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地方史研究方法是进行当代地方史研究的认识工具，是研究主体接近和认识历史客体的桥梁。具体地说，它是指收集、整理、运用和分析材料，并从中发现其内在联系，找出其本质属性，探寻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当代地方史的一般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历史方法、逻辑方法和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等。
逻辑分析方法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来再现历史和确定客体的规律性。逻辑方法主要包括“分析――综合法”、“归纳――演绎法”、“比较法”等。
（一）分析―综合法
分析和综合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过程和基本方法。也是人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分析研究法，就是在思想中把本来是整体的历史事实分解为若干部分和方面来进行考察的方法。综合研究法则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历史事物的本来面貌和联系，在思想上把客体各个部分和方面重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关系，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思维方法上的反映，分析是综合的准备，综合是分析的完成。我们要在分析基础上综合，在综合指导下分析。任何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都是在多种角度、多层次反复的分析――综合思维的基础上实现的。
历史认识的任何具体客体，都是由许多部分、因素、方面、属性等组成的，因此在历史认识领域里，主体就可以对它作定性的、定量的、因果的、方面的、阶段的、层次的、阶级的、矛盾的等等逻辑分析。比如认识人类社会过程，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或社会形态。认识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认识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又可以将其一生分解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影响作用等，分别地加以考察。黑格尔说，分析的活动即在于分解那些给予的具体内容，孤立化其中的差别，并赋予那些差别以抽象普遍性的形式；或者以具体的内容作为根据，而将那显得不重要的特殊的东西抛开，通过抽象作用，揭示具体的普遍、类、或力和定律。
然而，和其他客观事物一样，构成历史认识客体的诸要素，并非都在客体中处于同样的地位，发挥同样的作用，它们总是有现象与本质、部分与全局、主要与次要等差别，因此史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总是析取客体要素中主要的、本质的东西加以规定，而将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则予以舍弃。历史认识客体经过分析以后，在人们的头脑中变成为一些孤立的抽象的规定，从而失去了它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个似乎距离主体全面、本质、联系地认识客体的目标更远了，然而这确实是真正的全面、本质、联系地认识客体的必要一步。因为主体要把客体当作“许多规定的综合”，当作“多样的统一”来把握，就必须弄清楚这些命题中的“许多规定”、“多样性”等在具体客体中的指谓，就必须用分析的方法，深入了解客体的内部奥秘和细解，即构成客体的各种成分、因素、属性、方面及结构方式。因此，综合研究法既是人们进一步综合、概括地认识历史客体的基础，也是史家深入、本质地认识历史客体的一种基本方法。
分析和综合，是同一个研究过程所使用的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两种手段，分析是为了认识客体的各个局部或细节，是客观整体研究的必要准备和基础，没有分析研究，史学认识就无法深入客体内部和细节，获得对于客体的深刻认识。然而任何一个史学认识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客体的围观局部或细节，而是为了在整体上获得对客体的全面本质的认识，这是分析无法完成的认识任务。因此史学研究有必要在分析的基础上，把客体各部分特性在整体上的作用、影响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在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中，考察客体整体的本质特点和功能。
运用综合方法进行当代史考察，首先要有整体观念。研究某个领域，要把它放到全局范围内考察；研究某个人、某件事，要把它放到整个时代背景下考察。比如，粉碎“四人帮”，彻底结束“文革”并不是偶然的，是在长期“左”倾造成的满目疮痍，国家民族亟须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新的历史阶段。总之，研究任何一个客体，既要把它本身当作一个整体，又要把它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整体下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广阔的背景和网络中发现其整体上的内外联系性，概括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其次，着眼于客体内在的联系性，要正确认识整体与部分的联系。当代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发现和揭示客体的本质规律性，而要对整体进行综合的研究，就必须通过各部分的分析探讨。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在一个认识的过程中，分析和综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时，分析要以综合为指导，综合要以分析为依据，通过分析与综合，部分与整体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实现对客体整体的认识。
历史客体之作为整体，它既不是各种现象的偶然性集会，也不是各个部分的胡乱堆积。在这里，部分与部分间，部分与整体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性。在进行历史综合研究的时候，要注意发现和揭示客体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必然性联系，从客体各部分的联系上进行综合。只有这样，才能透过现象，深入到客体内在的本质。
