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西路军的足迹
李月润
李天焕将军已作古10年，他那本记录红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回忆录《气壮山河》也已经出版20余年。回忆这位老首长的音容笑貌，回忆去河西走廊，沿着红军的足迹收集素材，为之代笔起草回忆录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但是将军已匆匆地走了，他已经不能再说什么，只有那本封面已变得焦黄的回忆录伴随着我，走遍了半个中国，它似乎时时在述说一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人生真谛，让人兴起幽幽的怅惘。
1956年总政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壮举。公安军副司令员程世才、副政委李天焕两位将军，都被特约撰写有关西路军的回忆文章。当时我正在公安军司令部任研究员。为了帮助两位领导同志写好回忆录，全军征文办公室和公安军领导机关，派出总政宣传部邢石操、公安军政治部郎毅和我组成一个小组，到西路军转战过的地方收集素材。我们三人是老相识，一起承担这个任务，觉得非常愉快。
由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组成的西路军，1936年10月下旬，自靖远虎豹口强渡黄河，随后即陷入西北“二马”和大批地主武装的围攻、堵截、追击，古浪一战，红九军兵力损失过半；高台血战七昼夜，红五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英勇牺牲；最后，红三十军剩下的部分同志和西路军总部的少数干部，进入冰天雪地的祁连山，穿过浩瀚的戈壁沙漠，到达新疆。这是一次极其悲壮惨烈的军事行动，红军指战员的英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到达新疆的只有800人左右据陈云同志核查，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的只有437人。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35页。。李先念是红三十军的政委，程世才是军长，李天焕是政治部主任，他们都经过九死一生，到达新疆，后来又回到了延安。
我们首先到了甘肃省的河西走廊。当时正值盛夏，整个河西像一条长长的画廊，景色宜人。但是交通很不方便，我们三个人决定，什么交通工具都可使用，乘火车、汽车、大车，骑马、骑毛驴，直到徒步，尽可能沿着西路军的足迹，访问接触过西路军的群众和流落下来的红军战士，并把当地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弄清楚。
三人迤逦西行，像记者采访。开始接触到的是一般群众，后来渐渐遇到一些流落下来的红军人员，在永昌、张掖、高台一带，遇到的最多，他们都是西路军失败时负伤、走散或被俘的战士，有的在当地落户成了农民，有的肩挑车推做小生意，女战士则嫁人成家，生儿育女。当他们得知我们来了解西路军的情况时，往往蜂拥而至，像见了亲人一样，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诉说失败后的不幸遭遇，询问徐向前、李先念等当年领导人的近况，并期待着党给他们作出历史结论，人民政府给他们作出生活安排。
一天，我们到了永昌，到东门看了程世才军长以步枪击落敌机的地方，然后进入一个茶馆，一边吃茶，一边问老板，当地有没有流落下来的红军，没想到这个仍带着四川口音的老板就是西路军的战士，他问明我们的来意后，欢天喜地地说：“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我就知道党不会忘了我们！”他把我们当成了党的代表。他上了门板，生意也不做了，说：“你们等着，我去叫他们来。”他出去不大一会，就叫来了十多人，有男有女，都是西路军流落下来的。他们一边笑，一边哭，一边诉说。他们讲的战斗故事，生动真实，极其感人，其中一位女同志讲到负伤被俘后，怎样从万人坑里爬出来，老乡怎样将她埋在麦草里，用大车拉出城外，怎样治好伤生存下来的经历，感动得我们也热泪直流。这个自发形成的座谈会，一直开到掌灯。
在倪家营子，我们凭吊了当年血战的战场。这个村子非常分散，南北长八九里，东西宽三四里，三户一簇，两户一簇，每簇都筑有黄土围墙，大户人家的围墙修得方正齐整，两丈多高，城墙似的，叫做“屯庄”。当时西路军还有10个团，每团800多人，坚守在这些屯庄里。敌人铺天盖地而来，红军战士日夜拼杀，屯庄围墙上弹痕累累，红军挖的枪眼依然完好。红军占领倪家营子期间，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平分了地主的土地，颁发了土地证，民主选举宋德和等“八大委员”。红军撤走后，“八大委员”全部被捕，有的光荣牺牲；有的倾家荡产，“保释”出狱；有的两腕被手铐磨得露出骨头。我们去的时候，八人已全部去世，健在的只是一些当年积极支援红军的积极分子。
七十多岁的缪彩云老人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他告诉我们，红军一走，马匪军便开始大屠杀，他们把伤员搜查出来，刀砍、枪毙，甚至剥光衣服活活冻死，倪家营子东边的田野和戈壁滩上，全是红军的尸体。马匪走后，群众请和尚、道士、尼姑来念经，掩埋了三天。缪彩云带我们到村子北面的龙王庙去参观，他说当年这里是红军的医院。我们看到门洞石灰墙上还有一副红军的漫画，画的是红军战士消灭马匪。我们给缪彩云老人、布满弹痕的“屯庄”、龙王庙的漫画和红军用作瞭望的土塔都拍成照片。后来沧桑变化，老人去世，遗迹荡然无存，这几张照片成了“文物”，我将它献给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还获了个二等奖，这是后话。
