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
《老子》又称《道德经》，传说为老子所著。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姓李名聃，春秋时楚国人，出生的最晚年代在老子像公元前470年之前。老子属于士阶层，他主张“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分为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两个部分。
老子是有自觉意识的哲学家，《道德经》共五千言，“道”在文中出现了七十多次，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乃老子所首创。“道可道，非常道”，“道”是宇宙生成的本源，所以《道德经》能反映出春秋时期中华民族思维抽象能力所达到的高度。同时，老子更是一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他认为天道自然无为，人世也应顺应天道，以“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作为政治理想。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消解人类社会的纷争，人的行为能取法于“道”的自然性与自发性，政治权力不干涉人民的生活。他所推举的“圣人之治”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圣人”是道家所认定的最高的理想人物，其人格形态与儒家的圣人不同。儒家的“圣人”是典范化的道德人，而道家的“圣人”则体认自然，拓展内在的生命，以“虚静”、“不争”为理想的生活，“尽人之能事以效天地之行所无事耳”。老子的无为，乃不恣意行事、不孜孜营私，以合弃一己的一切心思计虑，依从天地自然的理法而行。不过《老子》的内部也不完全统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愤激者如：“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
老子认为形而上的“道”是绝对的、永恒的，而形而下的一切皆是相对的、变动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这种相对主义是《老子》一书的又一主导思想，不过这段话又透露出老子的执著，他不能完全无为，“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其内心仍“措意于天下”。
《道德经》在语言风格上以精练见长，上引“有无相生”等句是通俗生动的格言。此外，还有如《诗经》韵律跌宕起伏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大意为：深刻了解何为刚劲强雄，却能安于柔静谦卑的地位，好像自己就是那自然流淌的溪涧；甘作自然流淌的溪涧，则不会失去永恒的“德”，因而回复到婴儿似的单纯质朴状态。深刻了解何为有光彩，却能安于暗淡的地位，好像自己就是那可以占卜预测的工具；甘作占卜预测天下的工具，则不会偏离永恒的“德”，回归到终极的真理。
《论语》
老子的学说宣扬的是“无为而治”的出世思想，而孔子（约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则与之相反，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设想古代尧舜文王武王时代为理想社会，力图以自己的学说影响各国领袖，回到上古的清明政治中。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及司寇。晚年设教，有弟子三千，其中特别有名的有七十二人。孔子本人“述而不作”，晚年回到鲁国之后，专力于上古文学和书籍的编订，包括《尚书》、《诗经》、《周易》、《春秋》、《礼》、《乐》。而他的言论主要留在由弟子们记录下来的《论语》中。《论语》虽是纪言之作，孔子的形象却非常鲜明，“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孔子少时贫且贱，及长，为司空，后来又去官离鲁，周游列国，“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遭际困厄，“惶惶如丧家之犬”。但一生无悔其志，始终孜孜兀兀，继往圣，开绝学。中国最优秀的史学家——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自己“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好像面对高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大概也是汉代以降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孔子的基本态度。
《论语》记录孔子的言与行，文字简练，语言雍容和顺、意味深长。孔子的核心思想——“仁”与“礼”，首先都是针对“在上者”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其中“在邦者”为诸侯，“在家者”为卿大夫，很明显都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仁”是“克己复礼”，是“爱人”，是约束自己回到“礼”所规定的道路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同时也是一套制度和规范，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民受到礼与德的约束训育，就会有正确的荣辱观。