最后，要按照历史的本质综合。历史研究的逻辑综合不是凭空的或对客体现象的综合，而是以历史的具体客体为依据而对客体内在本质的联系性的综合，是对客体本质的认识。因此，在进行综合研究的时候，既要紧紧围绕认识客体，又要牢牢把握客体的本质联系，防止现象的、片面性的综合。比如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本质，我们综合研究阶级社会的各种历史现象，注意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就能给各种现象以本质的解释。相反，儒法斗争只是阶级社会某一阶段、某个领域历史诸多联系中的一小部分。
运用综合分析法研究当代地方史，无论是分析还是综合，都要在深入了解历史事实、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与概括的理论思维活动。抽象是指抽取对象本质的属性而撇开非本质的属性的思维活动，概括则是从不同对象中提取、发现共同的属性的思维活动。不善于对复杂的历史事实进行概括与抽象的思维，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分析与综合，因而也就不可能获得深刻的历史认识。
（二）归纳――演绎法
归纳与演绎是推理中的两大类。它们是根据前提与结论间的联系特征确定的。归纳推理是前提与结论之间有或然性联系的推理；演绎推理是前提与结论间有必然性联系的推理。从思维形式上看，归纳和演绎是方向相反的思维活动。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方法，即从个别的事实中概括出一般的原理；演绎是一般原理到个别的推理的方法，即从已知的一般原理引申出关于个别对象的结论。
归纳与演绎是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非常普遍。和一切事物的连续性一样，历史事物本身也存在着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的联系。个性中包括共性，特殊中包含着一般，因而人们可以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反之，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因而人们可以从一般中演绎出个别。历史事实本身固有的这些特殊的关系，就是归纳和演绎在史学研究中应用的客观基础。
在历史研究中，归纳法可以区分为枚举归纳法和统计归纳法。枚举归纳法，是由某类部分个体的属性，概括出整类共同性的方法。统计归纳法，则是通过对史实数据的统计、概括和综合性分析，探讨其因果联系和规律性的方法。
枚举归纳法和统计归纳法，大体都经过这样几个步骤：一是搜集鉴别、整理史料；二是通过史料在思想上恢复事实的真相；三是搞清各个事实的性质；四是比较不同类性质事实的共同点即一致性或共性。比如研究广西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就可以运用枚举归纳法，通过阐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经济结构的改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些进展，我们可以得出“一五”计划时期广西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
运用归纳法研究当代地方史，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史料中包含的同类事实不得少于两个，并且愈多愈好。掌握的事实少于两个，就不可能进行归纳；反之，归纳的事实愈多，结论就愈正确。所以研究某一类历史事实，尽管我们不可能详备无遗地占有反映同类事物一切方面、一切部分的所有材料，但我们仍然要求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史料，以期得出更加切近历史实际的结论。其二，根据研究的目的，要尽可能搜集和选择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材料。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角度来研究。史学研究的目的不同，搜集史料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但是无论从何种目的出发，从哪一角度入手来进行研究，都是为了寻找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而只有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史料，才能反映不同个体的特征，也才能进一步探寻不同个体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达到研究的目的。比如广西人民公社的特点，我们就要列举人民公社追求的大规模、大范围、“按需分配”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材料，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三扯平”的特征。
归纳是从个性中找共性，从特殊性中演绎出一般性的过程，然而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史学家不可能也没必要遍举所有事实或某一事实的所有方面作出判断。因此，归纳法在实际运用时必须有演绎法相补充。
演绎法也是历史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并非凭空进行的，而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以前人认识结果的一般原理为指导进行的。唯物史观就是人类认识历史的最科学的一般原理，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各类具体的历史问题，就是在运用演绎法。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对许多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研究，概括出了人类历史要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总规律，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运用这一原理研究本国、本民族的历史，认识来了本国本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同时用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事实，补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这个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也就是一个演绎的过程。
用一般的史学原理为指导认识特殊的历史事物包含着演绎，即由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的归纳法，也时时要用演绎的办法来验证。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人们从无数个别乌鸦的概括中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倘若我们遇见的乌鸦照例也都是黑的，就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而如果我们在自然界中发现有一只乌鸦不是黑的，而是白色的，就要对原有的结论打折扣。反面的事例多了，就可能推翻原有的结论。可见，归纳要提高它的可靠性，就离不开用已有的普遍性的知识来分析个别的事务或现象。贯穿于整个归纳活动中的假设，就是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对研究对象作出的初步解释。人们为要验证假说，还必须从假说中推出一些判断，并通过事实来验证它。这个“推出”的过程，就是演绎推理的过程。当然，作为演绎前提的普遍性的判断，又是由归纳提供的。
