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诗人、《新文学史料》主编牛汉牛汉，这是位19岁就以《鄂尔多斯草原》引起文艺界注意的诗人，生活却和他开了太多不愉快的玩笑：1955年因蒙冤案，与绿原、冀汸等“七月派”诗友一道被打成“胡风分子”；‘文革’中，又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下放到鄂南劳动改造。值得庆幸的是，苦难的历程终有结束的日子，严酷的风霜并未摧垮他魁梧的身躯……
“汗血斋”主人牛汉在北京八里庄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楼里，我迟来的造访，唤醒了牛汉先生遥远的记忆。他原名史成汉，又名牛汀，远祖系蒙古族。现已年逾古稀，身高一米九零，头发半白，戴着眼镜，右鼻唇沟上有颗明显的黑痣。提起往事，诗人显得有点激动，语气急促而有力：“从1969年9月到1974年12月，我下放到你们向阳湖，长达5年零3个月之久，属最后一批回北京的。我的妻子吴平原是铁道部的干部，后也被‘轰’出北京城，调到汉口铁路中学。一儿一女分别在北大荒当知青和甘肃当工人。因此，我是只身一人在咸宁干校，时间最长，吃苦最多。”
切肤之痛，岂能忘怀？蹉跎岁月，更堪铭记。这时，我突然瞥见主人书柜上的横匾“汗血斋”，心中不由得感到一阵震颤。牛汉先生心有灵犀，由此触发了绵绵思绪：“这是在干校十四连住王六嘴时取的。那年头我一直从事最繁重的劳动，整天身上滴的是汗，心里流的是血，好在我是山西农村长大的，喜欢劳动，熟悉农活。我的身体十分顽健，力气过人，扳手劲全连第一。我经常扛240斤一个的麻袋，拉七八百斤重的板车；有段时间，还一人专职杀猪，先提来问斩，然后煺毛、开膛、剔骨……”
诗人津津乐道，俨然像是游刃有余的屠户。我不禁感叹：“昔日向阳湖斯文扫地竟至如此！”他似乎并不在意，只是激动地伸出手臂，要我摸摸他的肌肉，果然依旧坚硬、结实。谈笑间，他转而说起自己获全国第二届（1983—1984年）优秀新诗奖的诗集《温泉》：“这本书名就是取自你们那里的温泉。1970年到1973年那几年，劳动之余，我不时感到，诗从悲愤的心中突然升起，写下了二三十首。如《悼念一棵枫树》，那是写离西河不远的大队小学盖教室做课桌，把成材的大树砍了。我纪念这个消失的生命，为的是把它最后的几片绿叶保存起来。再如1973年写的《华南虎》，是趁干校放假，私下游了趟桂林，参观动物园后回到向阳湖一气呵成的。到了八十年代，这首诗被选入大专文科教材。还有《麂子》一篇，创作之前，我亲眼见到猎户布下陷阱，瞄准枪口等待野兽的情景，所以我说，‘麂子，不要朝这里奔跑’，因为打死了马上就会被出卖的……”
欣赏着牛汉先生的几篇代表作，我不知不觉地被诗中深藏着的无穷意蕴所打动。顺着话题，我又提起他的一首著名短诗：“那些年，我没有记过一天日记，没有邮过一封信，没有被谁握过手，没有叩过谁家的门……”于是趁势发问：“司马迁说过，‘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他付之一笑：“我是个小人物，不能与之相比。你要问我的感受，我现在常常梦到的是咸宁葱郁的枫林和竹林，还有那条潺潺流响的温泉，它们多次抚慰过我伤痛的身躯和心灵。”
作者和牛汉5年酸辛，一言难尽。乐观直率的诗人兴之所至，不免还涉及其他有关向阳湖的人物故事：“臧克家比我们晚几个月到的咸宁，初抵干校，碰见夫人郑曼，郑问他，你这么大年纪还来干什么？他说没办法，在北京挨斗厉害，还不如来干校，毕竟能和家人团聚，温暖更多一些。在我的记忆中，他在干校总是愁眉苦脸的，后来读了他的《忆向阳》，我个人认为是不真实的，哪有那么多愉快可言？记得有一次劳动，让臧克家烧开水给大家喝，他有肺病，吹火没力气，我路过见他鼻涕眼泪的干着急，便前去帮忙，老夫子这才把水烧开。”谈到这里，不知哪里来了电话，他让我稍候了片刻，然后补充说：“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红学家周汝昌，已故翻译家金人、张铁弦等都在咸宁呆过。还有十六连的一位老学究，被同事们戏称为‘王尔巴哈’，好像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他眼睛不好，雨天走路经常摔跤跌得一身泥泞，熟人告诉我：这是王蒙的爸爸……”
