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嫁给他 （2）
1963年8月2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鲁迅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从明天开始，我决心要像韩玉华那样努力学习，将来考大学，争取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切记，不要彷徨，不要气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勇敢地开始吧！”
如果说，当初一心要读书，一心要当运动员，还带着少年时代的盲目与冲动，但后来所做的一切，却完全是我冷静而理性的选择了。
五十三
我的彷徨终于结束了。
我决心一边上班，一边自学初、高中的全部文科课本，争取几年之后考大学。那时候在职干部参加高考，数学可以免试，所以不用啃数学。
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自学，不怕起点低，就怕不到底。”
但对我来说，只要开始了，就不会轻易放弃。
我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条幅贴在墙上，我像训练一样给自己制订出严格的、雷打不动的学习计划，每天要完成五个小时的学习课时，每月一百五十个小时。
贺玉外出训练归来，尽管我非常思念他，但只有到了周末我才跟他约会，而且有时间限制。分手时，他总想多挽留我一会儿，我却冲他笑笑，转身离去。为此，他曾问过我：“雅文，你是不是变心了？”
是的，是变心了。
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蒙昧无知、一天就知道‘嘿嘿”傻笑的小丫头了。我有了更广阔的人生视野，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
有人说：“理想是人生的太阳。”
是的，我终于结束了彷徨与迷茫，找到了驱散心灵阴影的力量，重新找到了支撑生命的内在驱动力。总之，又有了生命动力——幻想有朝一日能走进大学，重新去选择人生！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的梦想，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就像当年一心要当运动员一样……
晚间，父母都睡下了，我坐在炕梢的炕沿上，用报纸卷个筒罩住灯泡，开始啃初中的课本，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把生字写到纸糊的墙上，写满了再重新糊一层。几年下来，我不知把我家炕梢的墙壁糊了多少层纸。把历史的年代表挂在炕梢的另一面墙上，每天背它。最难啃的是文言文，看半天都弄不懂是什么意思。每周写一篇作文，周末拿着作文去找机关干校的王连举老师，或者去找中学的一位赵老师请他们帮我批改。几年下来，我做了一百多篇作文。
为了学习，我与父亲又发生了冲突。
开始几天，睡在炕头的父亲听到座钟敲十一下时，就抬起头皱着眉头瞅一眼座钟，我假装没看见继续看书。
当座钟敲十二下时，父亲就开始大喘粗气，一个劲儿地翻身，嘟嘟囔囔地骂开了：“败家的孩子，该上学的时候不好好上学，跑到体委去瞎胡闹！该上班又不好好上班，点灯熬油浪费电。学那些玩意儿有啥用？跟你工作有啥关系？净他妈胡扯，还不如好好练练算盘呢！”
难怪父亲骂我，第二天他要出去干活，五十多岁的人了，仍然在为着生计奔波。
一天深夜，我的翻书声终于把父亲惹火了，他起身奔过来，一把夺过我手中的课本刷刷地撕开了，边撕边骂：“败家的孩子，不好好干工作，天天点灯熬油要考什么大学，我让你考……”撕完，他使劲一拽灯绳，用力过猛，灯绳断了。
屋里顿时漆黑一团，只有扔到地上的课本闪出几片惨淡的白光。
我捧着被撕碎的课本，在炕沿上坐了半宿。
我知道，我偷走户口和行李那件事伤透了父亲的心，他不相信我能考上大学，认为我这辈子再不会有什么出息了，能干好银行工作就不错了。
但我知道，无论父亲怎么发火，都改变不了我要考大学的决心了。我已经失去一次求学机会，再不能失去第二次了。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次坚持对我来说又是多么重要！尽管最终我没能考大学，但却使我养成了自学习惯，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文化基础。如果我放弃学习，那么我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所以，我曾对年轻人讲：“不要完全相信父辈，尽管我们的父母非常爱我们，但他们受到文化、见识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好多观点都是错误的，甚至是毁人的。年轻人要勇敢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然，这种选择应该是理性而现实的，而不是盲目的好高骛远。”
我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的事，是秘密进行的，绝不能让单位知道。否则，我就成为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典型，就该挨批判了。所以，我从不敢在单位看书。
那时候可不像现在，你可以炒单位的鱿鱼，可以随便选择自己的职业，谁也管不着你。那时候不许讲个人奋斗，只讲“螺丝钉”和“砖头”精神，组织把你拧到哪你就得在哪“闪闪发光”，把你搬到哪你就得在哪“坚定不移”，否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就是个人主义……
