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齐魏桂陵之战，魏军左军最强，中军次之，右军最弱。齐将田忌准备按孙膑赛马之计如法炮制，孙膑却认为不可。他说，这次作战不是争个二胜一负，而应大量消灭敌人。于是用下军对敌人最强的左军，以中军对势均力敌的中军，以力量最强的部队迅速消灭敌人最弱的右军。齐军虽有局部失利，但敌方左军、中军已被钳制住，右军很快败退。田忌迅即指挥己方上军乘胜与中军合力，力克敌方中军，得手后，三军合击，一起攻破敌方最强的左军。这样，齐军在全局上形成了优势，终于取胜。
二战时，英国掌握了破译德国“超级机密”的通讯技术。此后，英国人便能及时得到准确的情报，皇家空军总会在非常时刻出现，屡屡挫败德国人的空中进攻。这时，德国人开始怀疑“超级机密”的泄密问题，并决定进行一次空袭试验，发动“月光奏鸣曲”计划，空袭英国工业名城考文垂。当时，英国有足够的时间加强考文垂的空中防务，但是这样一来，无异于告诉德国：“超级机密”已被英国破译。
面对这一两难选择，首相丘吉尔经反复权衡，认为“超级机密”在未来的战争中将是英国人手中的法宝，它的安全比一个城市的安全更为重要。为了全局的利益，为保证整个战争的胜利，只好牺牲考文垂来保住“超级机密”。
两天后，“月光奏鸣曲”如期演奏，不加任何防范的考文垂城痛苦地承受着德国飞机长达10个小时的空袭。5000多枚重磅炸弹使考文垂变成了一片废墟，600多人在空袭中丧生。考文垂被炸毁了，但保住了“超级机密”，从此德国人不再怀疑“超级机密”被英国人破译。这为英国后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李代桃僵”的经典范例，那就是赵氏孤儿。
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灵公因为昏庸无道、骄奢淫逸而犯了众怒，最后被势力强大的赵氏家族所杀。几年之后，晋景公上台主持国政，这个时候，大奸臣屠岸贾便进谗言，鼓动晋景公灭掉于晋国有功的赵氏家族。他说：“赵氏家族曾经杀了灵公，现在又对您不满，是要密谋反叛，也会把您杀掉呢。”晋景公信以为真，命令屠岸贾将赵氏家族满门抄斩。
朝中不赞成这样滥杀无辜的大臣把消息通知了赵氏家族，于是赵氏的头领赵朔把自己已经怀孕的妻子送进宫中躲藏，自己自杀身亡。不久，屠岸贾率三千人把赵府团团围住，把赵家全家老小，杀得一个不留。幸好赵朔之妻庄姬公主已被秘密送进宫中。屠岸贾闻讯必欲赶尽杀绝，要晋景公杀掉公主。景公念在姑侄情分，不肯杀公主。公主已身怀有孕，屠岸贾见景公不杀她，就定下斩草除根之计，准备杀掉婴儿。公主生下一男婴，起名赵武。但是消息走漏，屠岸贾亲自带人入宫搜查，公主将婴儿藏在裤内，躲过了搜查。屠岸贾估计婴儿已偷送出宫，立即悬赏缉拿，并下令把晋国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婴儿全部杀掉，帮助和隐匿赵氏孤儿的人将被处以极刑。
在赵氏家族将被赶尽杀绝的危急时刻，赵家的两位忠实门客公孙杵臼与程婴商量救孤之计：如能将一婴儿与赵氏孤儿对换，让屠贼搜到那个假赵氏遗孤，方才会停止搜捕，赵氏嫡脉才能保全。程婴的妻子此时正生一男婴，他决定用亲子替代赵氏孤儿。他以大义说服妻子，忍着悲痛把儿子让公孙杵臼带走。
公孙杵臼说：“你既然肯舍弃自己的儿子，就将他交付于我，我带你的儿子躲藏在太平庄上，你去屠岸贾那里报告，屠岸贾一定会亲自率军队来捉拿，将我和你儿子一起处死。然后你再将赵氏孤儿带走抚养成人，为他父母报仇，这才是一个长期之策。”
程婴依计向屠岸贾告密。屠贼迅速带兵追到首阳山上的太平庄，处死了公孙杵臼，摔死了婴儿。程婴强忍悲痛，带着孤儿逃往外地，过了十五年后，孤儿长大成人，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日日想着报仇。
这个时候，晋国的国君也已经是晋悼公了。他为赵氏家族恢复了名誉和地位。赵武在此时要求杀屠岸贾为全家报仇。在韩厥的帮助下，赵武杀了奸臣屠岸贾，报了大仇。
程婴见赵氏大仇已报，不肯独享富贵，拔剑自刎，他与公孙杵臼合葬一墓，后人称“二义冢＂。他们的美名千古流传。
程婴和公孙杵臼定下的“李代桃僵”营救赵武的计策，以牺牲一个孩子的性命换来了赵氏的血脉流传，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属于无奈之举。因为，如果不那样做，将有更多的孩子被杀。他们付出的牺牲，终于在十五年后得到了回报，赵氏冤屈得以昭雪，孤儿家仇得报。
