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失衡的天平

缄默的大山

江西，位于中国的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因公元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省名，又因境内主要河流赣江而得简称。江西总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境内除北部较为平坦外，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当地民谣称：六山二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换句话说，江西国土面积的60%都是山脉、冈峦和丘陵。

江西的地形地貌，据考证是白垩纪晚期的燕山运动所形成。地壳的太平洋板块自东向西挤压，在江西境内隆起了一座座高大的山脉和一道道高耸的山脊。江西东部，北接仙霞岭、南接九连山的长达550公里的武夷山脉，将江西与福建隔开。江西西部，自南向北，由包括武功山、万洋山和诸广山等一系列山冈在内的罗霄山脉将江西与湖南隔开。江西西北，则由北东——南西走向的幕阜山脉作为湘鄂赣三省的分水岭。

可以想见，造山运动时期，江西是重要的皱褶隆起带。这些在地质学上被称为“皱褶断块山”的山脉，险要高峻，平均海拔千米以上，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不计其数，最高的山峰黄岗山、南风面和齐云峰均超过2000米，分别为整个华东地区第一、第二和第三高峰！

亿万年的大山，缄默不语。在大山的皱褶里，繁衍出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多少次沧海桑田，多少回改朝换代，大山里的山民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把根扎在了山里。他们中有些甚至祖祖辈辈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的怀抱，还有些人则甚至因为种种原因不断向大山的深处迁居。

他们像一粒粒草芥，散落在大山深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疾苦，甚至没有人懂得他们的语言。当诗人以赞美的口吻歌颂他们为“羲皇之民”，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过着远离尘世的桃花源生活之时，他一定没有想过，深山里的百姓，他们如何凭一双手，向主要由花岗岩和片麻岩组成的山体讨要生计？！

不错，大山里丰饶的物产，树木、竹子、香菇、木耳、珍禽野兽，曾经养活了多少山里人，曾几何时，靠山吃山，成为山里人自给自足的资本。然而，高速奔跑的社会，慢慢地把和着大自然节奏生活的山里人抛弃了。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城市文明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山外的农村，由于交通和区位的优势，紧跟着社会前进的步伐，慢慢融入了现代文明当中。而大山却把这些文明的元素阻挡在了山外，现代文明的天平失去了平衡，把90多万山里人遗忘在莽莽的群山之中。

悠悠绿水，巍巍青山，这是多少赣鄱儿女引以自豪的骄傲；由这清泠泠的水和这翠青青的山编织出来的如画江山，又是国内外多少人士心驰神往的地方！

然而，同样也是这一座座大山，成了横亘在山民面前的巨大障碍。

尤其是自“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江西全省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自1978年来，江西的贫困人口从450万逐年下降，到2000年全国性扶贫攻坚结束时，只剩下最后90万。

但是，这最后的90万群众却始终没有走出贫困的沼泽地。他们大多数人祖居深山，不通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广播电视、不通电话，缺少必要的医疗条件，投入再大也无法彻底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

居住在深山里的90万赣鄱儿女，他们将如何跨越这看似无法逾越的“贫困之山”？

常年从事扶贫的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勒系永处长对江西的移民扶贫事业满怀感情。2010年夏，当我随同他前往吉安、赣南采访时，他饱含深情同时又有些沉重地说：帮助这部分群众脱贫解困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和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任务伟大而艰巨，要把压在这部分群众头上的贫困帽子摘掉，有时比移走一座大山更加艰难……

与世隔绝的生活

不是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难以体会这崇山峻岭所带来的与世隔绝的作用。采访中，许多搬迁出来的移民说起以往深山中的生活，都有不堪回首的感叹。在高铁遍布、政府倾力打造五小时经济圈的时代，很多山民一辈子居然没出过山门，大部分村民最远的只到过集镇或者县城。在那些自然条件恶劣、位置极偏僻、人口分布零散的地方，村民与外界往来很少，有的地方，几年甚至十几年都难得见到一个来自外面世界的陌生人。更有甚者，有的甚至过着野人般的生活，现代文明就这样莫名其妙又充满讽刺地将他们遗忘在了大山深处。

修水县大椿乡九曲村山峰尖自然村，从集镇坐农用车一个半小时，再爬3个半小时的羊肠小道才能到达，真是“百里都无半里平，行路难于上青天”，村民到乡政府不论办什么事情，往返一般需要2、3天。据调查，修水县离公路距离在3公里以上有1180个自然村，12179户57426人，其中5公里以上的有688个自然村7609户35841人。

这些群众居住不但偏远，而且非常分散，全修水县有113个村不通公路，有45个村不通电。程坊乡程段村，全村不到一千人，占地面积却达70平方公里，平均一平方公里不到15个人！复原乡78个村民小组，有37个村民小组零星分散在一百多座崇山峻岭之中，隔着几座山几道岭，需要走几公里路才有一户人家，真是“对门人家叫得应，见面却费半昼工。”

安远县镇岗乡半天堂村海拔一千多米，距最近的墟镇也有十几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半天堂村有个男青年出去打工，他给家里打一个电话需要三天时间，程序是这样的：他先打电话给镇上的一位亲戚，告知他自己何时要打电话。亲戚第二天花半天时间去半天堂送口信，然后和打工仔的父母一起下山，等接完儿子的电话，老人家再翻山回半天堂，怎么着也要大半天时间，屈指一算，到家时已是第三天的傍晚了。平常无事倒没什么，万一遇到急事，老天爷来了也帮不上忙。该县三百山的村民到县城则必须在亲戚家借宿，否则当天回不去。一些老人到死也没进县城看过世面，让人听了鼻酸。

横峰县有个上坑源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曾是全县林业建设的排头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便的交通，居住的分散、信息不灵，最终还是成为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制约瓶颈。

乡干部江礼良告诉我们，这个乡江家村小组的20多户人家全部分散居住，最多的地方只住了3户人家，别的几乎都是一个地方一户人家。平时要开一个村民小组会议，有的农民要走上三个小时才能赶到村小组长家里，假如晚上开会，村民要早早的吃了晚饭，5点左右从家里赶过去，8点才能赶上开会。开会花个2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打着火把赶夜路，到家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同属该县的上坑源乡云台山村小组位于高山上，整天云雾缭绕的，尤如宫崎峻笔下的空中之城，虽然看上去很美，生活在那里的人领略的却是山高路远的艰辛。如果从乡里到云台山村小组去，必须有不畏艰难的决心，因为横亘在面前的是一座高似一座的山岭，眼前只有那飘带一般盘旋而上的羊肠小道，而且都是台阶，青壮年也要爬四个多小时。有一次，县民政局的干部要到云台山村小组处理一个问题，爬到一半后实在爬不上去了，只好请同行的乡干部爬上山去，把上面的人叫下来在山道上讨论了半天，这才解决了问题。

69岁的邓孝保，是宁都县东韶乡芒东坑村委会花门垴村小组村民，该村小组当时只有4户10人，长年在家的7人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花门垴距村委会所在地20华里，离乡政府所在地70华里，全是崎岖山路。2004年，县扶贫移民办工作人员和乡分管领导、扶贫专干到该村调查时，时任村小组长的邓孝保介绍说：

