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苏东海我经常向熟人谈起，只要热心宣传向阳湖，咸宁是很容易“借名扬名”，使国人关注的。若不相信，我们且从共和国的象征——天安门出发，无论是去故宫，还是走进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都会找到“文革”中期下放向阳湖的“五七”战士。饱览世事沧桑的天安门不会忘记，这三家著名博物馆机构的人员曾经几乎是“一锅端”地奔赴鄂南……
在近年我已采访的这批文博专家中，有一位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苏东海先生。他已经73岁，现任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馆》主编。大约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博物馆学研究养成的积习，苏先生凡事总爱进行理性的思辨，这样，他对我的一番长谈，便没有局限于回忆往事，而是侧重个人对“文革”进行反思，套用一句学术界时髦的话，又可称为“拷问历史”。
作者和苏东海苏先生首先介绍了自己下放向阳湖两年的劳动生活经历，随即指出：“‘文革’期间出现的‘五七’干校这种政治现象和历史现象，研究历史的人正在进行深刻认识，并且已有不少论文发表。而文化部咸宁干校有着不同于其他干校的特性，我们把它作为历史的典型进行个案分析显得十分必要。近几年来，你接触的‘五七’战士越来越多，如果访问记能写出更多的心声，那将会更有价值。我认为，有一点是需要强调的，忆干校不可忽视个人反思。”
苏先生“从我做起”，准备将矛头对准自己，使人顿生耳目一新之感，我便请他“联系实际”加以说明。老专家稍加回忆，举例说，他当时在二大队二十三连，被分配到田间看水泵。为了做好工作，他抽假日专程去了趟长沙，买来《电工学》、《田间水泵》等业务书籍加以钻研。这种“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无疑是受到肯定的，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又是受头脑中党的“驯服工具论”思想支配的。现在看来，他的这一积极的行为对吗？谁能代表党？他在做谁的驯服工具？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好修养”，使得他在干校逆来顺受、随遇而安以至怡然自得。有诗为证，他在向阳湖曾写下《泵房生活二首》，记述的是“读书”和“饮苗”的情形：“向阳湖畔长流水，碧流环绕泵房围，水路纵横鱼迷途，认真读书识真髓。/机声隆隆马达催，出水汹涌白练飞，沟渠纵横忙运水，禾苗飞长粮成堆。”
这种思想性和艺术性平平、盲目歌颂干校的应景之作，在当年屡见不鲜。可我没想到时隔近30年，它的作者还会由此生发，无情地解剖起自己：“从诗中可以看出，我们是多么好统治的高级顺民啊！与‘文革’中那些因抗争而捐躯的志士相比，我们不应该好好反思吗？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哪里去了？我们的灵魂难道不是扭曲着吗？如果都像我这样，还会有天安门的‘四五’运动吗？”苏先生动情的问话振聋发聩，我听了内心再也难以平静：诚然，老专家称自己与同林彪、“四人帮”抗争的志士们相比，思想觉悟和境界均有较大差距，此言不虚；可我们与老专家相比，像他这样勇于正视不足、鞭笞自身，许多人也不是没有距离的！
接着，老专家休息片刻，找出一本《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送给我，并谦虚地说，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重点读读其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对群众之掌握》一文，它分析了各级干部对“文革”从不理解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思想历程，回答了为什么干部对“文革”的拥护落后于青年，而对“文革”的否定又落后于青年的原因，其实这也正是党的思想建设上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
苏东海论文选书影我接过厚厚的赠书，马上粗翻了一下目录，方知全书包括“博物馆论文”和“现代史论文”两大部分。于是，我对苏先生说，后者将成为我研读的重点，也恳请他今后再抽时间，就有关“文革”的分析和反思再同我进行笔谈，以帮助我不断提高理论水平。老专家满口答应，且补充说：“‘文革’时咸宁和全国一样贫穷，却无私地、默默地支撑着、满足着几千文化人物资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如果我刚才所提到的‘个人反思’一说成立的话，咸宁人是我们的恩人，难道当年的‘五七’战士不应考虑回报这块土地和恩人吗？因此，你现在研究向阳湖文化受到京城文化人的欢迎，是理所当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