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于，这个德林书店的老板，戴着他那宽边的玳瑁眼镜，烟灰色而微卷的长头发使他愈加地像一个我喜欢的西方摇滚乐队的主唱。我认识老于有很多年，但我其实并没有真正像模像样地和他说上一次话。现在回想起来，我和老于这个德林书店的老板的谈话似乎都是语焉不详的，但我清晰地记得一些话语的片段，我想这极有可能是因为我读了他书店里大量的外国现代派作品的缘故吧，与老于的书卷气和稍微内向的性格无关。我在老于的纸边发毛的笔记本上写下一些字，一些简单的留言，用一支光溜润滑的圆珠笔，字迹潦草极了，那是一个委托老于去外面的大城市代购的书单，那上面留着一些人的名字和电话、BB机号码，哦，那些敏感冲动的文学青年、敦厚迟缓的老学究，他们托老于从外地带回的书现在都应该发黄、变旧了吧？
还有沙马、陶、向东、鸣皋，你们一次次地抱着整摞的书籍狂喜地从光线不怎么好的德林书店里走出来的时候，你们口袋里的烟钱总是不翼而飞了，你们买那么多的书籍干吗？沙马，还有向东，我去你们家书房抽烟、神侃的时候，我记得你们对于自己蜗居在书堆里是多么的炫耀和得意呵！嗨，我也真的是没有再在一个人的房间里看见过种类如此丰富、数量惊人的藏书了啊，在我们这座封闭的小城里。沙马，我记得你那时甚至把你的衣柜都当成书橱了哦！还有向东，你在德林书店里精挑细选的书籍可都是品相上等的，你是一个顶呱呱的藏书家，你喜欢把一本沉甸甸的书放在手中掂量掂量的感觉，德林书店里的书可都是装订扎实的正版货啊。
余怒，我们都应该感谢德林书店的呀。在那里，我们曾经毫不畏惧地将自己的诗作印刷成一张张小报，堂而皇之地摆在大师们的作品中间推销，我们的读者可都是德林书店的常客呵。而光阴荏苒，他们还记得你的《混沌》和我的《重金属》吗？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只能在雨天的阴暗房间里把一支烟点燃，吸一口，烟头就猛地亮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茫然而倔强的九十年代，我们凭借着诗歌的暗火与微光度过了许多暗淡的时光。我记得，那个读了我的诗并给我写信的乡村小学教师R，后来成了愿意和我一起在最愉快的时候逛德林书店的朋友，还有那个从一家现在已经倒闭的化工厂给我写信并和我辩论现代派文学的愤青H，我想他现在应该飞去了南方，为了生活，为了活下去。
而现在，塞林格死了，这个在写出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后就固执地将自己封闭在一座山上的水泥堡里的美国小说家，亲爱的陶，你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同我一样在那一瞬间陷入了无边的伤感了吗？《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读起来真他妈的叫人痛快的小说，我可是听从了你的介绍后从德林书店买回家的啊！亲爱的陶，你知道吗，那套摆放在德林书店里最漂亮的书柜里的台湾版繁体字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全集最终被谁抱回了家吗？我一次拿到的最多的稿费七十六元也仅仅刚好够我买走那套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整整十一本哪，我眼睛眨都没眨地就买下了它，那时有了书我们好像什么也不怕。我已记不清谁对我说过的这句话：像卡夫卡那样，我们是弱的，但我们有了书，我们就变得勇敢和强大。--是你吗？陶，现在还在为生计奔波的陶，在城市的旧书摊前徘徊、迟疑、惊喜的陶。
陶，沙马，余怒，还有向东、鸣皋们，以及在德林书店里徘徊、沉思、闲谈过的所有身影，如果叫我朗诵一首诗，在这个雨天，我现在只想朗诵老庞德的那首《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庞的闪现/湿漉的黑树干上的花瓣。”你们，他们，还有我，都曾是德林书店里吟唱着旧时光并被旧时光吟唱的湿漉漉的花瓣，湿漉漉的面孔。
春天，与海子有关
在春天，我们一起结伴去看海子。我们是乘着一辆大巴去的，人很多，我们都是读了海子的诗歌的。我们一群人在车厢里拥挤着，一路上说说笑笑或者什么也不说，呆呆地看着车窗外的田野以及一些孤零零的稻草人一闪而过。
那个春天，阳光灿烂，我们心情都很好。油菜花也都大片大片地开了，而崭新的铁轨已经铺到了海子家边。我们实际上是去看海子墓的，我们去凭吊一个曾经活过曾经写过诗的人。那一天，车厢里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拥挤着，一路上有的笑语喧哗，有的保持沉默。
