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天后土》把人类博爱、扶贫济困的想望和对人类命运担忧的共同情感融入其间，体现出作家应有的道义感，表现出一种文化自觉的担当意识。周先生把生活的真谛隐含在平淡中，使原汁原味不加修饰和包装的农民说出自己真实的思想和生命的意义。他的近乎白描手法的娴熟运用，使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活灵活现，表现出散文体的小说化风格，而且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深奥和不着边际的说教。他长短句的交替使用，使得家常话、书面语贴切、简洁，很有力度，平实的语言由此变得形象、灵动而意境深远。周先生文风的朴素、虚构的真实、诗意的美好，强化着文学审美对人的心灵震撼。作品的主题挖掘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显得随意而淡泊、宁静而致远，字里行间的春秋大义有救赎、行善、坐看人生风云际会的意味。这些情感充沛、情操高尚、情趣盎然的文学意蕴，来自于他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准确把握和对生活的敏锐发现，来自于内心的愿景和激越的才情，是一种源于生活而体现心灵、诉诸文字而关注现实、付诸表意而见谅心性的一种精神指认——充满诗情画意和良知正义。如果说“乡土叙事呈现出两张全然不同的面孔——现实的和记忆的”，那么现实的乡土惊醒我们的精神，记忆的乡土安放我们的灵魂，而伴随乡土文学的发展一路走来的《皇天后土》，则由于有着汉画像石般的厚重、古朴，注定会以乡土气息浓郁、地域性鲜明和为农民代言的强烈伦理诉求，而成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并凝聚出楚风汉韵的南阳文化品格。
创作《皇天后土》时，周先生已经供职于文联系统。这时近乎专业写作的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工作、阅读、写作成了他生活的主调，而他的博学使他能够对中外文化作出恰当的借鉴、比较并融会贯通。此时的他惬意地生活在“嫁给散文”的岁月里，得心应手地讲述着他所独自占有的事件价值和故事观感，追寻着散文的根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同时，随着阅历的增加和接受了一些更为新鲜的文艺观点，他的写作能够在认识论、本体论乃至语言论间自由跨越，这使他有了探索尝试更多语言形式的可能。上世纪80年代，结构主义正风行中国，在结构主义叙事学那里，由于“体裁的特征已经不仅仅在作品本身，而是在阅读当中去寻找”，因而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便显得更加内在而充满张力。这中间，周先生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我不得而知，但我可以断言，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他的创造欲和创新性不仅不允许他满足现状、随遇而安，相反，在意欲不断超越自我的周先生身上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更为强烈，他在《皇天后土》中充分考虑体裁形式的新奇和平实的叙述以利于与阅读者沟通也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本体论在文学上主要体现为人对世界本体的诉求渴望，如果没有创作主体对人性的自我审视，就不会存在语言基础之上的文体结构问题，也就不好理解以形式创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上的本体论。因此每个作家的写作无非是从生活中感悟出心的归属和向往，进而把文学当作解放思想的载体。在此，如果没有对人的情感和心灵的足以呈现，那么文学的价值和作家写作的意义又在哪里呢？面对此，周先生说：“我庆幸选择了文学，为他挨过整，受过苦，也得到无尽的快乐、温馨和颇有所慰的成就感。”更有意义的是，他在创作散文集《乡间小路》之后，随着观念意识的发展变化和写作技巧的更加完备，他具备了改变传统写作模式的条件，这使他在《皇天后土》中所采用的口述实录体的散文写作，带有一种革命而不是改良的味道。这种突破既有模式的创立最终在更高层面上成就了周先生。从此以后，他所钟情的散文写作，不仅在手法上更趋成熟和在内容上更具文学色彩，而且更准确地反映了他为生命而艺术的人生追求。雷蒙德·查普曼指出：“许多人在某种不断重视的情况下，采用同一语域，这便创造了文体，文体一旦建立起来就要求使用适当的语域。”可见，正是周先生文体意识的萌发才强化着他怎样写的文学自觉，也才有了与他“使用适当的语域”相符的口述实录体的《皇天后土》。
