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地方史评论，是当代地方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文体，有自身特性和规律，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资治功能、教育功能和辨异功能，具有当代地方史其他体裁所不可替代的地位。要重视和加强当代地方史评论这种文体的运用，提高当代地方史评论的写作水平。
（一）评论的属性
所谓评论，是指对人或事物等进行批评或议论，是对其是非或好坏等表示意见和看法。史学评论是对史学自身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当代地方史评论，是对当代地方历史进行评价和议论。如《“改行的作家”：市长李？人角色认同的困窘（1950～1962年）》一文，就是对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作家李？人（1891～1962年），在1950年7月到1962年12月期间，担任成都市分管文教和城市建设工作副市长职位的所作所为，进行历史评论。作者认为：“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由于其所处的特殊位置，李？人在新时代的工作和创作中面临着种种困惑与矛盾。他既想积极融入新的社会，又与社会有着不少的‘隔膜’。他把自己视作人民政府的副市长，却又发现自己更像一个‘花瓶’。”“从1950年上任起，李？人实际长期徘徊于‘市长’和‘作家’之间。”“对于李？人这样尚在心中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士’的认同的知识分子来说，‘市长’的角色至少与‘作家’的角色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事实上，这正反映出他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位间的冲突。”
当代地方史评论，是当代地方史学研究体裁的一种，属于论说文的范畴。它与当代地方史的大事记、年鉴、通鉴、简史、实录、回忆录、口述史以及人物传记、年谱、档案资料、省情调查等体裁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性。主要是理论性、思想性、争鸣性等。
1.理论性
当代地方史评论会对其历史现象，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与解释，诸如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历史分析、逻辑分析、结构分析或阶级分析等，并概括、得出有系统的结论。这与当代地方史年鉴、大事记、年谱、实录等体裁的资料性、记录性相比，具有显著不同。例如，《抓住机遇，实现历史性跨越――广西改革开放20年回顾》一文，除了对改革开放20年来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总结之外，还从理论的高度，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剖析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央层面在于“有正确的旗帜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那就是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我们各项事业才能顺利进行、健康发展”。在地方层面，广西改革开放20年主要的成功经验有七条：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干部群众；坚持深化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努力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上述重要论点和思想，无不体现了当代地方史评论的理论性。
2.思想性
当代地方史评论会融入评论者的思维活动，或称主观意识，使研究结果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没有经过雕琢的史料，而是渗进了具有明显阶级性（在阶级社会）和政治倾向的，经过复杂加工制作的“社会产品”。它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运用各种评论方法，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对其作出好坏或是非等判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对市长李？人的评论，文章体现了鲜明的思想性。诸如下列观点：“他作为‘旧知识分子’融入‘新社会’的经历”。“他到底是一个市长，还是作家？”“尽管在1954年以后，李？人已开始慢慢‘淡出’政坛，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一个作家的角色，不无遗憾的是，也许要到经过‘反右’的沉重打击之后，李？人才真正意识到：在他人的定位中，自己其实并未‘改行’，他实在也还只是一个‘作家’。”“造成李？人‘有职无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和工作具体安排的原因，也有社会和知识分子自身心理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中共的政策中一向处于被‘改造’的位置。”
3.争鸣性
有的历史评论，在提出作者本人的观点和看法的同时，还会针对他人对同一史实所提出的观点进行批驳与辩论，从中明辨历史的是与非。《“改行的作家”：市长李？人角色认同的困窘（1950～1962年）》一文中，作者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前人对李？人的研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到2001年，先后有110多位作者参与到李？人研究中，正式发表的文章至少有240多篇。这些既存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李？人历史形象的塑造，也是构成一般认知中李？人形象的一部分，它们本身就有‘史料’的价值。总的说来，这些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重点主要集中在其作品上，多属于文学评论性质；相比而言，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对李？人本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尚不多见。其次，既存的研究多侧重1950年前的李？人，对他1950年以后的言行思想，特别是其在新社会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关注明显不够，至多是一些只言片语的回忆，仍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第一个特征自然和李？人主要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形象’有关，但也反映出目前的研究尚需进一步的深入。一个作家不仅仅活在其作品中，同时更活在其时代中。作家的作品虽然有一定的艺术独立性，也是作者对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直接或曲折的‘回应’。因此，离开历史的考察，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内，来对李？人及其作品做整体的了解和认识，显然存在着相当的不足。”这些述评也为突显作者的“创新性”和独到之处起到铺垫、烘托作用。