大家知道，此时的王蒙，正在新疆伊犁劳动改造。父子离乱，天各一方，山苍苍，水茫茫，足令闻之者怆然涕下！诚然，向阳湖无法回避和拒绝苦难，却庇护和抚慰过苦难！牛汉先生流露出几分慨叹，又说道：“你们那里一下子去了那么多文人墨客，十分难得。‘文革’中有这段特殊的历史，应留下痕迹，可以通过反思，教育后代。我们当时确实很苦，但现在想起来值得怀念。遇事要看淡一些，苦难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积极的一面。我苦难受得多，承受的能力才特别强，对逆境处之泰然，从不惧怕。总之，我十分怀念那些给过我诗情的美丽的乡村，十分感激向阳湖的大自然与淳朴的农民，有机会回咸宁时，我一定拜见拜见老乡们，他们给过我不少温暖。”
诗人畅所欲言，激情如注，又取下眼镜，坐在沙发上即兴挥毫，写下了两幅字相赠：“向阳湖哺育过我的诗”、“向阳湖使我们有了真正的乡情”——饱蘸浓墨的书法，一如其诗风酣畅淋漓，使人感觉一阵清风扑面而来。
牛汉题词身为中国作协理事、《新文学史料》（季刊）主编，牛汉先生整天够忙的，但“乡亲之情”使他不惜费时对晚辈有问必答，又爽快地介绍起有关《史料》的一些情况。该刊是1978年在胡乔木、周扬倡导下办起来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抢救二三十年代老作家的珍贵史料，为现代文学史提供第一手参考材料。18年来，发表了不少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书信、日记和访问记等。每期发行万份左右，在台湾以及国外影响较大，尤其是英、美、法、澳大利亚的销路不错。这是中国唯一的新文学史料，国家最权威的。由楼适夷先生当顾问，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陈早春当主编，国内大学中文系教师、国外研究汉学的专家大都把它视为案头必读之书。
秀才人情纸半张。他找来一本刚出版的《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送给我，以书作念。我暗自猜想，诗人编刊一定有其独特的成功之道，便请他略作陈述。这位学者化的作家谈锋雄健，认真地说：“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史没有全面的，包括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没有突破框框。我们办刊是对文学史的补充，有必要打破一些清规戒律。文学史就是靠作家、作品写成的，离开这一点便没有文学史。文学史不是观念的叙说，而是由作家和作品组成的。《新文学史料》主要是提供作家作品情况和有关创作资料，如对丁玲、臧克家、姚雪垠等一些作家，有的评论不一，但只要是作家，我就反映，至于怎么评论，是研究者的事，是文学史家的事……”
史海钩沉，披沙拣金，牛汉先生对我国新文学史料的整理抢救功不可没！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临近尾声，诗人向我透露，今年8月他将去日本参加世界诗人大会，目前山西老家正在组织编印他的诗选。分手时，我祝愿他编刊写诗两不误，用新的成就书写“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新篇章！
“周总理说：‘不能以邻为壑’”
——访著名诗人绿原谈到著名诗人绿原，我们得首先重温共和国史册上一节沉重的篇章：1955年，骇人听闻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轰动全国，受牵连者多达2000余人，其中78人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这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给他们分别戴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年仅33岁的绿原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从此被关押7年之久。诗人出狱后所经历的坎坷可想而知，下面单表他“文革”中期下放向阳湖的故事。
