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希特勒性格的简要分析
I．动力模式——反抗型
希特勒具有反抗型人格，对于这一点，大多数职业心理学家，甚至包括业余心理学家，都一致同意。这类人格的典型特征是顽固而激烈地想要做到以下两点：（1）克服早期的无能、弱小和屈辱（即自尊上的创伤），在一些情况下，会努力；（2）为受到的伤害和荣誉上的耻辱复仇。形成这种人格的过程，被称为理想自我的反向形成，这个过程包括：（1）压抑和否认自身卑微的部分；（2）竭力成为（或者是想象自己已经成为）自身卑微部分的绝对对立面，表现为理想自我，或者是一个优越的自我形象，成就一番过去不可能做到的丰功伟业，以此抚平自尊的创伤，赢得广泛的尊重、权威和声名。
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努力克服弱点成为强者的心态并不少见（只要不超出一定界限），这种心态甚至广受敬佩。但是，在希特勒身上，构成这一模式的各种成分具有强迫的极端性，并且建立在他虚弱的神经质的结构基础之上。他有以下几种主要的趋向：（1）对支配和优越感的反抗性需求；（2）反抗型的攻击性和报复；（3）对良知、服从和爱的压抑；（4）将自我中令自己反感和斥责的成分投射到他人身上。
1.对控制感和优越感的反抗性需求
这种需求是经历如下过程而产生的：（1）无法容忍的自卑感（部分原因是不得不屈服于一个粗暴而又不公正的人），导致（2）对自身卑微的特质（软弱、怯懦、顺从）感到轻蔑，并且因此下定决心压抑自己的这些特点，而且若在别人身上看到了这些特点也会予以否定和谴责，还伴随着（3）对他人的权力的敬仰和嫉妒，想象自己终有一天也会变得高人一等（理想自我），引起（4）在时不时突然爆发的、相信自己其实正如想象一般优越强大的自信心的推动下，不断努力追求优越感（这正是对自尊损伤的反抗）。
这一类心理，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本身并不罕见。而且，正常人心中有一些其他的力量（如情感、良知、自我批评、幽默感等）能够对这类心理起到平衡和控制的作用。然而，希特勒却同时具有异常强烈的对控制感、优越感的渴求，以及非常弱小的制衡性力量。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希特勒是一个自大狂（全知全能的妄想）。他让大部分德国人都相信他至高无上：（1）把他视为上天指派来领导德国人民走向权力和光荣的领袖，而且（2）相信他永远不会犯错，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应该毫不犹豫地服从希特勒的意志。
然而，希特勒内心深处隐藏的自我轻蔑，却恰恰可以从他判别一个人具有优越性的标准（理想自我的特质）中折射出来，这种优越性的标准其实正是他过去自我的对立面。这可以用他对以下事物的热情赞颂来具体说明：（1）粗暴的强力；（2）纯正的血统；（3）丰饶的生育能力。
（1）崇尚强力，蔑视弱者。希特勒一向尊崇强悍的体力、军事的征服、无情的统治，他始终敬畏、觊觎着权力，随时乐于在自己的手中练习运用权力，即使是仇敌所展现的力量也强烈地吸引着他。他自始至终表现出对弱者的蔑视，厌恶人们表现出的任何优柔寡断、精力不足和良心不安。
然而——
希特勒有很多弱点，他的体质颇为女性化。小时候他体弱多病，感情上十分依赖母亲。他从未做过体力活，从不参加体育运动。当奥地利陆军征兵时，他被评价为“永远不适合征募”。他畏惧父亲，表面上总是非常顺从，后来他对自己的上级也卑躬屈膝得令人生厌。在从军四年的生涯之中，他从未被提拔到下士以上的级别。最后他在战争压力之下患上了精神疾病——一种癔病性的失明。即使到了后来他享尽尊荣的时候，希特勒也还是经常发生情感崩溃，大喊大叫或是垂泪不已。他因为负罪的良知而做噩梦，会有大段大段的消沉时期，其间他精力减退，自信不足，失去决断力。另外，在性行为方面，他还是一个十足的受虐狂。
（2）崇拜纯正的德国贵族血统，蔑视犹太、斯拉夫和其他血统。希特勒始终赞美未经混合与腐化的纯德国血统，认为其具有优越的品质。他尊崇贵族政治，同时，他不间断地表示他蔑视社会阶层较低者，且厌恶掺杂其他种族血统的人，尤其是犹太血统。
然而——
希特勒自己的血统既不高贵，也绝非无可指责的纯正。希特勒出身于文盲农民家庭，家族的血统是多个种族的混血，祖先没有纯血统的德国人。他的父亲是个私生子，结过三次婚，而且据说有明显的性滥交行为，希特勒的母亲是一个家庭女佣。据说希特勒的祖父是一名犹太人，而他的教父则很确定是犹太人；他的一位姐姐在维也纳经营一家面向犹太学生的餐馆，另一位则一度是一个犹太人的情妇。在他流浪于维也纳时，希特勒留着长长的胡子，据说当时他的外表看上去非常像犹太人，他明显对这些事实感到非常羞耻。与拿破仑相反，他拒绝承认自己所有的亲戚。