无奈，我只好让母亲给我带两顿饭，中午一顿，晚上一顿。下班后，我骑着自行车直接去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一直呆到十点闭馆。
一天晚间，从文化宫图书馆出来，我被一个家伙给盯上了。他一直跟我到家门口。到了门口，我推开院门没有马上进屋，而是回过头来，虎着眼睛狠狠地盯着那家伙，心里叫号：“来吧！就你那小样儿，我才不怕你呢！”
当过运动员的人，都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劲儿。再说，我刚从运动队下来，好多男同志掰腕子都掰不过我。这招果然把那家伙给镇住了，他掉头骑上自行车就跑了。可我的两条腿却像转筋似的，半天都动弹不得。
这事之后，父母再也不让我去图书馆了。
五十四
这天下班回来，我忽然愣住了。
只见父亲跟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对面地坐在炕桌旁，饭桌上摆着几盘菜。年轻人戴着一副眼镜，见我进来急忙想站起来，却被父亲用手势制止了。
我冲年轻人点点头，转身要走，却被父亲叫住了，“瞧你这孩子，连点礼貌都不懂？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市委……”
不记得他是市委干什么的，连姓名都没记住，只记得跟他握了握手，说了一句：“你慢慢吃，我还有事！”不顾父母的喊声，逃也似的离开了家门。
我早就听父母偷偷议论过，说要给我找个对象，好能拴住我的心，我就不会瞎折腾考什么大学了。父母并不知道我已经有了男朋友。即便没有，我也不会听从父母的安排。我对爱情很早就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别人介绍是别人的眼光，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我必须自己选择心爱的人。
必须向父母摊牌了。
晚上回到家里，客人已经走了。父亲头朝下气呼呼地躺在炕上，没等他发火，我先开口了。
“爸，妈，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父亲瞪大眼睛看着我，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干什么的？”
“运动员。”
我所以迟迟不肯告诉父母，就因为父亲最瞧不起干体育的。他认为国家培养运动员纯属是浪费钱财，所以一直叫我“白吃饱”。那个年代，人们对运动员的看法不像现在，那时大家都认为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大脑平滑”，没出息的才干体育。
只见父亲“腾”地坐了起来，骂我：“你这个败家的孩子，到底找了个‘白吃饱’！你说一个大男人整天蹦蹦跳跳的，能有啥出息？”
“爸，工作是可以改变的……”我认为职业、地位、金钱都不重要，爱情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唯爱主义者”。
“改变啥？就你们那帮‘白吃饱’，除了跑跑跳跳还有啥本事？不能跑跳那天，喝西北风啊？我告诉你，我绝不让你跟那个‘白吃饱’搞对象！”父亲一口一个“白吃饱”地叫着。
后来，那个年轻人又来过我家两次，我都没在。
一天傍晚，我正在河堤上看书，一个文静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看什么书呢？”
我一看是他，就将手中的课本举起来……
“为什么看历史课本？”他疑惑地问了一句。
我本不想告诉他我的打算，但忽然觉得应该告诉他，他或许就不来找我了。
“我准备考大学。”
“噢，那太好了！我是学中文的，以后我可以帮你复习功课。”
我愣住了，坦率地讲，无论从外表还是言谈举止，他都是一个不错的人。可现在，必须向他摊牌了。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他似乎很吃惊，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他一定是个很不错的人吧？”
我点点头。
“啊，那我只好祝你们幸福了。”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来……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找我，只是在篮球比赛时，我经常看到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坐在灯光球场的看台上……
在对待婚姻问题上，我总是想到我的几个姐姐，尤其想到我的三姐……
三姐不止一次地哭着对我说：“雅文，你找对象可要自己拿主意呀！可别像我……”
在我撰写这部书稿期间，三姐得了重病。我回去看望她，只见她像母亲临终前一样，像一片熬到生命尽头的枯叶扁扁地贴在床上，完全没有了昔日的硬朗。可是母亲活到八十九岁，而三姐才六十多岁。
我叫了一声“三姐”，不知她还能不能认识我……
只见三姐瞪着呆痴的眼睛愣愣地盯了我好一会儿，忽然叫了一声“雅文！”便像孩子般地咧开大嘴哇哇地大哭起来。这充满委屈与宣泄的哭声，撕扯着我这颗骨血相连的姊妹之心，也撕开了三姐可怜的一生……
三姐是一名普通工人。而三姐夫却是东北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是石景山钢铁厂的工程师。两人的文化差异太大，没有共同语言，又一直是两地分居。三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北方小城艰难地生活。更加不幸的是，姐夫在“文革”期间得了急性脑炎英年早逝。后来，三姐又找过两个男人也都分手了。有一次，三姐趴在窗台上自言自语：“看到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天底下为啥就没有我一个可心的男人？”说这话时，我看到她满眼是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