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物都处在变化的过程之中，人类也是这样。当人类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时间意识就开始产生了。
没有生命的非生物当然不会有时间意识，有生命而没有思想的生物也不会有时间意识。只有既有生命又有思想的人类，才能既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又能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过程，从而产生时间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间意识乃是人类所独有的东西。“人是可以认识时间之为物的唯一存在”，“人能够意识到人‘自觉地在时间内存在’”，说的便正是这个意思。
因而可以认为，时间意识的形成，乃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标志。正如松浦友久所指出的：“那把自身置于过去→现在→未来流程中的时间意识，构成为人的思想感情的主干……从历史眼光判断，宗教、哲学、艺术等等所谓‘人’的各种文化，事实上都是与这种时间意识逐渐明晰相对应着形成起来的。换言之，伴随着时间意识的逐渐明晰，人才形成为人。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它比起应是人在发展的更早阶段上获得的空间意识，是一种更适用于评价人的尺度。”
人们常常把时间看作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这种看法未必没有道理。因为万物和人的变化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作为变化过程之指示的时间，可以说也是客观存在的。毋宁说，人类一开始所意识到的时间，正是这样一种客观性的时间。而且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不动感情地计算着时间时，这种时间也是客观性的。
不过，正因为时间意识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而人类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因此时间意识又必然同时也是主观性的。当人们仅仅谈论万物处于从过去经现在到未来的时间过程中时，他们也许还停留在客观性的时间意识之中；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也处于从过去经现在到未来的时间过程中时，他们便已经进入了主观性的时间意识之中。因为这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已经带上了感情的色彩，而不再是与己无关的冷冰冰的东西。
比起客观性的时间意识来，主观性的时间意识不言而喻更是成熟的人的标志。正如小孩子也许认识钟点和日期，却并不能理解时间中所包含的意义一样，人类的早年也许也知道日历及时间，却未必能领会时间对于自己的含义。因此，主观性的时间意识之所以成为人类文化（宗教、哲学、历史与文学等等）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其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每个民族和每种文化中，都出现过从客观性的时间意识到主观性的时间意识的变化过程，只不过出现的时期和表现的方式不一定一样罢了。“在人类历史上某些剧变的世纪里，在其时的诗歌上，哲学或宗教文献上，会出现对‘时间’与‘存在’的不安意识。其时，我们发现‘时间’是锐利地为人所感觉，并为最摇荡的心态所处理。时间不再简单地被认作事物的客观秩序之一部。它不再仅仅是客观的时间，不再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被用来计算的，被用来漠然地思考的。它带上无限的个人色彩，变成了一个如鬼魅般不断作祟的意象，一个对一去不回的力量的心灵投注处……在诗人而言，这郁结的经验产生了最深的感慨，笼罩于其诗中，或潜藏于其宗教、道德的思维的底层。”这一过程，在西方是在古希腊时期，在中国是在先秦时期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分别是中西文化的奠基期。
不过，据学者们的研究，这种从客观性时间意识到主观性时间意识的变化过程发生的场所，在西方与在中国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西方是在抽象的思辨领域中进行并完成的，在中国则是在形象的诗歌领域中进行并完成的。“在西方传统里，时间一概念发展自希腊的理念世界，然后发展自中世纪专注于神及永恒的基督教世界；因此，在西方的哲学与宗教里，其对时间的论辩与理论是丰富的；但在中国，时间一直停留在人世的范畴里，因此，它只能向上而到达诗中摇荡心灵的视觉中使其完全的发展，而不是经从哲学的思辩或宗教的沉思。”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西文化在思辨方式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时间意识方面的表现。
正因为中国人的主观性的时间意识主要是在诗歌领域中完成的，因而中国诗歌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人的主观性的时间意识的内容与形式，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同时，这种主观性的时间意识的内容与形式的了解，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诗歌的智慧与魅力，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松浦友久曾经指出：“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其感情的核心，正是通过对时间的推移，作出敏感的反应而产生出来的。”“中国文明在‘诗歌’与‘历史’方面具有特别卓越的传统已成定论，而结合这两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认为正在于这敏感的时间意识之中。”“关于中国文明对于时间意识特别敏感，当然不是没有人指出过。相反地，应该说这是屡经反复强调的看法。特别是在古典诗歌研究领域里更是如此。”这些话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中国文明比起其他文明来对时间意识更为敏感；中国文明对于时间意识的特别敏感主要表现在诗歌之中；对于时间意识的敏感是中国诗歌的感情的核心；对于时间意识的敏感也是中国具有特别卓越的诗歌传统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中国诗歌与时间意识具有多么紧密的关系，这也正是中国诗歌不同于其他诗歌的一个根本特征。
