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政府职能的缺失问题，就必须实现从经济建设优先向社会建设优先的转变，实现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公民义务本位向公民权利本位的转变，纠正追求部门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而要实现这些转变就需要严格实行公共卫生危机事件问责制。在应对重大突发性危机事件中，各级政府要建立政府官员承担与职权相应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制度，政府主要领导要负总责、相关部门要负全责，层层签订责任制。要制订完善危机事件的责任处罚制度。当政府公务人员不能履行或背弃责任时，必须受到相应的行政惩处，触犯国家法律的要按照法律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重大突发性危机事件的隐瞒、缓报、谎报要追究相关主要领导的责任，对危机过程中出现的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行为，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杨志宏，2003：38）。事实上，在“非典”事件过程中，超过百名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因为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责任追究，这对强化全体公务人员责任意识多有助益（上海大学《SARS与中国社会》课题组，2004：229）。
2．信息渠道不通畅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有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媒介和惊人的传播速度，特别是现代化基础设施完备、通信系统高度发达的城市，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让相关的信息家喻户晓。这种信息传播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可以加速危机的蔓延，一些不实的报道、谣言等会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有助于危机的解决，可以快速的收集相关数据，了解突发事件的动态发展，向广大公众进行有益的宣传（王玲等，2007：46）。
政府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其应尽的社会责任，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这些信息不仅关系到本国公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还直接同外国公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相联系。信息的公开，特别是对那些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灾难信息，就更应该及时准确地提供给公众。
而“非典”危机时，信息公开工作的不尽如人意造成了诸多负面的影响。首先是信息公布缓慢，从发现疫情到正式公布信息竟历时两个多月。其次是信息失真，在官本位负责制及现行政绩考核制的影响下，“一些‘知情’人士担心削弱自己地位，而不愿分享权力，这就会使事实变得更加糟糕，不管怎么样，连环事件的结果就是一些宝贵的情报不能在组织内部分享，甚至组织的高层领导也被蒙在鼓里”（巴泽曼等，2007：127），给非典危机的处理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最后是政府对媒体披露信息的干涉，内地各大媒体没有给予充分报道，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公民仍然到疫情重灾区旅游，导致了“非典”大面积蔓延。戴维·费德勒的研究就指出，“非典”爆发初期，中国政府有时会否认其发生，以试图避开世界卫生组织的问询，并且常常使其行动模糊化（Fidler，2004）。
信息不透明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各种谣言不断出现。危机状态下的社会，通常也是一个流言、谣言四起的社会。流言、谣言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危机情境的构建过程，所以流言、谣言本身能够成为社会危机，并且能够导致治理的失效，使得危机在更深层次上蔓延和持续下去（蔡志强，2006：89）。其中最为典型的是，2003年初，板蓝根和醋能防治不明疾病的谣言一下子在广东流传开来，于是在该地区出现了抢购板蓝根和醋的风潮，加上一些不法商贩暗中煽风点火，以致一瓶普通的白醋要卖到五六十元。并且这些谣言随着危机的扩散而四处传播。其根源是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隐瞒信息”，而其理由或借口竟然是：把信息全部公开，会引起公民恐慌，会影响旅游业和外商投资，从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事实上，这种社会恐慌的产生、传播恰恰是信息不公开所致，任何瞒而不报或者漏报和少报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害。与封闭社会不同，在开放社会和信息社会条件下，信息披露的渠道很多，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尤其是对突发事件信息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迟福林，2003）。而且在信息传播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信息资源都绝不是一种行政力量可以垄断的，行政不透明、信息不公开，不会造成公众信息知情权不能行使，而是会造成公众知情权不能正确行使，与其让谣言和小道消息主导信息的传播，降低行政权威，不如以积极透明的姿态面对社会，更能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伊斯顿，1989：：33）。对因一己私利，喜欢搞“暗箱操作”进行“幕后交易”的人，公开也是最好的监督手段（张锦贤，2003：31）。
因此，必须加快政府执政理念转变，推进传媒体制改革，以适应开放社会条件下危机信息的传播，消除不实的谣言，减少因恐慌而导致的新危机。如我们所知，新闻单位在人权、财权以及业务指导权力方面对当地政府的依赖，导致了地方政府滥用新闻管理权力现象的发生。在传统观念方面，我们也把重大社会事件和突发事件的披露，纳入到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管理中。应该说，这些体制和观念已经不适应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这个方面，如何建立同国际接轨的信息公开制度，颁行诸如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信息公开法，对于减少因媒体失语或延报、误报而影响危机的解决将大有裨益。因为，“诚实永远是上策”，是“抗非”之后社会信息公开机制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诚实”就是客观地、如实地公布社会公众关心的信息：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在社会信息问题上处于主动地位（钟南山等，2005：16）。
进而言之，信息公开渠道畅通既是危机治理理念转变的必然要求，又是公民对社会事务的知情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让全社会及时了解公共信息，可以实现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实现由政府主导或政府独舞变成政府与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强化全社会应对各类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借此可以进一步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公共服务型政府，就这个意义上讲，“非典”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也给其卫生响应机制带来了机遇（Feng，et.al.，2009：4-13）。
3．缺乏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就波及范围、传播速度和危害性而言，“非典”无疑是21世纪以来中国遭遇的最重大的挑战，既有的卫生防疫体系尽管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非典”不同于普通的传染病，其突发性是既有的防疫体系始料不及的。它需要一个完善健全的应急体系，包括有效的医疗手段、严密的信息报告体系、专业的突发事件应急机构等一系列措施（王保真等，2003：4）。