希特勒对于不纯正的血统的情结，可能可以用这样一件传言来部分解释：据说希特勒在12岁时，曾被人发现正在尝试与一个小女孩进行性行为；此后不久，他似乎罹患了梅毒恐惧症，并伴有广泛的关于“与女性接触之后血液可能会被污染”的恐惧。几乎可以肯定，他产生这种非理性的畏惧，部分原因在于他在心中将性行为与排泄联系了起来，他把性关系看成是一种极度肮脏的事情。
（3）提倡生育。丰饶的生育能力，繁育战士的家庭，德意志民族的增殖，都是希特勒思想体系的要点。
然而——
希特勒本人性无能。他没有结婚，他的老熟人说他无法以正常的方式完成性行为。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种虚弱也是促使希特勒过度渴求优越感的一个刺激因素。他无法向女人展示男性的力量，这驱使他为了达成补偿而向世间的广大男性展示出无可匹敌的权力。
（4）通过演讲获得权力。希特勒既不能改变他的出身，也不能改变他的性无能，而且，他不像墨索里尼，希特勒从未试过锻炼体力。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他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这主要是通过使用令大众沉醉的语言来达成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过，隐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而希特勒对于隐喻浑然天成的运用，堪称这个时代中这句名言活生生的明证。希特勒以雄辩引诱大众，使他们相信他是上天指派来领导他们的人，然后借助大众的支持，迫使实业家、政治家和军事领袖的小团体也遵从他的意志。
当希特勒在大量的观众面前演讲时，他就像原始时代的巫医或萨满一样，处于着魔的癫狂状态。他是众人未说出口的需要和渴求的化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希特勒是由德国人民创造，或从很大程度上发明出来的产物。
希特勒把大众比作女人，因为若想获得他们的青睐，就要像取悦女人一样，只有在激情的状态下才能找到正确的求爱艺术和技巧。而希特勒那些激情四溢、狂放不羁的演讲的情感源泉，很有可能来自于儿童时代勃然大怒的经验：他总能以大发怒气的方式赢得他那宠溺的母亲的关爱。
（5）反抗型模式的意义。反抗对于力量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希特勒的反抗性是过分而疯狂的。他上升到权力巅峰的过程不是一步一步渐进的，因而缺少了建立起坚实稳定性格的过程。他的成功迅疾得如同狂奔，充满着自命不凡的气息。结果是，希特勒的状态很不稳定，他状态最好与状态最坏时差距极大；换句话说，当他终于被更强大的力量所挫败的时候，他会突然而彻底地崩溃——丧失一切生命力。
2.反抗式的攻击性、报复欲
仅用对权力和优越感的渴望是无法充分解释希特勒的心理特点的，这可以从他无限的仇恨看出来。即使在缺乏充分刺激的情况下，希特勒还是不断地表达出仇恨，不断地需要找到什么目标来发泄他积压的愤怒，这种性格可以比较确定地追溯到希特勒早年受到的欺凌、侮辱和自尊的伤害上。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这些侮辱的来源，基本上来自于他的父亲——一个粗俗爱吹嘘的男人，他像暴君一样严厉而不公地统治着妻子（希特勒的母亲比父亲小23岁）和孩子。
（1）解释。根据大量证据，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在希特勒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因为目睹了父母的交媾而受到了严重的惊吓（某种程度上，还导致了他失明），而他对这一心理创伤的反应是发誓要报仇，要征服和羞辱他的父亲，为母亲夺回失去的荣誉。但对于孱弱的孩童时代的希特勒来说，这只能是不可能的梦想，因此，他心中的驱力和激愤只能被紧绷地压抑和深藏起来。直到很久之后的1918年，他的祖国母亲（希特勒对德国的称呼）被攻占和侮辱，这一事件对他产生了与当年相似的刺激，使他再次出现了短暂的震惊和癔病性失明，接着终于释放出了他复仇的能量。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希特勒自13岁（他的父亲，同时也是他的敌人，死于这一年）到29岁（祖国母亲的征服者，他的新敌人，出现于这一年）之间一直没有表现出强烈的野心。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像希特勒这样一个在其他所有的关系中都极度自我中心的男人，竟然会如此令人费解地执着于残酷地重建德国的荣光。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反复地把德国比作一位他挚爱的女人。