在历史研究中，归纳和演绎互相补充，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人们的认识活动通常都是从个别事务开始，概括出一般，又以一般结论为前提，去认识未被认识的个别。这个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就是归纳转化为演绎，又由演绎转化为归纳的过程。人们正是通过这样双向思维的过程，不断加深对历史事物的认识。
（三）比较法
所谓比较，就是从两种以上的事物之间找出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使得事物的规律性昭然若揭。比较的方法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比较研究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事物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同一性就是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历史比较法就是要从各种角度、各种关系上，对历史现象进行对照比较，或在同中求异，从而认识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研究方法。
历史研究中运用比较的方法比比皆是。清代赵翼在其历史学名著《廿二史札记》中以比较的方法致力于探究盛衰治乱。他将明太祖朱元璋与汉高祖刘邦相似之处归纳为六点：以布衣起事、以宽大驭群雄、建都城宫阙极壮丽、徒富户于都城、分封建藩和赐爵天下，甚至诛戮功臣也相仿佛，不过“学之而过甚者矣”。他又将唐末的黄巢起义和明末的李自成起义作比较，归纳出五点相似之处：从“盗”而为首领、占领京都、入京后遽败、不害儒者、四品以下旧官复职，就是传说的败后为僧也可比附起来。这些当然是囿于他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立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被西方史学界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Ar nold Joseph。1889-1975）也因“比较史学”而著名。他曾对世界各个文明体系（包括中国的历史）作过广泛的比较研究，把现代西方文明的历史与希腊罗马文明的历史相比较，认为不仅大体上类似，而且局部也类似；他把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危机状况与罗马帝国的腐朽时期相比较，希望能免遭古罗马灭亡的命运。其唯心史观使自己不能逃出类比的泥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恩格斯对希腊、罗马、德意志人国家兴起的三种形式作了比较研究，对国家的起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将“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和“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作了比较研究，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鲁迅先生针对有人将德国法西斯的暴行与秦始皇的焚书相提并论，用比较研究来揭露反动派的嘴脸，讥讽德国法西斯“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
历史比较法之所以被大量运用，是因为和其他研究方法相对比，历史比较法有许多显著的特点：
第一，观察视野广阔。历史比较研究是将两个以上对象或一个对象的两个以上发展阶段进行对比的研究，它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为史家的全面认识创造了条件。比如为了搞清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回答为什么中国封建制长期延续的问题，不仅需要将中国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形式特点和联系性搞清楚，而且有必要将中国封建社会与外国比如俄国、印度等国家的封建制度进行一番比较，找出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封建制度在历史背景、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归纳出封建社会发展的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从而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认识。又如我们为了搞清楚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和相互影响，就得首先分别搞清楚东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哲学、教育、美学等方面的历史、现状和特点，然后才谈得上比较的研究，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宽广深层的研究领域，需要很多人多年冷静、深入的探讨才能得出结论。同时，从研究者来说，要进行任何一个类型或专题的历史比较研究，都需要研究者有一个宽广的视野和知识准备，只专不博也是难以奏效的。
第二，研究过程复杂。首先，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用比较方法进行历史研究，要比别的研究方法更多一个层次。其他方法的研究，可以只就单个对象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个别的研究。用比较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则必须有两个以上的着眼点，即必须选择研究对象两个以上的方面来比较，这就需要在具体比较前，分别搞清楚比较双方或几方的特殊性或个别性，研究工作必须在两个以上系统或领域内展开。其次，用其他方法进行研究，只要就一个研究对象的事实、特性和内外联系等情况搞清楚就可以达到研究的目的，而历史比较则需要在分别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研究对象各个方面、属性来一番对比的研究，找到研究对象的规律，工作程序上至少多一个层次。最后，比较研究涉及领域和工作程序的复杂性，势必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善于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人是一个成熟的历史学家，但一个熟于用其他方法进行研究的人，则不一定就是运用比较方法的好手。因此，对于初步参加史学研究工作的人员来说，最好是先学会历史方法、逻辑方法等传统的方法进行研究，到知识和方法技巧有了一些基本功之后，再运用比较方法进行更为复杂的研究可能会更加合适。