建立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预防、预警、预控机制是避免危机大规模爆发的有效方法，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危机预防、预警和预控机制。也就是说，公共危机管理成败的关键在于危机前阶段。因此，预防为主，准备在先，是现代危机管理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现代危机管理与传统的危机应对的重要区别之一（黄顺康，2006：105）。
如我们所知，危机解决得好坏不单取决于事中处置或事后修复，更取决于危机爆发临界点的未雨绸缪。因此，对突发公共危机能否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就成为政府能否及早采取行动、消除危机的关键（吴春华等，2005：14）。为此，政府能在危机来临前尽早对危机进行预警，建立一套能够感应危机来临的信号指标体系，并判断这些信号与危机之间关系的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对所有信号指标的科学分析，对危机风险源、危机征兆进行不断的监测，判断危机发生的速度、规模、损害程度以及发展的趋势，及时向组织或个人发出警报，提醒组织或个人对危机采取相应的应急行动（许文惠等，1998：165）。换言之，危机预警系统的建立对政府危机管理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在建立危机管理体系时，应建立既能采集到危机预警所需要的信息，又能科学地处理和判断相关信号的内涵；既不会对不构成危机发生的信号发出错误的预警，也不会忽视危机发生的有用征兆；既能被应该接受警报的人接收到和正确理解，又不会相互干扰而影响危机信号的判断；既有专业队伍的使用，又有相应的权责制度保证的预警系统，是确保政府防微杜渐的关键（吴春华等，2005：14）。
对城市，特别是现代化的大都市而言，更需要建立高效、灵敏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体系和相关的应急预案制度。因为城市既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又是人口的密集区，城市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所导致的损失更为严重。而要建设监测预警体系，不仅要加大对各种危险源的监测力度和强度；还要构建和完善信息报告系统，对所报告信息准确度和及时性进行评估，这样才能及时而准确地捕捉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发生的早期信号，从而在发生早期加以控制，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申井强等，2007：271）。
总之，我们的危机管理还没有形成制度化和法制化。我们的政府习惯于常态下的管理，还没有建立起一种危机管理制度（朱建军等，2002：27），所以一旦出现危机，就容易按常态下的思维去解决问题。这次“非典”的爆发和蔓延暴露了我国在危机应对和管理能力与机制上的不足，加强危机的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等问题迫在眉睫。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反映的是一种危机状态，如果建立起有效的危机预警机制，就可以很大程度地避免危机的爆发；而完整的应急机制可以阻止危机的蔓延和扩散，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因此，需要国家安全战略中心从抵御外敌向应付危机转移（傅勇，2007：146-147）。
增强风险意识和风险防范的应对建设，正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事实上，危机管理目前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很多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危机管理制度，很多国际组织也都有危机管理计划。在西方国家，对危机管理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量化的层次，建立了各种以数学计算和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基础的危机监测预警和处理模型，这种精确的研究成果对政府防控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我国一方面需要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强化我国危机管理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推进危机管理的科学化；另一方面要尽早建立适应现代危机特征，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危机管理制度。
（二）传染病防控体系的现代化
“非典”的爆发给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特别是传染病防控体系敲响了警钟，作为回应，中央政府修订了《传染病防治法》，进一步完善了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从而建立健全的传染病防控体系。“非典”事件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分水岭”。要战胜突发的危机事件，必须要在法律和制度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即要建立起一整套常态和非常态下的危机管理法律制度。否则，没有法律和制度的规范，公共危机管理只能是临阵磨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既不能使危机管理行为规范化，又会为滥用紧急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黄顺康，2006：114）。与此同时，必须强化法律制度的执行力，只有这样，才能让文本转化为实际的效用。
1．新《传染病防治法》的颁行
在“非典”爆发初期，我国政府初期控制其传播和扩散的失败使其最终转变了立场和行动（Filder，2009：36-45）。《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于是被提上了日程。2003年4月8日，卫生部将“非典”列入法定管理传染病之列。而随后又有一系列的应急条例陆续出台。6月，国务院法制办和卫生部组成联合起草小组，开始了《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总结了《传染病防治法》实施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广泛听取了各级政府以及医学专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的意见。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人大第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新的《传染病防治法》总结了应对“非典”和禽流感疫情的经验和教训，更加注重科学防治，注重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伦理学原则（周宏东，2007：37）。
就其内容而言，新《传染病防治法》总共分为九章，在保留旧法的法律框架基础上，增加了两章：第五章“医疗救治”和第七章“保障措施”。新法将旧法的41条法规删除了3条，对其余38条进行了修订，又新增了42条，新法总共增至80条。在传染病分类上，“非典”、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这三种传染病虽然只被纳入乙类，但由于其传染性强、危害大，因此法律特别授权，这三种乙类传染病可以直接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新法对艾滋病进行了“降级”管理，但并非意味着艾滋病防治工作重要性有降低；为了加强我国艾滋病防治的法制建设，新法中专门增加“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采取预防、控制措施，防止艾滋病的传播。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的规定（全国人大，2005：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