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廖叔宝占领麻石之时，龚春台也率部响应。即将高家台所储少数军械分给各部，并指定先占上栗市为老营。义军声威所播，风起云涌，浏阳高家头立即被义军占领。大军初起，会众齐推龚春台为都督，魏宗铨为副都督，蔡绍南为军师。龚春台对内只称“洪命督办民立自志社会总统全军谢”，采用“汉德元年”年号和“统领革命马步全军”的关防。翌日，龚春台部占领高家台。浏阳金刚头会众也是举旗配合，在当地会目肖传湖、汤子明的率领下，乘势占领了金刚头。12月6日，龚春台以萍乡高家台会众为主力，与麻石廖叔宝部，和醴陵东路瞿光炆的部队，分三路攻入上栗市。各自头裹白布，持土枪、土炮、长龙、大刀、鸟枪或木杆、竹尖、菜刀及赤手空拳者共两万多人同时并行，向上栗市进发。前排大号筒数对，大白旗两面，上书“大汉”字样；小白旗百余面，上书“官逼民反”、“灭满兴汉”等字样，声势十分浩大，随后将驻上栗市的清军巡防营两哨歼灭，生逃者仅4人，很快占领上栗市，屯驻万寿宫。并擒杀了当地清吏的帮凶王老五、肖七长子。宜春、萍乡等地响应的达四五千人。
起义军纪律严明，明确提出只集中打击清吏和地主豪绅。“所到之处，并不骚扰，唯索军械、粮食、白布，而所劫者，皆办团之绅董。”“他们只要官吏、当权人物及满洲人的性命。”“专烧杀向来办匪出力绅士人家，声言复仇。”当时国内外几乎都承认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义军纪律严明，“学界、商界均不扰害”，因此老百姓虽然有些不安，但基本上还各操其业，各地居民也是多表同情。日本报界承认：“此次革命党根蒂强固，举动文明”、“非寻常之暴徒，而为真正却要之革命军。”有的报纸“著论表示欢迎”，有的报纸根据龚春台的檄文“而以独立新兴国相待”。香港《中国日报》也盛赞“萍浏醴军蔓延甚广，其志愿不小”！贫苦农民、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纷纷加入起义军队伍。革命军因而发展迅速，12月7日，起义军乘胜大败清军，攻占宜春县的慈化。不到十天，起义军人数达三万多，攻占数县城，这是历代义师所没有达到的。
清王朝忙从湘、赣、鄂、苏四省，调集大军围击。由于敌我众寡悬殊，再加上清兵装备精良，起义军武器陈旧落后，以致失败。洪江会起义失败后，清王朝派兵进驻萍、浏、醴三县，大举清乡，并挟族捉拿义军首领，叔宝逃往醴陵、攸县一带。当时叔宝家被抄劫一空，弄得全家妻离子散，许多亲朋好友也受连累。第二年，叔宝不幸在醴陵潭宝家楼被捕，解至萍乡。虽经严刑审讯，叔宝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为了挽救其他会员（如江右香，后保释），自己承担一切责任。1908年正月三十日，叔宝在萍城北门岭上英勇就义，终年55岁。
四、龚春台率部鏖战
龚春台，湖南浏阳人，喜欢喝酒，争强好胜，轻财仗义。得到浏阳、醴陵、萍乡会党的广泛推崇。春台年少时不爱读书，但能和朋友生死相许。1906年冬，聚集民众数千人，起事浏阳，自任中军首领，以身体强健者充当前锋，后军及左右军，互为声援，自称中华民国兵马大元帅（都餐）。起事之前，供奉谭嗣同、唐才常，杀牛羊，肆酒以祭。祭祀完毕，大飨士卒，酒数行，春台起立，众皆起，春台发话：“明日取民贼，复大仇，诸君何以教我？”众皆曰：“唯命是从。”春台拔刀击案曰：“与诸君约，纵敌者斩；掠者斩；退者斩。”众曰：“诺！”“杀敌者赏，死伤者恤其家。”众皆呼“万岁”。遂举兵与姜守旦为犄角。当时姜守旦亦号召数千人，驻守醴陵的庄浦。清吏命吴绍玲率师出击，姜守旦败北。龚春台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化装脱逃。清政府广为搜捕，不得其去向。多年后，辛亥革命事起，张尧卿从湖南的狱中出来，龚春台率士兵数百人跟从，自称北伐军。在长沙活动，但军饷、军械都很缺乏，纪律也松散。到南北和议之时，龚春台在汉口疾病发作，呕血数升而卒。