我们见到海子的墓了，那是一片向阳的山坡，四面都很开阔，有池塘，水面泛着微波。我们烧纸、放鞭炮、敬酒，我们甚至在海子的墓前朗诵了他的诗。那个春天，有风，诗歌的声音裹着风声回荡在我们耳边。
我们仿佛是来踏青的。我们就在这片山坡上围坐了下来，晒太阳、喝矿泉水，吃面包，玩纸牌。有一些不爱诗的漂亮女孩子，她们也搭便车来了，她们是一群卫校的学生。这真是块好地方，有山有水，她们说。她们很快活，她们无忧无虑。她们在附近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和美丽的野花。她们并不知道海子，她们仅仅是来看看春天的。
只有海子不在这里，我们都在。余怒在，沙马在，老黑在，白鲸诗社的社员们都在。我也在。我打量着这一切。余怒始终是活跃的，他在清了清嗓子之后，在风声中大声地朗诵起了他的那首《自虐者》，没有话筒，他就拿起了一只瓶子，空空的玻璃瓶子。于是，大家会唱歌的唱歌，会表演的表演。仿佛这一切都与海子无关，只有旁边的松树、槐树和杨树始终默默的，它们都曾经在海子的诗歌中出现过。
在海子家里，我们见到了海子的父母，他们的淳朴一点儿也不让我们感到惊讶。海子的死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诗人之死，而是痛失爱子。“你们都回去吧，不要送我了！”这是海子最后一次回家探亲后，即将踏上返京之车时对父母所说的话。“他说这话的时候把我狠狠推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海子的母亲对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泪水盈眶。白鲸诗社那个叫何冰凌的皮肤很白的女孩子一直偎在海子母亲身旁，就像一个女儿安慰着自己的妈妈。
我们在海子家门前的一块空地上合影留念，当憨厚的沙马举起照相机的时候，我们便一起故作兴奋地喊：“茄子！”闪光灯一闪，我们便永远定格在那个诞生了一个天才诗人的名叫查湾的地方。我记得，那是公元一九九四年的三月，一个阳光明媚、油菜花开得无比绚烂的春天。
春天，白鲸浮现及其他
白鲸作为一种动物已经在大海中不常见。--这是我在安庆师范学院白鲸诗社十五周年庆祝活动之诗歌朗诵会上讲的一句话。这一天我有些语无伦次，这一天是二○○八年四月四日，清明节的晚上，在安庆师范学院一处偏僻的会议室里，下面是空旷的食堂，是一群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的学生，他们不知道上面有一群人正在围着“白鲸”诵读、歌唱，沉浸在对过去时光的回忆里面。
这个春天夜晚的空气潮湿而闷热，可以挤出一滴滴的水。会议室里的灯光昏暗，一个个面孔浮现。李潇，这个白鲸诗社的老社长，他的头发已经有了一些霜色，他曾经是那个写“驾鱼而歌”的少年。漠子在沉默中，一头长发，是一头诗歌的猛兽。我记得在他毕业离开白鲸诗社的那个告别之夜，他一首接一首地唱着郑钧的歌，伤感而迷茫。何冰凌这个声音轻柔的女孩子，如今已经做了母亲，在合肥的一所中学教着书、写着诗。她的皮肤依旧很白，苍白，眼睛大得惊人。
这个发生在大学食堂上方的诗歌朗诵会是在一种拘谨和矜持中开始的。那个身体娇小而丰满的女学生，似乎是羞涩地藏在一个大话筒的后面，主持着这场内部积蓄着风暴的诗歌朗诵会。苍耳几乎是夺过话筒冲到台上去的，他写的《猛士的第二故乡》和《一个人的墓史》震撼了很多人，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猛士，在这个空气沉闷得可以滴出水来的晚上，每个曾经写过诗或正在写诗的人都想发出一声呐喊，冲着这个大雪过后的春天，冲着这个灯光昏黄的夜晚。骚动终于开始了！夏春花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子，她写了很多语言很有韧劲的诗句，她的活泼让我总是感到她在我面前蹦蹦跳跳的，嘴巴里含着一支棒棒糖。她有女孩子的那种甜。苍耳是有福的，他和这个活泼且甜的女孩子合作朗诵了一首“白鲸”的诗歌。沈天鸿站了起来，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他鼻梁上的大眼镜是他相貌上的一个标志，他用他的望江话朗诵了自己的诗歌，他曾经做过渔民，他的朗诵贯穿着芦苇、水和鱼腥气。