这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得靠肩挑手提走25里山路到漳灌村或肖田圩去采购，要到乡里办点事的话，就得两头摸黑：先步行25华里到漳灌村，再转乘人货混装的农用车或三轮摩托车，开上个45华里到乡圩镇。在圩上只有1—2个小时办事，又得匆匆往回赶，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路上。村民居住的是建于1950年代的土坯房，喝的是“自流水”（用毛竹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点的是煤油灯，种的是冷浆田。每到收获季节，人们得敲着竹筒轮流守夜赶野猪，否则一夜之间一年的辛苦就会化为乌有。由于不通电，吃的米还得靠水碓舂。难哪！我二哥邓孝泉65岁、大哥邓观宝67岁、老爸邓学远90岁，他们一辈子没到过宁都县城，也没用过任何家用电器。因为没电、没路，孩子们大了，只要到外面读过书或打过工的，都不愿再回来了，我儿子出去几年连年都不回来过。我也理解，他回来就要打一辈子的光棍，会苦死在这里。为了后代，我们想走，但凭我们山里人个人的力量，出去找不到地方建房，也没哪个地方会接纳我们。故土难离是一时的，如果不搬迁出去，死了葬在这高山嵊上，估计以后扫墓都没人来喽！

邓孝保说的情况在江西山村并不少见。在那些长年累月与世隔绝的地方，村民们对乡土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他们热爱家乡却又深感不便，他们有隐隐的离去的渴望，却宥于现实条件的局限，只能继续困守家乡，这使他们个个都成了多思的哲人。当采访中谈起山乡墟日的繁华和人们的兴奋时，世居此地的老表跟我们讲：为什么山区逢墟的时候人多啊，就是因为他们平时没有人可以交流，到了墟日的时候才能够大家坐一下，讲一下。那种开心，你们城里人很难想象，所以很多人情愿走几个小时去赴墟，感受一下人气，养一养眼珠。

修水县湖洲村村民说，从他们那里到集镇，别看直线距离才五六里，可出来的话，既无法骑自行车，也不能骑摩托，只能靠双脚，光上山下坡要花一个多小时，再摆渡等个把小时，来回4、5个小时就没了。

“种的是挂壁田，走的路是鸡肠路”，另外一个村的村民回忆，“那一年，我到亲戚家吃饭，回来时遇上发洪水，回不了村，整整堵了二个礼拜。这两个礼拜我们只好借住在山下村民的家里，晓得几不方便哟！我们村盛新民等人下山买米，下了雨后涨水过不了河，又遭遇山体滑坡，道路也塌了，也被堵在了外面……”

遂川县黄坑乡圆潭村村民张传文亲口讲述说，他以前住在离圩镇五十多里的偏远山区，祖祖辈辈都过着闭塞而贫穷的日子。村里有一半人口没有到过县城，由于不通电、不通路，消息闭塞，一些人甚至不知当今国家主席是谁。

修水县有个老婆婆活了近八十岁，从来没到过县城，搬迁下来后第一次看见汽车，她吓了一大跳，然后悄声地问人“那长着两个贼眼”的怪物是吃草还是吃肉？这近乎荒诞的问题并没使闻者发笑，反而让人鼻酸，老太太搬迁下来后坐在路边看了整整三天的汽车！如果讲这个故事的人不是修水县移民扶贫办的赖波平副主任，我肯定以为这是乱编的瞎话。可这是铁打的事实。当我们驱车经过路边的一座移民安置点时，乡干部甚至指点出了老婆婆当时放椅子的位置。只可惜老婆婆已经作古，不然我们应该能听到她对于汽车的独特见解。

挂壁田和斗笠坵

采访中，我多次听扶贫干部和老俵们说起“挂壁田”。初听时我不懂，特意让人写下来，等“挂壁田”三个字真切地呈现在纸上时，我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这是画家们的艺术之作。可等我观看了扶贫部门提供的相关光碟，又到实地采访之后，这才知道“挂壁田”实有其事。由于深山区到处是陡峭的山崖，平坦的地方极少，老俵们千辛万苦开垦出来的农田，连片成亩的几乎没有，以“分”和“厘”计算的也少，多半就是几个平方米，斜斜地倚在山腰上，就像晾晒在山坡上的一块谷答、一方黄巾。这样的土地，土质瘠薄不说，遭遇暴雨时还极易被冲垮冲毁，所以农民们形象地称之为“挂壁田”。这种田当然无法用犁和牛来耕作，只能用锄头一点一点翻耕。据说山民收红薯时得先在山坡上挖个洞，把箩筐固定好，再小心翼翼地把红薯放进筐中，稍不小心，挖出来的红薯便跟着竹筐一起滚到一百多米远的山脚下去了，耕作条件之艰难，有此可见一斑。

修水县义宁镇段村徐世福一家5口人，有1.2亩水田，分布成21丘，当地老表称之为“蓑衣田”、“斗笠坵”，意思是每块耕地的面积之小，用挡雨的蓑衣或斗笠都能遮住。徐世福的耕作生涯由此带上了一抹无奈的滑稽和实在的凄凉：这样的“蓑衣田”和“斗笠坵”仿佛小孩子过家家的道具，如何能承载起五口之家的粮食需求？

赣、闽、粤三省接壤的寻乌县，位于武夷山脉和九连山脉连接处。这里的南桥乡高排村有个天湖村民小组。天湖者，天上之湖也，可见其所处地势之高。这个地方，在农业学大寨时，一度成为“战天斗地”的典型，当时的县委书记曾亲自带队前来天湖参观。由于山高路陡，县委书记出了一身汗，到了参观地点，便随手把自己头上戴的草帽摘下搁在地上。结果在计算天湖村民“与天奋斗”、垦荒造田的成果时，怎么计算都少了一块，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被他的草帽给盖住了。这样的细节如果不是源自生活，想象力再丰富的作家，只怕也难于创撰出来！

一辈子居住在这里的71岁的村民陈盛海对我们吟起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歌谣：

一亩田，八十坵，

虾蟆一跃几块坵。

遇到落了几天雨，

一塌塌到七八坵。

陈盛海的声音有着大山人特有的苍凉，一如他脸上的沟沟壑壑，让我们体会到山民们生活的艰辛。的确如此，像陈盛海所说的这种土地不仅难以耕作，而且高山水冷，收成极差。让我们看看如下这些数字：万安县大广岺村人均耕地不足0.4亩，每亩产量不足250公斤，人均自产粮食不到100公斤，口粮难以自给，每年人均需要要购口粮200公斤。2002年，这个村的村民年人均收入不到750元，年人均用于买粮的支出却在300元以上。由于长年入不敷出，需要靠借债度日，每户累计负债都在8000元以上！

座落在永丰县君埠乡深山区里的北寨村，全村256户1250人，人均耕地不到1亩，交通、通讯、就医、上学、用水等极为不便，这些年生态环境恢复较好，又受野兽危害。粮食只能种一季，产量极低，种粮不够吃，2006年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村，村民中吃低保的有45人。

居住在鄱阳县田贩街镇牌楼村的彭一山，是父亲那一辈从徐家滩迁过来的，兄弟姐妹5人，3个姐姐、1个弟弟。家里每人有2亩多田，听上去不错，可惜那都是高山冷浆田，亩产只有200斤左右，即使后来乡农科院帮助推广了很多科技手段，仍然只能产到250斤。加上山上野猪增多，家里的收入越来越少。到90年代时，彭一山和弟弟只有一起到田贩街镇、莳山垦殖场附近帮人家做泥工，挣钱补贴家用，否则生活难以为继。由于进出不方便，早上天不亮就要起来，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到家，非常辛苦。彭家兄弟累死累活干了一段时间，难免疲累。有时就想，人家还在热被窝时自己就要起来赶工，晚上别人都已经洗脚上床睡觉了，自己却还在路上奔波，披星戴月的仍然挣不到一口饱饭吃，所以有时候也就偷懒，不愿做，破罐子破摔，袖着双手在山上晒日头。由于再没有别的收入，彭家的生活一直挣扎在极贫线上，让人殊为感叹！

