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锦跟我认识的所有的社科老师都不一样，他不歇斯底里，也不呆板刻薄，也不心理变态……这是我的一个阴影，在我以前大学考试的时候，因为一时笔误把“马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写成了“马精”，结果老师连着让我三次补考都没过，所以我对社科老师有着一种天生的恐惧。不过幸好康锦是个正常人，也幸好他就是我的导师。
我是跨专业考进来的研究生，所以康锦对我非常照顾，为了让我能够在毕业的时候顺利完成论文，他从一开始就带着我跑了很多地方，奔波于各个省份之间，让我能够积累第一手的宝贵素材。这些地方有的该去，而有的去了就是个错误。
比如鲁西南那一次，就是不该去的。那一次旅程就像是一把钥匙，慢慢开启了一扇通向深渊的大门，它吓到了我不说，还吓到了许多人，差不多有七十亿。
“老师，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我又忘了。”在大巴车上，我一边啃着面包一边说。
“菏泽。”康锦头靠在椅背上，双眼望着窗外，“传说在上古时代，那里曾经发生过天人交战，战后就成了一片大泽之地，所以叫菏泽。你这样记就能记住了。”
“哦，联想记忆法。”我点点头。
“长青，这次是个极好的案例，你一定要做好记录。关于‘人长期在重压下生活会导致人格的裂变’，这样的素材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我疑问道：“老师，人还没见呢，你就能下定这样的结论？”
“大体情况我已经在电话里了解了一些，差不多就是这样。很多事情看起来光怪陆离、千奇百怪，但究其背后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对事情要善于分析和归纳，长青，这也是你以后学习的方向。”康锦说完，把身体全部放松在了座椅上，闭目养神。
当我们下大巴车的时候，已是下午。通向村庄的乡间小路被雨水冲毁了，泥泞不堪，根本没法通车。村长赶着驴车已经在路口等候多时了，见了我们急忙招呼着。于是我们又换乘了最原始的交通工具，只是这条路实在太泥泞了，驴子走起来都深一脚浅一脚的。等我们赶到村里的时候，天色已然是黄昏了。
村长擦着头上的汗，带着歉意地笑笑说：“康教授，这就是咱们村，挺破的，多少年了也没发展起来，您别见笑啊……要不，咱们先去村委会安排好住宿吧？”
他话里夹杂着浓郁的地方口音，勉强能让人听个明白。康锦摆摆手说：“没事，住宿倒是不急，先去一趟曹金花家里吧。”
曹金花，这个女人是我们此行的唯一目的。在来之前，已经有三位心理医生对她束手无策，而曹金花家里也付不起长期在精神病院治疗的费用。对于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村妇来说，乡财政收入再多也没有闲钱送你看病，只要你不掂着刀乱砍人，那么就算相安无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康锦得知了这个情况，他觉得颇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就跟乡政府联系了一下，说自己或许能解决这个事情。乡里当然乐意，就安排村里接待一下，于是康锦就带着我来了。
村长挥鞭呵斥驴子，车子朝村内走去。我已经被颠得七荤八素了，扶着脑袋问：“老师，我怎么听着这里的人说话口音跟王宝强差不多啊？”
“这是河南口音。”康锦往南边指了指，“瞧，那边就是黄河，很近，过了黄河就是河南省了。1963年前后，这里整个县还属于河南省，后来因为黄河发水，经常改道，河两边的人为了争地发生过很多次械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就把这一片全划归菏泽管辖了。地是划过来了，可这口音还是以前的。”
村长惊讶地瞅了康锦一眼，继续赶着驴子说：“教授就是教授，真跟平头老百姓不一样，啥都知道！乡里领导说你是个大学者，让俺好好配合你工作，跟你学习学习……”
康锦笑着摆了摆手：“老哥，太夸张了，我算不上什么大学者，顶多就是个知识分子。对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下曹金花的情况？”
“她啊？”村长皱眉想了半天，最后摇了摇脑袋，“不知道该咋说，本来好好的，也不知道咋的忽然就变成现在这个样了。也没别的，就是她说的话别人一句也听不明白。乡里不是也派人来看过好几次吗，一点法子都没有。”