（注意：通过检验上述事件的关联，我们或许可以断言，这些证据表明希特勒可能曾有过常见的俄狄浦斯情结（对母亲的爱慕，对父亲的憎恨），但在希特勒的案例中，这种情结被另外一种情结淹没并压抑了：希特勒深深地尊崇和羡慕着父亲的男性力量，并不断地加以效仿，同时，他蔑视母亲身上的女性化的驯顺和软弱，所以他的双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都是矛盾的：对父亲他既仇恨又尊敬，对母亲他既爱慕又轻视。希特勒外显的行为都是在模仿他的父亲，而不是母亲。
无论这种遗传的假说是否正确，我们都非常肯定，希特勒的性格中积蓄着大量的仇恨和报复欲，使得他狂热地崇拜暴力，并做出了不可原谅的残酷的毁灭行为。他的心智被难以抗拒的杀人冲动所攫取，而这种力量在“平静无力的和平时期”里是无从发泄的（除非他彻底变成一个罪犯），所以他要么不断地把事态往战争的方向推动，要么就寻找替罪羊来杀戮。
（2）报复欲的意义。因为仇恨是推动希特勒事业的主要动力，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期待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仁慈或人道的对待。他复仇的执念深重，只能通过把他无数的敌人通通赶尽杀绝来得到满足。
3.对良知、遵从和爱的压制
希特勒的同伙如戈林等人不在乎道德，希特勒与他们不同，他的身心状态并不健康。自从他（在或是真实或是臆想的侮辱刺激之下）走上了残酷的统治与复仇之路后，他的内心就犹如一个幽深、混乱的蜂房，充满了隐秘的神经质的悔恨和女性化的多愁善感，自从（在真实或假想的侮辱刺激下）走上残酷统治和报复的道路之后，他就必须顽固地压制这些情感。每一次他实行一种新的异常残酷的政策之后，比如1934年的大清洗之后，他都会经历一段恶劣的状态：焦虑不安、精力枯竭，沮丧而又易激惹，噩梦连连。这种现象，只能用负疚的良知在无意识之中运行来解释。任何事情对希特勒的吸引力，都比不上一种能够犯下罪恶而毫不内疚的状态。但是，即便他吹嘘自己已经超越了善与恶的束缚，事实上却不可能做到。他人格中的自杀倾向，雄辩地证明了他拼命压抑的自恨自罪的倾向。
在压抑良知、任由仇恨增长的同时，希特勒内心还在压抑着温情和同情心，似乎“他的灵魂认为这样的情感配不上自己的荣耀，因而对它加以斥责”。这种反应，有时会发生在感到被深爱的人背叛、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幻灭的孩子身上。有这种经历的人，可能会具有“一种哀痛的警惕心，迫使其灵魂去仇恨爱得太深的行为”。希特勒的亲和倾向一直都非常微弱，他从来都没有非常亲密的朋友，也完全不具有建立正常的人类关系的能力。他变成这样的一部分原因，是其性心理发展在早年时的中止。
（1）自我辩护式的犯罪行为。下面的论断看起来可能很自相矛盾，但是，希特勒不断犯罪的部分原因，恰恰是为了去平息他良知的痛苦。人一旦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要想回头，就必须要推翻自己尊严存在的全部理由，就要走上屈辱的自我贬低和赎罪的路途。希特勒抑制自己无意识中逐渐增长的罪恶感的唯一方法，就是再次施行侵害，这可以说是借助成王败寇的逻辑，证明他的政策是命运垂青的，因此也就是行之有理的。对他来说，失败是唯一的错误。
（2）以成功的罪恶来压抑良知的意义。一旦希特勒的进攻行为反复遭到挫败，他就会对自己和命运丧失信念，束手变为受压抑已久的良知的牺牲品，最后极有可能以自杀或精神崩溃终结。
4.将自己具有的令自身反感和斥责的元素投射到别人身上
希特勒会在别人的身上感知到自己身上令自己厌恶的特质或倾向，因此，他可以去攻击外界世界中让自己觉得邪恶或者应受唾弃的人，而（在大多数时候）感觉不到他自身的负罪感和卑微感，因而免于被自己良心的谴责和自我轻蔑所吞噬。这种在别人身上挑出自己的软弱或是邪恶冲动的机制，被称为投射。这是一种维持自尊的方法，一种偏执的方法。这种机制在希特勒身上不断地出现，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为什么去声讨别人，来很好地推测他自己人格中被自己否定的部分：背叛、欺骗、腐败、挑起战火，等等。如果不是因为希特勒有意识地采用把责任都归罪于对手的方式（这恰好是很好的政治策略）来获得了一定的对投射机制的掌控，这种机制对他理性的毁坏会更加严重。
5.偏执症状
前面描述的希特勒的动力模式，与偏执型疯狂所具有的动力模式高度符合。实际上，综合考虑他在不同时间的各种表现，可以发现他具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全部典型症状：过度敏感、焦虑性的惊恐、非理性的嫉妒、被害妄想、全知全能与救世主妄想。
那么，为什么希特勒没有被判定为危险的精神病人被监禁起来呢？后文中将讨论这个有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