在廖叔宝起事的同时，龚春台命西路醴陵军总统领李香阁部及北路军总统领谭石基部，谋攻醴陵县城。当日晚四更，李香阁杀清军侦探宋发祭旗，率众起义。因北路军误约，未经发动，李香阁以自己经营的瓷厂工人为骨干，联络周围农民共千余人，督率左军统领殷子奇，右军统领廖玉山，在易家洲集结，涉过渌江，开向醴北的石子岭，作攻城准备。巡防队管带赵春廷遣人用油篓子运送灯油在城郊燃起大火，照得如同白昼，向石子岭开炮轰击。李香阁知孤军难胜，嘱“各奔前程”，其部下乃作鸟兽散。宜春慈化、萍乡桐木各有会众四五千人，由欧阳满、况厚维统率同时举义，很快占领桐木市。洪福会首领姜守旦亦遣人来告，彼已同时举兵响应，拟进占浏阳县城，直逼长沙，只是起义部队不受统一指挥，不能统一行动。
在指挥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决定暂推龚春台为“中华民国革命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督粮司，廖叔宝为前营统带，沈益古为后营统带。其制军为600人为一营，3000人为一军，旗号白地饰黑字，圆式，有“革命先锋”、“后军汉勇”、“革命左军汉勇”、“革命右军汉勇”数种，而各军均有随兵，旗帜写“汉命”或写“洪命”。并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发布檄文，主张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实现地权与民平均，深受群众欢迎，因而军威大振。
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
龚春台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岁次丙午十月吉日，中华民国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龚，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照得鞑虏原系东胡异族，游牧贱种。自汉、隋、唐、宋以来，久为我中华汉族之寇仇。有明末造，鞑虏逞其凶残悍恶之性，屠杀我汉族二百余万。据我中华，窃我神器，奴沦我同胞。我黄帝神明之胄，四百兆之众，隶于奴界，已二百六十年于兹！汉族为亡国之民，中华隶犬羊之宇，凡我叔伯昆仲诸姑姊妹，曷任伤心！太平天国起义师于广西，誓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以雪灭国之耻。乃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盗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致使汉族得恢而复堙，胡氛将灭而又振。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凡我湘人，实无以对于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效先驱。特数鞑虏十大罪恶，昭告天下，以申挞伐！
鞑虏逞其凶残，屠杀我汉族二百余万，窃据中华，一大罪也。鞑虏以野蛮游牧之劣种，蹂躏我四千年文明之祖国，致列强不视为同等，二大罪也。鞑虏五百余万之众，不农不工，不商不贾，坐食我汉人之膏血，三大罪也。鞑虏妄自尊大，自谓天女所生，东方贵胄，不与汉人以平等之利益，防我为贼，视我为奴，四大罪也。鞑虏挟“汉人强，满人亡”之谬见，凡可以杀汉人之势制汉人之死命者，无所不为，五大罪也。鞑虏久失威信于外人，致列国乘机侵占要区，六大罪也。鞑虏为借外人保护虏廷起见，每以汉人之权利赠给外人，且谓“与其给之家奴，不若赠之邻封”，七大罪也。鞑虏政以贿成，官以金卖，致政治紊乱，民生涂炭，八大罪也。鞑虏于国中应举要政，动以无款中止，而官中宴饮，颐和园戏曲，动费数百万金，九大罪也。鞑虏假颂立宪之文，实行中央集权之策，以削汉人之势力，冀固虏廷万世帝王之业，十大罪也。其余种种罪恶，不能尽书。特举大略，以昭天讨。