以我看来，《皇天后土》无论在思想深刻性还是在艺术探索方面，都达到了周先生创作的顶峰。然而，这不但没有成为他更高追求的羁绊，而且，他不懈努力的结果，就是仍然维持着他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正因为有此精神和不懈追求，也更有时代和地域文化的造就，才有了他的散文的本土、本乡、本质的形式特征。尽管此后《豆的系念》《桥的呼唤》也都还基本上承继了这一话语形式，但无论怎样都体现了他更为看重语言的作用。他说：“中国人称好的散文为美文。这主要指语言。”由此，我们更加理解他“散文的语言尤其不能随便”的观点，也可以看出他对散文语言的探索不遗余力并倾注大量的心血，他在写作中“力争使最少的字词容纳更多的内涵”，努力使“句子短些，更能显出语言的节奏感”。而且，他的文本无论是揭示意义或是创新形式，语言都透出鲜活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当然，以他的学识、文字功力和对文学的感悟，《皇天后土》似乎还可有更多更为丰富的表达方式。
固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实质上是保证了文化人格健全和独特价值的身份认同。但知识分子的作家身份除却体现文字创造之外，更应该有更多的人文情怀和责任担当。明白地说，作家不是评判家和专门的道德卫士，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文学解决世俗问题，但文学即人学又意味着它不能离开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所以，文学更主要的应该是呈现或提出问题，不需要给出明晰答案，而且，这种呈现既应该表现为超拔、脱俗的形式创造，又不疏离现实生活。实际上，对世相的复杂阐释正可以生产文学，模糊、迷茫、暧昧天然与文学密不可分。因此，作家对社会的发言应偏重在结构语言模式、正视世道人心、进行精神建构和美学探索上，要竭力避免写作仅有伦理观而无审美感，那样的写作缺少文学慧根而没有形式感。同时，散文也应是散淡、随意和五味杂陈、意味深长的，正像巴·略特所言“如果散文缺乏趣味的调料，没有快乐的企图、讽刺、傲慢和幽默，那就一钱不值”。但这一切又必须是内在而深沉的，绝不是浅薄的哗众取宠的噱头。特别是作家更应该在共有的时代观念中凭借经验、细节来表达自我，正是自我的思想感悟、现实发现和文化记忆的交相辉映启发着创作灵感。在《土地梦》中，周先生用细节化、个性化的东西来加固着他的文字基础，以自己对土地及土地之上的人的思考和独有发现，来撑起更为宏大的思想叙述的表达空间。实际上，越是个性化的东西越容易体现自由的心性并获得自由的心境，越容易在碎片感中凸现更多的触角，以获取广泛的接触碰撞机会，从而更易于产生和发挥出能够给文学创作带来持久魅力的个性化、陌生感的作用。
真的要做到这些实属不易。多元、承认差异、不走极端是后现代主义得以风靡一时的存在依据，面对曾经盛行的语言论，我们扪心自问，文学除却负载心灵情感之外，还有没有结构主义所谓的阅读参与的内外沟通的疆域？如果有，那么现代主义像卡夫卡的顶峰怎样逾越？如果没有，那么后现代主义的世俗化的大众写作又该作何解释和如何应对？它又延续和阻断了什么思想交流和情感互动？对于这些问题的文学实践各不相同，但周先生毕竟是他自己，他的独一无二使他的语言始终在本体论与认识论间徘徊并着意于陌生化处理，从不逾越心灵和情感边界而使文字成为言不由衷的附属，他作品的字字真、句句善、篇篇情使“爱蜕变成了习惯，成了兴趣，成了生活方式甚至成了生命状态”。这正像王阳明所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既然天下无心外之理，那么，用心用意乃大道，如果作家都能用灵魂和血肉书写，那么，他执着的精神世界便足以十分强大和丰富多彩，在内心可超越自我，于文学则能以“道外无事，事外无道”（陆九渊语）来论理。