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政策的起源需要我们分析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团体的压力，这些因素推动政府制定政策。主流政策分析在福利国家如何产生以及社会政策如何形成这两方面形成了多种学院派思想。以下作一个简要介绍：
瞯议会政党政治，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如同直流电压一样都受到利益群体和压力群体的影响（政党多元主义）
瞯政府、资方、劳工组织以及医生协会等团体之间的合作协商（合作多元主义）
瞯政府自身在形成国民服务以及其他公共管理结构与传统方面的制度化能力（国家能力）
瞯由工会运动推动的阶级斗争以及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左翼政党（新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
在接下来几章的政策分析中，我们引用和指涉的是那些适用于特定国家和政策背景的社会政策的主流传统。除了新马克思主义模式，这些主流思想都倾向于将政策描述成是由“上层”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决定的。根据一些解释，诸如俾斯麦、贝弗里奇、汉森、罗斯福、肯尼迪、撒切尔等政治家是政策变革的核心发起者。
激进主义者本能地倾向于强调政策变革是来自“下层”社会压力的结果。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压力团体和利益团体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更为激进的社会运动、自发性活动以及偶发的煽动性暴动。过去几十年中的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福利权运动以及反种族主义运动对本书中讨论的政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美国来说，关于政策变革最值得一提的分析是由皮文和克洛（１９７１，１９７７）完成的。他们认为美国穷人（尤其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失业和产业工人）的持续抗争与组织化，以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和福利权运动推动了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的重大改革。皮文和克洛被批评没有认识到福利权运动也是妇女解放运动（Ｌ。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８８：６２３），并且女性的堕胎权要求和“支持行为”计划构成了对政策实现起到重大影响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西欧，很多关于社会政策起源的评论忽略了这些社会运动与抗争的价值。但毫无疑问的是，始发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被社会学家称为“新社会运动”的抗争对福利国家的扩大产生了首要的积极影响。（Ｏｌｏｆｓｓｏｎ，１９８８）在西欧，包括女权运动在内的新社会运动还包括静坐运动、学生运动、福利权运动以及偶尔发生的城市骚乱。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运动并无特别的新意，它们只是现代历史上形成社会政策的激进大众运动浪潮中最新的一波。特别是在西欧，从一些历史角度和历史时刻来看，这些运动与组织化的劳工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然而，持续的劳工运动使得劳工运动本身疏远于穷人运动和其他激进的新社会运动。当工会察觉到福利国家与他们所主张的利益相一致时，他们就会主张和捍卫福利国家的各项内容；但在很多地方由于工人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分化，导致福利国家的目的得不到实现。
对福利统合主义的持续争论引起了人们对一方面存在的大众抗争和运动与另一方面存在的工会和政治组织之间关系的思考。福利统合主义假定公民和福利国家之间存在约定，通过这个约定公民的福利和就业需求尽量得到满足，同时作为交换资方获得对工人合理控制的自由以及和睦的劳资关系。这一协定通常是在代表公民的工会、雇主以及政府之间协商达成的。这一制度在瑞典和奥地利很快流行开了，并且被米萨（１９８４）、李和雷班（１９８８）等人强烈推荐给英国。科尔皮（１９８３）和斯蒂芬（１９７９）这样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把瑞典的福利统合主义当做民主阶级斗争的结果以及一种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转变。亚当斯和威尔逊（１９８０）为代表的一些女性主义者将瑞典模式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类统合主义的女性主义社会政策介绍到美国。像威尔逊（１９８７）这样的美国黑人活动家指出，通过有效的平等权和工作权立法来纠正美国日益扩大化的种族不平等，来实现社会民主统合主义计划。
在统合主义视角看来社会政策存在诸多弱点。第一个问题是代表性的，很多时候（特别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统合主义制度建立的社会基础过于狭窄，比如仅仅建立在组织起来的男性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而其他力量较弱的工人阶级则被排出了社会协定。第二点，统合主义福利国家倾向于禁止围绕福利需求的自发行动，比如将福利国家推向前台的大众抗争活动。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抑制、控制这种社会压力并将其推向官僚机构。
部分由于自身明显的特征或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固有的偏见，很多激进的社会运动都被掩埋在历史当中了。本书将聚焦于来自社会“下层”压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非常重要，但过去一直未得到重视。另外一个核心议题是社会政策是持续不断的冲突的产物，该冲突是指来自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社会“上层”的压力和来自不断提出福利要求并通过社会运动来诉求福利要求的社会“下层”的压力之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