第十二计：顺手牵羊
【原文】
微隙①在所必乘；微利在所必得。少阴，少阳②。
【原按】
大军动处，其隙甚多，乘间取利，不必以战。胜固可用，败亦可用。
【注释】
①微隙：微小的空隙，指敌方的某些漏洞、疏忽。
②少阴，少阳：少阴，此指敌方小的疏漏，少阳，指我方小的得利。此句意为我方要善于捕捉时机，伺隙捣虚，变敌方小的疏漏而为我方小的得利。
【译文】
再微小的疏忽也必须利用，微小的利益也要力争。变对手小疏忽为我方的小胜利。
大部队在运动的过程中，漏洞肯定很多，比如，大兵急于前进，各部运动速度不同，给养可能造成困难，协调可能不灵，战线拉得越长，可乘之机一定更多。看准敌人的空隙，抓住时机一击，只要有利，不一定完全取胜也行。
这个方法，胜利者可以运用，失败者也可以运用，强大的一方可以运用，弱小的一方也可以运用。
智慧心得：
此计最初出自《礼记·曲礼上》：“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意思是：顺便牵走那些马和羊。后来引申为乘便获得，毫不费力。古人认为：“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意思是善于战斗的人能够捕捉战机，乘隙争利。
顺手牵羊，是看准敌方在移动中出现的漏洞，抓住薄弱点，乘虚而入获取胜利的谋略。运用此计要注意捕捉战机，乘隙争利，当然，小利是否应该必得，这要考虑全局，只要不会“因小失大”，小胜的机会也不应该放过。
顺手牵羊也许源于人性的贪欲，恩格斯曾引黑格尔的话说，恶在历史上有着独特的作用，譬如贪欲和权欲就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贪是人类生活的根本追求。人类贪熟食，于是学会了用火；人类贪安逸，于是盖起了高楼大厦；人类贪便利，于是有了汽车飞机。贪的方式五花八门，顺手牵羊是其中之一种。顺手牵羊可以说是人类贪之本性的自然流露。
“顺手牵羊”计按照获利程度分，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顺手”取得小利。这样的成功，多数是局部性的、小范围的，因此战略意义比较小，只适合一些对敌人采取骚扰性行动的行为。这种类型的“顺手”往往是在实现主要的作战目标的同时，趁敌人不备捞取意外的收益。
第二个类型就是在进行一项任务的时候，发现预先计划好的目标因为形势的变化而无法实现，于是在新的环境之下，随机应变，找寻战机，获得胜利。
据《左传》记载：秦穆公在位期间，秦国曾经发兵攻打郑国。经过滑国的时候，郑国商人弦高得到了情报，就谎称自己是郑国派来犒赏秦国军队的使者。秦军主将认为此行的计划已经泄漏，不再适合突袭郑国，于是在退兵的时候顺手灭掉了滑国。秦国的这种做法，正是在正式的任务无法完成时顺便获取一些原来不在计划之内的利益以补偿己方的行为，就是俗称的“贼不走空”。
除此以外，著名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事件（也就是美洲的发现），实际上也是哥伦布向印度航行攫取黄金的计划失败之后意外产生的结果——因为哥伦布将错就错，将美洲称为印度。
第三个类型，就是将顺手牵羊的意思进一步引申，不仅仅是争取片面的胜利，而是抓住可乘之机攻击敌人最薄弱的部分以打垮敌人获得全胜的意思。
既然顺手牵羊的目的是获取利益，那么，利益获得越大，对己方的好处也就越大。而顺手牵羊需要的条件是敌人有漏洞，能够产生可以“牵羊”的机会。所以，在敌人产生失误的时候，及时把握机会给敌人致命一击，夺取全面的胜利，是获利最大的行为。因此，这种性质上的“顺手牵羊”是最有意义的。
不过，如果要实现全面的胜利，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否则即使有机会，也会因为己方准备不足而坐失良机。另外，也不要等着对方出错，那种消极的态度往往不会有很好的结果，要不失时机地制造敌人内部的纰漏，然后利用之，打败敌人。
实施此计的关键在于“顺”，即来去顺路，取之顺手，赢之顺时，得之顺便；不强行，不板滞，不影响原有主要目的的实现。
太平天国击破江南大营一例，便是顺手所得。1856年6月14日，陈玉成、李秀成大军完成战略任务，自皖西回师天京，在驰骋中突然接到东王杨秀清命令，要他们顺道攻破孝陵卫江南大营，陈、李认为“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杨秀清指示“违令者斩”，于是陈、李不得已而奉命进攻，竟一击而破。这一“顺”字有如神来之笔，手法如行云流水，干净利落。
