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找到房东的亲戚，让他把房东、医院和医疗队的物资分开，以免出现差错，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次日我遵照张秀珍队长指示去阿达玛医院见院长，让医院清检一下属于医院的物资。我们中国人做事明明白白，不想让他人有所疑惑，也算是个告别。
院长让后勤人员清检物资后发现只少了两张床（医疗队在这里多年，不知是何时不见了），也没有说什么。我说我们次日要来搬，院长说你们不能搬。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们没有搬运的信函证明。我说我们是中国医疗队的医生，我们要去图卢布卢医院工作，要搬到那里去。他说你们没有中国大使馆或埃方卫生部的信函，谁能证明你们是中国医疗队的医生？
我把这个情况电话汇报给在首都的张秀珍队长。不知什么原因，大使馆经商处不愿出具信函，让医疗队找埃方卫生部。埃方卫生部长说他当不了家，让找国务部长。国务部长又让找中国大使馆。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搬家，惊动了这么多大人物，还是搬不成，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我对院长说，中国大使馆出具信函的人员离开埃塞回国了，能不能让我们医疗队出个证明。起初他答应了，当我电话汇报给队长后他又反悔了，非要大使馆的信函不可，并把此事汇报给奥罗莫州政府。州政府很不高兴，因为他们不知道阿达玛医院中国医生要走。院长说我们要搬物资，必须有奥罗莫州政府的信函，阿达玛医院归于州政府，不听从卫生部。
次日，张秀珍队长和翻译任多喜老师带着医疗队有关文件和证明到奥罗莫州政府，州卫生局局长杰马非常不高兴。他说中国医生在纳兹瑞特阿达玛医院干得很好，怎么说走就走了？队长说这是两国政府的协议，主要是你们埃方的要求。局长很不高兴，他说图卢布卢也是他管辖下的医院，他没有接到任何中国医疗队搬迁到那里的通知，他不愿意给医疗队出信函。
看来卫生部事先没有给州里通知，州里很恼火，也不管此事了。
两日后，几番周折，我们终于从埃塞卫生部拿到了搬运信函和物资清单以及中国大使馆的信函。我们从首都请来两名中国师傅，开着带有吊重机的大卡车，浩浩荡荡来搬家。笨重的发电机非常坚固地用水泥固定在地上，很难拆卸，最后用吊重机吊上了大卡车。房顶上两个巨大的电视接收锅，也让两位师傅费尽周折……
东西都装上了车，医院后勤人员对照清单检查了物资，发现一些物资清单上没有。我们向他们解释说是卫生部没有把我们清单上的东西全写上去，并让他们看我们自己写给卫生部的物资清单。虽然他们承认那些东西不是医院的，也不是房东的，但就是不让拉。后来院长来了，也不让拉，还胡搅蛮缠。最后我恼火了：“中国医生在这里为你们无私奉献这么多年，现在你们政府要我们搬到图卢布卢，我们拉我们的东西还不行？你们就这样对待为你们服务多年的中国医生？”他们一时惊呆了，最后院长勉强放行。但说你们没有拉走的东西，若再来拉，还必须要卫生部再写信函。真是岂有此理！
本来我们是要当天把相关东西搬到图卢布卢，前一天已经跟图卢布卢医院院长联系好了，可东西装上车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院长。大家都说很可能是阿达玛医院院长给那边打电话，因为他还没有接到卫生部的信函，不敢接收我们。我们既生气又无奈。中国医生是来无偿援助埃塞的，为什么你们还这么对待我们？
我和樊长河、郭喜勇三人本来是要当天搬到图卢布卢的，但现在只好继续在中国经援招待所住下去，等待埃方卫生部的信函。回到首都后，我们只好把电视、冰箱、锅碗瓢盆等好不容易搬上车的东西卸下，等待来日再搬往图卢布卢。
初到图卢布卢医院
根据两国协议，中国医疗队原来在纳兹瑞特的医疗点撤销，搬往奥罗莫州的图卢布卢。根据工作安排，我和小儿外科的樊长河、麻醉科郭喜勇大夫三人被派往这家医院。
刚到埃塞俄比亚不久，经商处领导钱兆刚参赞和朱沧洋秘书即和我们医疗队五名队委去图卢布卢医院考察了解情况，准备搬迁设点事宜。最后队里经过充分准备，又和埃塞卫生部和图卢布卢医院多次联系，决定近日搬往图卢布卢医院。