《论语》虽是纪言的，但人物形象却也栩栩如生，孔子最钟爱的弟子颜渊（名回，字子渊）的形象就是在孔子的称叹中流传千古的：“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也是孔门弟子中最为好学的，而且人品高尚，“不迁怒，不贰过”，可惜他“不幸短命死矣”。其他弟子也各具特色：子路率直，子贡能言善辩，曾皙脱俗。“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行行”是刚强的样子，“侃侃”形容说话流畅。他们的个性在《论语·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各言其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子路“率尔而对日”，抢着回答；而最后回答的是曾皙，其志向为：“莫舂者，舂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时节，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一起，在沂水旁沐浴，在舞雩台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来。孔子说“吾与点也”，表示自己的想法和曾皙最为接近，但个人使命感使他终身忙碌奔波。
《论语》首创了语录体，对后世的影响也颇长久。《论语》语言贴近口语，所记录的多短论，精粹而有实感，这都是语录体的长处，后来《孟子》、《墨子》、《庄子》当中也都有语录体。到宋代，语录体更得到发扬光大，理学家多采用语录体，程颢、程颐的《二程语录》、朱熹的《朱子语类》，都是非常著名的语录体著作。
《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曾受业于孔子嫡孙子思的门人，其学说上承孔子并发扬光大。孟子对于自己身处时代“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的状况深感忧心，于是他称述上古尧舜之德，以仁义为天下根本。孟子先是在家设教，曾言“君子有三乐”，其一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后来又游历各国，见过齐宣王、梁惠王，但因为整个战国时代的情势是“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君王在意的是权谋之术，所以孟子和孔子一样，他的学说很难为各国统治者所采纳，反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一书，有孟子自己撰述的，也有其门徒的记述，总体风格比较一致，文章辞锋锐利、辩才滔滔。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皆善，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的本性既是善的，那么对人的管理就是引导他把人性中的善给发挥出来，为政者不要阻塞了人的善性。“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人把自己的自然本性发扬出来，就能和家人和睦相处，进而和他人、和社会和睦相处。
孟子像作为散文来看，《孟子》与《论语》的简净不同，虽然文章也是对话体，但往往是长篇大论，论辩皆经过精心构思，文章风格气盛辞严，辩士色彩明显。孟子曾自嘲地说：“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为了宣扬行王道，他在论辩中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说自己的主张。《孟子》第一篇《梁惠王》的第一章，是为全篇甚至全书奠定基调的，而这一章，就是以论辩开始的。孟子见到梁惠王，梁惠王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开口就打听“利”。梁惠王的所谓“利”是于梁国有利的富国强兵之“利”，而孟子要强调的是“仁义”，于是回答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以排比的方式假设，如果梁王关心的是“何以利吾国”，那么，大夫关心的就是“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关心的就是“何以利吾身”，各自关心的是最切身的利益，那么就有可能“上下交争利”，即上下互相从对方那里去取得利益，“而国危矣”。梁惠王才开口问了孟子一句“利”，孟子就以数句对之而宣扬自己的“仁义”之说，这是以排比、连续的气势说服对方的努力。另外，他也采用问答体，颇有点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孟子在政治主张上提到“行王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他自己的核心思想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强烈的民主色彩，可是未必能为各诸侯国所接受，所以他在讲述了他理想中的“王道”状况之后，又激烈批评当时各国争行“霸道”的严重后果，且是在梁惠王表示“寡人愿安承教”之后与梁惠王展开对话的：
孟子对日：“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孟子尝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在其文章中显现的也是这样的大儒的形象。他肯定人的善良的本性，所以他也对自己的本性充满信心，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如果认为自己内心有一个尺度在，那么“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询问自己的良心，如果没有什么不正确的，那么即使有千万人阻挡我也会继续前进。
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像“五十步笑百步”、“揠苗助长”等都成为人所共知的成语。