王小东学艺——没有用武之地

说起遂川县珠田乡大垅村的勾仔垴，乡里的干部没有一个不摇头的。这个地方只有10来户人家，全都姓王。据说他们的祖先在明末清初时，为躲避战乱逃进这与世隔绝的深山沟，成了真正的山里人。对于勾仔垴，当地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勾仔垴，山连山，离天三尺三”。

民谚所言不虚，勾仔垴的确山重峦叠嶂、回环起伏，一眼望不见尽头，仿佛每一座山都勾着、连着，宛如那生生世世相爱着的恋人。满目翠绿中，只有一条崎岖狭窄的山路羊肠子似的盘旋在山体上。小路坎坷难行，却是村里通往几十里外村委会的唯一通道。小路上的每道沟坎，都浸润着勾仔垴人的汗水和辛酸。勾仔垴人似乎也认命，他们默默地生存着，茅草树皮盖的房子是他们身心的归宿。原始粗陋的生活条件抹煞了他们对现代生活的美梦，也许只有当茅屋在寒风或暴雨中摇摇欲坠时，他们麻木的脑海里才会生出一份对坚固的瓦房的奢望来。

在这个勾仔垴上，住着一个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名叫王小东的人。象其他勾仔垴上的人一样，王小东从小就生活在深山里，二十多岁还没出过一次山。每天只知道上山挖笋、砍柴，或者打些野味，打发一天的生活。有时候，则跟父母亲一起，伺弄着家里仅有的几分望天丘，栽些水稻，勉强收点口粮，或者在房前屋后的山坡地上种些红薯，接济那口粮缺少的月份。

二十多岁的时候，王小东娶了离他家二十多里远，同样也是深山沟里的一位姑娘，几年后，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从而开始重复着他祖祖辈辈曾经走过的生活。

1998年夏天的一天，王小东2岁的儿子生起了病。先是感冒咳嗽，后来又发起了烧。在离勾仔垴十多里的一个山村郎中那儿抓了几付中药吃，却一直不见好。孩子的高烧时断时续，将近半个月不得退。到后来，孩子都瘦得不成人样子了，王小东见再不出山去治，恐怕就没得救了。于是咬牙跟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家里仅有的一千多元存款带上，到山外去为儿子求医。

王小东跟父亲一起，抱着儿子先是爬了四十多里的山路，来到了大垅村委会所在地，然后，在大垅村央了一位亲戚，用摩托车把他们三人搭到了珠田乡卫生院，在这位亲戚的帮助下，这才终于让儿子住上了院。

第一次出山的王小东，面对着珠田乡集镇上的花花世界，有点眼花缭乱。原来在村里听别人说的东西，他第一次亲自感受到了。他用纯朴的双眼，接受着让他感到新奇的所有，电灯、电话、电视、汽车，甚至连卫生院里的一只会响的喇叭，也让他备感好奇。特别是儿子住院的那几天，病房外不远处医生办公室里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更是让他着迷，一有空，就站在门口看个不停。

儿子的病，其实也就是简单的感冒咳嗽引起的肺炎，不到一个星期就治好了。

儿子出院后，他跟父亲一起，把儿子抱回来了勾仔垴。人虽然回来了，可王小东的心却没有回来。

几天后，王小东瞒着父亲，偷偷地从山里跑了出来，学起了泥水匠。他发挥山里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一门心思跟着师傅学，不到半年便出了师，可以单独接活了。

然而，就在王小东准备在外面长期做泥水工时，父亲却病倒了。王小东不得不告别山外的生活，回去支撑这个家。让王小东没想的是，他学了一身的手艺，回到山里好几年，却从来没有一户人家请他做过泥水。不是他的泥水技术不好，而是因为山里人穷，哪家做得起房子呢？即使要加盖点土坯房，也用不上他这个泥水工，家里人烧点土坯，自己盖就行了。王小东这个泥水工，空有一身技术，在这里也赚不到钱。

就这样，王小东学艺这件事一直到现在还在勾仔脑被传为笑谈。村民编了这样一句歇后语：“王小东学艺——没有用武之地”。

6岁孩子阿龙的家

修水县复源乡，是修水县一个深山区里的乡，如今在互联网上已经能查到这个乡的资料。可是，只有当你到了那里，你才会发现，居住在这个乡的农民，与外面的世界相隔有多远！

这个乡共有78个村民小组，其中近37个村民小组零星分散在100多座崇山峻岭之中，每个小组的村民居住之分散，也是外界不可想象的。乡干部说，他们下乡时，需要走上几公里才能有一户人家。当地人有一句民谣，说：“对门人家叫得应，见面却费半昼工”。

这一天，一位采访的记者来到复源乡的双港村，这是处于深山中的一个偏远乡村，名字叫做牛车坪村。

位于马鹿山脚的牛车坪村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村落，幸运的是，尚有一条水泥路从山脚向上蔓延，两边都是一栋栋的楼房，看上去倒有些新农村的风貌与气象。只是越往山上去，路越窄，楼房的规模也就越小。到了半山腰时，就只剩一条尘土飞扬的泥巴路了，路边杂草丛生。道路尽头是3间修建得很随意的青砖平房，甚至连窗户都没有。

这里，就是6岁阿龙一个人的“家”。

一间独立小屋的外侧，有几块青砖摞成的“灶台”以及装了陶瓷便盆的“厕所”，“设施”相对齐全，于是就成了阿龙的“主卧”。另外两间相连的平房，破烂不堪的木门象征性地掩着，没有门锁。据了解，阿龙曾住过其中一间，不过因为父亲在这里去世，如今再没有人靠近这两间房子。阿龙也没有再进去过，只是经常在门口走来走去。“是不是觉得爸爸还在里面睡觉？”记者问。阿龙没有回答，犹豫了一下，摇摇头跑开了。

小屋前有一片很大的空地，是阿龙平时活动的主要场所。而他最常做的事，就是搂着那条叫“老黑”的狗，望着通往外界的那条路发呆。父亲过世后，阿龙就没再下过山。

远远地看见熟悉的叔叔阿姨，阿龙显得很高兴。村委工作人员拿出盒装饼干和香蕉，非常自然地放在房间里，并叮嘱阿龙不能把饼干当饭吃。听到村干部的话，阿龙乖巧地点头，咧开嘴笑了。

但是，看着阿龙的笑意，记者忍不住要落下泪来……

月明村家长的共同决定

芙蓉镇月明村，一个听上去会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甚至感觉有些香艳的美丽名字，多少年来，却一直“藏在深山人未识”。

万安县几乎没有人去过这个村，因为它处于万安水库库区深处，实在太偏远、太偏远了。

范衍栋等七户库区移民，在水库蓄水的时候不得不朝后搬迁，这一搬就搬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对于大人来说，山上的生产生活不方便，熬一熬也就过去了，但对于处于学龄期的孩子来说，这却不是一个“熬”字可以解决问题的。

村里没有教学点，八、九岁的孩子要走上二个多小时到山下上学，春夏秋冬，日晒雨淋，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孩子上学不安全，家长们实在不放心。都说山里娃儿命贱，可在父母心中，他们也是心头肉啊！

早上，林间的鸟儿还没有开始啼叫，母亲们就挪开丈夫温暖的胳膊，悄悄地爬起来，到灶间烧一把火，把昨夜煮的剩饭炒一炒，然后喊起睡眼惺忪的孩子，让他们吃了去上学。

跨出门去，外面的天空上还闪烁着星斗，西斜的月亮还没落山呢。

一阵料峭的山风吹过，甚至在春秋季节也感觉到寒气逼人。

下山的路，影影绰绰，时而羞涩地掩埋在草丛里，时而又淘气地绕上了山崖。母亲们没空将孩子护送下山，只能点燃一根松明子，交到孩子手上。等村里几个读书的孩子都聚齐了，母亲们千叮咛万嘱咐，让孩子们一路小心，注意安全。