人生忽如寄
在中国诗人的时间意识中，时间首先是一种会迅速带来死亡的东西。“‘时间性’使所有的人陷于同样的命运，时间不断流走而某一个体只能活某一长度的时间。”因此，在诗人们看来，时间是不断流逝的，是一去不复返的，是短暂有限的。这样一种时间意识，给中国诗人带来了最大的悲哀，同时也成了中国诗歌的抒情的源泉。
早在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之中，诗人们便已表达了强烈的时间流逝之感。他们唱道：“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今者不乐，逝者其亡。”（《秦风·车邻》）“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唐风·蟋蟀》）他们之所以反复宣称要及时行乐，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时间的不断流逝，这种时间的流逝将把他们带向死亡，届时他们将被剥夺行乐的权利。
在楚辞之中，对于时间的这种思考，带上了更为强烈的个人色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九辩》）诗人为不断流逝的时间所困扰，心灵始终得不到安宁。他们担心时间的不断流逝会带来死亡，从而使他们的理想和抱负化为泡影。
对于时间的这种思考，到了汉代诗歌中，尤其是《古诗十九首》中，获得了更为明确的表现，并且不再带有诸如实现理想和抱负之类的其他考虑，而仅仅是为时间将最终带来死亡而烦恼：“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人生寄一世，淹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由于意识到了时间的不断流逝将带来死亡，所以诗人们感到时间流逝得实在是太快了，人生因而显得如朝露或远行客一般匆促。这种浓厚的悲观情绪，是以前的诗歌中所没有的。桀溺指出：“在《古诗》里，这种忧虑之中不再带有别的牵挂。人生如朝露这个思想，即一切都是幻灭的思想，充斥着整部《古诗》，是前所未有的。”
《古诗十九首》并不是孤立的，作为与它同时代的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生譬朝露”（秦嘉《赠妇诗》其一），“人命不可延”（赵壹《疾邪诗》），“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孔融《杂诗》其一），“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蔡琰《悲愤诗》），等等。它们都表明，时间的流逝将带来死亡的意识，是汉代诗歌中一种非常普遍的东西。
在中世以后的诗歌中，对于时间的这种思考，成了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很少有诗人不歌唱它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曹操《善哉行》）“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幹《室思》）“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其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赠白马王彪》）“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曹植《箜篌引》）“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促促朝露期，荣乐遽几何？念此肠中悲，涕下自滂沱。”（张华《轻薄篇》）“丈夫生世能几时？”“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恻怆不能言。”（鲍照《拟行路难》其六、其七）“人寿百年能几何？后来新妇今为婆。”（无名氏《休洗红》）像这样的例子可以无穷地枚举下去，一直到近代诗歌。
显而易见，由于生命对于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必须从头认识生命的虚妄与死亡的必然，因而类似上述这样的内容，就会出现在大多数诗人的诗歌中。他们并不是历时地，而是同时地，面对这一主题。
这种对时间的不断流逝性和一去不复返性的意识，这种对于时间会迅速带来死亡的意识，乃是中国诗歌中时间意识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它成了流动于中国诗歌中的时间意识、季节意识、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等等与时间有关的意识深处的潜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黄鹤一去不复返’（崔颢《黄鹤楼》），诸如此类的表现传唱不衰，说明了中国的时间意识与其说是循环的，毋宁说是明显地流逝的。”“似乎可以这样说，中国古典诗中表现的时间意识，由于它是显然流逝的，一去不复返的，才能够成为更持续的抒情的源泉。”
由于明确地意识到人类生存于通向死亡的时间之流上，中国诗歌从很早起就呈现出了一种悲剧性的魅力。这种悲剧性的魅力将是历久长新的，因为它将被后来的每一个读者重新感受一遍。
花开堪折直须折
