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0日，荣宗敬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在香港与世长辞。荣德生悲痛万分，他流泪对子孙们说：“（吾荣家）事业之大，实由兄主持，才有此成就。家兄一生事业，非持有充实之资本，乃持有充实之精神。精神为立业之本。”
此时，日军从长江南北二路围攻武汉，形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一再下令武汉工厂内迁。不得已，申四、福无准备拆迁，荣德生本人并不很赞同内迁，但形势所逼，势在必行。于是他没有随工厂内迁，于1938年6月间自汉口取道香港返回到上海。
荣德生回到上海以后，总公司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荣鸿元实际上继承了父职，执行着总经理的职权；王禹卿则独揽福新粉厂的一切事务。虽然当时银团方面支持荣德生出任总经理，但遭到荣鸿元等人的反对。荣德生不仅受到冷遇，而且暗中受排挤、他干脆把权力让给子侄辈们，自己对公司业务过问甚少，平日深居简出，以古书旧画为消遣。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荣家企业却走完了大一统的历史。起先，荣尔仁在重庆取得了茂、福、申新总公司的登记执照，也带回了“大申新”计划，提出改组公司的方案，但是没有得到大房和父亲荣德生的支持，计划宣告流产。从此，荣家企业的统一管理也就此成为辉煌的历史。
荣氏企业分裂为三大系统。一支以长房荣鸿元为代表，管辖申新的一、六、七、九厂及福新的一、二、三、四、六、七、八厂，仍沿用“茂、福、申新总公司”的旧称；一支以二房荣德生为代表，管辖申新二、三、五厂，茂新的一、二、三、四厂和天元、合丰等厂；另有一支以荣德生女婿李国伟为代表，管辖汉口的申四、福五和战时内迁与新建的各厂，以及抗战胜利后新建的各厂。三大系统简称为大房系统、二房系统和申四、福五系统。由荣宗敬和荣德生共同开创的荣氏企业，在历经几十年的风雨后，各立门户，分道扬镳。
抗战胜利后，百业待兴，荣家的企业亟待整理和恢复。尽管已三分天下，但已届古稀的荣德生仍老当益壮，雄心勃勃，希冀能有更大的发展。
荣氏兄弟从小立大志，年轻时创基业，在事业屡遭挫折后，他们创业的决心仍不泯灭，依然迎难而上，荣宗敬在临死前也在惦着发展中的公司；年近古稀的荣德生，即使在家族大业分裂后，他仍然期待着东山再起。其创业精神着实令人钦佩，这也是其家族企业后来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6.一个好汉三个帮——重情重义靠人脉成功
古人云：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人帮，不找人帮，独来独往只会失败不可能成功。古往今来，成就雄厚霸业者，都是在亲如手足的朋友扶携下成功的。荣氏兄弟的实业也是靠不同姓氏的好朋友相助而成的。
古今中外，创大业的人背后都有强大的后盾，有了后盾，做起事来才顺手。这强大的后盾，并不是要有多少资金，而是人脉。这些人脉，就是与之共患难的朋友们。任何一位创大业者，都离不开朋友相助。
有句话叫独木不成林，万木成森林。荣氏兄弟经商更重情义，因此，他们才有了一帮与之同甘共苦创业的患难好友们。有了这帮朋友的扶植，荣氏兄弟才取得创业的成功，成就了他们商界的霸业。
当年的荣氏兄弟，有四位商界好朋友，他们是王禹卿、王尧臣、浦文汀、浦文渭。三姓六兄弟在商场上联手打拼，在当时商界一度被传为佳话。
王禹卿原名王尔忠，王尧臣原名王尔正，他们是无锡西郊人，早年经同乡亲友介绍，相继到上海学生意。王禹卿14岁来上海的煤铁油麻店当学徒，3年期满，18岁升为外账。因为他嫌此店太小，觉得无法施展自己的才气，便跳槽到沈元油麻店。后来又转入恒来油麻店，被派赴烟台、天津、营口等地拓展市场，所到之处营业额均比原来加倍翻番。因他所在的油麻店没有慧眼识才的“伯乐”，尽管他很会推销，却一直被埋没着。
1902年，王禹卿在烟台遇到去北方推销保兴面粉厂“飞虎”牌面粉的同乡周某，他知道保兴厂为荣氏兄弟所办，心有所动，回沪时即专程去拜访保兴驻沪经理荣宗敬。他告诉荣宗敬，自己熟悉北方各商帮的情况，又毛遂自荐想在保兴面粉厂谋职，荣宗敬是惜才之人，听了他的话，正求之不得，立即和他订立推销合同，委托他推销库存积粉。短短几个月，王禹卿即为保兴销出面粉数万包。荣氏兄弟深服其干练，从此更加重视王禹卿。
1903年保兴改组为茂新，添置钢磨，设立苏北姜堰、泰州、黄桥等处办麦机构，趁这个机会，荣氏兄弟便热情挽请他加盟茂新，主持麦庄业务，并委托他兼管销粉，王禹卿一口应允。第二年底，荣氏兄弟正式聘任他为茂新公司销售主任。这期间，王禹卿与兄长王尧臣（其时负责华兴面粉厂天津分销处工作）一起，与东北、华北各路各商广联声气，利用日俄战争和抵制美货的有利时机拓展销路，纵横捭阖，灵活调度，从粉麸、杂粮到花、纱、布，在华北、东北等地打开局面。
