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眼中最个人主义、最自由散漫的美国人，在“9·11”事件后的表现，真是令人感动。事发时，很快就有700多名消防人员和警察赶到现场，奋不顾身地冲进大楼疏散和抢救被困人员。最后竟然有三百多名消防人员和七十多名警察英勇牺牲。还有那种市民排着长队义务输血，抢救人员夜以继日、连续作战的作风，也很让人感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行大善的时候并不多，诸如：在湍流中奋不顾身救人、火灾中见义勇为……但生活中处处有机会行小善事，累积每一个小善行，如同甘露滋润别人的生命，也带给我们自己更充实的生活意义。
这是一个关于善行的小故事：
一个纽约人名叫迈克，每个月一领到薪水，都会先买三双手套，并且存起来，直到寒冷的冬天来临，他就把手套拿到街上，沿途发给那些没有手套的行人。
“多少钱？”拿到手套的人惊讶地问。
“不要钱，握握手就行了。”
他的善行传出之后，每年都有人寄来手套，请他帮忙分赠。
迈克的这项举动，为寒冷的纽约冬天带来无限的温暖。原来他在经济大萧条中长大，冬天下雪时根本没有手套可戴，而他的父亲曾教导他：“永远不要使自己失去施予的乐趣。”
中国人嫉恶如仇，即使是小的恶行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恶有恶报”也是必然的。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嘛。
战国时的奸臣庆封便是一个多行不义，最终害了自己的例子。齐庄公被大臣崔杼与庆封谋杀了。景公时崔杼当了丞相。庆封又想杀了崔杼取而代之，于是设计让崔杼的家庭发生内讧，崔杼家破人亡，无家可归，也上吊自杀了。
庆封当了丞相后，景公叫苦不迭，派几员大将去刺杀庆封，庆封率领人马应战，败后逃向鲁国。齐国人指责鲁国收留庆封。庆封又来到了吴国，吴王把朱方城封给他。
楚灵公听说后，率领军队攻打吴国，拿下了朱方城，捕获了庆封，游街示众，并让他自己高呼：“不得再像齐国的庆封，谋害国君、欺辱国君的遗孤，并以此来与大夫结盟。”然后杀了庆封。尸体被四分五裂，惨不忍睹。人们都说：“这是因为他为人太凶恶，自找祸殃的缘故啊！”
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能够改过迁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事实上非但是常人，即使圣贤亦不能无过。只是圣贤比常人更善于改过迁善，所以他显得比别人伟大而英明。
改过迁善，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而且必须遵守和施行的原则。尤其是对于那些所谓“浪子”，意义更为重大。古人云：“盖世功劳，当不得一个矜字；弥天大罪，当不得一个悔字”。民谚更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说法，这都是有无数的事例可以印证的。
中国古代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记载在东晋时的江苏宜兴，有一个著名的强横少年，名叫周处。由于他凶横无比，人们对他又恨又怕，将他与当地山上吃人的猛虎与河里凶残的恶蛟相提并论，称为“三害”。
周处知道后，想改善自己的形象，主动去与老乡商量，要除杀猛虎和恶蛟。杀死了猛虎以后，他又下河去杀蛟，徒手与蛟龙搏斗，沿江沉浮而下，三天三夜之后，血水把河面都染红了。人们以为周处死了，欢呼雀跃，谁知周处此时却杀了蛟龙回到乡里。他满怀高兴，看到的却是人们为他死而庆贺的场面。他真是难过至极。
于是他到当时著名的文人陆机、陆云兄弟家中，倾诉了他的苦闷。陆云就对他说：“古训有言，早晨能认识真理，就是晚上死了，也无所遗憾。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没有早晚的区别。一个人只怕不立志，哪里有发奋做人而一事无成的道理？更何况你年华正茂，前途还很大！”
周处听了以后，回去潜心习武，刻苦读书，各地聘书于是雪片般飞来。周处官至御史中丞，成为国家的大将，在抵抗外族入侵的斗争中，以身殉国，成为一名英雄。“改过宜勇，迁善宜速”，这是古人的经验之谈。有许多人有自识的能力，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自识阶段而不落实于行动，那只能是自我作茧式地品味痛苦。
古时的皇帝曾经以下“罪己诏”的方式，收拢民心，重振自己的形象。且不说其中耍弄权术的成份，事实上，堂堂正正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自己悔改的意向，非但不会因暴露丑恶而使自己失面子，反而会因为你的坦率、诚实而引起人们对你的敬佩和尊重。
君子慎独
在古代，“慎独”是一种流行的道德修养方法。《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慎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动，警惕是否有什么不妥的言行而自己没有看到，害怕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而自己没有听到。
