大成，就把他领到家中，一面供他吃住，一面给他治伤。屈大成找来贵重药品麝香，敷在他的伤口上，伤口很快好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屈大成考虑到自己的房舍太简陋，不宜隐蔽，又把徐转移到喇嘛弯的一个山洞隐蔽，让妹妹送水送饭。到了4月间，恶霸鲁阿訇带领民团到山里来搜捕红军失散人员，屈大成即刻把徐一新转移到高台新坝亲戚万生荣、王立基家中隐蔽。到了秋天，徐一新提出要回延安，在屈大成的积极活动下，他的亲戚周占熊、赵财宝、王尚敏等人慷慨解囊，凑了几十块大洋，又为徐缝了一套新衣，做了路上吃的锅盔。1937年11月，在屈大成护送下，徐一新从高台元山子乘汽车起身，顺利到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后又转赴延安。屈大成自此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中央党校学习后，于1939年4月回兰州。甘肃工委派他到张掖与傅俊杰（又名傅从俭）接头，开展地下工作。
梨园口战斗后，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科长胡嘉宾失散，辗转讨饭，来到张掖县城，遇到了裁缝师傅杨仲贵。杨仲贵原籍四川万源县，早年因生活所迫，千里迢迢来到张掖，学了裁缝，在一家裁缝铺当工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杨师傅把他领到家中，招待吃喝，又引荐到裁缝铺当了临时工。不几天，杨仲贵又收留了两名小红军，都是十来岁的娃娃，都安顿在他的家里吃住。接着又向裁缝铺老板说情，也把这两名小红军安排到裁缝铺干零活。1937年秋天，胡嘉宾向杨师傅说：“我要回延安。”他们倾心交谈到深夜。分别时，杨仲贵对妻子杨玉英说：“把箱子里的那10块银元拿出来，给老胡带上，在路上住店、吃饭做盘缠。”胡嘉宾接过钱后深情地说：“杨师傅，革命胜利后，只要我还活着，迟早一定要报答你的恩情。”当天夜里，胡嘉宾就和两个小红军离开张掖，向东走了。解放后，胡嘉宾当了中央民委副主任，一直关心着杨仲贵一家。当他得知杨师傅已迁居酒泉，并已下乡落户，就和有关单位联系，为杨仲贵的儿子安排了工作，后又将杨的全家迁回城里落户。
1937年春天，红军失散人员7人，沿河西走廊北部沙漠东返，到永昌县境内的小山子时，想找一个人家乞食，不料走进了地主姚明云的家。姚明云虽是地主，但有正义感，对红军流散人员处境很同情，即刻叫家人做饭招待，还安排他们在家中休息了几天，红军离开时，他又资助盘费，还送给骆驼三峰、羊皮三十张，扮成行商，指给了去陕北的道路。
1937年2月间，张掖县大满乡的池有才，在灰条沟煤矿掩护了一名失散红军，敌人搜山时，他及时将红军藏入煤窑中，未被敌人搜去。风声缓和后，他又为红军准备了干粮，资助了路费，使这位红军同志顺利回到革命队伍。1949年9月，解放大军西进河西时，这位曾被池有才营救过的红军已成为营长，专程找到他家，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山丹县芦堡乡任家寨农民李逢益，收留失散的红军战士杨春才在家养护。为了不被坏人发现，他先是把红军藏入平坡后窑内，后来敌人搜查，又转移到另一个更深的窑内隐藏。杨春才在他家安全养息两个多月，养好了伤，恢复了健康，才东归。临走时，李家为他缝了土布棉衣一套，制作棉帽一顶，备办了路途食用的口粮，又资助大洋20元做盘缠。李逢益在红军流散人员东归期间，先后为30多名过路的红军提供食宿方便，共资助大洋90余元作路费。
（四）各界开明人士，伸出救援之手
西路军的优良作风和严明的纪律，受到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特别是西路军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更受到进步的军政官员和开明人士的欢迎。因而，在西路军失败后，这些人士也伸出了救援之手，救助红军伤病、失散人员。有些和尚、道士，也从人道主义出发，尽力援助红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1937年元月高台战斗失利后，敌军在高台城内疯狂追捕屠杀红军。在这危急时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被城内西街商人柴维仁营救，藏在屋内的夹墙里，几天后，他套了一辆牛车，车上堆满了草，将张力雄藏在草下面，送出城外，使张脱险东归，回到了陕北。新中国成立后张力雄当了将军。
张掖县城“长兴泰”掌柜刘芳，早年受过旧政府官吏的栽赃陷害，人格受到侮辱。红军作战失利后，他对红军伤病员和流散人员的处境，非常同情。1937年初春，他听到东街店内关押着300多名被俘红军人员，大多是负伤和冻伤的，衣着单薄、破烂，决心帮助这些红军。他用200元大洋买通了敌旅长韩起功的副官和看押被俘人员的军官，声称他膝下无子，要行善做好事，争取老婆生个儿子，提出给这些被俘的伤病员送些皮衣。待敌军副官等人同意后，他便将准备外运的300多件皮衣，送到这些红军手中。几天后，有两名逃出的红军来到刘芳的家，转达了红军伤病员对他的谢意。
张掖县县长马鹤年，支持进步医生高金城营救、掩护红军失散人员，提供方便，帮助一些红军伤病、失散人员东返。
