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佳话
唐弢
考场外面设立临时书铺，这个风气由来已久，另外如灯市庙会，向例也有书摊。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记云：“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孔尚任作《燕台杂兴》诗，有一首即咏此事：
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①清初北京书铺，大都在广安门内慈仁寺一带，每逢初一月半，往游的人很多，临时增设小摊，比平日更为热闹。慈仁寺又称报国寺，顾炎武曾在寺里借住，朱彝尊、何焯也常出入于此，如今遗址尚在。后来岁朝集市，改在厂甸举行，书摊也随着迁移，逐渐在海王村设肆。到了乾隆年间，李文藻作《琉璃厂书肆记》，提到的书铺有三十几家，已经俨然是一条文化街了。这时正值“四库”开馆，江浙两地贩书的人，每次运载入京，也都在琉璃厂附近驻足。
淤即今广安门内报国寺遥要要要编者
心中之火渊蒋建国作冤
据翁方纲说，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大臣，午后自翰林院回寓，往往带着待查待校的书单，过海王村，在书店里来回徜徉。有些掌柜乘间找寻门道，结纳权贵，慢慢的气焰熏天起来。光绪初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劾宝名斋主人李钟铭，说他招摇撞骗，卖官鬻爵，带五品冠服，出入宫禁，大概并非虚语。比这稍早，还有宝文斋一件公案。相传同治年间，五城都堂某甲路过琉璃厂，车盖擦着宝文斋书铺的挂牌，将牌招碰了下来，店伙一哄而出，拦住不放，非要这位都堂大人亲自下车挂好不可，都堂也只得从命。不过这是极个别的例子。大部分掌柜都如《旧京琐记》所说，宁愿保持一点“书卷气”，学学斯文样子，决不肯当面得罪顾客。
继李文藻之后，缪荃孙又作《琉璃厂书肆后记》，追述自同治丁卯（1867年）至辛亥革命一段时间内的情形。从书店本身来说，此起彼落，沧海桑田，变化的确很大；但厂桥东西，仍然是图籍集中之地，嫏嬛风光，不减往昔，两记在这点上没有什么区别。二十年后又有人作《琉璃厂书肆三记》，1963年5月号的《文物》上，还发表了《四记》，说明自1912年至解放初期，大致状况还是如此。
前年10月，中国书店自国子监迁至厂甸，这本是合营后一件大事，我因事没有去参观。去春过海王村，才知公园旧址，重经修葺，中间坐北主楼，放着善本珍籍，左右两厢廊屋，迤逦而南，狭长如双臂平举，室内纵横列架，满眼都是图书，近肘处有圆阁，看书的人可以在这儿休憩。腕以下折而相向，两肆并列，铺面临街，一个叫做翰文斋，一个叫做文奎堂。街上除了原有的来薰阁、邃雅斋、松筠阁等之外，又多了这两家创设于光绪年间的老店，而园内面积，几乎抵得上二十家书铺。一时车马盈门，看上去的确热闹得很。
但我觉得真能给琉璃厂带来新气象的，却不是这些刚刚开辟起来的铺面，而是正在铺子里边活动着的人。他们已经由书贾一变而为书业工作者，重要的不是写文章的人大笔一挥，换了称呼，而是他们自己由衷地感觉到了这个改变的意义。书店的经营方针不同了。本来是为少数藏书家服务的，现在却是为学术服务，为研究工作者服务，为大众的文化需要服务；本来是秉承掌柜的旨意，一切为了赚钱，现在却知道了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解放前经常为我送书的书店学徒，合营后重又遇到，不知怎的，对我就像一家人一样，仿佛格外亲热起来。
由于研究项目的变动，近几年来，我买的主要是“五四”以来的旧书，尤其是期刊。我有一种想法，要研究某一问题，光看收在单行本里的文章是不够的，还得翻期刊。期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时期内的社会风尚和历史面貌，从而懂得问题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在当时的反应和影响。这样，我和古书店的关系比较疏远了，每到厂甸，常去的两家是曾经刻过《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邃雅斋和补刻了续编的松筠阁，这倒不是因为我对鞠部怀有好感，因此连及书店。邃雅斋如今经营的是“五四”以后的旧书，不过好的很少，浏览一转之后，如果时间许可，自不妨在附近几家出售古书、碑帖或者笺纸的铺子里走走，否则的话，那就往东直奔松筠阁。松筠阁专营期刊，曾有“杂志大王”之称的刘殿文老人，年逾七十，现在是中国书店期刊门市部主任。据说他年轻时常跑西单市，为人配补期刊，随见随录，辑有《中国杂志知见目录》稿本十二册，目前每周一次，在店内讲解这方面的目录学。后起的有王中和、刘广振等，王中和新旧版本，都有素养；刘广振是刘殿文老人的儿子，记忆力强，对期刊知道的较多。过去头本不另售，书店准备逐渐配全的刊物不另售，现在如果确知为研究需要，或者顾客手头已有的期数远远地超过于书店所有，也肯破例成全。有些一时不易访求的期刊，书店还能根据多年来售货的线索，代为借用，譬如我要了解外来文艺思潮对“五四”初期文学社团的影响，需要翻检一下绿波社、艺林社、弥洒社、骆驼社、浅草社、白露社、飞鸟社、觱篥社等主办的刊物，就从松筠阁那儿得到了不少的帮助。
