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各种史料陈陈相因，多得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古人感叹道：“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读起。”史料在形成和流传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产生了许多讹误。丰富和讹误是史料的两大特征，从而产生了对史料进行一系列收集、整理、辨伪、考证和校勘的研究工作。
（一）史料的讹误
史料的讹误主要有三种类型：记录时产生的讹误、流传中产生的讹误和有意作伪。
1.记录时产生的讹误
记载者从观察到记录一件史事，中间要经过感觉、判断和表述等过程。在每个过程中，都存在着与事实发生偏差的可能性。
在感觉过程中，由于事物是很复杂的多面体，记载者如果不从正面、侧面、反面等各个角度去观察的话，就会得到片面的印象，导致记载的失实和批评的谬误。
在判断过程中，由于人是社会的动物，是政治的动物，因此不能不受到情感、政治主张和正统主义史学观点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给人们的历史判断打上了鲜明的阶级和时代的烙印。梁启超曾十分坦率地说：“吾二十年前所著，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
在表述过程中，记载者常常会受到各种各样权势的胁迫，不能秉笔直书，如实地记录历史事实。如：陈寿《三国志？魏武帝记》中有这样几句话：“天子以公领冀州牧”；“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而在范晔《后汉书？献帝纪》中是这样说的：“曹操自领冀州牧”；“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三国志》如此偏袒曹操，很可能就是慑于权势或舆论的胁迫。
任何杰出的史学家，作为一个人，他都有各种具体的局限性，不可能把以往历史的所有资料都收集到，不可能具有洞察一切的“火眼金睛”，不可能没有一般人的七情六欲。因此，任何史学著作，在记录过程中，无论是出于个人观察的，还是辗转复述的记载，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史学巨著几乎都有后人的考异、商榷、然疑、发伏、考疑、志疑、考证、辩疑和互证，这也说明了记录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在史著中是非常普遍的。
2.流传中产生的讹误
古典文献流行于世要经过文人的传抄和坊工的翻刻。抄和刻都是十分费时耗神的手工劳动，稍一疏忽，就会产生错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种古典文献，大都不是原抄本，而是辗转抄刻的，这样，错误就更多了。抄刻的错误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错字。《吕氏春秋？察传篇》：“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已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三：“曾绂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刑天舞干戚’，故与下文相应，五字皆讹。”“三豕”和“形夭无千岁”都是因形近而造成的错字。
衍字。《吕氏春？安死篇》：“此言不知邻类也”，《听言篇》作“乃不知类矣”，《达郁篇》作：“不知类耳”，后两篇都无邻字。邻字在句中意义不通，当是衍字。《吕氏春秋？遇合篇》：“客有进状有恶，其名言而恶状。”俞樾认为第一句中的“有”、第三句中的“名”和“状”，都是涉上下文而误衍的字。吕氏原文本作“客进，状有恶，其言有恶”，与下文“恶足以骇人，言足以丧国”接得很顺。这一句话，短短十二字中就有三个衍字。
倒字。《大戴礼记？礼运篇》：“故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敞也。”句子不通，俞樾认为：“故圣王所以顺”六字是倒字，应当在“而弗敞也”之前，整句是：“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故圣王所以顺而费敞也”。
脱字。刘向在校《尚书》时说：“臣向以中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诏》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王国维曾得到一部明抄本《张说之文集》，共二十五卷，以此校对嘉靖刻本，发现刻本脱掉三页，卷二十三内脱文一篇，又脱落一行者凡十处。同时代的抄本和刻本之间，就有这么多的脱字，可见其中错误的普遍程度了。
并字。古书是直行书写的，上下文靠得太紧，就会被误作一个字。《战国策？赵策》：“左师触？愿见太后。”《史记》“触？”作“触龙言”。两书不知谁是，近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可见“？”是“龙言”两个字的并字。
上面五种错误在辗转抄刻的古籍中很普遍，近人章钰曾采用多种宋本校勘《资治通鉴》正文，发现脱、误、衍、倒的错误竟在万字以上，其中脱漏的就有五千二百余字。这些错误严重损害了记事的准确性，给读者造成了许多阅读上的困难。
3.有意伪造