3月14日，在张秀珍队长的带领下，几名队委及我们三人一同前往我们新增设的医疗点图卢布卢医院。图卢布卢是位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西南约八十公里的一个小镇，这里是现任总统吉尔马·沃尔德·乔治斯（Girma Wolde Giorgis）的家乡。新建的图卢布卢医院去年才开业，是一家初级医院（Primary Hospital），只有两名医生，严重缺医少药，这是他们强烈要求中国医生去那里的主要原因。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行程，我们到达图卢布卢。医院坐落在镇边靠近主干道一个空旷的荒野里。荒芜的院落里，看不到人影，几栋蓝顶白屋的平房在周围破烂不堪的民房的对照下，显得格外醒目。
得知我们到来，院长和医院职工都出来迎接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候。院长名叫伊德欧，三十岁出头，很热情，招呼后勤人员帮我们搬行李物品。我们三名医生，只有两间房子，另一间房子还没有准备好。今天我和郭喜勇大夫先住下，樊长河大夫只能暂回首都驻地，等过几天房子腾出来后再搬来。
房间很小，只有十几平方米，是特意为单身医生设计的。进门就是卧室，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个单人沙发，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空间，连放一张茶几的地方都没有。厨房和卫生间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了。
搬完行李物品，院长带领我们到医院参观，向我们介绍医院的情况。医院一年前开业，有职工近一百人，五十张病床，但只有两名当地大夫（Doctor）。去年这里曾来过两名古巴医疗队内科大夫，因工作生活条件艰苦，不到三个月就走了。医院其他接诊看病的都是保健官员（Health Officer，可以看病，有处方权，相当于我们过去的卫生员，但不能算作医生），急需外科医生。
整个医院院落挺大，一切都是新的，蓝顶白屋的平房整齐有序。院内连稍大的树木也没有，一排排新栽的小松树还不到三十厘米，整个医院就暴露在烈日下。门诊诊室很小，屋内设施很简单。门诊部有急诊科、全科、儿科、口腔科和母婴保健科，只能看一些简单的疾病。还有几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门诊：一个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VCT），一个抗病毒治疗门诊（ART，实际上就是艾滋病治疗），一个结核和麻风病门诊（TB and Leprosy）。这不免令我们有些寒栗。
随后我们来到辅助科室。放射科有一台中国产的X光机和一台美国产的B超机，有两名技师负责拍片，不出报告，B超则由临床医生自己操作。检验科只能做简单的三大常规，我们外科医生最需要的手术输血根本无从谈起。
手术室大门紧锁，从来没有启用过。院长告诉我们，听说中国外科医生要来，医院在两个月前就派一名大夫学习妇产科剖腹产，还有两名手术室护士，以帮助我们开展手术。
参观结束，我们感慨万千，这是一家乡镇级医院。虽然我在非洲援外多年，但都是在比较大的医院，像这样的医院从来没有待过。一同来的队员有的为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和工作担心，但我还是蛮有信心的。既来之，则安之。我在非洲这么多年，没有我吃不了苦。只要脚踏实地，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定能在这里做出成绩来！
赶集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来图卢布卢后的第一个周末。这里周六周日不上班，周日人们要去教堂做礼拜，周六就成了人们上街赶集的日子。
一大早就有零零散散的赶集人，从医院旁边的路上往集市上赶：有乘坐两轮小马车的，有骑马牵驴的，有肩扛背驮的。有的抱着老母鸡，有的背着小孩子，有结伴成群的，也有单独成行的，披着初升的霞光，不紧不慢，宛然一幅悠闲自然的晨曲。