路上有奔走的野兽、有出没无常的蛇，这些本来就够让人担心的了，遇到天气恶劣的日子，满山风呼雨啸，甚至霜雪没路，所有家长的心一整天都是悬着的。

孩子们放学回来，衣服被荆棘挂破了，手掌啊膝盖呀，不是这里流着血，就是那里蹭破皮，这是常事。孩子们小，上学路上不懂得替自己担心，可大人却像心头压着一块石头，每天每天不能轻松。经常的状况是，家里晚饭做好了，孩子还没回来。一家人找也不是，不找又怕孩子出事。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担忧和焦虑中，村里的家长们作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为了孩子的安全，宁可放弃读书，也不让他们去上学了！

当这个决定向孩子们宣布的时候，孩子们哭了，汩汩的泪水漫过他们稚嫩的面颊，然后流进了大人的心中，把他们的心腌成了苦涩的梅子。他们知道，这是在用孩子的前途和未来换取当下的安全，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难道，为了孩子读书，宁可让他们天天冒着危险，让全村老老少少情绪上受着煎熬吗？

让孩子们辍学这个决定是违反国家《教育法》的，可客观情况如此，谁又能对这些家长予以追究和谴责呢？！

鄱阳县田贩街牌楼村沿山冲的村民徐宗贵曾这样对山里的孩子和外面的孩子做了一番对比，他说，山里的孩子，一般要到9岁才读书，因为离学校远，上学走路要走近3个小时，孩子太小，走不了这么远的路，另外父母也不放心。所以山里的孩子走出来，看起来要比山外的孩子笨一点，由于没见过世面，人家讲个笑话，他们都听不懂，理会不了人家为什么笑。而且，山里的孩子生病，小病小痛的根本就不会出去看，下山看病费时又费力，加上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所以很多孩子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体质也不是很好，智力也跟不上别人。人家外面的小孩2、3岁就上幼儿园，5、6岁，6、7岁就读书，就接受教育，相比之下，山里的孩子当然比不上别人啊！

他的这番对比是否有道理？只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品味得更深。

月明村的现实、徐宗贵的感叹，在类似的山区、库区实在是普遍现象。

遂川县高坪镇牛岭村常支部书记柳先泽告诉记者，他们那个村，小孩上学要走10公里。出村全部是下坡，进村全部是上坡。山里每年9月以后就会下雪，下冻雨则是经常的事。小孩子读书，经常会滑倒在路上，家长们实在不能放心。

调查曾经显示，修水县离最近完全小学距离在5公里以上的有744个自然村，涉及7919户37226人。复原乡湖洲村村民慎新民说，他们村里出门要过一条30—40米宽的祟河，只能竹排过渡，遇到涨水，大人出不了村不要紧，孩子们就耽误上学了。为了解决孩子读书问题，村里决定请一个民办教师来村里上课，由镇里、村里协商出钱。这个民办教师一个人教4个班，效果当然不好。可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啊。

于是，在大山里孩子的眼眸中，那一道道翠绿的山岗就化成了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屏障，挡住了一层又一层的视线。

三百山——一个花季生命的消失

安远县，是笔者温燕霞的故乡，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客家风情。但因不靠国道、不靠铁路，也没有高速公路，经济一直不甚发达。这个地处江西省最南端的县境，在香港回归前后那一阵子，在外面的知名度蓦地高了起来。各种媒体广泛介绍了安远县秀美的三百山，因为三百山是东江之源，香港人的饮用水就是从这里发源，一路接纳、融和了众多支流后，浩浩荡荡地流淌1000多华里，进入香港境内的。

东江，是香港人民的母亲河，许多香港人饮水思源，组团结伴来到安远。他们感谢安远人民为保护东江水质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在水源处立下石碑，以誌谢忱和敬意。笔者1996年和江西电视台的张光烈先生联合创作了一部反映安远人民保护水源的上、下集电视剧《情醉东江源》，拍摄后曾在中央电视台和江西电视台播出。提这件事儿，安远人现在还津津乐道。三百山的许多景点也沿用了电视剧中的命名，比如“知音泉”、“情人谷”，洋溢着文人赋予的浪漫气息，也着实彰显了三百山的幽静之美。

然而，对于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当地居民来说，重峦叠嶂、水秀瀑奇的风景，同时也是山路险阻，与世隔绝的象征。

安远县扶贫移民办的黄镜明主任，从小在深山里长大，他给我们讲了他小时候读书的艰辛。

他的老家高岗村是真正的深山沟，有一个极具想象力的绰号：半天堂。那里可以用“森林茂密，古木参天，巨藤倒挂，遮天蔽日”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山上常年水气蔼蔼，云雾飘荡，房屋田畴仿佛浮在云海之中，所以美其名曰“半天堂”。无论冬夏，气温比起山下要低上个3—4度。由于该村地势高峭，来往的道路也就跟着崎岖险峻，有一年，管辖该村的镇岗乡党委书记骑摩托车到他们村公干，结果狠狠地摔了一跤，连人带车滚到了路边上，差点儿翻进了深山沟，说起来都让人后怕。

不过，这种事对于黄镜明而言却不稀奇，他上学时常摔跤。黄镜明记得他第一次入学的学校，只有2、3个孩子读书，一个代课老师教2、3个学生，就跟过去的私塾差不多。不过，私塾先生待遇不低，而他的启蒙老师每月只能拿到350元的工资。之所以待遇这么低，大概也是“按劳取酬”吧？

后来，这个超微型的教学点取消了，他只有到离家好几公里外的地方读书，每次花在路上要1、2个小时。家里为了让他更好地学习，三年级开始让他住校——当时能住校的学生，家庭条件相对算好的。

山里的学校条件根本就简陋，根本不具备接纳住校生的硬件。可学生们又必须住校，校方也只能因陋就简了，孩子们打地铺睡，山高一米、水冷二分，睡在那种地铺上可想而知。春夏交接时，墙根和床头常有菌丝丛丛簇簇地冒出来，鼻涕虫、蜈蚣更是常客。但比起每日的奔波，孩子们还是觉得住校更安逸，哪怕冬天吃冷饭、夏天睡地下，这些都不能削弱他们那因住校得来的细微快乐。尽管如此，周末往返的辛劳还是难免的。每个周日的下午，学生们要返回学校，不然第二天赶不上早读。由于家里穷困，返校的时候，孩子们得自己带米，交给学校食堂，这样可以省去打饭的钱。每个学期，每家每户的家长要挑上500斤柴火作为米饭的“加工费”。至于菜，也是一周一带，家里备好酸菜，用瓶罐装好，供孩子吃上一周。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读书，孩子们都非常自觉、非常刻苦、非常用功。因为家长们挑着柴火送他们上学时，一路上反复念叨的就是：大细崽，你一定要好好念书，给家里争口气。念好了书，考上大学，走出这大山。“走出大山”于是成为一个终极梦想，诱惑着山道上的每一个学生。真正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黄镜明说，他们那个班上的孩子，后来许多人考上了重点院校。