慎独也可以作为识别人的道德品质的方法。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往往从最隐蔽、最细微的地方真实地暴露出来。在公开场合，在大的问题上，由于法制、舆论的压力，人们不能不检点约束自己的言行；在独处无人监督时，或者在细小的问题上，就容易放纵自己，暴露出真实的思想面目。
《后汉书·杨震传》有一则“暮夜无知”的故事：杨震被任命为东莱太守，赴任时“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敌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总是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
坚持慎独，在“隐”和“微”上下功夫，即有人在场和无人在场都是一个样，不让任何邪恶念头萌发，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的道德品质高尚。
慎独修养方法实质是提倡高度的自觉性。这个原则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必须牢记在心的。在这方面，唐太宗就有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我。他说过：“身为国君，必须先以人民的生活安定为念。压榨人民而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无疑是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吃一样，等到吃饱了身体也随着完结了。倘若希望天下安泰，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姿态。迄今为止，尚未听说直立的身体却映出弯曲的影子，也没有听说过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政治，百姓会胡作非为。”
唐太宗以这种态度来处理政事，率先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虽然已经十分努力了，但他仍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彻底。有一次，他向魏征表示这种不安：“我一直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努力，也及不上古代的圣人，因此不得不担心自己是否会受到世人嘲笑。”
魏征听后安慰他：“从前鲁哀公曾告诉孔子，有一个健忘的男子，在搬家的时候连自己的太太都给忘了。孔子听后回答说，还有更严重的呢，像桀和纣等暴君不要说自己的太太，甚至连自己都忘了呢。陛下千万不要连这个都忘了，只要能时时留心自身，至少不至于受到后世子孙的嘲笑。”由此观之，如果领导者能够率先做出表率，修正自己的行为，那么部下才会群起效法，端正自己的品格行为。
有一次，大臣们向唐太宗上奏：“自古以来有所谓‘夏之月可以居台榭’，在夏末可以住在高殿。现在夏天的酷暑仍未消退，秋季的长雨又将来临，宫中湿气太重，恐怕对陛下身体不太好。希望陛下马上建筑高殿。”
对皇帝来说，造一座宫殿简直如同家常便饭，但是唐太宗却婉言拒绝大臣们的好意：“诚如各位所知，朕患有骨痛，这种疾痛若长年处于湿气重的地方当然不好。但是造一座宫殿需要一笔数目庞大的费用，从前汉文帝打算营造宫殿时，发现需要的费用相当于十户普通人家的资产，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和汉文帝相比，我的德行是远远不及，但是使用的费用却要多得多，这不正是身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职的地方吗？”大臣们再三要求，唐太宗仍旧执意不肯。
这种自我保护的措施，主要是进行自我反思，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越轨之处，语言是否有不妥当的地方，一些习惯是否符合于社会道德规范，是否自己过于恃才傲物、不够谦虚，等等。古人云：“御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别人对自己的一些议论总是事出有因，应先反省自己。
只要自己能够不断修省，那就可以在各种环境里都自恃而不虚。另外，及时地总结经验，反省自己处理人际关系是否正确？办事失败，遭致非议的原因，是否与此有关？具体地说来，即自己对所处环境的特点是否有足够的了解？对同事、朋友、领导的个人秉性是否熟悉？如果导致自己陷于困境的根源，在于触犯了别人的私人禁忌，那么以后碰到此类情况，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有所为，有所不为