离开倪家营子，我们雇用当地脚夫的马和毛驴，从梨园口进祁连山。梨园口地势险要，无数的山峰像一片戈矛，山崖陡峭，远处积雪的山峦，在初秋的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我们骑着马，沿着上上下下的山路，向山岭深处进发，不时穿过巨大的松林，路旁带刺的灌木开着黄花、紫花。后来马不能行了，就换乘小毛驴，一直走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康隆寺。这里是红西路军经过的地方，重要的石窝会议便是在附近举行的。康隆寺是个很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里面有几百名喇嘛，附近是区人民政府。我们住房的隔壁是供销社，社主任就是一位西路军流落下来的战士。当年他被打伤了脚后跟，当地的裕固族牧民用整个麝香包给他裹好，治好了他的伤又救了他一命。他给我们讲了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红三十军二六五团政委黄英祥在这里英勇牺牲的经过。
西路军总部召开的石窝会议上，决定部队分散活动，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由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率领到左翼大山打游击，后来他们克服千难万险，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到了新疆，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优秀干部。
我们出了祁连山以后，邢石操奉命提前返京，我和郎毅继续前行，经安西、白墩子、马莲井，过星星峡，一路寻访遗迹，凭吊烈士，访问红军和老乡，最后到达乌鲁木齐，完成全部行程，这时塞外已是初秋天气了。
回到部队，开始帮助首长起草回忆录，郎毅帮程世才写了《悲壮的历程》。此书在定稿前我只参加过一小段，我的主要精力是为李天焕写《气壮山河》。他谈了西征的经过和一些主要负责人的简要情况后，我便根据收集到的大量素材，构思动笔，由于群众提供的材料丰富、事迹生动，所以写起来并不费劲，只用了18天的业余时间，就写出了10多万字的初稿。李天焕很满意，就打印送李先念、徐向前审阅。这部回忆录的后半部分首先发表在1959年出版的《红旗飘飘》第10期和1979年《红旗飘飘》（选编本）第二集上，文章末尾署着“李月润记”四个字；发表在报纸上的片段则署着“李月润执笔”，留着我撰写此书的一点痕迹。到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时，我就将自己的名字删掉，只署了李天焕的名字，用意是想使这本书更具权威性，从而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
无论是程世才的《悲壮的历程》，还是李天焕的《气壮山河》，都真实地反映了西路军的艰苦历程，歌颂了革命战士的光辉业绩，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出版后反映良好。但是这两本书存在着共同的错误，就是把西路军渡河西征说成是张国焘假传党中央的命令，是他分裂党、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阴险步骤，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我在执笔过程中，未曾怀疑过这一点，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真实情况才逐步明了。
1990年11月22日，李先念在《痛悼程世才》的文章中说：“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兵力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从战略上策应河东红军，伺机打通新疆。”1993年第一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徐帅生前的肺腑之言》，说徐向前于1982年8月14日就明确地向党史专家廖盖隆说：过去说“是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过河的，这种说法不对。……（过河）是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来电决定的，是中央军委的命令，不是张国焘的命令。”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居然40多年没有得到澄清，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李天焕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关押长达七年之久，几度死去活来，“四人帮”强加给他无数“莫须有”的罪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平反昭雪。叶帅曾说：“李天焕同志在群众面前驯驯服服，在敌人面前他是一只老虎。”李先念《痛悼程世才同志》的文章指出：“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等同志，也为团结和巩固部队做了许多工作。我是这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肩负重任，为有这样一些坚定乐观的可靠战友而庆幸和自豪。”这大概可以当作是对李天焕的“盖棺定论”吧！
作者李月润，原任装甲兵政治部科长，曾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现为军队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