我们的邻居班琪是医院影像科的一名女技师，清早和两岁的孩子在门口玩。她告诉我们，今天是镇上赶集的日子，问我们有什么东西要买。我们说想买些肉和鸡蛋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她说现在是东正教的斋月，人们不吃肉，早上也不吃饭，直到下午三点后才能吃，要持续两个月。商店和集市上都没有肉卖；要买鸡蛋，过路赶集的人就有。如果我们想要，她可以为我们代劳，我们答应了。
十点多我们去赶集。一出门，村庄的人们就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们。虽然图卢布卢距首都只有八十公里，却很少有外国人在此停留，更没有中国人在这里赶过集。对于突然出现的我们两个中国人，他们感到新鲜好奇，不时回过头来张望。没走多久，就有一大群孩子呼喊着跑过来围住我们。他们年龄还小，大概还没有上学，也不会说英语，用当地话向我们问好。我们也听不懂，只能用微笑和手势向他们示好。
孩子们衣着破烂，头发糟乱，手脸污脏，还一个个非要伸出小手来和我们握手。我们也乐乐呵呵地和他们一一握手。不知哪个孩子握完手后还亲吻了我的手，这下其余的孩子又都过来亲吻我们的手。孩子们手脸脏兮兮的，有的还流着鼻涕，亲吻时还把鼻涕抹到我的手背上。但我并不觉得脏，孩子的吻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吻。这一吻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会永远留下关于中国人的美好记忆；在我们心中，这也是最好的见面礼。
来到异国他乡，最惦记的自然还是家里。小郭思家心切，要给家里发一封信。邮局就在主街上，我们轻松地找到了。一个不大的院子里，杂草丛生，房子很旧，大概有五六十年的样子了。营业室只有一间屋子，这边卖邮票信封，那边是木柜样式一格一格的带锁信箱。全镇有信件来往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在这里申请信箱，有来信邮局就放进各自的信箱里，由用户自己开锁来取。
小郭买了信封和邮票，一共还不到五比尔（合人民币不足两元）。工作人员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稳重负责，英语说得很不错。得知我们是图卢布卢医院新来的中国医生，他还为我们查了医院的信箱号，让小郭写在信封上，说这样有回信医院就会帮他取回。
我们住的院子很大，想种些中国蔬菜，所以想在镇上买些锄头、铁锨、耙子之类的农具。可我们费尽口舌，连说带比画，找了好几个当地人，包括警察，都不明白，只好作罢，只有等下周跟院长说。
刚进入小雨季，道路泥泞。我们医院内的道路是用碎石子铺就的，很费鞋子。来时行李太多，没有带运动鞋，今天打算到镇上买一双。在一条街上，有不少卖衣服鞋帽的，进去一看，多是中国生产的。我看上了一双运动鞋，问老板价钱，他说九百五十比尔。这么贵？我试了试，有点小。又转到了一家商店，店里没人，我选了一双试了试，大小还行。但没人，只好等回来再买。这里人还是纯朴，店开着没人也没事。
小郭要买手机充值卡，转了好几家商店才碰到一家店里有，而且只有两张二十五比尔的（合人民币约八元）。他的手机卡是当地人用的，充值提示是阿姆哈拉语，我们只好让旁边的当地人帮忙。他帮着充好了，我们表示谢谢；他向我们要钱，我们没有理他。非洲人经常会向你要钱，如果给了，以后要钱的人就多了。
看见有不少人带着农副产品朝一个方向走，我们猜想那可能是集市，想去看一看。
拐过一个弯，远远就看见集市——偌大的集市设在一个很大而空旷的露天空地上。这里熙熙攘攘，没有机动车辆，两轮马车随意停放。蔬菜调料，衣服鞋帽，锅碗瓢盆，木炭柴火，咖啡豆和恰特草……稀稀拉拉的，各家的东西都不多，像我们80年代农村的集市。有意思的是这里的东西都是按堆、个、捆卖，没有一家是用秤称着卖的，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也没有讨价还价这一说。蔬菜和其他农产品倒还便宜，但大蒜还是很贵，一个蒜头要一比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