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黑色星期五” （5）
我不求得到他人的青睐，我既不年轻，又不漂亮，既没钱，又没背景，只求他人能公平待我，可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我不知这到底是我的错，还是别人的错。此刻我不由地想起小C说的那句话，“雅文姐，这真像要强奸你还得要你同意一样！”
不，强奸只是被人强暴一次身体，而现在强暴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对一个视文学为生命、并投入了巨大精力与财力的作家或艺术家来说，其作品就是她的生命。
我知道，多少人为咽不下一口窝囊气而走上绝路，甚至走向叛逆，走向仇视社会……
我不知我这个花甲之躯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我的思想会不会也走向极端……
不，不会的！我有疼我、爱我、全力支持我的丈夫，有懂事孝顺、事业有成的两个儿女，有那么多关心支持我的朋友，还有我自己正处在高峰的事业……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一夜未合眼的我，等到上午十点，拨通了A先生的电话，问他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不是我搞的，更不是我的责任。我已经向广告部提出抗议了，他们下一期就改过来！”
我不知又是谁搞的，更不知由谁来承担这份责任，但我却知道我承受着一次次心碎的后果……
大年初一，我揣着这颗破碎的心，又改了一天稿子。晚间六点一刻，两部书稿终于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之后，我给《中国电视报》广告部发出一封抗议信……
十七
海明威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也许，我就像海明威笔下那位老渔夫桑提亚哥一样，宁肯拖回一副大马林鱼的骨架，也要与鲨鱼搏斗下去……
之后，我把除夕夜带来的气愤、不平、痛苦，统统地嚼碎了，咽进肚里上路了——第二次飞往布鲁塞尔。
全家人没一个赞成我去，怕我把小命丢在欧洲。可我必须要去。因为他们弄丢了五张钱秀玲老人的照片底片，再说我出书要使用老人的照片，必须取得老人的授权。
我先生见我去意坚决，只好给我带上心脏药，买了“一路平安”、“万事如意”的条幅让我带着……
2002年2月14日大年初三下午一点，我就要登机了，先生双手搭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叮嘱我：“雅文，到了布鲁塞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挺住。记住，不管能不能成功，我和孩子都盼望着你能早日归来……”
我冲先生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转身向海关走去。
过了海关，我回头瞅一眼站在远处向我招手的先生和孩子，心头掠过一丝苍凉，甚至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两眼顿时模糊了。
昨天晚上，我背着家人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胡玉萍打电话说：“玉萍，如果我真的飞不回来，这本书就是我的绝笔，你一定要出好……”
“雅文，你胡说什么呀你？别胡说八道！”胡玉萍嗔怪我。
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坏到了极点。我不知能否经得住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更不知钱秀玲老人的监护人能不能同意授权。我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飞回来……
但是，个性决定我的行为，也决定着我的命运。
十个小时后，飞机到达法兰克福机场。这次的换乘时间很长，又遇到飞机晚点，我在法兰克福机场待了六个多小时。
坐在空旷的候机大厅里，不由得想起上次在法兰克福“撵”飞机的情景，想起见到钱秀玲老人的激动心情……那时，我怀着那么美好、那么宏大的愿望，什么苦啊、难啊，全不放在眼里。可今天，我却变得身心憔悴，伤痕累累，连署不署自己编剧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知剧本到底改成了什么样子。
记得我小有名气之后，一天晚间，母亲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一边对我说：“人这辈子，名啊，利啊，福啊，寿啊，都是有天数的。你要记住，是你的你要，不是你的，金山摆在那儿都不能要，那是老天爷给别人的。老天爷早就看着你哪。”
母亲说的虽然有些宿命观点，但却道出一个简单而朴素的人生哲理，那就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可母亲哪里知道，女儿生性善良，一辈子没有根基，从来都是被人欺负，哪还敢抢占别人的呢？
七个小时之后，我乘坐的4226次航班在当地时间零点一刻，到达了布鲁塞尔机场。我推着旅行包走出游人寥寥的海关，一位年轻人向我奔过来，问我：“请问您是张雅文女士吧？我是大使馆文化处的白光明。”
在这深更半夜的异国机场，听到这声亲切的问候，我心里感到特别温暖。我急忙说：“白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
这次来比利时，余美和参赞及比利时使馆工作人员黄其光先生给了我很大帮助。黄先生给艾克兴市长发去传真，请市长给我发来邀请信。余参赞给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现任参赞张文民先生打来电话，请他关照。张参赞派白光明先生开车陪了我五天，给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凌晨两点，白先生把我送到我事先联系好的沈阳驻布鲁塞尔高建武夫妇开的招待所。可我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今天中午要宴请钱秀玲老人及米加夫妇，成败在此一举。我不禁有些担心……
这天中午，很少见到阳光的布鲁塞尔破天荒地出了太阳，这给我灰暗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白光明先生陪我来到陆嘉兴先生的餐馆，看到钱秀玲老人比两年前老多了，但仍然一副笑容可掬的慈祥模样。
“钱妈妈，您还认识我吗？”我问她。
“认识。”
“记得我是谁吗？”
老人却摇了摇头，显然已经不记得了。我拿出为他们每人准备的礼物，送给老人一条花格羊绒大披肩，送给米加夫妇一套中国工艺品及一块丝绸……
落座之后，米加夫妇开口就质问我，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从表情上看出他们好像很生气。