黄镜明大学毕业后回到安远，起初从事的是教育管理工作。他感叹说，在安远，还有许多孩子的读书条件像他当年一样。所幸的是10多年前他老家半天堂村终于有了一所小学，本村的孩子读书不用像他儿时那般辛苦了。问题是小学里还有外村的孩子就读，这些小孩是从40华里之外的大山深处赶来的。每天天还没亮，学生的父母便起身，为孩子准备两顿的饭食。孩子将饭食拎在手里，背着书包上路，走上3个多小时，到了学校才开始吃早饭；中饭嘛，自然呆在教室里吃。春、夏、秋三季还好，到了冬天就难办了。饭冷菜冷，手冷心冷，咽下去的饭菜仿佛冰砣，老半天还卡在喉咙里不得下去。长此以往，小小的孩子都有了胃病。下午下课后，这些孩子又得走上3个小时的路，直到天黑才能赶回家里吃晚饭——别说孩子，大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又有几人能够长期坚持呢？黄镜明表情忧郁地说。

采访中，黄镜明还讲述了一个让人难过的例子。他老家邻村竹湖村胡德发的儿子，15岁时读初中了，由于就近没有中学，只能到30里外的邓坑中学去读书。那一年恰逢雨季，老天成日哭哭啼啼，怨妇般淌着流不完的泪，山上的千沟万壑皆水流汹涌。那天胡德发的儿子去上学，路上遇到山洪暴发，把原本可以踏石而过的山涧淹没了。面对滔滔浊流，孩子犹豫了半晌，返回家吧，已走了大半路，划不来，去学校嘛，这涧流又成了拦路虎，孩子思前想后的，终于还是一咬牙，抬腿纵身往对岸跃去。不料一个趔趄，他猛地滑落在激流之中。深山寂寂，只有岸边的老树看见了孩子绝望的挣扎。又一个浪头打过来，孩子沉入了浑黄的水中，再也没有冒头。一个花季生命就这样被温柔而又残暴的河水给湮灭了……

习颜、邓龙辉的读书往事

习颜，是宜黄县东陂镇江背村村民习玉林的女儿，如今常年在浙江一带打工。对于自己打工之前的时光，她记忆犹新。她说，自家住得实在太偏了，小时候买包盐也要跑到东陂街上去，来回一趟要5、6个小时，所以，村里人很少到镇上去。父母亲到街上买一包化肥，由于路途太远，要分两次才能挑上山。而农田里用的化肥又不止一包两包，所以父母亲一年仅挑化肥就要往返多次，光凭这一印象，她就感觉到爸爸妈妈维持这个家好辛苦。

习颜家住在章山自然村，从村里到学校，全是崎岖的山间小路。9岁时，家里送她到学校读书，可学校却让她从学前班读起。学校的理由是，像习颜这样家住大山里的孩子，不能保证每天都准时到校，所以先要上学前班，打下一定基础再正式读一年级。当时她们的自然村有10户人家，上学的只有她和堂姐两个人。

每天天刚蒙蒙亮，两个小姑娘就结伴下山了。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杳无人迹，只有风一阵一阵刮过，激起林涛的应和。林涛似乎有意要和她俩作对，时而在左边呜咽，时而在身后吼叫。伴随着不知名的鸟鸣，和树丛中不时闪过的野兽身影，她俩吓得要死，心跟打鼓似的，坐在教室里半天还静不下来。到了冬天的时候，天黑得早，放学时她俩经常走夜路，那种惊惧，不是一个怕字就可以形容的。重峦之中，两个瘦弱、天真的小妹子胆战心惊地走着，松明子火把和电筒光照不透夜的黑暗，夜色便铁衣一般紧紧地箍在她们身上，并一点一点地勒进心里，让她们在睡梦中也不得安宁。年少时最贪觉，可习颜却没有一次赖床的记忆。每天早早地起来，走上将近2个小时的山路，到学校时已上完了2节课。老师和学生们对此习以为常，习颜她们也习以为常。问题是长此以往，她们的学习越来越差，根本无法跟上进度。每每说起这点，老师、家长和孩子只有一脸的无奈。

尽管如此，习颜和堂姐还是坚持下来了。她俩带中饭到学校吃，学校里没有热饭的条件，夏天不用热就这么吃，问题不大，可一旦到了冬天，带去的饭都冻成了冰坨，根本没法吃，所以每到冬天，她经常不吃午饭，少女如花的颜色中便有了一丝显而易见的萎顿。这是生活的痕迹，张扬而霸气地驻在她的双颊，让父母看了心疼。

习颜就这样勉强读完了中学，毕业后，她和同学一起去了浙江，在那儿的厂子里打工。城市的灯红酒绿热闹了她的双眸，却始终抹不去她对家乡的黑白记忆。而说到过往的岁月，她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读书的那段经历和山区生活的辛苦。

与宜黄县连绵起伏的山脉紧密相连的乐安县，也有着许多和习颜一样的孩子。乐安县坪溪乡山坑村村民邓龙辉讲起他们那儿的上学难，同样不堪回首。他家位于山坑村山上，与其他几个自然村共有一个教学点，教学点上只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本村人，初中毕业后被留在当地教书。十几个孩子分成几个班级，采取的是城里人陌生的“复式教学法”，即在同一间教室里时而给一、二年级的学生上课，时而给三、四年级的学生上课。老师虽然只有那一个，却身兼数职，上一节课教语文，下一节课教数学，再下一节课，可能又教美术了，这种教学点的质量可想而知。由于学生数量太少，教学质量平平，这个教学点后来撤消了，学生们只有到严杭村委会所在地的村小上学。

说起来山坑村距严杭村小只有5华里，但山路弯弯，坡陡路险，典型的望山跑死马。邓龙辉当年走完这五华里要花上足足2小时。所以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开始住校。学校条件简陋，根本没有为学生准备的床，小孩子夏天睡地板，冬天太冷了，就把课桌拼起来睡。吃饭也是自己带。严杭村小倒是有食堂，饭可以搁在学校食堂蒸热了吃。但菜得从自己家里带，一吃就是一个星期。学生们大多家贫，条件有限，只能带些豆腐乳、霉干菜一类的“长命菜”。许多学生吃到最后闻见豆腐乳、霉干菜的味道就作呕，正在长身体的山村孩子，自然而然地越来越单薄、瘦小了。他们背着书包在山路上跑动时，就像一个个移动的小黑点，让人看了心酸。

高山和苦水

许多长期生活在西北地区的人到了江西，都会为这里的山明水秀而动情。呼吸着大地上湿润清新的空气，他们会感到空气是香的，吸一口到肺里，只觉得浑身舒坦。喝一口用山泉水煮的茶，会品味到水是甜的，喝一口到嘴里，全身的毛孔都洋溢着喜悦。看一眼青翠的山，眸子顿时变成了两颗绿玛瑙，闪烁出美丽的光泽。江西，在许多人眼里，是一块美玉似的土地。

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江西全境共有大小河流2400条，总长18400千米，河流总面积71.86万平方千米。江西的河流绝大部分汇入鄱阳湖，形成鄱阳湖水系。鄱阳湖水系以赣江、抚河、信江、饶河及修水五大河流（水系）为主体。全省主要河流水质基本良好，达到国家II类水质标准。

江西还有众多的灌溉水库，总数近万座。其中大、中型水库260多座，小 ( 一 ) 型水库 1439 座，小 ( 二 ) 型水库 8080 座。庞大的水库群成为江西防洪工程体系和水利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人民饮水安全，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这是江西人的骄傲与自豪。

但是，现实总是有特例的。在江西有些地方，高山苦水，对当地百姓来说，曾经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

鄱阳县田贩街有个何彭村委会，这个村的岭上村小组和芙蓉山小组，都在离村委会约5公里远的芙蓉山上。芙蓉山海拔虽不高，但是自然条件比较恶劣。除了交通、上学和就医不方便外，这两个村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饮用水的问题。由于没有河流和水库，这2个山村的饮用水都必须打井，但是长期以来，井里打出来的水肉眼看不出什么问题，可是烧开之后稍一沉淀，水中便有一层鲜明的黄色沉淀物，用这种水做的饭，也呈黄褐色。