曹金花家住村西头，三间破旧的红砖瓦房。曹金花的丈夫跟一群汉子正蹲在路边吃着晚饭。鲁西南地区的风俗，晚饭的时候大老爷们儿都会捧着碗蹲在路边吃，一边吃一边唠嗑。她丈夫看到我们来了急忙放下饭碗，站起来在衣服上蹭了蹭手，局促地笑了起来：“来，来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庄稼汉子的形象，四五十岁，背稍有佝偻，眼角的皱纹随着笑容绽放开来，像一道道冲开的沟壑。我们跟着他朝院门走去，后面跟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老人小孩都有，还有几个端着饭碗的，一边走一边哧溜。
到了院门口，村长回身摆着手驱赶道：“去！去！有什么好看的，该干吗干吗去！”
几个小孩嬉笑着跳开。没有人远去，都聚在曹金花家门口，像一群等待电影放映的观众。几个妇女还伸长了脖子，显出急不可耐的神情。进门之前，她丈夫嗫嚅着嘱咐道：“你们别问得太急，别逼她，要不她就哭，光摔东西……”
康锦点点头，示意他不用担心，就领着我走了进去。村长则站在门口，不让任何看热闹的进来。
屋里没有开灯，光线有些昏暗。黄昏的阳光像掺了水一样稀薄，编织在一起淡淡地洒开。桌子边只坐着一个女人，我想那就是曹金花。她体形有些臃肿，跟一般农村妇女的打扮也别无二致，乱糟糟的头发昭示着这个村子的美发水平。曹金花就坐在那里，端着搪瓷碗，就着咸菜有一下没一下地喝着稀饭，对我们的到来视而不见。
“长青，你先跟她沟通一下，注意引导。”康锦小声对我说。
我点点头，这是培养我与人沟通能力的最好方法。康锦也习惯这样，他喜欢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研究人，研究交谈对象，这样便于更冷静地观察研究对象的肢体动作和细微神态。
我在曹金花对面坐了下来，隔着一张油腻的方桌。她抬了一下头，眼神稍有呆滞。
我说：“你好。”
她低下头喝稀饭，并不理我。
我继续：“我们是专程从外地赶过来的，希望能跟你交流一下。”
她仍旧不理我。很多精神有问题的人都会这样，对于别人的问话不理不睬。这是因为他们始终沉浸在一种自己创造的主观世界里，无法有效地对外界做出反应。我并不气馁，从各个角度旁敲侧击，希望能找到引起她注意的话题。就在我喋喋不休的时候，她忽然抬起了头看着我。
“乡里告诉你我是个精神病对不对？”
我愣了一下。她的普通话竟然说得很标准，但还夹杂着一点淡淡的地方口音。
我说：“没有，乡里没有出具任何诊断，你别多想。我就是跟你随便聊聊。有时候精神上的压力会有一些隐性的表现，自己也很难发觉。不过我们可以谈谈，试着找到发现问题的途径。”
她用粗糙的手抹了抹额头上的刘海，说：“这么说，你还是觉得我有精神病。”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跟你沟通一下。”
她：“你想怎么沟通？”
我：“这样吧，我能不能先问你几个问题，就是些很普通的，你随意回答一下就行。”
她放下了筷子，看了我一会儿说：“行，你问吧。”
我试着问了第一个问题：“你多大了？”
她：“四十六。属狗的。”
我：“你叫什么？”
她：“现在的名字，曹金花。”
我：“现在的名字？那你原来叫什么？”
她：“原来的名字也只是一个代号，并不能代表什么。”
我疑惑地看了康锦一眼，这明显不是一个农村妇女应该有的谈吐。康锦点点头，示意我继续。
我：“之前有没有去过外地？”
她：“没有。”
我：“不可能吧。你普通话怎么说得那么好？”
她笑了：“我觉得原来的口音太土了，很难听。怎么，这对你们来说很难吗？”
你们？这个词用得太奇怪了。我顿了一下说：“抛去曹金花这个名字本身的代号意义，那么，你到底是谁？”
她又笑了：“你问了一个聪明的问题。跟乡里派下来的那些人不一样。”
我附和着她：“是。那你能不能回答我？”
她叹了一口气，露出的表情就像哀叹今年的收成不好一样：“好吧，我告诉你，我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远到你不能想象。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执行一个任务。可惜，我来晚了，任务早已经完了。我是一个迟到的流浪者。”
我：“执行什么任务？”
她摇摇头，又端起了搪瓷碗：“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不能回想太多以前的事情，想多了就头疼。我迷失在旅程里的时间太长了。”
我无奈地站了起来，看到曹金花的丈夫正站在门口略带惊讶地看着我。出门后他对我说：“奇了怪哩，金花跟你说了这么长时间，还真是第一次。原来乡里来的那些人，说不两句她就摔盘子摔碗的。”
我挠挠头，曹金花说的那些话我还不能消化。康锦合上手里的笔记本，询问道：“曹金花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就上个月，到现在还不满二十天。”她丈夫想了想说。
康锦问：“突然间就变成这样了吗？”