饱经沧桑的绿原在北京八里庄一栋普通的宿舍楼里，绿原先生热情接受了我的采访。因为同是“湖北老乡”，老诗人便操着一口黄陂话，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在咸宁干校度过的五个春秋。1969年的中秋节，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体人员下放鄂南，住在“牛棚”里的绿原也随行抵达。这支“文化精英”队伍中，还有严文井、韦君宜等“走资派”，以及许多知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初到向阳湖，他们十四连住在王家湾。刚开始的劳动是搬电线杆，打土坯，盖“干打垒”房子。接着就干违反科学规律的事——围湖造田。向阳湖本是鱼米之乡，土地非常肥沃，却被拦了坝，抽干了水，在沼泽地上种田。尽管后来丰收了，但没有仓库，粮食堆在空场地上发霉，眼睁睁地看着烂掉了，可军宣队的人还说：“这要从多方面看，政治收获是很大的。”
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搞斗、批、改，抓“五一六”。干校流传过一句俗话：“讲用的不劳动，劳动的不讲用。”革命和劳动成了两码事。已是“牛鬼蛇神”的绿原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又背上了新的精神负担。有人揭发，他这个胡风骨干分子受“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指使，通过重审胡风案，“炮打周总理”，惊得他有口难辩。幸亏经过“文革”“洗礼”，单位同事中毕竟多了一些头脑清醒的人，这次才没把他“再踏上一只脚”，“批倒批臭”。至于咸宁当地的群众，也是非常富有正义感的，他们公开向校部提出抗议：“你们可以搞批斗，但为什么非要弄得半夜里鬼哭狼嚎呢？”
身处逆境的绿原冷静地观察着，痛苦地思索着向阳湖所发生的一切。有一次，他向过去的诗友牛汉背诵起自己的一首短诗：“我将钻进隧道里去／去摸寻为黑暗做锦标的银盾／我又将在洞口昏倒／等‘光’把我拍醒／我钻的隧道是人生／我摸的银盾却是悲惨／我到的洞口是坟墓／我等的‘光’却是平凡。”这首《我的一生》表面上流露出几分伤感与无奈，实际上却表现了诗人向往光明的炽热情怀。
当然，干校生活有辛酸也有甜蜜。这甜蜜唯其是在苦难中尝到的，才让诗人格外珍惜。那时，绿原的儿女们分别在内蒙、青海、四川插队，妻子罗惠一人留在首都，是他们全家的“驻京办事处主任”，承受着“一肩挑两头”的巨大压力，有一回，她破例从工厂请了十天假，赶到向阳湖看望丈夫。虽然到了山清水秀的地方，但罗惠的心情和咸宁的风光仍是不合拍的，而绿原却没有伤感，他称这次团聚是“仿佛走进儿时故乡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丛，在大自然令人沉醉的气息里度过一星期超人的生活。”
绿原先生谈得动情，又指了指墙上一幅红绸布匾，上写着两行金色大字：“五十知音，百年伴侣”，这是子女们为父母“金婚”纪念特地制作的。我心头一热，不用猜想，它的背后蕴含着多少感人的爱情诗篇！见我若有所思，他又笑道：“要说从头至尾在向阳湖呆过的人，我算一个。所以谈咸宁干校，找我没找错。你已采访的冰心、臧克家这些名家，其实他们在向阳湖待的时间都不长，只能算咸宁的匆匆过客，我们在后面的这批人才算是真正的住户。因此，你以前的采访，大都是了解干校的前半截‘兴旺时期’，很少谈到后半截‘萧条时期’……”