果真能把思想不经意间散淡地指派入字里行间，使跳跃的语言生长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并直抵文学的内核，那自然就能成为有道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人类存活在对本真的向往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对立中，稍有偏差和不慎，生活就总与生存的理念相悖，人就可能迷失自我而异化为他者。这虽然与形而上可以有多维阐释并能够修正我们与生俱来的品性有关，但太过理想化的结局又容易使自我丢失而与梦想达成一致。特别在生活与艺术的区别正在悄然抹平、金钱和权力的统治与日俱增的今天，多元的思想丝毫也没有抵挡住人们对权力和金钱的贪得无厌，更没有消解思维的僵化所带来的生活的呆板、教条和乏味。所以，当功利成为时尚，世故便成为正当。但世俗的上帝死了，艺术的上帝却应该活得更好，因为思想对存在的认知毕竟可以通过艺术而得到更好的传播和贯彻，文学正可使人去梦幻人生。实际上作家只要用超越人类之上的眼光看待人世，用反思去剔除和颠覆集体无意识中的固有观念，把负有原罪的自尊降低到应该赎罪的地步，就会使我们在无意的评判间拥有崇高而发现自我。周先生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他的《古典的原野》对农村、农民的思考才摆脱了个人恩怨的简单呈现，具有了超越善恶的悲悯情怀，这是人格平等、渴望救赎的文化认同，是道义上的感同身受。
一个作家的精神能量与他的视野和境界及艺术追求有关，这也关乎他艺术手笔的品格。我能够理解但不太认可缺乏情感和心灵的形式之上的叙述圈套，因为它套牢的是形式的表象，丢失的却是价值的根本。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语言实验、形式探索，之所以没能把相当极端的高潮继续下去，这恰好证明了先锋派回归的必然。特别那些所谓身体写作，充其量不过是时代书写的简单化的表意符号。换句话说，文学终归还应当回到心灵去指证生活，因为，毕竟道德来源于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和信任，这恰如本能的驱使。所以，文字在获得文学的资格后也应当出示伦理，不论是实体的还是形式本身的，尤其在“上帝死了”的当下更有必要。正因为“上帝死了”使信仰的最终评判者缺席，一切皆有可能而通行无阻，一切混乱无序而无从谈起，存在可能成为存在论的异己而被诛杀。所以，作家的根本大道更要体现生命意识、审美价值和正视存在的担当责任。只有正视存在，才能拒绝托词和粉饰太平，才能呈现以灵魂直逼现实的姿态，才能既思考表象背后的真实，又能把握“使作品成为作品”的本质属性，追寻有限经验与无限认知相分离的因缘，进而发现时间成全了存在却销蚀着存在的本色，内在地显示艺术世界并使写作的精神落到存在的实处。如果真的写出了康德对人生概括的那四句话，“即我要知道我是谁，我要知道我知道什么，我要知道我做了什么，我要知道我有什么盼望”，那这样的文字自然就有了存在的意义。
有存在意义的文字在周先生的散文中比比皆是。毫无疑问，他把人对生命的敬畏、珍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写得情真意切，把对农耕文明的记忆、传统文化的追忆及其对人的熏陶写得意味深长。这些充满阳光的文字，不但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也温暖着我们的内心，更可以安放我们时刻被欲望和浮躁挤对得没有着落、四处游荡、难以消停、疲惫不堪的灵魂。
当然，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我们仍然有理由希望，周先生若能像他所拥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力一样，关注和占有更多的西方文化资源那会更好。另外，他如果能够加大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切入深度，在《皇天后土》中多一些更为深刻地表现权利在农村基层如何运作，及对农民心理层面的影响就更有意思了。当然，这些缺憾并不影响他已有作品的文学品质。
周先生说：“活儿还要继续干下去，仍如侍弄庄稼的农夫，一息尚在总要劳作。”是的，有大境界才能有大自在，有大自在才会真诚朴实、温馨从容，这就是周同宾。我坚信，对文学挚爱并深得艺术真谛的他，一定还会在风格创新方面拿出更好的东西。
忠贞于文学的他还在思考，还在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