至于单行本书，我所需要的大部分得自东安市场。除了厂甸之外，隆福寺、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都有中国书店的分号，兼营着线装古书和“五四”以来的旧书。星期假日，谁如果愿意把时光消磨在里边，慢慢翻检，也常有好书可得。东安市场还经常按照机构和个人的需要，代留一些书籍，先送书至家，由买主挑定后再开发票，这样既有选择余地，又可从容核对，避免与已有的重复，完全是一种为顾客着想的好办法。给我送书的王玉川，大家叫他小王，解放前在春明书店当学徒，为人勤勉诚实，知道顾客要买什么新书，本来不是他分内的事，也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千方百计地代为买到。近年以来，我得了心脏病，养成早起习惯，燕都入夏，晨凉如水，趁着朝暾未上，时而策杖街头。有好几次，看到小王骑着自行车，车座上驮满书籍，在清晨的几乎是洗过一样的长安街上，疾驰而去，很快地消失在远处的绿树阴里。我心里不免充满赞叹：这么早，这个年轻的传播文化的使者，又在执行他的任务了。
写着写着，想不到竟从书房写到街头去了，这在文章来说实是一种破格-也就是不成章的意思。关于北京书市，前人已经写过不少诗文，记得最受赞扬和常被引用的，好像是潘际云的一绝：
细雨无尘驾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
典衣买书，原是会有的事，但一定要让奚童与舆夫私语，未免带点大老爷口气。
书的故事
黄裳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地找出、发还。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悦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唯一的办法，其他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厚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二十年，好像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韩的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像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这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籍。少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棱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那张绵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起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页作用的扉页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授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对手。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容抹杀的。
这两个小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是进入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做爆竹的原料。其中有不少明版的白绵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诧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旧的绵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
我又听到一家书店的店主说起，从上海城里一个旧人家称出了一大批旧书，都已捆好堆在旧纸店里了，第二天就要送到造纸厂去。我就要求他去选一下，答应他以“善价”收买。他很不情愿地终于去了。第二天我去找他时，他递给我两本旧书，同时叹气说，旧纸店不情愿打开已经扎好的一捆捆旧书，因为每捆能选出几本是毫无把握的。他费尽唇舌，也只打开了一捆。他选出的两本书是万历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画，和另一册黑格旧抄的《续复古编》，是顾氏秀野草堂的藏书。扎成一捆捆的旧书一直塞到纸店的天花板，难怪他们不肯一一打开、重扎……据藏印知道这家人家姓奚，藏书室名“铸古庵”。关于这个藏书家，我也一直没有能查出更多的底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