红三十军参谋张萍，在梨园口战斗中负伤，不幸被俘，在敌解往西宁的途中逃跑，到民乐县张满寨子藏匿，在几户贫苦群众的掩护下，度过了数月时光。1937年5月，他来到国民党区长孙振铎家当雇工。7月，孙振铎把他介绍给民乐县县长江述春当勤务员。不久，江述春调任靖远县县长，张萍因而随江到了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张萍将孙的表现向办事处做了汇报，兰州“八办”因此通过爱国人士高金城和孙取得联系，为营救、收容失散红军又开辟了一条渠道。
1937年2月，敌军将被俘的一批红军解往张掖东教场活埋，红军战士孙得江和一位女红军被敌军的一位副营长藏匿在兰州“八办”，送到北街“王牛肉”家帮助干活，后来，这两个红军结为患难夫妻，商人冯街庆助资大洋20元，在张掖城内摆摊为生，直到解放。
永昌县民团营长陆毓珍，收留了由保甲长送去的吕绍权、张梦熊、赵宝娃等14名红军被俘人员，到1937年夏收时节，他给这些红军发了口粮和盘费，全部放走。永昌县的工商业者张廷祯，收留了红军失散人员张德、董国玉二人，县自卫大队长张中科企图搜捕，张廷祯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声威，严厉训斥了张中科，保护了这两名红军。1939年张德返回原籍，董国玉在张廷祯帮助下娶妻成家，在当地落户，直到1954年才举家返回原籍四川苍溪县。
1937年初，西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曾日三的爱人吴仲廉（曾任红九军政治部科长）在临泽县何家庄生下一男孩。不久，红军部队转移到沙河堡，吴仲廉找到苏维埃政府委员张永录，要他帮助找一户人家，将婴儿寄托下来。张永录找到王学文，请他收养。王学文夫妇冒着危险，毅然收养了这个孩子，并视为亲生子，关怀备至，长大后又让其上学读书，起名王继曾。1950年，王继曾已长到14岁，吴仲廉托人将孩子接走，并重谢了王学文夫妇，当地驻军还赠送了一面绣着“为革命养育后代，人民永远记在心中”的匾额。后来，王学文夫妇因年老体弱，生活发生困难，吴仲廉便把他们接到杭州，赡养了一段时间。
临泽沙河堡农民韦永仕，虽然当了民团团丁，但人性未泯，每次看到负伤、失散的红军都很同情，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一次下乡办事，途经何家庙时，遇到了40余名红军伤病人员，面呈饥饿状态。当夜，他就偷民团团部的粮食，换成大饼，送到这些红军手中。此后，每过几天，他就给这些红军送一次大饼，持续了月余时间。后来，他听到马家军要来搜捕，便提前通知这些红军转移了。
红三十军医院干部林春芳等五人，东返途经民乐县曹营村，来到地主王志诚家乞食投宿。王志诚看到这些红军疲惫不堪，有的冻伤了手脚，很同情他们的遭遇，立即让进房里，生火、做饭，热情招待。为了不被敌军和民团发觉，次日天未明，他就把这些红军送到三里外的山洞里隐藏，每天送水送饭，让这些红军休息了四天。临走时，又给他们备了干粮，供途中食用。1949年9月民乐解放，林春芳与王志诚会面，对他救援红军的事表示衷心感谢。“土改”中，王志诚被定为开明地主，受到了政府的照顾。
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员安正盛，在康隆寺作战中负重伤被俘，被送进敌人设在张掖的医院治疗。他在住院期间，结识了敌军伤员李怀弟，两人建立了友情。李怀弟给他出主意，将他改名为李怀存，谎称是他的兄弟。后来，安在李的帮助下逃出医院，安置到亲戚王致中家养伤3个月。伤愈后，又被他介绍到张掖法院当了护卫。
红九军七十五团通讯班长王怀文，在梨园口作战中负重伤，幸被战友救护，送到张掖县上龙王庙附近的一个山洞隐蔽。数天后，被龙王庙的道人徐合德发现，徐便冒着生命危险，给王送水送饭。敌人搜捕红军紧张之时，他五次转移王的隐蔽处。风声过后，他把王接到庙中，料理养伤。王的伤势愈合后，却瘸了一条腿，腰也不能弯曲，为使王怀文恢复腰腿的功能，徐老道每天把豆子撒在地下，要王拣拾，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王的腰部基本恢复了活动功能。徐老道救护红军伤员的事，被坏人告发，敌旅长韩起功派兵搜捕，他听到风声后，抢先一步，把王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隐蔽，让敌人扑了空。然而敌人却不放过他，便以“隐匿共党”的罪名把他逮捕，遭受酷刑折磨，但他坚决不说实情，终于保护王怀文直到解放。
张掖县大满庙有一位姓赵的道人，收留负伤的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战士关炳让，他把红军藏在了山洞中，一直养了几个月，躲过了敌军的搜捕。后来被民团头子曹明发觉，将关捕去，严刑拷打。民团把他放回后，他又把关找回来，继续养护，直到1940年秋回了原籍四川广元。张掖县南关灵隐寺的一位和尚，也掩护过两名负伤的红军，一名张姓红军战士，1949年张掖解放时，又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原载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7年编印的《红西路军史料》第4辑。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节和次序上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