对于中国诗人来说，正由于时间是一种会迅速带来死亡的东西，因而它又是一种会不断导致衰败的东西。中国诗人感到，在无情的时间之流中，人生成了一个持续的衰败的过程。当然，在走向衰败之前，人生也有一个短暂的成长过程，比如年轻与青春便是如此，在这时候，时间还会带来希望；可是一旦越过了某个临界点，人生便只能不断地走向衰败，比如青春消逝、年华老去便是如此，在这时候，时间便只会带来失望了。而且更进一步说，其实连这种转折的临界点，也是由无情的时间之流带来的。
这种时间会使人生不断走向衰败的意识，引起了中国诗人对于年岁的特殊敏感，“失时”因而成了中国诗歌中的常见主题。“低头还自怜，盛年行已衰。”（古别诗）“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曹植《杂诗》其四）“盛时不再来。”（曹植《箜篌引》）“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杜甫《赠卫八处士》）在这些诗歌中，都能看到一种对于时间带走了人的盛年、少壮与荣耀，而带来了衰老、白发和衰败的无可奈何之感。
由于把人生看作是一个在时间之流中不断走向衰败的过程，因而中国诗人产生了一种紧紧抓住走向衰败的临界点之前的人生的意识，这也就是所谓的“及时”意识。“及时行乐”不过是这种“及时”意识的表现之一而已，而并不是其唯一的表现。
当汉代诗人唱道：“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冉冉孤生竹》）当杜秋娘唱道：“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金缕衣》）她们都要求对方珍惜自己的青春，因为青春是转瞬即逝的，而青春消逝了以后，她们的人生便会走向衰败。
当汉代的诗人一再唱道：“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回车驾言迈》）“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他们都勉励自己要珍惜年轻时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就事业；如果他们错过了年轻时代，那么时间将会使他们的希望落空。
在所有这些诗歌中，都流露出一种要赶在人生走向衰败之前享受青春和成就事业的愿望，这种愿望说到底是因为意识到时间终将使人生走向衰败而产生的。
这种在越过了某一临界点之后时间将使人生不断走向衰败的意识，是中国诗歌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当现代的流行歌曲歌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时，也表现出了一种相似的感情与认识。同时，珍惜时间、珍惜青春、珍惜年华的“及时”意识，因此同样成为中国诗歌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如果说人生的确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如果说人生的确是应该尽情享受的，那么，中国诗人的上述这些看法无疑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
暮去朝来颜色故
在中国诗人的意识中，时间还是一种会突如其来地带走幸福和带来不幸的东西。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的便是这个意思。因而，对于不断流逝的时间，中国诗人除了抱有一种无可奈何之感外，也时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信任之感。
当时间的这种特性表现在过去的时候，它就将一种痛苦的经验留给了人们：人们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留下来的只是一片苦难，那心灵空虚的果实。”（普希金《哀歌》）
这种时间之流会带走幸福带来不幸的痛苦经验，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它可以表现在过去的相聚与现在的别离的对比方面：“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者长相近，邈若胡与秦。”（古别诗）“故如比目鱼，今隔如参辰。”（徐幹《室思》）“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傅玄《豫章行苦相篇》）过去的快乐的相聚，因了时间的推移，而变成了现在的难耐的别离。
它又可以表现在过去的成功与现在的失败的对比方面：“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垓下歌》）过去的不可一世，因了“时不利”，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时机由有利向不利的变化，而转变为英雄末路。
它又可以表现在过去的友谊、恩爱与今天的背弃的对比方面：“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凛凛岁云暮》）曾经有过的友谊与恩爱，随着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各自生活条件的变化，而无可奈何地失落了。
它还可以表现在过去的走红与现在的冷落的对比方面：“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白居易《琵琶行》）曾经倾动京城的名妓，随着“暮去朝来”的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成了一个独守空船的商妇（吉川幸次郎认为，古诗《青青河畔草》中的“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表现的也是类似的过去的走红与现在的冷落的对比。桀溺则认为他的说法有点勉强。不过从白居易的《琵琶行》来看，吉川幸次郎的说法还是有点道理的）。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关于“失乐”主题的表现，都无不把乐园的失落看作是时间流逝的结果。
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了一种“失乐”的悲哀。正如吉川幸次郎的《推移的悲哀》所说的：“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一度得到的幸福重又失去，并转向了不幸的悲哀。这是由于将现在的不幸的时间与过去的幸福的时间加以对比，意识到其间时间的流逝带来了幸福向不幸的转移的悲哀。”