（二）评论的作用
1.认知功能
当代地方史评论与其他历史学体裁一样，具有历史学最基本的认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功效。陈启能在《为历史学而呐喊》一文中指出：“人类的历史是要由人类自己去创造的。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类同时认识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然而，这种认识和改造的过程，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必然要受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制约。不管人们对这些历史条件是不是有自觉的认识，他的活动受其制约却是绝对的。只有自觉地、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历史条件，人们才能更有成效地进行活动，而历史学正是帮助人们认识这些历史条件的重要学科之一。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过去，它的最基本的功能可以说就是通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研究来更好地认识当代人类的发展，是将人类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从而对人类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
当代地方史评论的认知功能，主要体现是对当代地方历史的好与坏、是与非等作出判断，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等结论，进而可以用之来指导现在与未来。
2.资治功能
在历史的长河中，昨天、今天、明天，历史、现在、未来，它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李大钊所说：“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从而，也就有了“以史为镜”、“由古知今”等道理。当代地方史评论，其目的是为后人提供资治之鉴或教育作用等。
宋人孙甫专治唐史，认为“夫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他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至嘉？元年（1056），以16年时间撰成编年体《唐史记》75卷。其书久佚，今存书序及史论92首，辑为一书，即《唐史论断》，凡3卷。他在《唐史记？序》中，批评司马迁“破编年体，创为纪传”，虽便于记事，所取亦广，司马迁以其“才力雄俊”而贯穿群书，但于“治乱之本，劝诫之道”反倒不清晰了。他进而提出：“夫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事臧则成，否则败。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此当谨记之。”他认为《史记》没有做到这些，是其“失之大者”。
清人王夫之认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6第10条）也就是说，历史著作不因其繁而有价值，而应着重写出历史上人们“经世之大略”，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其“得失之枢机”即得失之关键所在，或以为法，或以为戒。不能如此，那么撰写历史有什么用呢？
朱熹认为：“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朱子语类》卷11）他从读书的视角对史学家和历史著作提出了应当探究、反映历史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的治史思想。
孙甫、王夫之、朱熹等人虽然对史学作用的认识具有差异性，但均提出了史学的“资治”原则，即或“治乱”，或“述往以为来者师”。“尽管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所谓‘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会产生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但对这类问题的重视，古今是有相通之处的，中外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对当代地方史进行研究，进行批评，进行撰述，也应当“明治乱之本，谨劝诫之道”，重“经世之大略”，察“明失之枢机”，“述往以为来者师”。唯此，才更显当代地方史评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思想解放与广东发展》的作者在论述“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后，结合今后五年广东省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增创广东发展的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重要思路――“最根本最普遍的大思路大对策仍然是要坚持和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体地，要注意三点：（1）继续发扬“敢闯”、“创新”精神，克服自满保守的情绪；（2）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3）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减少决策的盲目性。最后，作者指出：“只要我们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会不断推向前进，灿烂光明的前景就会一步一步地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由此可见，《思想解放与广东发展》一文，除了总结广东当代地方经济发展当时最近20年的历史经验以外，还联系实际和未来，提出了“资治”方略，体现了历史评论的一般规律性。