长期饮用这种水，对村民们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村民何牛喜和彭承红，他们的父亲都是很早就患了病。何牛喜的父亲何义宗1993年患有风湿病，后来越来越严重，目前瘫痪在床，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彭承红的父亲，原来身体很好，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可得了肝癌，从发现病情到去世，只有不到7个月的时间。彭承红的大伯则得了肝腹水，后来转为肝硬化了。村民们杂七杂八的病不少，开始还以为是各人身体的原因，后来经人提醒，他们把把根源定在了饮用水上，并取了水样送到乡里，乡里又请有关部门进行了化验，这才明白地下水中含有某种矿物质，饮用之后会导致人的身体发生病变，于是，村民们都不再敢饮用村里的井水，而是到离村3公里远的水库挑水喝。一日三餐离不开水，洗洗涮涮离不开水，为一担水，村民们得来回走上6公里，挑水成了沉重的劳役，而且是日复一日、无法推卸的劳役。久而久之，水成了某种令人害怕的东西，挑水则成了一种惩罚！个中艰辛，是打开龙头就有水出的城市居民无法想象的。

何彭村的例子并不是独一家，在江西的一些深山矿区，也有过类似的传闻，只是我在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做更全面的调查。

淙淙的山泉没有给何彭村带去幸运，滔滔的赣江则让自幼生长在船上的肖六秀感到了水的凶险。当我在赣州市扶贫和移民办刘主任的带领下，前往赣县大田移民新村采访时，79岁的肖六秀坐在竹椅上，瘦小的身躯因回忆而缩成一团。

我们苦啊，祖辈都在赣江里打鱼，没有土地，没有住房，户口本揣在身上，卵鬼崽基本不上学。怎么上学啊？我们住在船上，船就是我们的家，哪里有鱼往哪里去，寻食寻着要紧，哪里顾得了细鬼上不上学？我是在船上生的，我爷佬当的接生婆。想想我娭姥，真是命大，万一难产她就活不了啦！解放以前，我们是随着洪水和鱼汛四处跑，远的时候到了南昌。解放后成立了渔业队，全赣县沿章江、贡江、赣江、桃江的8个乡镇有8个渔业队，总共有1200多人，我们这些人还是打鱼为生。1971年国家搞了一次渔民上岸，对，主要是政府看到我们的孩子读书不方便，就帮渔民在岸上建了房子，每户建房补一千元，我们渔业队当时有15户人家，总共补了15000块，那时也算多了。我们15户人家自己出工出力，用国家补贴的这部分钱，给每户盖了一间住房和一间厨房，让老人带着小孩住在岸上读书，我们大人还是四处漂。那些离不了爷娘的细伢崽也跟在身边，你说什么？呆在船上危险不危险？当然危险了！我们渔业队有不少人家的孩子都掉江里淹死了。1993年农历的3、4月份，我的四儿子和儿媳妇带着小孙子肖海宝到万安打鱼。我儿媳妇在船外的甲板上做事，小孙子在船舱里玩，3岁的孩子很好动，也不晓得哪里去得去不得。大人都在忙，小孙子颠啊颠的跑到了船边上，一不小心掉下去了。我儿子和儿媳妇还不知道，是旁边船上的人看见了喊他们。那时刚下过几场大雨，水很急，等我儿子、儿媳妇去救的时候，孩子早给冲得不见踪影了。我那海宝长得好标致，脑子灵光，嘴巴甜得很，见了我就“奶奶”、“奶奶”喊个不停，唉，可惜了呀！后来我问了神道，说是他的名字取坏了，叫海宝，那还不给海龙王收了去哇！

肖六秀是童养媳，3岁时嫁到曾名金家中，她这辈子在船上生了12个孩子，头胎和老三夭折了，其余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只是成长的过程充满危险。她说她所有的孩子在幼时都曾经掉进河里，救不救得到，完全看运气。她的二儿子曾祥富就命大，掉进河里三次了，每次都幸运地被人救起，真是个命大福大的孩子。

记者同志，你晓得啵，我那时细鬼多，家里穷，反正在船上也没人看得见，细鬼们白天黑夜都是打赤膊，没有衣服穿的。我们特别怕刮风下雨，那么小的船，怎么遮风挡雨啊？雨一来，我们全成了落汤鸡。你说捕鱼？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网，我们放鱼钩，晚上放钩白天去收，一个大挂钩上有多个小钩。有时候能收几十斤鱼，有时一条也收不到，靠天吃饭。我们在万安打鱼时翻过船，还好命大，都活着回来了。我们有捕捞证的，到当地登记之后才能打鱼。现在我们这条江上修了个居龙滩水电站，没办法打鱼了。没水的时候没鱼，有水的时候鱼又给冲走了。幸亏政府安置我们了，我们还可以去打工啊，不然怎么过日子呢？

听肖六秀说这番话时，我们一行坐在肖瑞服家里。正是七月流火的季节，屋内倒还阴凉。白晃晃的阳光照在院坪上那堆渔网上，空气中漾着浓浓的鱼腥味。肖六秀干皱如核桃的脸在鲜亮的光线中蔓生出几缕忧伤。说到这个问题，这时坐在肖六秀旁边默不吭声的肖瑞海开腔了。老汉今年61岁，世代打鱼为生。碧绿的江水养育了他，却也夺去了他的至亲。他有一个女儿，3岁时在下汶村的桃江河上，和肖海宝一样掉河里淹死了。他叔叔的女儿、他的堂妹在船上生了病，因为当时风大雨急，附近又没医院，来不及看医生，结果死在船上。小小的船儿成了他们终生的舞台。

记者同志，我们渔民好可怜呐，好多人是在船上生的，一辈子没在岸上走几步，最后也是在船上死的。船那么小，一家人要吃住，还要放渔具、放鱼，平常没蔬菜吃，夜晚看不成电视，买了收音机很多地方也听不到，更看不到报纸，人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像野人。

肖六秀絮絮地说着，肖瑞服的脸上有了浓浓的慢忧伤。肖瑞服是肖六秀的侄子，我们采访时所在房屋的主人，虚岁50的他明显比肖六秀、肖瑞海更具文化色彩，因为他读过一个学期的书，还在渔业队当过出纳。说起自己的身世，他的脸上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沧桑。他兄妹7人，除了最小的妹妹是在岸上的房子里出生外，其余的全在船上出世。肖瑞服出生时父母在桃江上打鱼，是母亲用自己的双手将他接纳到人世的。肖瑞服的另外四个弟妹也与桃江有缘，降生后第一眼看见的即是美丽的桃江风光，他的五妹“眼界”比他们开阔多了，因为五妹出世时父母的渔船正好漂到了赣江上。

嗨，我们都掉进过江里，不过命大，全救上来了。我有一个女儿，叫土梅，是我家老四，在桃江的岸边掉进了江里。我家老三也曾经掉进了水里。幸好那时是冬天，他穿着棉衫，没有沉下去。我老婆拿了根棍子，把他给挑上来了。我家老二也在赣江的东门大桥那儿掉下去了，已经往水里沉了，这次又是我老婆看见了，她趴到船上伸手去捞，抓住了他的衣服，这才救起来了。

肖瑞服说罢发出了沉沉的叹息，一如江水漫过浅滩时无奈的呻吟……

疾病猛于虎

都说落后的农村地区缺医少药，可对于山区居民来说，不仅仅是缺少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条件：没有医院（卫生所），没有医生，没有药物，在很多情况下，也就根本没有治疗。他们这方面的境遇让人深感同情，但是，在实施移民搬迁之前，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省市县的医药部门，对此都爱莫能助。