托古。《淮南子？修务篇》：“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近，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颂之。”好古贱今是一般人的心理，因此，某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为了取得众人的拥护，就依托古人，把自己的主张硬说成是古人的。这种托古作伪的现象在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流行。当是，几乎所有学派的开宗大师，无不挟古人以为重。如道家和阴阳家抬出黄帝，兵家捧起太公等等。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就指出，儒家的子思、孟子皆“往造旧说，谓之五行……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韩非也十分不满这种现家，在《显学篇》中尖锐地批评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值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谁将使定儒墨之诚乎。”
争胜。一些人为了在学术上辩过对方，不惜通过窜改，甚至伪造古书的手法，来求得自己主张的历史根据。例如：三国时代的王肃，想要打倒经学大师郑玄，就伪造了《孔子家语》等书，为自己的圣证论张本。再如：六朝、唐以后，道教为了与佛教争胜，伪造了许多假书来装潢门面。如把老子作为教主，奉为“太上老君”。编造出老子化胡经，根据《史记》中老子西出函谷关的记载，说他是到印度传教去了，释迦牟尼就是他的弟子，以此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
掩饰。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常常打肿脸充胖子，掩盖或文饰自己的一些丑事。封建史学家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便把“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作为史著的编撰原则。春秋时，明明是晋文公召见周天子，可《左传》和《公羊传》却偏要说：“天子狩于河阳”，歪曲了周天子大权旁落的事实。清朝统治者忌讳其开国时的秽史，也曾数次自改实录。孟森《清朝前纪》的序言说：“清一代在入关之初，以关外事实为忌讳。清之先世在明受建州卫指挥之职。自讳其曾受明官，至抹杀建州之名。而捏造满洲为国名。”以至“清官修明史，全部不见建州事，亦无女真，本纪亦尽削嘉隆以前辽东这兵事。”
邀赏。在我国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战乱的结果，总是使天府藏书遭到毁灭性的浩劫。然而，又常常有稽古文的君主或丞相，愿以高宫厚禄来收购私家藏书，充实天府。这种情况，为造伪邀赏者开了门路。汉成帝特别喜欢《尚书》，于是，张霸投其所好，编造了一部一百零二篇的《尚书》，称是春秋以前的旧物。书献上去以后，成帝立即赐他一个博士头衔。后来伪迹败露，丢了头衔，连脑袋也差点搬家。隋文帝酷爱古书，尤喜《易经》，于是，刘炫编造了《连山》、《归藏》两部《易经》，称是夏朝和商朝的书，书献上去以后，文帝立即给予厚赏。后来，文帝知道是伪造的，就把刘炫杀了。诸凡此例，不胜枚举。
诬善。为了排挤、打击他人而窜改或伪造典籍的做法就叫诬善。唐代牛李党争十分激烈，李德裕的门人韦？伪造了一部《周秦纪行》，说是牛僧孺“自序所遇异事”，并假名僧孺撰，以行其诬陷之奸。宋代魏泰伪造《碧云》一书，托名梅圣俞著。书中所记，都是诋诟当时朝廷百宫的话，魏泰想以此激起公愤，加害梅圣俞，结果伪迹败露。
古代文献中，伪作不少，据张心徵《伪书通考》统计，经部伪书七十三部，史部伪书九十三部，子部伪书三百一十七部，集部伪书一百二十九部。当然，伪书肯定不止这些。不过，这六百多部伪书已足够说明史料中作伪现象的严重程度了。
（二）史料学的产生
史料中有许多前人伪造的东西，如果利用这些东西来了解历史，将会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以此评价历史人物，将会褒贬失实，忠奸不分；以此研究历史规律，并指导社会实践，那更将贻患无穷了。伪作的危害如此之大，因此，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大声疾呼：“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强调实事求是，实事是求是前提，为了保证这个前提，必须辨伪，揭露一切伪造的史料。
史料在流传时，经常发生抄刻的错误。错字、漏字、倒字、衍字、并字都会使全句不能释读，意义无法理解。更有甚者，一字之差还会造成历史的误会，例如：《元典章》的《新纲目》中有“颁行四方已有年矣”一语，据元刻本“颁行”系“板行”之误。“颁行”指朝廷颁布流行，而“板行”则是地方上刻板印行。这一字之差，关系到《元典章》全书的法律地位。因此，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记载的本义，即使是真义，而且所记史事都是真实的，也还要再进一步做文字上“订讹补阙”的校勘工作。
任何人在了解和研究历史时，都会首先遇到这样一些问题：这些史料是真本还是伪作？如果是真本，它的记载是否全部可靠？即使是真本的可靠记载，那它的文字是否有讹缺？如何围绕所需要研究的问题，进一步追寻同类史料？怎样整理各种史料？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着手研究历史，解决得不好，也无法深入研究，由是便产生了一门专治史料的史料学，它的内容主要有辩伪、考证、收集和整理史料等。每一个有志于历史研究的人都应当高度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努力，扎扎实实地去学习和掌握这门历史研究的基础学科――史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