“顺”字重在自然，《荷马史诗》中阿迦门农的联军，在特洛伊城外海滩登陆后，把船只顺手拖上陆地，构成连环防御工事，这是航海民族自然而然的军事艺术。西汉霍去病远征匈奴时，用运输工具武刚车在草原上“环接连城”，组成防御工事以对付匈奴骑兵的冲击，也是因地制宜的权变之计。
一个“顺”字，体现了人类追求效率的天性。
此外，蒋介石在剥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兵权，控制贵州的争斗中，就使用了“顺手牵羊”之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当红一方面军进入贵州时，蒋介石即电令贵州军阀、省主席王家烈率部堵截红军，想借“追剿”红军之机顺手把王家烈的黔军解决掉。当然，作为军阀的王家烈也是颇具头脑的，他也盘算着如何借“剿共”之名一统贵州，来个“顺手牵羊”，趁机扫除割据盘江、赤水、仁怀等地的犹国才、侯之担等“异己”；同时，他也担心老蒋同样用“顺手牵羊”之计，乘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为了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力堵截红军，迫红军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两广之李宗仁、陈济棠联系，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协议，彼此照应。蒋介石知道后，更视王家烈为眼中钉，开始了一系列相应的谋划：
首先，假“追剿”红军之名，派嫡系入黔。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尾随红军进入贵州，然后竟然撇开红军，直奔贵阳而去。闻得此讯的王家烈急出贵阳，于薛岳驻营处求见，但薛岳避而不见，“中央军”直接接管贵阳。
其次，挖墙脚。薛部进入贵阳后，就打起招兵大旗，在王家烈的鼻子底下，招起兵来。由于薛部是蒋记嫡系部队，军粮要比黔军优厚得多，以致王家烈部队的士兵纷纷逃到薛岳的部队，这等于是在挖王家烈墙脚，王家烈又恨又怕。
第三，相机摊牌，逼王就范。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蒋介石果断地摊牌，逼王家烈交权，要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两职中选择一职，迫于无奈，王家烈让出省主席的位置，希望能保住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的实权。但蒋介石的目标并不仅于此，他任命王家烈为二路军“追剿”总指挥，把他彻底调出了贵阳。
第四，釜底抽薪。当蒋介石飞抵贵阳亲自指挥“剿共”时，更布下了“闹饷”奇招对付王家烈。红军于1935年4月24日进入云南境内后，蒋介石令王家烈整编队伍，再将其军费缩水为10万元。尔后，又用重金收买王家烈手下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以加入“中央军”为诱饵，让二人怂恿部下“闹饷”，武装逼迫王家烈下野。
当时，兵饷不足是军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士兵闹饷常常酿成政治事件，因闹饷而杀掉长官的事并不罕见，整营士兵因此投向敌方更是司空见惯。因蒋介石有江浙财团支持，能够确保“中央军”军饷不至匮乏，所以王家烈手下纷纷加入“中央军”。
在内外逼迫下，自知大势已去的王家烈连发四次辞职电报给蒋介石。稳坐贵阳的蒋介石批准了王家烈的辞呈，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衔和5000块钱旅费，一代军阀就此沉寂。
蒋介石趁“围剿”中央红军之机，使用“顺手牵羊”之术，成功地制服了王家烈。从中可以看出，对于谋者来说，“顺手牵羊”往往并非神来之笔、即兴之作，而是主动设局，相机而作，以谋划周全，意图隐秘，行动果断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