如果说“失乐”就像“得乐”一样乃是人生的常态，那么表现“失乐”之悲哀的诗歌就总是能够打动人心的。
明年花开复谁在
由于中国诗人认为时间是一种会突如其来地带走幸福和带来不幸的东西，因而他们对于所谓未来常常会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他们感到总不会发生什么好事。这种时间意识也许过于悲观，但不幸人生却常常正是如此。它也许来源于过去曾经有过的不幸经验，也许来源于对于他人曾经有过的不幸的观察，因而在根底上，它与上述那种“失乐”的悲哀是相通的，只不过对于“失乐”的悲哀变成了对于未来的迷惘。
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变故，比如战争，常常会使人们的前途蒙上阴影，使人们感到未来的不可测。古别诗写一个征夫即将奔赴战场，临行前对妻子说：“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又说：“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这大概是上战场前的士兵心理的典型写照。他们的未来从此不再属于他们自己，而只能让冥冥之中的命运去支配。未来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种绝对靠不住的东西，他们除了纵身跃入它的深渊之外已别无选择。
但是即使生活中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故，生命本身的脆弱性也会引起人们对于未来的同样不安。“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曹植《赠白马王彪》）便是这种对于未来的不安意识的反映。陶渊明每逢快乐的郊游时，心头似乎总会有这样的阴影飘过：“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游斜川》）“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何晏有一首言志诗，是以“其后非所知”这样的诗句结束的。晚年的杜甫在一次快乐的聚会后，也发出了这样的沉痛叹息：“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杜牧一边看着砌下盛开的梨花，一边产生了这样的感慨：“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初冬夜饮》）特别喜欢鲜花与明月的苏轼，每当他观赏它们时，也常会涌出这样的念头：“雪里盛开知有意，明年开后更谁看？”（《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开元寺山茶旧无花今岁盛开》二首其二）“明月明年何处看？”（《中秋月》）这使我们想起了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诗：“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流动于所有这些诗歌深处的，正是一种对于未来的不安意识。诗人们对于时间的流逝感到害怕，不知道从它的潘多拉之匣中会飞出怎样的灾难。
吉川幸次郎认为，这种对于未来的不安意识，乃是中国诗歌，尤其是中世以后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色，它反映了中国诗人对于人生本质的一种看法：“还有那种自己也不清楚在等待什么的对未来的不安，也是汉诗中新的情感。比如苏武诗的所谓‘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即为其例。项羽歌最早表现了汉诗中存在的这种普遍的不安情绪。而且，不仅在汉代诗歌中，而且在后来的中国文学中，这种情感也常常被有力地表现出来。杜甫诗中的‘明年此会知谁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等等，都是这种情感的产物。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都是受制于命运之丝的人类的写照。这是中国文学中如地下水般普遍的情感。”
上帝死了，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但这又何尝不是明天的魅力之所在呢？
此生此夜不长好
把时间看作是一种会突如其来地带走幸福和带来不幸的东西，不仅使中国诗人对过去深感“失乐”的痛苦，对未来抱有不祥的预感，而且也使他们的“现在”蒙上了一层拂拭不去的阴影。即使当他们遇到快乐之事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忘怀时间之眼的阴险窥视。他们意识到眼下的快乐只不过是一次偶尔遇到的生之高潮，时间的流逝转瞬之间便会把它带走，人生便重又会坠入到那无边的空虚之中，去等待那也许永远不会再来的“又一次”。于是，他们不再能享受到那种毫无保留的单纯的幸福，而只能对快乐采取一种有所保留的迟疑态度。
这种时间意识无疑是中世以后悲观主义思潮流行的产物，而在上古的诗歌中我们还很难发现它的踪迹。当《诗经》的诗人碰上快乐之事的时候，他们常常一头没入其中，享受着单纯的幸福，而并无不安的阴影相伴随。“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召南·草虫》）眼下的快乐能够持续多久，诗人并不去认真想它，他只享受着此刻心灵的宁静，让快乐占据自己的全部身心。“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唐风·绸缪》）“今夕”无疑属于诗人的一次生之高潮，诗人快乐得不知道拿情人怎么办才好。其快乐是纯粹的快乐，并不同时伴有明天的阴影。