荣氏兄弟借鉴王氏兄弟的成功经验，把茂福新的产品在销地设立产品推销机构，从江苏、浙江到辽宁、河北、山东等地，买（租）房设点，委派专人，通过指定目标任务管道行等级累进的佣金等手段，促进拓宽销售渠道，增加销量。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与各地商号订立经销合同，委托代理批发，与嘉兴、湖州、嘉善等地商号达成代理经销协议，利用当地商号熟悉行市的有利条件，有效地在各地扩大销售，此举也减少了许多费用开支。棉纱棉布的销售，也采取同样方式，一方面在常熟、九江等地设立申新批发处，集中推销本系统各厂产品，也有粉纱联合设批发处的（如天津），一并组织茂福新系统的粉、纱、布批发销售。另一方面，也与外地纱号、布庄和商帮建立代理经销关系，委托代销。茂福申新总公司成立后，各地批发处以及麦庄、收花处集中归总公司统一管理，原料采购、调配和产品运销也由总公司统一安排，总公司派往各处的工作人员多达100多人。
后来，荣氏企业扩大，他们慧眼识人，把有才能的浦文汀和浦文渭兄弟俩召进企业任职，浦文汀和浦文渭向他们提议，企业要拥有较大的生产能力，就得有相应的原料来供应。而且还要严把质量关。荣氏兄弟接受了他们的提议，为了控制资源，保证生产原料的供给，它在各主要产麦区、产棉区都设有专门机构，派驻专职人员，负责收购和发运原料。茂福新系统随着工厂的扩建和生产的扩展，麦庄从苏北的姜堰、泰州、东台、高邮等地，发展到安徽蚌埠、山东济宁等处。申新早期的收花处则主要集中在江苏的太仓、常熟等地。荣氏企业的收购和批发销售机构，以上海为中枢，向内地商埠，集镇伸展，形成一种联结口岸和广阔腹地的网络。这片网络，构成荣氏企业成功经营的主要依托。
麦庄和收花处都不是独立核算的经营单位，本身不考核盈亏，资金和费用由各厂（茂福申总公司成立后则由总公司）拨付。麦庄和收花处通常是经过当地粮行和棉商向农民收购，以减少麻烦，缩小风险。由于原料收购较为分散，价格起落也大，而原料购价高低与产品销价一样，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效益，所以荣氏企业总是根据当日当时的市场行情，严格把握麦一粉、棉一纱的交换比率，通过号信、电话、电报，沟通各地市场信息，灵活协调各地庄口的收购数量和价格。也由于荣氏企业实力雄厚收购量大，往往在众多厂商中占据主导地位，不仅较好地控制了原料货源和质量，而且通过开盘、歇盘，操作原棉原麦的收购价格，从中获取价差利润。此外，由于整船装运，水脚运费也较拼船装运便宜，与其他中小面粉厂相比，有时费用相差几乎达到一倍。令同业刮目相看的是：荣氏从上海运销天津的面粉，比其他厂家从济南运往天津的还要便宜。
按着浦文渭、浦文汀的建议，荣氏企业的原料收购并不只着眼于满足数量，而且重视质量。1911年夏，长江流域一带淫雨连绵，外洪内涝，遭受数十年一遇的大水灾。夏秋之交的一天傍晚，荣德生从惠山返回无锡城中，途经粮行、堆栈林立的运河北塘，忽然发现临河房屋的墙壁上留着三、四尺的水渍。这是河水高涨、漫上河岸后留下的痕迹。他由此想，通常设立在河道边上的粮行、堆栈，很容易进水，有可能使堆存的麦子受潮发霉。再进一步考虑，夏初的接连阴雨，同样会影响收割和登场小麦的质量。于是他立即赶往茂新存放小麦的接官亭弄堆栈，取样查看，果然已有部分小麦变质；试用这部分小麦投料生产，色香味均差。但是，正因为小麦遭灾歉收，当年麦价上涨，不少面粉厂和经营麦、粉的商家，不分良莠，争先恐后购进小麦，希冀囤积居奇。而对这一情况，荣氏兄弟再三斟酌，决定“人取我弃，少收少存”，立刻通知各地麦庄，受潮热伤的麦子一律不收，收存失晒而变质的麦子全部剔除，宁可减少生产，也要保证质量。结果是，这一年茂新的兵船牌面粉以色泽白、韧性强、吃口好而打开牌子，树立信誉，销路大畅。而其他一些厂家则因产品质量不佳而滞销。就连国内一度称雄市场的上海阜丰厂，也因从苏北购进大批热坏小麦而影响产品质量，结果产品销量、价格跌落至茂新以下，办麦主任因此被辞退。
荣氏兄弟从这件事得出经验，产品质量是企业的命脉。而保证产品质量的第一关口就是负责原料购进的主任。汉口福新五厂投产时，荣德生不但亲自前往视察，还把浦文渭兄弟俩提升主任，俩兄弟不负荣德生所望，发现当地收购的小麦中砂石不少时，立即要求雇工挑拣，不惜费工费力，也要保证原料和产品质量。这一做法一连维持多年，浦氏兄弟时常亲自过问检查。荣氏企业对原料质量的讲究，也影响到湖北一带出产小麦的质量，此后不仅脱粒、扬晒、储存不断有所改进，而且品种也有改良。荣氏企业保质量、讲信誉的经营之道，从原料购进一直延伸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从而使茂福新各种牌号的面粉产品树立起良好的市场声誉，一时畅销全国，批量出口东南亚，甚至远销欧洲，国内售价常常比其他厂家产品每包高出一角左右。
如果说荣氏企业产品销售打开局面，是依靠了擅长营销的王禹卿，那么，其原料收购就得力于起用这两位无锡同乡——浦氏兄弟。浦文汀是无锡东南乡后桥人，其父浦雅言曾在无锡荡口镇开设米行，因经营失利而家道中落。浦文汀10多岁时即到无锡粮行习业。由于聪颖机敏，再加好学钻研，练就一手鉴别各地米、麦、豆品质的高超本领，又对粮食运销的流向走势了如指掌，分析预测也自有一套独到经验，令同行折服。荣氏兄弟在任命王禹卿为茂新销售主任后不久，聘请浦文汀为办麦主任。浦氏兄弟与王氏兄弟同为荣氏兄弟创业初期的得力助手，在原料收购方面，浦氏兄弟以他们的精明干练，为荣氏企业的开拓经营独当一面，在生意上屡有建树。
