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在接受诺贝尔奖后的主要活动仍是从事文学创作。他特别喜欢圣蒂尼克坦安静的环境，他在他那些可爱的学生中度过r平静而又充实的日子。，这种隐居生活并不意味着泰戈尔远离现实，他仍关心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他与圣雄甘地私交很好。从1920年起，甘地开始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处于支配地位，在许多问题上，泰戈尔与甘地的意见相左，但这并没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无论英国政府采用什么高压手段，泰戈尔照样写文章，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动员世界舆论来谴责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随着岁月的流逝，泰戈尔对自称关心印度民主与自由的英国愈来愈丧失信心，并且看清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在印度造成的严重后果。泰戈尔和圣雄甘地一样，力促加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为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而奔波、呐喊。
泰戈尔晚年曾七次出访，足迹遍及欧、美、亚、非四大洲三十多个国家。1920年，他再次访问欧洲，同罗曼·罗兰、托马斯·曼、巴比塞、法朗士等著名作家共同发起《人类精神独立宣言》，反对战争，倡导和平。1924年，诗人以63岁的高龄访问了中国，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这次访问使他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1930年，泰戈尔访问了苏联，他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赞赏不已。1934年，他愤怒谴责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坚决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泰戈尔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痛斥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晚年的泰戈尔除了投身国内外的政治活动外，仍然坚持不懈地在圣蒂尼克坦从事教育实验工作。当年的“森林学校”如今已扩建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大学。在这里，不同国籍、不同种姓、不同阶级、不同信仰的学生济济一堂，许多世界著名学者应邀前来讲学。国际大学继承和发扬了印度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广泛地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精华。这所大学为增进印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使泰戈尔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
泰戈尔晚年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许多方面纠正了自己过去唯心史观的偏颇，突破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藩篱。他对自己长期信奉的“泛爱”哲学、“非暴力主义”产生了怀疑，对英国政府抱有的希望逐渐破灭，开始认识到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赢得祖国的独立。他从生活实践中已经朦胧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信心，虽然还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但他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个转变对泰戈尔来说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正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在血写成的文字里，我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存在，通过重复的毁伤和痛苦，我认识到了我自己。”泰戈尔在不断地“否定自我”的过程中，艰难地迈向真理的彼岸。
1941年5月7日，全印度人民热烈庆祝了诗人的八十大寿。直至此时他的思维仍然十分机敏，还在继续写诗，然而体力却渐渐衰弱下去。8月7日中午，印度文坛泰斗泰戈尔溘然长逝。摩戈尔写过一部小说《摩诃摩耶》。讲述的是，年轻美丽的姑娘摩诃摩耶与青年罗耆波真挚相爱，但她所依靠的哥哥却强迫给一个年老的婆罗门、婚后第二天，丈夫就死了，摩诃摩耶被迫殉葬，幸而火葬时突降大雨。她才侥幸逃脱，但她美丽的脸却被烧毁。逃出后，她蒙上面纱找到罗耆波，与他一起生活，但要求他永远不要揭开她的面纱。可在一个月夜，罗耆波还是掀开了她的面纱，看到了她脸上的疤痕，于是摩诃摩耶愤然离去。小说以摩诃摩耶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印度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和残酷、野蛮的寡妇殉葬制度，襄达了人们渴求爱情自由的愿望。
她用纤弱的手腕握紧战斗的笔杆，饱蘸着愤概与同情，写下的串串文字，如同导火索，一步步将人们的怒火引燃，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酿成大战的小妇人
——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
哈里埃特·比彻·斯托生长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曾在辛辛那提度过十八个春秋。在那里，她目睹了反对奴隶制的多次暴动；帮助过一些逃亡黑奴；听到过奴隶们讲述他们的遭遇。1850年，哈里埃特的丈夫卡尔文·斯托被缅因州布伦斯威克市的鲍顿学院聘请为教授，于是，斯托夫妇就迁居到那里。