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多到我无法一一记录，更无法详细讲述。而且，有些村民因一些普通的疾病甚至因生产而死亡，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比如遂川县牛岭村一位叫伍先桂的村民，2006年得了胃穿孔。要搁在城市，这个病只需到医院动一个小手术即可，但牛岭村地处深山，没有公路，伍先桂发病后他家不得不请4个人把他抬到高坪镇医院，路上花了整整4个小时！谁知到了镇医院之后，镇里的医生却一筹莫展，因为他们从来没动过这样的手术，为了对病人负责，医生们劝伍先桂的家人赶快把病人送到县医院，伍先桂的家人没有办法，只好找了辆面包车，折腾了1个多小时才把他送到县医院。等送到县医院后，时间已经耽搁。伍家花了1万多元钱，还是没能将病人治好，伍先桂因胃穿孔而骤然离世。

遂川县草林镇的个体户谢老板这样回忆说：他和弟弟俩很早就出来打工。2006年，母亲在山上砍柴，突然脑溢血，那时，兄弟俩都还在浙江，只有一个一道砍柴的同村人将母亲背回家。乡村土郎中对脑溢血这种病完全束手无策，只好又抬到镇上去。去镇上的路上坡下坎，走了2个小时。镇卫生所的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保住了母亲的性命，却落下个半身不遂的毛病，成为终身需要人伺候的残疾人。

革命老区会昌县，曾经留下革命领袖脍炙人口的诗篇。“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从这首诗词的意境中，便可知会昌是个山峦起伏、群峰叠嶂的地方。在会昌的大山里，一名叫曾桂香姑娘记得，她4岁时患痢疾脱水，父母抱着她走了1个小时的路，赶到乡村医生那儿治疗，药吃下去后依然腹泻不止。医生说，这孩子没得救了。父亲摸摸女儿还有心跳，又毅然抱着孩子走了20华里路，赶到长岭乡卫生院，总算把女儿的生命抢救过来，曾桂香成了大难不死的幸运儿。

就在同一个村，曾水生、曾满娣两兄妹因小时候患无名肿毒，未能及时治疗在而落下了残疾，至今靠仍扶贫办的救济维持生计。

横峰县上坑源乡云台山村的村民汪美东很怕听见“大哥”2字，因为每每说起这2个字，母亲就会突然失神，甚至潸然泪下。汪美东的大哥6岁多的时候，一天晚上突然肚子痛，发高烧。要是在城里，去医院检查检查，服点药打几针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可是汪家因为地处深山，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一个人不敢抱孩子下山，也抱不动，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天亮了，能看清路了，汪美东的母亲忙抱着孩子往山下赶，她高一脚低一脚地跋涉了2个多小时，总算把孩子抱进了龙门畈乡医院的大门。可这时孩子已经浑身抽搐，一个劲地翻白眼，尽管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抢救，却回天乏术，汪美东的大哥在母亲汗湿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了可爱的双眼。汪美东的母亲至今仍在懊悔自己当初的大意与胆小：唉，都怪我啊，要是早些抱他下山，你大哥就不会走了！

母亲像祥林嫂念叨阿毛似的念叨着大哥，听得汪美东心里沉甸甸的。

横峰上坑源乡云台村还有一个叫郑榕花的妇女，生有一个儿子，长得虎头虎脑的很可爱。一天，吃完夜饭后，孩子突然肚子痛，当时天气不好，下着小雨，伸手不见五指，没法夤夜下山。和汪美东家一样，郑榕花心急如焚地等到天亮，这才趔趄着赶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来到镇上，谁知还没送到医院孩子就撒手西归了，让她肝肠寸断。

这个乡的江家村小组离最近的卫生所有15华里，离乡镇卫生院则有40华里。村里的孩子若生了病，家长们不会轻易抱到山下去看，而是先找村里神婆算命，或者跳神，请他们掐算一下这孩子有没有救，是否得罪了哪路神仙，然后求道符来化解。等符不起作用了再送医院，这样往往耽搁治疗，因此夭折的孩子不止一个两个。

由于医疗条件不好，山区因为生孩子而丧生的妇女不在少数。遂川县高坪镇牛岭村支部书记清楚地记得，他十几岁的时候，村里有个叫李启招的妇女，40多岁时生第3胎，按说经产妇应该顺产，谁知孩子胎位不正，最后李启招难产死在家中，让丈夫、孩子痛不欲生。村里还有一对姓柳的兄弟，家里的女人都是因为生孩子丢了性命，成了乡人口中的“血盆鬼”。村里人说他家风水不好，弄得兄弟俩再娶时困难重重。

说到搬迁前的缺医少药，安远县扶贫和移民办的黄镜明主任深有感触。采访时他红着眼圈告诉我，2004年，他的大哥黄文彩在老家突发脑溢血，因深山路远难行，等他带着救护车赶到时，59岁的大哥已经离开了人世。这成了黄镜明心中永远的痛。2006年，黄镜明的母亲同样样脑溢血，但因这时老家人全都整体搬迁到了县城附近的安置点，老人家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从而恢复良好。每每想起早逝的儿子，老人家就会问小儿子：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把村里人搬出来呢？

这不是质问的质问让黄镜明感到了肩上担子的重量，促使他加倍努力地工作。但他也知道，移民搬迁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不管扶贫战线的同志多努力，山村的穷困还是针般扎在他们心中，让他们寝食难安。

安远县镇岗乡樟脑村桐坑小组村民谢远桂现年65岁了，可说起母亲48岁那年为生小弟而亡的事情仍鼻酸不已。谢远桂2岁丧母，所以他的记忆中没有母亲的音容。这是他人生最大的缺憾之一。安远县雷远村民小组钟玲香是个娴静、能干的女子，2005年怀了孩子，夫家高兴得放了好几串鞭炮。然而他们的期盼最终却化成了蚀骨的悲痛：20岁的钟玲香因难产离开了人世！

寻乌县水岩乡蕉坑村下铜锣小组李启武的妻子生孩子难产，山上找不到医生，也没有人会接生，丈夫想将妻子送到山下去，可当地的习俗是男人不能碰产妇，碰了会倒3年血霉。女人嘛又抬不动，李启武只好眼睁睁看着妻子挣扎在死亡线上。李启武的妻子在床上整整嚎叫了4天4夜，孩子还是没能生下来。眼看着产妇要不行了，村里人给李启武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请4个男人抬产妇下山，但是要给抬的人包个红包，说是红纸可以冲晦气。李启斌依计行事，最后产妇的命总算保下了，可孩子却没能存活，真是伤人又伤财。

修水县湖洲村一位外号叫满伢子的村民，老婆临产时胎位不正，由于不能及时就医，难产死了，死时才20多岁。后来，满伢子自己在山里做事，被毒蛇咬伤，由于交通不便，不能及时就医，拖延耽搁，最后只能到县医院做截肢手术，成了残疾人，生活愈加艰难了。

“在山上生活啊，野猪什么的我倒不怕，最怕蛇了。我们老家山深林密，毒蛇很多，其中最毒的要算蕲蛇了，对，就是那种五步蛇。听老人家讲，被那种蛇咬到要害部位，走五步就会倒地死掉。记者同志，你们相信我被蕲蛇咬过吗？”