凡我汉族同胞，无论老少男女，农工商兵等，皆有歼灭鞑虏之责任。务各尽尔力，各抒尔能，以速成扫除丑夷、恢复汉家之鸿业。至现在为虏廷官吏者，宜革面反正，出郊相迎；若仍出会胡之故智为虏出力者，以鞑虏视之，歼杀无赦。现在为虏廷将弁营勇者，宜闻风响应，倒戈相向；若仍效湘军之故智，死力相抗者，以鞑虏视之，歼杀无赦。本督师建立义旗，专以驱逐鞑虏、收回主权为目的。凡本督师所到之处，即汉族恢复之处，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不稍有犯；外国人之生命财产，竭力保护，不稍有犯；教堂教民，各安其堵，不稍有犯。当知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利权；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凡我同胞，急宜竭力以扫除腥膻，建立乐国。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汉族者，世界最硕大最优美之民族。被鞑虏奴隶之，宰割之，天下之耻，孰有过于此者？况鞑虏用意险恶，自咸同以来，利用以汉人杀汉人之手段，当锋刃、御炮弹者汉人；论功行赏，握要权、执大政者则仍满人。我汉人何罪，当为？汉人何劣，当被鞑虏食其肉而吸其血？故鞑虏一日不歼灭，即主权一日不收回，汉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所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用申大义，布告同胞，急急如律令！檄。
起义不久，浏阳南门对面南市街有会众数千正听候调遣。龚春台等遂决定挺进浏阳，期望与姜守旦部会合，再图进展。即邀宜春慈化、萍乡桐木各队堵截瑞州、万载等地之清军来路，并留沈益古、龙人杰、王霭亭、邓坤各队五六百人驻守上栗市，以为后防，堵截萍乡之清军来路。12月8日，龚春台率义军主力攻占浏阳文家市，并在文家市团防局整军誓师，然后分左、右两路军向浏阳县城进发。左路军由蔡绍南统率，经澄潭江到达枫林铺，长驱直入，右路军由龚春台、魏宗铨统率，经山枣潭，到达大圣庙，汇集了曾广皇的部分军队，即在大圣庙戏台祭旗誓师，出吾田市，至枫林铺，与蔡绍南统帅的左路军会师，与清军在牛石岭、南流桥交战。沿途来归者及报称举旗响应者有浏阳金刚头、醴陵官寮、潼塘、板杉铺等处，各集数百及两三千人不等。大军直抵浏阳城南的南市街，与清军梁国祯部相遇，经梁军袭击，龚军退走牛石岭。梁军复追至枫林铺，因天色已晚，梁军回驻浏阳城外南市街。起义军尾追至，将梁部包围，重创清军。正酣战间，恰好清军徐振岱领队至县迎剿，起义军陈绍庄受伤抬回，梁军始解围与徐军共同退回浏阳城内。龚春台部则驻扎在南市街。
早在龚春台所统大军攻占上栗时，由萍乡、安源开到的清军朱鼎炎、胡应龙两营闻上栗市义军数万，不敢轻进。后探悉龚春台部开向浏阳县城，管带胡应龙邀功心切，自告奋勇，于12月10日亲率步兵两哨，连夜出案山关，向上栗市进发。此路峻峭难行，于是起义军并没在此设防，以致清军直进无阻。次日凌晨，清军已经走出山峡离市区四五里之处，于是开始布阵开枪。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毫无准备，听到枪声则是乱作一团，仅少数起而抵御。清军则乘其器械不精，军容不整之机，命令队伍迅速冲锋。虽有沈益古、龙人杰、陈仁初等所带队的武门弟子奋勇迎战，但终因器械不如而败北，邓坤、龙人杰等七八十人阵亡。
上栗市被清军攻占之后，江西省常备军一标第二营管带刘清精率全营兵士取道临江、袁州开向万载。万载原有会众甚多，见清军过境，竟不敢动。慈化义军亦多徒手，且闻上栗市已失守，不战而散，吉安巡防队右营管带许登云督队一哨经宜春慈化，驰往萍乡桐木市，巡防营左军后营管带赵春芳亦前往进击。桐木的起义军与清军交战两小时，义军死四五十人，余众被击散入山，桐木失守。12月11日，清军乘夜突袭驻扎在南市街的龚春台、蔡绍南部洪江会义军。起义军猝不及防，再次退走牛石岭。当时恰逢上栗市起事的余众开到与其会合，于是起义军人数、士气都大增，而清军不过百人，面对如此之众，清军知道不能硬拼，只好退到近旁竹山，用枪射击。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刚好一颗子弹击中义军火药堆放地，顿时一声巨响，浓烟冲天，起义军惨死数十人，余众惊窜。敌军掩杀过来，以致败北，邓廷保等人死难，龚春台、蔡绍南化装脱逃。此时起义军在很大程度上是群龙无首，只有魏宗铨希望集合各路中坚分子，设法保持过去组织，以图后效，暗中潜返上栗市。但也因此时湘、鄂、赣、苏各军数万集中，分驻萍浏醴各城镇乡村，严防把守，宗铨也不得不亡命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