第三，结论具有相对性。用历史比较法，从纳入研究视野的几个对比点上，抽出相同因素，经过更多同类现象的验证，归纳出历史现象发展的规律性。这种归纳的方法不可能遍举所有同类事物，因而其正确性是相对的。再说历史政策虽然是可以分类的，但同类历史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性，绝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比如，西欧社会经历过奴隶制阶段，中国也经历过奴隶制，同样很多其他国家、民族、地区也经历过，但其发展演变的道路和过程却是各不相同的，绝没有两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上以完全相同的形式走过了奴隶制。所以，我们讲东西方社会都经历过奴隶制，是就宏观整体而言的，是相对的。用比较方法找到的其他历史现象的共同之理或规律，也只有相对性，只能说大体如此，而绝不是说两者完全一样。用历史比较方法得到的结论去认识同类其他的对象，还须用演绎的方法进行验证，重申结论对于新的认识对象的适用性，补充、修改原有结论，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深入一步，而决不能拿只有相对性的结论，概括所有的历史现象。
比较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根据其运用程度的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初级形态的运用，即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比较，从而把众多史实或历史现象根据某个原则和研究需要而进行区别与分类，分类是根据研究对象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将它们区分为不同的种类，而且形成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不同等级的系统的逻辑方法。比较是分类的前提，分类是比较的结果，“没有比较就不能鉴别”。例如，人们把世界史的奴隶制区分为劳动奴隶制和家庭奴隶制（或部落奴隶制）两类，又把西欧劳动奴隶制根据政治体制不同区分为民主奴隶制、寡头奴隶制和专制奴隶制等三类。这种比较与分类，是以分析法为基础的。第二种类型是在宏观研究中的运用，即在对分处不同时空或分属不同类种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常常要在初步分类和对各个历史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而比较的结果又常常成为综合研究的基础。第三类是以比较法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主要形式，这就是西方史学界的“比较史学”。比较史学指的是对各种历史现象进行时间系列上的前后阶段的纵向比较或空间系列上的同一阶段的横向比较的一套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当代史研究中运用比较法，大体上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明确课题目的。首先选好比较对象与确定比较的目的和方向，解决对什么进行比较、为什么比较和哪些方面进行比较的问题。如要比较古代史著，是比较《史记》与《汉书》，还是比较《史通》与《文史通义》，如要比较《史记》与《汉书》，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进行全面比较？还是在写作形式方面比较？或者对这些方面进行全面比较呢？它们的比较研究最终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这些都应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首先逐一地确定下来。
第二步，选择一个既符合课题要求又能反映比较对象间的本质联系的比较中介（俗称“比较标准”、“比较尺度”），并以此比较中介作为共同标准，对各比较对象进行同样要求的、同一方式的、首尾一致的分析研究，以求深入认识各比较对象的有关各方面的事实和特性。如比较《史记》与《汉书》的思想内容，对《史记》分析其哲学思想、政治态度、历史观念和史家道德等方面，不可对《史记》只分析其哲学思想，对《汉书》又只分析其政治态度。而且，对它们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要求，不能对《史记》只挖掘其无神论倾向、异端态度、发展观念及实录精神的材料，对其某些有神论言论、君王思想却一概不理；对《汉书》则只收罗其神学迷信、君王崇拜、历史循环观和为尊贵护短等材料，对其中某些积极思想因素则视而不见。
第三步，将分析结果进行对应比较，辨明比较对象在各相应方面的异同及总体上的异同。这种比较不能只停留在异同现象的罗列上，而应从分析认知进入综合考察，从现象比较进入到本质比较，从共同性中揭示矛盾的普遍性，从差异性中阐明矛盾的特殊性。要力求通过比较从而在表象极不相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它们的共同本质，在似乎极为相似的历史现象间看出本质的区别，这就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主张的“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
在当代地方史中运用比较研究是新的史学和时代提出的要求。比如，武汉作为中国特大中心城市，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今后怎样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可不与自己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与其他大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即所谓“纵比”和“横比”）。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要确定可资比较的范围（即所谓“可比性”）。如金融志的试写稿中提出：“1981年武汉的货币回笼，排在上海、北京、哈尔滨之后，为全国第四位”，指出了“武汉市场的吸引力”和“武汉金融的规模”。邮政志的试写稿也注意了可比性：“1963年服务水平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西安、广州、重庆、沈阳八大城市比较，武汉平均每一局所服务人口为2万2千人，局所密度居全国首位；服务半径为12.9平方公里，仅次于上海、天津、哈尔滨，居第四位”；武汉又是“全国较大的转口邮局，总包邮件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位。”电信志的试写稿为了说明武汉电信的枢纽作用，指出：“1980年底，电报和长途电话电路已联通湖北省内各地、市、县邮电局和中南各省省会及重要城市邮电局，担负着转接省内和中南各省发往全国各地的电报和全国各地发往中南和湖北省内各地电报。省际转报量达到8192517份，占70%，长话省际转话量占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