遂川县碧洲镇丰林村的曾纪芳谈起自己被五步蛇咬的经历，后怕中有些大难不死的庆幸。那是2002年春天的农忙季节，他莳田刚到家，听家人说牛从牛栏里跑了。牛是农家的宝，这还了得？他饭也没吃，扭身就往山上跑去。山径幽幽，不知名的野花开着，蝴蝶飞着，间有泉水叮咚鸟儿唧啾，可他满心眼里只有自家那头养得毛色乌亮、身体健壮的水牛。当他岔入一条草丛掩映的小路时，脚背突然像被针扎似的刺痛起来。他忙低头去看，因脚上尽是黄泥，一时看不清，但那股疼感越来越强烈，他知道自己被毒蛇咬了，赶忙搓尽痛处的黄泥，只见那儿已经肿得老高，更可怕的是皮肤变成了黑色，他惶恐地四处看了看，一眼瞥见不远处的草丛里一条蕲蛇正不紧不慢地扭动着身躯，仿佛在向他示威。

五步蛇！

他脑袋里“嗡”的一声响，立马撕开喉咙大喊起来。山脚下做事的乡亲闻声将他弄回家，用土法给他处理了伤口，这边火急火燎地找了六个人抬他下山。山路难行，他中午两点多钟被咬，晚上七点多钟人们才把他送到碧州镇医院。由于耽搁得太久，曾纪芳虽然捡回了一条命，却留下了后遗症，那条腿动不动就发麻、疼痛，让他时时想起被咬的惊魂一刻，自此谈蛇色变。

修水县山口镇秀水村也发生过多起村民被蛇咬伤不治身亡的事件。1976年村民谢永木被蛇咬伤后死在去镇上求医的半路上。1985年又有个姓何的小姑娘打猪草时被蛇咬伤，也因出山医治要花3个多小时而不治身亡。安远县镇岗乡禾上坑小组村民郑国庆2002年摘杨梅时被蛇咬死！蛇，成为许多山民的心头大患！当然，阻隔村民们求医问药的罪魁祸首还是那崎岖难行的道路，是那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距离。

万安水库库区的五丰镇棉津村谢书远老人说，万安水库蓄水后，以前的路已经深沉水底，原来有路相连的两个地方只能隔水相望。库区农民下田劳作，运送物资，接送读书的孩子，除爬山外，还得靠自制的简易竹排和木船过渡，这些年先后有30多人落水身亡。更让人难过的是，因为贫穷，部分孩子上不起学。由于有的居住点十几里、几十里都没医院，一旦有人生病就采把草药勉强对付，如果是急病，往往得不到及时救治……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中国农民受几千年传统影响，最为重视儿女婚姻和传宗接代。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延续香火一事，是许多农民心中的头等大事，江西人也不例外。但是，在江西的那些深山区，有些男女青年却无法享有婚姻的权利和自由。追问起来，过错何在？在于他们的生长地，偏远、闭塞、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无法享有都市的文明和富裕的生活。经济是精神解放的基础，没有了相应的物质条件，他们自然也就失却了选择的自由。

寻乌县水岩乡蕉坑村下铜锣小组，离圩镇有6公里。路途虽然不算太远，可全是崎岖山路，坎坷难行，不用说车辆，连自行车都无法通行，去圩镇时只能徒步。村里的李询英老人，就一直为小儿子的婚事愁得长吁短叹。儿子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但在人烟稀少的大山里却无对象可谈。她托亲戚和熟人到大余县、崇义县、南康市等多个地方去说媒，可女方一听她家住在那么高的山上，就明确表示拒绝，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怎么办？要打光棍喽！

李询英老人常常这样叹息。其实像李询英儿子这样到了适婚年龄却无法娶亲的不在少数。

这些年愿意嫁到村里的妹子越来越少，不少老人都在为自己孩子的婚事而担忧，比如水岩乡蕉坑村蛾岭组的黄振鑫就是其中之一。黄振鑫1978年出生。从23岁上，家人就开始给他提亲，一直谈了6、7年，前后说了10多个女孩，都没谈成，这些姑娘一致的理由都是嫌黄家住得偏远，这让黄振鑫很是丧气。

据调查，修水县马坳镇多水村高洞自然村的42户人家中，有17个35岁以上未婚大龄青年；牛岭村里一度有3、4十个单身汉没能结婚。遂川县拱前原来有一户人家，3兄弟都30多岁了，没有找对象。万般无奈，老大自己先搬出来，生活搞好了点，很快就找到了知心爱人，结了婚。后来最小的那个也搬出来，不久也结婚了。

遂川县黄坑乡三坑村，年近50岁的钟隆星，老婆十年前跑到广东打工，嫌山里穷再也没回来。

安远县镇岗乡的樟垴村，有一户人家几近赤贫，兄弟俩30多了还没娶老婆。好不容易有个女人嫁给了大哥，弟弟看后既眼馋又心急。当哥的心疼弟弟，居然达成兄弟共妻的协议，后来生了2个儿子，女人都说不清是谁的孩子，一时传为奇谈。

抚州乐安县坪溪乡山坑村村民邓龙辉的父亲在他4岁时就去世了。母亲跟着就改嫁了。邓龙辉只能跟爷爷奶奶和大伯过。大伯是一个哑巴，一直没有结婚，他后来知道，大伯其实是相过亲的。早先，人家曾经介绍了一个山下的残疾女子给大伯，可这个女子的家里人到他家看过以后大摇其头，说他家条件这么苦，离山下又这么远，两个残疾人将来怎么过日子啊？女儿嫁过来那是一点保障也没有，宁可让她在家里打单只，也不能到山里头来。就这样，大伯的婚没结成。尽管后来托人说媒了好多回，最后还是没人看上大伯。直到50多岁了，他还是孤身一人。

在广东打工的寻乌县南桥高排村天湖小组天湖村村民陈万春，是个年轻、能干的后生，1990年代末他前往广东打工，在那儿见了世面、长了见识，更关键的是谈了女朋友。消息传到家中，两位老人乐坏了，连着去了好几封信催他赶快把事情定下来。2002年陈万春带着女朋友回家过年，谁知下车后刚走一半路程，女孩便累得花容失色，她气喘吁吁地问陈万春还有多远，陈万春哄她说快到了，可是再走一段，还没到；又走了一段，仍然没见着陈家的影子。就这样从山脚到半山腰歇了7、8肩（当地土话，意谓途中休息了七八回），女孩虽然进了村，却忿然说：哪怕你家的钱堆到人那么高，我都坚决不住。说罢她毅然决然地转身下山了，留下陈万春一个人在路中间发呆。

采访中，我们还听到两个让人震惊的故事，一个是遂川县碧洲镇丰林村某村民外出打工，带了一个女朋友回来。女孩觉得小伙子家天远地远，一路走得气喘吁吁，生怕以后走一辈子这样的山路。夜晚，她人虽住下了，心里却早已打了退堂鼓。第二天早上4点钟，她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悄悄地起身下山去了。一大早起床，小伙子见女孩不见了，知道姑娘是嫌这里的山太高，坡太陡，路太险。他本来以为，女孩和自己相知相爱，会厮守一辈子，没想到就因为这一点，她竟然决袂而去。曾经的卿卿我我，曾经的山盟海誓，在一条弯曲而陡峭的山路面前竟然如此脆弱，如同一张薄纸被山风吹去。小伙子受不了这个打击，不久竟选择了自尽！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猝然辞世了，给亲人心中留下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痕！

在赣南的客家人中，曾姓是大姓。在一个大山里，也有一个曾姓的小村庄，里面有一位叫曾传仁的人，一辈子没娶上老婆。人们记得他的爷爷和奶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奶奶是转亲的。所谓转亲，就是妇女在一个家门里面多次嫁人。他的奶奶先是嫁给爷爷的哥哥，哥哥死了再嫁弟弟，这第二次嫁，就成为了曾传仁的奶奶。这种转亲的做法，在某些少数民族中存在，汉民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