这时，原来靠写一些短篇小说来弥补丈夫收入之不足的斯托夫人，由于受基督精神驱使，很想把她所了解的蓄奴制的残忍情况公之于众，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幅强奸、迫害女奴，奴隶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以及奴隶主恣意寻欢作乐的画面，使人们再不能容忍这种残酷制度的存在。然而要写一部社会政治问题小说，这在她一生的创作实践中还是第一次。倒是她的嫂嫂爱德华·比彻夫人的一封信促使她拿起了笔。嫂嫂在给她的那封信中写道：“如果我也像你一样会写作的话，我一定要让全国人民都认识到奴隶制是一种多么可憎、可恶的东西。”
很久以后，她的孩子们还清楚地记得妈妈给他们念那封信时的情景：她一只手紧紧攥着信，庄严地从坐位上站起，就像接受一种神圣的使命。“我要写的！”她态度坚决地说。
她坐在书桌旁开始这样写道：“二月里春寒料峭。一天下午四五点钟时分，两位绅士正坐在肯塔基州P镇的一间摆设华丽的餐厅里喝酒。除了他们二位，餐厅里再没有别的人。”笔沙沙，路漫漫，哈里埃特的细细笔迹就这样踏上了万里征途。可究竟何处是她的目的地？一开始，她心中并没有数。
哈里埃特计划将小说分三四次送给华盛顿一家小杂志《民族时代》周刊编辑贝利发表。贝利未见书稿就答应下来，愿付三百美元的稿酬。结果，小说被分作四十次才载完。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区区小杂志上连载的小说，竞引起了全国上下对蓄奴制度的公愤。差不多每个居民点都有一个订阅《民族时代》周刊的废奴主义者，而且该杂志期期都要被人们争相传阅，直到本子破旧得无法再看下去为止。读者来信像雪片似的飞来，堆在《民族时代》编辑部的办公桌上。小说中每当一个新角色出现，每当写进一个新的事件，都会博得读者的喝彩。记得那年秋天，由于哈里埃特的稿子没能按时送到华盛顿编排，拖延了出版时间。结果读者纷纷提出抗议，竞弄得出版商束手无策。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哈里埃特越发感到不好戛然收场了。她时时处处都被小说困扰着，面临着如何完成下周稿子的任务。况且，她还要天天做饭，干家务，有时又不免被孩子们的吵闹弄得心烦意乱。
对这篇愈写愈长的小说感到担忧和沮丧的还有一个人，那便是波士顿一家小出版社的负责人约翰·P·朱厄特。他曾答应将这部连载小说合订出版。原估计该书的篇幅不大，售价也不会太高。当他看到《汤姆叔叔的小屋》大有写成两卷本的势头时，大吃了一惊。于是，他恳求斯托夫人立即刹车，并提醒这位夫人，像这样一部反映政治问题的小说，要写到两卷厚，势必会断送“成功”的希望。已经精疲力竭的哈里埃特准备接受朱厄特的好心劝告。于是，《民族时代》周刊刊登一则消息：鉴于小说现有篇幅已经够长，斯托夫人将再用若干片段了结她的整个故事。不料这一消息竟引起了轩然大波，广大读者强烈反对。贝利总编不得不急忙告慰订户——就这样，哈里埃特只得又硬着头皮写下去。
2月份，朱厄特因资金不足曾向斯托夫妇建议，让他们承担一半出版费用，这样，待小说出售后，他们就可以拿到一半净利。可是由于他们手头没有一点积蓄，卡尔文只好谢绝对方，答应只拿数额为售书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的版权所得金。假如哈里埃特能拿到一半利润的话，光是头一年的国内销售量就足以使她富裕起来，使她无须再为生计而操劳。不过，哈里埃特对眼下这样一个契约已经感到满足了。她满怀希望地说道：“我想，买一件绸料礼服穿穿，总是可以的吧！”
该书在出版前的各项宣传中，并未引起批评界的多大注意。待到书印出来那一天，即1852年3月20日，出版机关的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欢腾。六千册书很快便发售一空。朱厄特安排了三架印刷机，一周之内，除星期天外，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有一百名工人负责装订，三家造纸厂供应纸张。这样，从头四个月的售书总收入中哈里埃特共拿到一万零三百美元的版权所得金。在该书发行一周年纪念会上，朱厄特宣布，过去一年之内共售出三千万零五千册，“仍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
《汤姆叔叔的小屋》很快被十多个国家的出版商非法翻印，并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欧洲的被压迫阶级手捧着它，贴近胸前，激动地读着那些他们自己的不幸故事。在伦敦、在纽约、在波士顿，关于汤姆叔叔的活报剧吸引着无数的观众；在美国到处都可以听到歌唱汤姆叔叔和伊娃的歌曲。罗得岛的一家扑克牌制造商甚至登出～则广告，宣布他创造了一种叫做“汤姆叔叔与伊娃”的扑克游戏。出乎意料的是，对小说的真实性所发起的攻击竞首先来自于北方。哈里埃特也曾认识到，奴隶制的罪孽不应该仅仅归咎于南方。因为依赖于奴隶制度的棉花经营，也有大量北方资本。5月底，代表北方资本利益的纽约《商报》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汤姆叔叔的小屋》。接着，全国支持和反对哈里埃特的报刊编辑们立刻投入了一场笔战。《汤姆叔叔的小屋》本来仅仅是一部有争议的小说，在北方和南方都有发行，并都赢得了不少读者。这时在南方却突然成了一本危险的禁书。哈里埃特竟成了妈妈们用以吓唬孩子的女妖，并经常收到冒充是她的崇拜者的匿名信件，对她进行辱骂和恫吓，把她说成是奴隶叛乱的鼓动者。
此时，激战的双方都很清楚，《汤姆叔叔的小屋》已不再仅仅是一部小说，而是一枚埋在奴隶制根基之下、导火索正在嘶嘶燃烧的地雷。哈里埃特的宣传将藏在人们胸中的仇恨火种连成一片，使其长久地燃烧在南北方人民的心间。
四十年后，纽约著名评论家门罗曾这样估价《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历史地位：“奴隶制的废除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的作用，而是各种力量联合的结果……然而，对废除奴隶制产生过影响的各种因素中，要数《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影响最大。”汤姆叔叔这个形象的原型是一个名叫约西亚·亨森的黑人牧师兼社会活动者，他花钱赎回了自由。哈里埃特在波士顿和他见过面。亨森牧师年轻时被马里兰州一个凶残的奴隶主打成了终身残废，成了跛子。再就是书中的那位监工，哈里埃特的哥哥查尔斯曾在新奥尔良的一艘船上与他邂逅相遇。他一面炫耀着他那结实的拳头，一面自吹自擂地声称，那是“打黑鬼”练出来的。于是，他就成了哈里埃特笔下的西蒙，勒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