1912年初，茂新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原料供应不继，面临停机关厂的危机，浦文汀利用自己与外地粮商的密切关系，赊进一批质量上乘的四川小麦，不仅维持工厂的正常生产，而且以原料质量保证了产品质量，还套用客户资金，在麦贵粉贱的形势下抢占市场，保持了畅旺的销路。这一年，茂新厂盈余12.8万两，创开业之后的最高纪录。就在这一年，荣氏兄弟与王禹卿及其兄长王尧臣、浦文汀及其兄长浦文渭，联手合资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他们互相信任，互相配合，共创大业福新面粉厂，在旧中国的上海滩面粉界出尽风头。“三姓六兄弟”的佳话，一时在中国实业界广为传诵。
荣氏兄弟能创下影响如此大的霸业，一方面是与他们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吃苦创业精神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是他们深深地懂得，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人帮，不找人帮，独来独往只会失败不可能成功。
7.“智”辈子弟香江苦中闯霸业
中国有句俗语：“上阵还需父子兵。”想成就一番事业，创业伊始，尤其需要几个能够同甘共苦，靠得住的兄弟。荣氏家族发展壮大，也是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联手创业开始，然后依靠家族众弟兄的力量来壮大家族。荣氏家族的创业成功也说明：单打独斗，难闯天下，这个时代独行侠已经不吃香了。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也。”说的就是一个人要谋大事，就要与众人合力。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因此，一个企业要想做大，必须依靠众人的力量。荣氏兄弟知道这个奥秘，由几千元创出了拥有几千万元资产的霸业；荣氏的子孙也知道这个创业的真理，他们利用其家族众兄弟的力量，开始在商场上打拼。
当今商场上，家族企业多如牛毛，但是，真正做大的家族式企业却如凤毛麟角。而荣氏家族，却是这极少数大家族企业中资本最雄厚的家族企业之一。特别是到了荣氏第三代，家族企业的资产一跃居大陆第一，堪称是商界一个奇迹。这些丰硕的成就，与荣氏第三代兄弟联手打拼事业密不可分，他们的成功，正好预见一句古话：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中国有句古话：将门出虎子。作为荣氏的第三代传人的荣智健，他虽是独子，出身名门，但他身上没有一点富家子弟的习气，而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创业。
正如一位国外名人所说：不论从事什么事业，都要打破现状，安于现状就是退步，自以为现状已经很好，就无法再突破；不求发展，明日就会失败，必须不断突破现状，而后才能创出新的天地。荣智健就是不安于现状的人。
1978年6月，36岁的荣智健将妻子儿女留在北京父母的家里，自己随身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独闯香江。
1978年的香港，发展很快，在短短十多年里，奇迹般地崛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跻身于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被列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香港商界，跨国富豪多如牛毛。要想在香港商界争一席之地，没有魄力和闯劲，没有财力与才气，简直是自寻绝路。
荣智健刚到香港不久，他的堂弟荣智谦便问他，“健兄，你在内地耽误了那么多时间，是不是考虑先到国外去深造一下，学成之后再来香港创业？”
当时，有不少人希望进大学镀金，拿张文凭以提高身价。荣智健对此不以为然，文凭与学问高低不能混为一谈。有些人念了很多年的书，挣得一张文凭，却高分低能，虽满腹经纶，终究一无所成。相反，有些人甚至连学校门槛都未进过，也就谈不上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们却无师自通，勤学苦读，自学成材。在美国和加拿大，八九成的创业人士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而那些拥有大学以上学位的人，顶多只是打工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