在这个春天的夜晚，这个与“白鲸”有关的诗歌朗诵会渐渐地有了狂欢的意味。我们在香烟的烟雾缭绕和各种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中，返回了往日的青春热血中。在“漠子来一个，漠子来一个”的喊声中，披着长发的漠子上台了，他扭动着身躯，唱着摇滚歌曲，他可以在这个地方放开自己，怒放成肉体的花朵。我想起了那些年，我们分别居住在这个长江北岸小城里的巷子里的旧房子里的时光。那一天，我们去找漠子，在一片即将拆迁的旧房子中，我们来到了漠子简陋的卧房兼画室中，漠子正在画一幅他的自画像，我更欣赏作为一个先锋画家的漠子，他的油画夸张而变形，色彩浓烈，让人过目不忘。他的狭小的房间里到处堆放着石膏雕塑、未完成的素描作品和香烟，小小的窗子拉着窗帘，遮掩着一个艺术青年的私生活。我和漠子生活在这个巷子多得泛滥成灾的小城里，有着相同的境遇和感受。那一年，我在我的水泥房子里写出了诗歌《流淌》，我记得漠子说这首诗歌他读了以后想哭！哦，我们曾经都是害怕天黑的孩子，在巷子里骑着单车，不知自己要到哪里去，不知哪里是归宿。
一个诗社十五岁了，它已经到了可以怀旧的时候。我们聚集在一起。李潇来了，开着他的私家车，从高楼林立的大上海，一路飙车而来；许洁还是那种文绉绉的模样，他漂泊到了福建泉州，当了当地诗歌学会的会长，不知道这个职务算不算是个官，但他还在固执地写着，为诗歌打工，为诗歌而活。没有谁能主持得了这个春天夜晚里的诗歌朗诵会，那个矜持的女大学生不能，那个蹩脚的话筒不能。我们都是曾经写过诗的或还在写诗的，我们都是冲动的，黏液质的，跃跃欲试的，热爱诗歌、女人和尼古丁。
为了纪念也为了怀念，四月五日的黄昏，我们再次驱车来到了位于怀宁县高河镇查湾的海子的墓地。十四年前的春天，我们和白鲸诗社打着“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的横幅和旗帜浩浩荡荡地来过这里，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拉开了各地诗人们来此祭奠海子的序幕。十四年前，我们都年轻极了，和海子躺在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自杀的时候一样年轻。而我们都活了下来。十四年前在海子的墓前开着的一种很小的黄花还在，星星点点，一年复一年，一茬接一茬，它们构成了海子墓前的春天。十四年前海子墓前的池塘还在，依旧泛着微微的波纹，里面有一些草茎挺立在水面上，光秃秃的，如果是荷，它们还处于冬天的残败，但水下面肯定有一些鲜嫩的枝叶就要顶冒出来。何冰凌说，我们十四年前种的柏树已经成活并且长高了。我打量这棵龙柏，它苍翠遒劲，它完全可以独立地抵抗一些风暴了。我们在海子墓前默哀，肃立，合影留念，在春天浩大的风声中，我们齐声朗诵海子的诗歌《春天，十个海子》：
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
春天，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
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
……
但在旷野中，我们的声音很快被风声淹没，那些草茎在风中瑟缩地颤抖，黄花摇曳，我们感到自己有灵魂并且单薄。海子的墓是按照一个凡人的墓建造的，水泥和砖块砌成的墓前敬供着香火，一只空空的酒瓶子倒在一边。海子叫查海生，而他年迈的母亲和我们交谈时更习惯地叫他“海生”。“他是查湾人，我们不准许那些人把他的墓移走，和其他族姓的人在一起。”在宽敞的堂屋前，海子的母亲这样坚决告诉我们。守住海子的遗物成了海子家人的家庭大事。高河查湾的这家人打了一些书柜用来存放海子的书籍和其他遗物。而海子的一些遗物已经丧失，令人痛心。全国各地到海子家中的人已经数不胜数，有的人居心叵测，有的人沽名钓誉，更有人抱着发财的梦而来！
我们是在春天的绵绵细雨中离开海子的墓地和故居的。在大客车上，我和张健初先生同坐一位，看着车窗外不断闪过去的灰蒙蒙的县城建筑，健初先生和我谈起了更多的往事，他和我谈起了我年迈的父亲，谈起了他那些年和家父在柏子桥拥挤的人流中相识、相知并成为忘年交的往事。这些都令我伤感无比。我的诗歌写作是和我的父亲有关的，是他在我年少的时候给予了我精神支持和安慰。而我的父亲已经年逾古稀而近八十大岁矣，母亲已经不在，他离归故土之日恐怕也不远了。吃罢离别的晚宴，我是一个人骑着单车回去的，大雨在路上突然滂沱。回到家中，我已经浑身湿透。经过长久的淋浴，我的情绪才能安定下来，去面对我的两居室的房子，我的家，我灯光下的妻子和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