当代地方史评论，要重视资治功能，关注“经世之大略”，明察“得失之枢机”，为社会走向更加文明进步提供资鉴。
3.教育功能
当代地方史评论，往往是针对当代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人物或问题而发表评论，其政治倾向十分鲜明。当代地方史评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正面事物和真理加以肯定和颂扬。诸如，肯定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地方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宣传成功的历史经验和正确的理论思想；赞颂先进人物的动人事迹和崇高精神；褒扬社会良性行为等。1998年，我国发生特大洪灾，广西的灾情十分严重、百年不遇。在抗洪救灾中，涌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为了鼓励灾区人民的斗志，激励灾民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广西社会科学院和桂林市委宣传部及时组织专家学者对抗洪救灾的英雄人物李向群进行了专题性的褒扬评论，在《学术论坛》1999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论李向群精神的时代意义》的评论文章，颂扬了李向群作为时代楷模所具有的五种重要精神，即胸怀大志、报国为民的爱国精神，勤奋学习、奋勇争先的进取精神，脚踏实地、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自觉磨炼、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广泛宣扬了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树立了榜样的形象。此文后来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
当代地方史评论除了肯定真理和先进事物，也对社会黑暗面进行批评和揭露，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追求健康向上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为社会繁荣和进步而奋斗。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针对各地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各地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谴责、抨击买官卖官、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的历史评论。诸如由广西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撰写的《以案施教，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利用成克杰案件开展警示教育的理论思考》等。这些评论的发表，起到了重要的舆论监督的作用，使各地群众从反面教材中受到教育。
4.辩证功能
无论是史学评论，抑或当代地方史评论，它们都是就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批评与议论。在这种批评与议论中，它包括对史书记载的和前人提及的各种事情及观点进行批驳与辩论，以求得真理、求得真事实，还历史以“原貌”。正如梁启超在论述“史的目的”时所说的：“有许多事实，从前人记错了，我们不仅不盲从，而且应当改正。”（梁启超谓之为“求得真事实”的“正误法”）“譬如欧洲当中世纪的时候，做罗马史的人，专靠书本上的记载，所以记载的事情有许多靠不住的。后来罗马邦？等处发现很多古代的遗迹实物，然后罗马史的真相才能逐渐明白。此类事实，不专限于古代；即在近代亦有许多事实没去了，要把他钩出来”（梁启超谓之为“求得真事实”的“钩沉法”）。
在当代地方历史演进中，也有过非真实的历史记录与报道。甚为典型的是“大跃进”时期的“高产‘卫星’”之风。首例高产“卫星”发生在1958年湖北省光化县（今老河口市）。当时爆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的11亩小麦平均亩产3215斤。6月11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十一亩小麦单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隆重报道了此事。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热情洋溢赋诗盛赞：“幸福社，真幸福，真光荣，光荣榜上占头名，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6月16日，《人民日报》以《夏收捷报处处传一处更比一处高》为题，隆重报道了各地夏粮高产的喜讯，“王明进创小麦亩产3353斤，红光赶过卫星，一亩亩产3650斤；永胜胜过红光，五亩亩产3664斤”。光化县崔营永胜的丰产典型登上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崔营乡“3215”卫星，吹响了全国农业“大跃进”的号角。此后，全国各地夏粮、秋粮亩产几千、几万甚至上十万斤的“增产捷报”频传。于是产生了当时最为流行、响亮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接下来的3年困难时期，亿万国人经历了一段灾难性的饥饿岁月。其实，与其说是“自然灾害”，毋宁说是人祸、谎祸。
时隔将近半个世纪，《文史精华》2006年第5期发表了题为《1958年全国首例高产“卫星”放出经过》的评论文章。作者张永化在文章中批判道：“稍有农业知识的人都知道，别说在当时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小麦亩产3000斤是无法实现的神话，就是在生物革命、转基因产品问世的今天，小麦亩产千斤也不是普遍情况。幸福社小麦亩产3215斤，农民难道不会质疑吗？其实，开春社干部估产上千斤时，农民就辛辣地讽刺道：吹牛皮五湖四海，吃瓜皮不要钱买。估得多，见得少，纯是胡搞。”作者指出，倘若当时不是瞎指挥和强迫命令成风，浮夸之风也难以乱起来。在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岁月弥合了创痛，时光冲淡了记忆。曾经沉寂的浮夸之风又有抬头之势，出现了诸如‘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之类的丑恶社会现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抚今追昔，遂成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