白先生翻译说：“他们问你，为什么后来换成了另一名编剧，而不是你？他们剧组到来之后，为什么一点不尊重他们，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向媒体大肆宣传他们的母亲？”白先生低声对我说了一句，“我们必须化解他们的不满情绪……”
我这才得知，剧组与钱家人搞僵了，双方都动用了律师。米加夫妇提出，不许剧组在《盖》剧中使用钱秀玲老人的肖像，不许在宣传中提到钱秀玲的名字。后来，钱秀玲老人的孙女来中国拍摄她祖母的纪录片，给我打的电话，是我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她发的邀请函。
面对这种情况，我越发担心授权问题，只好赔着笑脸向他们道歉：“对不起，剧组换成另一名编剧，是为了充实编剧的力量。剧组没有向您打招呼，是他们年轻考虑事情不周……我向您道歉，请您原谅，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白先生悄声说了一句：“张大姐，该道歉的不应该是你……”
白先生翻译完，米加医生连连摆手：“NO！NO！请你放心，这些事情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时，我小声跟白先生商量，现在提出授权问题行不行？白先生说可以。我这才客气地提出了肖像授权问题……
白先生翻译时，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像擂鼓似的。我知道，成败在此一举。如果不同意，我将白跑了一趟……
只见米加医生冲我点了点头，拿出纸和笔，在餐桌上匆匆地写起授权书……
悬了多少天的心，一下子落地了。我起身去拥抱米加夫妇……
接下来的五天，白先生开车陪着我，马不停蹄地跑了好多地方，再次来到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重新翻拍了弄丢的九十多名人质的照片，还带我到二战展览馆拍了好多照片。我给市长也带去了珍贵礼品——陪他游览长城时给他拍的六个胶卷的影集。之后，白先生又带我来到纳粹在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府塞纳弗城堡；又驱车跑到一百六十多公里外的海尔伯蒙小镇，找到钱秀玲老人的旧居；又带我跑到兵器资料馆，找到二十多幅纳粹将军法根豪森的照片。看到这些珍贵的照片，我高兴极了。不过，资料馆对出版使用的照片要价很高。
白先生问我：“张大姐，他们要五十美金一张，你能买吗？”
“买！多少钱都买！如果我带的美金不够，就从你们大使馆借。”
白先生跟他们讲了半天价，二十多幅照片全部被我买下来。
这天下午，白先生有事，我请高建武夫妇开车带我找到关押法根豪森将军的圣·极乐监狱以及钱秀玲就读的鲁汶大学，拍了许多照片……
回国前一天晚上，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关呈远大使及张文民参赞，在一家欧式餐厅为我举行小型招待会。关呈远大使高度赞扬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促进了中比文化的交流。我也向关大使表示感谢，感谢大使馆文化处给我提供的极大帮助。
第二天中午，我该起程回国了。
此刻，我已拿到钱秀玲老人的肖像使用授权书，买到了法根豪森将军的照片，补拍了丢失的照片，又拍了监狱、鲁汶大学、老人旧居等许多照片，应该说，此行已经圆满成功。但我却觉得心存遗憾，没有拿到法根豪森受审判的照片。
第二天早晨，高先生不在，犹豫再三，我还是向高夫人开口了。
“张女士，能不能麻烦您，带我再去一趟资料馆，我还有一张最重要的照片没有弄到……”
于是，她冒着大雨带我打车来到兵器资料馆，问他们有没有法根豪森受审判的照片。工作人员摇摇头，让我们去另一家史料馆问问。张女士的法语也不太灵，打听了好多人才找到史料馆。
已经是十一点了，十二点二十分，白先生就来接我去机场了。我和张女士急忙跑上楼，这时，遇到一位个子不高、头发花白的老人，张女士比比划划地问他哪里能找到纳粹将军法根豪森的照片。老人手一摆，让我们跟他进屋。
老人竟然从一只落满灰尘的盒子里，拿出四张法根豪森在法庭上受审判的照片，还说：“全比利时只有这四张法根豪森受审判的照片。”
啊，真是天助我也！我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上前拥抱这位陌生的比利时老人……
我在出版的《盖》剧本和小说里所用的上百幅珍贵照片，就是这样得来的。
2月21日上午十点，我终于满载而归。我先生和孩子在机场见到我，一句话没说，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是的，我终于胜利地归来了。
从机场回来，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来到中国照相馆。晚上五点钟，我把当天冲洗出来的两套一百多幅珍贵照片，分别交给了等待下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两位编辑……
十八
2002年3月28日，折腾了三年的《盖》剧，终于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了，看到张雅文的名字总算打在编剧的位置上……
我却丝毫感觉不到喜悦，而是心里酸酸的，想哭。
与此同时，我的同名长篇小说和剧本，也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重点书出版，首发十几万册。刘扬体先生为小说作序。不久，外文出版社又将小说翻译成英文出版，并参加了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世界书展。3月27日，比利时大使特邀我和中国妇联秘书长参加了比利时首相伏思达先生举行的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比利时首相接见了我，我把我的《盖》书赠给了他。同时把几十套《盖》书寄给了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及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也赠给了制片人及演职人员。
这天，我走进中国妇联大楼，来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两位领导表示深深的谢意。我知道如果没有两位领导的一再坚持，我的编剧地位肯定被人挤掉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领导在制片方会议上几次公开讲：“你们如何改剧本我不管，但张雅文是编剧这是不可改变的。因为没有张雅文就没有这部剧！”而且，就在《盖》剧首播新闻发布会上，有人公开冷落我，坐在台上的中国妇联领导用手势示意我不要生气。观样片时，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一位领导把我叫到台前，跟我谈了很长时间，一再安慰我，让我往前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她还说：“没想到有些男人做事情，远不如我们女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