“怪突然的。那天下地干活回来以后就不行了，也没谁招她惹她，她就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发癔症，先是哭，哭完一阵又笑，笑完以后就成这样了，说些我们都听不明白的话。”
“她普通话跟谁学的？”
“谁知道啊，原来谁也没听她说过。”
“你们有孩子吗？”
“有，在广州打工。就年底能回来一趟。”
“曹金花去广州看过儿子？”
“没，没去过。别说广州了，她长这么大都没出过乡，连县城里都没去过。”
“平时喜欢看新闻联播？”
“嘿嘿，庄稼人，谁看那个啊。”她丈夫有些不好意思，挠挠脑袋，“天线坏好几年了，只能收两个本地台，还不清楚，平时也都没人看。”
这时村长已经把看热闹的人都撵走了，拿袖子擦着汗过来问：“怎么样，康教授？”
“大体情况都已经了解了，先回村委吧，有些具体情况还要等明天再说。”康锦走的时候又安慰了一下她丈夫，“别担心，这个案例虽然有些特殊，但也不算很棘手。晚上回去我再考虑一下。”
她丈夫有点发蒙。村长在一边搡了他一把：“还是康教授有本事啊，乡里来的那些人是一点法子都没有。你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谢谢康教授？”
她丈夫醒过神来，忙不迭地握着康锦的手上下摇动着，嘴里嗫嚅着一堆感谢的话，眼神仿佛是抓到了一根刚刚看见的救命稻草。
回到村委会安排好住宿后，村长又叫对面小饭馆炒了几个热菜送过来，要在办公室里支摊子喝几杯。康锦平时不喝酒，只有我陪着村长喝了二两。他喝了点酒，脸色涨红，话匣子也打开了：“康教授，你看那个曹金花啊，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到底是什么毛病？”
康锦并没回答，却反问道：“你是村长，村里人都熟得很，你觉得呢？”
“我觉得啊……”村长忽然俯下脑袋，神秘兮兮地说，“我看她啊，就是被那黄大仙给附身了。”
“黄大仙？”
“肯定是黄大仙没跑啊！前段时间，曹金花家养的鸡被黄鼠狼给拉走了，她男人下了几个套，一晚上连套了三个黄大仙。我亲眼看着她男人一锄头结果一个，那个惨哪，脑浆迸裂……她男人把三根黄鼠狼尾巴卖给了做毛笔的，白赚了两百多块钱呢。”说到这里，村长扭头看了看四周，害怕有人偷听似的，“这不，遭报应了吧。黄鼠狼这玩意儿不能随便打，邪得很。”
康锦哈哈笑了起来：“迷信，迷信。”
村长急道：“不是迷信啊。曹金花她男人都请邻村的司婆子过来看了。司婆子你知道吧，就是那种会算命、会看风水的。那司婆子灵得很，远近都出名，人家看了没两眼，就肯定是黄大仙搞的鬼。”
康锦笑道：“那既然知道谁搞的鬼，怎么还没治好？”
“这就要怪她男人啊，抠门小气。司婆子说，必须要曹金花她男人亲手把家里养的三头猪给宰了，猪头供给黄大仙三天三夜，才能解了黄大仙的怨气，要不然它就会一直缠着曹金花。可是三头猪，一万多块钱哩，她男人死活不舍得。”
“这就对了。三头猪，杀了也是白杀。”
“这话咋说？”村长打了个酒嗝。
“事物都是由内因引起的，外因只是个引子，关键还是在这儿。”康锦指了指脑袋，“问题还是出在曹金花自己的思想里面。”
村长惊愕道：“是她自己的问题？”
康锦笑而不语，却又把头转向了我，“长青，你怎么看？”
这种最基本的病理心理学案例还是难不倒我的，我想了一下说：“应该属于妄想症吧。”
“没错。”康锦赞同道，“确切一点地说，是幻想型妄想症。广义上来讲，属于类精神型人格分裂。”
“啥？人格分裂？”村长瞪大了眼睛。
康锦看了他一眼，问道：“曹金花她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村长想了想：“要说她男人，还真没啥优点。小气、抠门，长得也不好看，还内向，没见过大世面，人多的时候说句话都浑身哆嗦。”
“他俩吵过架没？”
“吵，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吵架的。不过曹金花她男人是个闷葫芦，就是吵架也放不上三个屁。因为生气，曹金花还喝过农药哩。”
康锦点点头说：“这就对了。一直以来，曹金花都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满意，看不上她这个畏畏缩缩的丈夫，也可能包括艰辛的日常生活。但传统社会习俗的束缚让她不能把这种情绪表露出来，于是就在心里越积越深。这种情绪压抑到最后，她就幻想出了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从远方来的并且跟她丈夫和这种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也就是说，她在体内又分裂出了一个人格，取代了现在的自己。”
村长有点糊涂了：“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的曹金花，不是曹金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