同样的重逢的快乐，在杜甫那儿却变了滋味。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诗，写他在隔了二十年后突然与故人重逢，其心情的激动与喜悦是可想而知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至此为止，诗人的心情与《诗经》的诗人尚有相通之处，甚至连“今夕复何夕”的用语都有些相似，虽说重逢的对象有情人与故人的区别。然而就在诗人大写与故人“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的欢宴场面时，却又忽然笔锋一转，引出了关于明天的忧虑：“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表明诗人即使在这快乐的重逢的时刻，也仍然没有忘记接着的别离的悲哀。他意识到眼下的快乐是难以久恃的，随着今夕的过去它将会消失，于是重逢的快乐就变了滋味，它让人感到的是苦涩而不是甜蜜。对于《诗经》的诗人来说，“今夕”的快乐便是唯一的全部的东西；但是对于杜甫来说，“今夕”的快乐却是与“明日”的阴影相对照而存在的。
对于眼下的快乐的难以久恃的意识，也使良辰美景变了颜色。当苏轼欣赏中秋明月时，他无疑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快乐，但是他马上又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此生此夜不长好”（《中秋月》），而接下去的一句便是“明月明年何处看”了。诗人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眼下这个良宵马上便会过去，从而一生中的这个高潮也会消失，而且也许永远不会再来，于是苦涩渗入了他的快乐，使他的快乐变了滋味。
意识到眼下的快乐的难以久恃，一方面会使眼下的快乐渗入苦涩，使诗人得不到单纯的快乐，另一方面也会使眼下的快乐显得格外可贵，使诗人产生加倍珍惜的念头。正如生由于死而变得虚妄，但也由于死而显得甘美一样。陶渊明《游斜川》诗的“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何晏言志诗的“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都表达了同样的双重含义：由于预感到了明天的阴影，因而今天的快乐带上了苦涩；但也正因预感到了明天的阴影，所以今天的快乐就更显得珍贵了。
就这样，中国诗人以其对于时间本质的深刻体验，洞察到了“现在”的欢乐的暂时性和不可靠，并因而孕育出了一种在尽情享受眼下的快乐的同时又保持智者的冷静的人生态度。
却话巴山夜雨时
以上所说的，都是把时间看作是令人悲哀之物的观点，但相反的观点当然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除了时间最终会带来死亡这一点之外，时间当然既可能带走幸福带来不幸，又可能带走不幸带来幸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比如生病的时候，我们希望康复；别离的时候，我们希望重逢；失意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志。在这种种心理中，都蕴含着对于时间会带走不幸带来幸福的确信，都对时间抱着希望和信任的态度。
中国诗人其实也是了解这一点的，只是因为“尘世难逢开口笑”（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不如意事常千万”（陆游《追忆征西幕中旧事》），所以他们才反复歌唱对于时间的失望和不信任之感。不过相反的歌唱也不是没有，比如《诗经》的诗人们，便经常歌唱时间带走了不幸带来了幸福：“未见君子，惄如调饥。”“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周南·汝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郑风·风雨》）“未见君子，寺人之令。”“既见君子，并坐鼓瑟。”（《秦风·车邻》）诗人们为过去的分别与现在的重逢而感到喜悦，时间于是成了一种令人慰藉和给人希望的东西。
在另外一些时候，即使诗人处于不幸之中，但通过遥想未来的幸福，更遥想从未来回顾现在的幸福，而获得了一丝慰藉。在这种心理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对于时间会带走不幸带来幸福的信赖。比如远游不归是令人悲哀之事，尤其是当归期难定的时候更是如此，不过李商隐却通过遥想他日重逢的快乐，更遥想从他日重逢时回顾此刻的快乐，而使自己和对方获得了某种安慰：“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诗人似乎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不幸会成为未来的幸福的食粮。这是一种在“失乐”时遥想未来的“复乐”的快乐，一种在“失乐”时遥想未来“复乐”时回顾现在的快乐。诗人的想象从现在飞到了未来，又从未来回头来审视现在，于是现在便不再令人绝望，而是充满了希望。
类似的心理也许为人类所共有，比如在普希金的一首著名的抒情诗中，诗人一再叮嘱人们要忍受目前的不幸时光，因为今日的不幸可以成为他日的幸福的食粮：“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性急！／阴郁的日子须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时刻即将到临。//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常是阴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和李商隐诗类似的信念，也就是对于时间将带走不幸带来幸福的信念。当然，在具体表现上，中俄诗人仍有善用意象与直抒其情的区别。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诗人也许大都是一些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认识到时间最终将带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他们也并不拒绝做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时间毕竟也会带来一些小小的欢乐。这些小小的欢乐点缀在空虚的人生上，宛如“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庞德《在地铁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