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还是教授的时候，有一个女学生叫叶报春，一直暗恋着他，毕业之际叶报春终于向他吐露了自己的心迹，陈唤诚当时已经结婚，妻子秀英在河北老家务农，陈唤诚拒绝了。秀英曾经怀过孩子，是因为救陈唤诚的母亲流产的。陈唤诚在七岁的时候，父亲在解放战争中南下的时候壮烈牺牲，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后来是母亲省吃俭用供他上大学的，他和秀英是娃娃亲。有一天陈唤诚的母亲阑尾炎发作，疼得倒在地上起不来，已经怀有五个月身孕的秀英硬是把母亲背到公社卫生院去治疗。母亲做了个手术没有什么大碍，可是秀英却流产了。并且因为子宫大出血做了切除手术。因为不能生育，秀英曾经主动提出要和陈唤诚离婚。陈唤诚是个比较有修养的人，他不主张离婚，并且以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妻的事例安慰妻子。母亲也发出话来：“唤诚，秀英是因为救娘才不会生养的，尽管娘就你这一个儿子，我宁愿让你们抱养一个孩子也不会同意你和秀英离婚，你爷爷不就是抱养的吗？谁敢说他不是陈家的人？咱们农村有这样的说法，只有抱养的儿子，没有抱养的孙子……”
“娘，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秀英啊，我怎么会和她离婚呢？”陈唤诚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秀英听了他的话跪在母亲的身边哭了，一直说她这一辈子是对不住陈家了。那时候母亲哭得也很伤心，一边哭一般安慰秀英……
叶报春毕业的时候留校教书，后来嫁给北京一家印刷厂里的技术员。那个姓万的技术员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叶报春曾经和老师陈唤诚谈过恋爱，经常疑神疑鬼，有些时候还以此殴打报春。后来报春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已经快到产期的时候报春和丈夫离婚了。报春和陈唤诚住得很近，她在将要生孩子的时候是陈唤诚和另外一个女老师把她送到医院里又在医院里照顾她生孩子的。报春的丈夫却没有去看望过一眼，还散布谣言说孩子可能就是陈唤诚的。孩子满月后正好秀英到北京去看望陈唤诚，夜晚听见门口有孩子的哭声，秀英急忙起床出去看，见门口放着一个孩子和一封信。秀英把孩子抱回家，把信交给陈唤诚。陈唤诚一看是叶报春留下的信。
陈老师：
半年前我就写了支边申请，现在组织上批准了，我要到新疆去支边。知道秀英嫂子不能生育，我决定把妞妞给你们留下，相信你们会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她。嫂子你放心，我永远不会回来认妞妞的，她就是你生的孩子，你们夫妻就是妞妞的亲生父母，不要让孩子知道“叶报春”这三个字……
不要问我为什么要到千里之外去，也不要为我担心，我会照顾好我自己，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不要让孩子心灵里边掺杂什么影响她健康成长的因素……
陈唤诚的妻子秀英抱着孩子哭了，哭得陈唤诚心里有些茫然。秀英也曾经听到过一些谣言，但是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的丈夫，也从来没有问叶报春为什么要这样做。陈唤诚给女儿取名叫陈香，嘱咐秀英把孩子当成亲生的养，秀英心里有些疑问，但是没有说，却点了点头。抱回陈香的那天夜里，陈唤诚一夜未眠。他说不清楚自己心中是什么滋味，他惦记着叶报春，觉得有些对不起叶报春，尽管他们之间清清白白，可是报春的离婚毕竟与他们之间的闲话有关……此后就再也没有叶报春的任何消息了，人们好像已经把报春忘记了，却没有忘记陈香，都说陈香可能就是陈唤诚和一个女学生生的孩子，不然怎么会和陈唤诚长得那么像……
秀英从来没有问过陈唤诚和叶报春的事，只管一心一意地抚养孩子。一直到有一次陈香骑自行车摔伤了动手术需要输血，陈唤诚和秀英的血都不能用，人们才意识到谣言伤害了陈唤诚和叶报春，看来他们之间确实是清白的……
因为陈香的身世太苦，陈唤诚历来不想违背陈香的任何心愿。当初陈香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本来想让她到基层去锻炼锻炼，可是女儿非要留在北京。秀英也第一次求了他，要他出面为女儿说情。为了不使养女陈香产生什么误会，他平生第一次求大学同学说情，把陈香留在北京一所高校里边教书，陈香也为能在北京的学校里教书感到骄傲和自豪。
后来有一年陈唤诚收到一封来自新疆的信，题目是《一个地委宣传部长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署名是田间禾，信好像是原稿，上边有圈点的笔迹。他从来不认识一个叫田间禾的人，不过这封信非常有价值，他一直保存着。后来从政之后他把信一直带在身边，时时提醒自己不犯“左”倾错误。没有想到现在还是犯了“左”倾错误。他想把《一个地委宣传部长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复印一下，让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看一看，反思一下。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当年来自新疆的信可能是叶报春寄的，那么田间禾很可能就是叶报春的什么人。他不由自主地从抽斗里又翻出那封信看起来。
一个地委宣传部长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
党中央、毛主席：
我叫田间禾，原来是省委宣传部的干事，因为工作需要调到我们家乡当地区宣传部的部长。
我是在延安参加革命的，作为一个党员，我不想对党提出的“大跃进”和跑步实现共产主义过多评价，但是不得不反映一些基层群众的生死问题。
我们这里的地委书记是个“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也是对地区人民犯下罪行的一个干部，请党中央毛主席看一下他的所作所为吧：他从一个县城驱车返回地委时，沿途亲眼看见倒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饥饿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都视而不见。他回到地区还下令让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民兵要封锁村庄路口，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批示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不能有一个流浪汉”。因此造成我们地区饿死近一百多万人的恶性事件。人为的大灾难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十万人的县，自然村减少六十三个，全县有不少死绝户，有的只剩孤儿……这是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的？我这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应该反映这些事情？
我敢于以党性说，我们地区饿死人事件的发生，地委书记、行政公署专员是了解事件全过程的。他曾经对部分地区领导说，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因为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人民是多么听党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啊！这个话是不是切合实际？已经发生的老百姓抢粮食事件怎么说？这样叫不叫实事求是？我看是欺上瞒下！