据司马光《涑水纪闻》中载，有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园里用弹弓打麻雀，正玩得高兴的时候，“有臣称有急事请见”，赵匡胤只好慌忙出来接见。谁知，所奏并非什么急事，不过是例行公事。赵匡胤很不高兴，责问这种小事有什么好急的？那位臣子也不含糊，不慌不忙地说道：“总比打鸟要急一些吧？”赵匡胤一听火了，捞起根斧柄便打了过去，正好打在那人嘴上，碰落了两颗门牙。那人仍是不慌不忙地弯腰拣起牙齿，放到自己怀里。见此情形，赵匡胤骂道：“你拿上那两颗门牙，想告我的状吗？”对方回答说：“我当然不能告你，不过，自有史官把这件事秉笔直书下来的。”赵匡胤听到这话，觉得有道理，不仅消了气，还赐给了那人一批金帛，向他表示慰问。赵匡胤态度的变化，与那人提到的史官有很大关系。据说，赵匡胤相当怕史官，凡做错一件事情，心里就老大不痛快，怕的是史官将他的过失记下来，落得后人批评唾骂。
历史上怕史官的皇帝并不少，但为此弃恶从善也是很困难的，但就他们怕史官，懂得“不可书者不可为”这个道理而言，也还算是不错的。可书与不可书者，正是可为与不可为者。人生在好多时候都是面临这样的抉择，是正直地秉心行事，还是为一己之私而舍公义？对于普通人并没有特定的人来监督和记录以备公之于世，甚至有的时候是无人知道的，而这时正是考验一个人气节的时候。
古代的侠士们往往都有一身好功夫，不过他们练就的武功并不是帮他们争强好胜，而是让他们行侠仗义，锄强扶弱。他们淡泊名利，不为物欲与人情所累，施恩于人而不求人报恩，施德于人而不求人报德。他们的所作所为多称得上是“浩气高千古，精忠贯斗牛”。这些真正的君子从不会为了苟且偷生而做违背道义的事，更不会为了追求功名而毁了名誉。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与气节多被人们所称道，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受到世人的追忆和怀念。
孟子提出“舍生取义”的著名观点。义和利是人们兼有的要求，任何人都不能抹杀人们对精神道德的追求，也不能抹杀人们的物质利益，但他强调不能使对利的追求超过对义的追求。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乞人不屑”指的是《礼记·檀弓》）记载的，齐国一位饥民宁愿饿死，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生属于物质生活需要，义属于精神生活需要，当事关人格尊严、道义原则，而生与义又不能兼顾的时候，孟子认为应该坚持人格尊严，舍生取义。如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人人都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为了谋求更多的利益而不择手段，铤而走险，这样的人已经完全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成为了金钱的奴隶。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再多的金钱也只不过是满足贪欲的工具，而对于他的人生毫无意义。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信念：文天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不使自己遗臭万年，义无反顾地选择死亡；屈原眼见无力挽救楚国衰势，顿觉国已亡，生也无益，以身殉国，这是大人物的大义；大学生为捍卫尊严拒向外商老板下跪，毅然辞去工作；一个农村老妇为供三个儿女念书，几十年含辛茹苦，只为不让儿女过与自己一样的生活，这是小人物的信念。他们都明白是什么是应该接受的，什么是必须拒绝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考验：比如，是对人光明正大、忠诚坦率，还是言行不一，两面三刀？是克己奉公、大公无私，还是假公济私、营私舞弊？是见贤思齐，见落后者就帮，还是嫉妒人强，嘲笑后进？工作上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还是人情使滑、怪话连篇？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还是见荣誉就上、见困难就让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可为可不为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检验一个人的品质。
如果自觉不自觉地偶而“为”了那么一回不可为之事，又当如何呢？那就应当反躬自省，改弦更张，切不可又自作联盟，文过饰非，甚至打肿了脸充胖子，干了不光彩的事还想充好人，那将更加为人所不耻。南明宰相钱谦益，在清兵渡江的时候，率领文武百官俯首投降，这本已是一个错误。但他却在投敌以后又装腔作势地故作怀念故国、诋斥清朝的姿态，企图掩饰其颜事敌的耻辱，他已经剃发改服，做了“贰臣”，却偏要写诗说：“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丹顶悔初衣”，好像他钱某人还有几根像样的硬骨头。这样的做法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丑上加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