《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曾为蒙之漆园吏。他生活的时代大约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关于他的生平人们所知甚少，只在《史记》当中有简略的介绍，不过从庄子留下的著作里还是能够比较充分地了解他的思想。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庄子》一书共有三十三篇，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公认是庄子的作品，外篇和杂篇中也仍有不少思想和他比较一致的作品。庄子用文学形式来表庄子达道家的哲学思想，由于其书瑰玮、言辞参差而恢诡，因此，《庄子》一书较之其他诸子书显得繁复、神秘、美丽，开启了中国文学上“浪漫主义”的潮流；而庄子的哲学思考方式对后世影响很大，魏晋玄学与禅宗都承其衣钵。庄子的哲学，对政治统治影响不算大，但在塑造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方面起到的作用却不小。他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为理想人格，认为道德高尚的“巨人”能达到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超脱于物质的“神人”不计功业，修养完美的“圣人”不求名誉地位。他的文章有着极为阔大的精神境界和强劲的精神力量。庄子的散文描绘的是一个广大无比的空间，他写道：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几千里之大的大鱼——鲲，化为奋飞的鹏，张开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庄子所推崇的人的精神境界，就像这奋飞的大鸟一样，遨游俗世之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在个体的形态上，如藐姑射山上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也如一些隐者，像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凭着几案而坐，仰头向天而缓缓呼吸），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外表如槁木，而听到了“天”的声音。而那些心为物役的人，他们“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他们大知广博，小知细微，大言盛气凌人，小言争辩不止，睡觉时精神混乱，醒来时形体不宁，与外交往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
出于对人本真生命的尊重，恢复了感官的敏锐，所以庄子能“体物细微”，既体察到自然万物的雄伟又能体察那些微末的动静。庄子的文章想象奇特，如果说《诗经》时代人们比较关注的是自己周遭的生活，是与自己的生活相关的世间万物，即前面在谈《诗经》的时候提到过的“功利主义”，是取之自然；那么“自然”在庄子这里不在“物”的意义上使用，而在“灵”的意义上感知。
庄子关于万物的描写，常常是出于寓言的设计，但同时他关于自然的描写又是十分精确的。他写了鸟兽虫鱼、灵龟大树，写了风云山水，特别是其中对于各种风的声音的描写，真可谓穷形尽相：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蓼蓼乎？山陵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
这是《齐物论》当中写到的“隐机而坐”的南郭子綦，借树洞所发之声，谈论“地籁、人籁、天籁”这“三籁”，“籁”意指空虚地方发出的声响。他说：“山陵中高下盘回的地方，长着百围大树，大树上的树洞形状各异，有的像人的鼻子、嘴或耳朵，有的像屋梁顶端的方孔，有的像舂臼，有的像深池，有的像浅洼。这些树洞发出的声音，有的像湍水冲击的声音，有的像羽箭发射的声音，有的像呵叱的声音，有的像呼吸的声音，有的像叫喊的声音，有的像号哭的声音，有的像深谷发出的声音，有的像哀切感叹的声音。”这原是用来说明万物齐一的，而我们如果从“文学想象”的角度来看，则发现作者对树洞的形状以及由之发出的声音所作的十六种比喻绝不仅仅是仔细观察的结果，而是情感的投射、想象的锻造。《庄子》一书，虽然“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但因想象的丰富，行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所以能以文辞“陵轹诸子”。
庄子的思维又是反常规的，所以他的笔下有很多畸人是“真人”，是得道之人。除了写到“吸风饮露”的神人，他对“匠人”——有特殊技艺的人似乎情有独钟，在他的笔下，这些人也是离“道”最近的，如庖丁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石、凝神于一端的佝偻丈人。他的设想常常出人意表，在他的笔下，骷髅会说话，肢体残缺的人却是可能跟“道”离得最近的。至于庄子自己，亲人死了还高兴地“鼓盆而歌”，说她回到大自然中去了。
但是庄子于生命还是极为看重的，在那个乱世，他也知道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生命，而不招致杀身之祸。他的文章“以寓言为广”，很多时候并不“直抒胸臆”。他还设置了一个论辩的劲敌惠施，惠施常常作为庄子的观点的对立面而存在，例如下面这个著名的关于与猫头鹰的寓言。
是南方像凤凰一样的神鸟，它从南海飞到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一只猫头鹰得到一只死老鼠，恰好飞过，猫头鹰大叫一声“吓！”，以为要来抢它的死老鼠。这是《庄子·秋水篇》当中非常有名的一段，是庄子在表达对于权位的蔑视。惠施在魏国做梁惠王的宰相——就是孟子曾见过的那位梁惠王，人们告诉他庄子要来魏国和他争夺相位。惠施在国内搜寻庄子搜了三天，庄子自己来找惠施，给他讲了这一寓言，表达视相位如腐鼠的观点，他的志趣与惠施判若霄壤。《庄子》当中还有很多有名的寓言故事，如相濡以沫、东施效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