农业如此，那么工业是不是就一片光明了？也不是。在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地区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县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地区的一个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六千吨。为此，中央冶金部还在××县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其实很多干部明明知道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但是谁也不敢说他们弄虚作假，地委书记还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不能看消极面太多。有良知的干部看到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然而谁不怕被扣右倾帽子？我们带领人民群众求解放，难道就是看着人民群众吃苦受罪吗？
我们的地委书记为了自己所谓的政绩，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被当地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书记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有良知的干部发现这种情况之后，曾经把情况反映给省委，但是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
不仅未对地委严厉批评处理，已经由省长升任省委书记的那个人还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一九六○年七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和纪委书记到浮夸风最严重那个县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省委扩大会议上，省委领导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后来，那些严重的问题毕竟是捂不住盖子了，在又一次会议上决定逮捕搞浮夸风近乎疯狂的那个县委书记，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是因为他搞浮夸风逼死了前任县委书记，罪名并不是因为饿死人太多和搞浮夸风。省委是想用杀一个县委书记来表示对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已经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那个县委书记被定死刑报中央后，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难道错误都是县委书记的？地区区委书记就没有错误？省委书记就没有错误？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那个县委书记被判了死缓，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有影响的“政绩注水案”。××县县委书记上任伊始，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按上级要求大炼钢铁，建起炼钢炉三千六百二十七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炉，让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铁。”结果造成劳民伤财。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县一哄而上建立起了农民大食堂三千四百八十九个，建立了机关、学校、幼儿园、妇产院、敬老院食堂九百八十五个，说全县人民全部过上了就餐下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好日子”。为了跃入全国卫生先进县，又命令××县开始全县搬家，毁掉一家一户的厕所、粪坑，烧掉木制家具，男女分别集中住宿。为了大办民兵师，县里仅用一个月时间，民兵就由四万多人增至十多万。为了“大兴水利”，全县一下子动工修建二十三座中小型水库。由于缺乏勘测设计，选址不当，建材紧张，大部分工程半途而废，耗资巨大。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刺激下，虚报浮夸愈演愈烈。
一九六○年六月九日省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公社二亩四分小麦，平均亩产一千一百○六斤”的消息。一颗“卫星”升空，引出百颗“卫星”齐放。六月十一日，省报头版二条“小麦千斤丰产，红旗到处飘扬”的大标题下，报道了××县其他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的消息。六月十二日新华社报道了××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三千六百三十斤，放出了史学界公认的全国第一颗大卫星后，六月二十日省报又在报道××县先锋农业社谷子生产情况时说：“估计亩产可达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五斤。”八月十一日，再次刊发××县的丰收“喜讯”：“今年种的八百六十三亩棉花，计划大面积亩产籽棉四千斤，高额丰产田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二千斤，争取一万五千斤”。××县放卫星放得大、放得高，县委书记也因“政绩卓著”而被提拔为我们的地委委员。地委也号召全区学习××县的县委书记，并组织人们到××县参观取经。在放卫星的同时，由于强调一大二公，正常的生产秩序紊乱了，人们顾此失彼，以至于秋季虽农作物长势良好，但没壮劳力参加秋收，粮食、棉花大量的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农民的血汗白流了。
而更严重的是，虚报造成上级决策失误，夏、秋粮征购任务加大，但粮食却征收不到位。于是，上级误认为是下面隐瞒不交，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隐瞒运动。更可悲的是，××县却在此时还作假，使检查人员相信这里的“丰收”：将“粮屯”下面塞满麦草，上面放层粮食。于是，检查人员终于得出了“粮食不少，形势一片大好”的结论。既然粮食多多，就应继续大量征购，在这种形势下，××县粮食大量外调。转眼到了冬天，食堂里没了粮食被迫停火。农民开始大量外流和饿死。人们吃完了仅存的一点粮食，就吃烂在地里的坏红薯。这一切都吃完之后，开始吃树皮。树皮剥光后就吃河里的水草，吃生麦苗、吃大雁屎。当一切能吃的东西吃完了以后，饿极了的人们开始偷外县能吃的东西。重灾区的县一时成了“公社社员都是贼，谁要不偷饿死谁”。有位宁死不做贼的老教师，因不愿偷，一家人活活饿死在家里。看着面黄肌瘦的父老乡亲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开始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救济粮五千万斤，但都因××县曾经是“丰产大县”而遭到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