原来到了1973年，各连人马纷纷调离干校，大多数人回京，有小部分人分配到全国各地，只剩下有“问题”而长期没得到解决的五十来号人，集中住在“四五二高地”，他们便自嘲是“扼守四五二”，像朝鲜战场打仗一样。即使这样，军宣队还把他们当包袱，安抚说：“你们放心，咸宁不会长期养着你们，万一没有出路，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总会要你们的。”而这些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究竟怎么打发，已是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于是，主管部门写了报告送呈周总理，总理批示道：“不能以邻为壑”，意思是说，不能把北京不肯接受的人推到外地去，西藏等地难道不是中国的吗？这句斩钉截铁的话，使绿原这批人有了回京的“盼头”。不久，按照当时“社来社去”的政策，他们各自调回原单位。绿原临行前，还和许觉民、牛汉、刘岚山等人一道，特地去干校宿舍的背后山上，在本连死于向阳湖的“五七”战士坟头上加了几抔黄土。
一场轰轰烈烈的剧目终于谢幕了！可是，绿原等人回城以后，仍然无所事事。这情况反映到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负责人陈翰伯那里，他说，这几位有特长的人才长期闲置很可惜，集中起来就是一股力量，于是很快组成了一个翻译组，负责专为中央首长翻译俏销的域外书籍，如卡特传、福特传、美国内幕等，纯粹是“遵命译作”，译好就印，既不署名又无稿费。他们因为能重操旧业，不再荒废时光了，倒也没什么怨言。
对绿原先生来说，春天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还是来了，他的生命之树开始返青，逐渐充满了绿色。1980年，绿原与胡风错案同时平反，不久，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诗刊》编委、国际笔会中国中心成员等职，并陆续出版诗集、文集和译著达20余部，其中《另一支歌》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新诗奖。这位40年代“七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被有关新闻传媒称为“大陆生命力最强的诗人”。
作者和绿原我估计访谈已渐渐进入尾声，便抓紧时间为绿原先生拍照。他连忙叫我稍等片刻，走进里屋刮了胡子，显得精神了几分。我一连抢拍了几个特写镜头，然后听他总结说：“作为一个诗人、作家，我对向阳湖的山水和群众是充满了感情的，但谈起那段生活，大有不堪回首之慨。因为我们现在说向阳湖的风景美，老百姓好，是‘第二故乡’，这是一方面的感情，但和那5年所受的政治待遇要分开说。诚然，作为自己人生的重要一段，或许干校是值得回忆的，如我个人从来没有参加这么长时间的劳动，身体锻炼得好多了，对群众的疾苦有了深切体会，但并不能因此说干校的做法是对的。你要写这一段，我建议不能光写向阳湖风景如何秀丽，这种感情和我们的实际心态是格格不入的。但也不要写得太悲惨。总之，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悲剧，把文化系统的人都弄下去，使我们的文化事业中断了多久呀！所以你应该从多方面写……”
绿原手迹我频频点头，表示在采写文化人的过程中，是会注意正确把握宣传基调的。老诗人文思勃发，破例找来毛笔，挥毫题词：“向阳花正红”。他又找出另纸，认真写下密密麻麻的十几行小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怀旧之幽思。这幅书法近300字，竟一气呵成：“一九七三年暮秋，咸宁‘五七’干校学员调离殆尽，唯余及少数难友不堪分配，遂仍滞留向阳湖。独立八荒，茫茫无路，大无可如何之际，忽染沉疴，竟日眩晕，身心交瘁，神志萎靡，朝不虑夕，乃以奄奄一息之躯，扶杖前往甘棠，求治于老中医胡大夫案前。承告系内风湿（与西医概念不同）作祟，实缘久住湖中窝棚所致。随即开方一帖，嘱服十剂，果然药到病除，瘥后迄未复发。又越一载，始奉国务院解散干校之命，最后告别向阳湖，行前再赴甘棠，拟面谢胡大夫救命之恩，不意，先生月前竟悄然作古矣。仁人仁术，倍增慕念。二十余年后，中共咸宁地委李城外同志来京探访昔日干校同仁，蓬荜亦蒙枉顾，相与漫谈往事，不胜感慨。特录一则，聊示乡情之幽宛而已。”——我逐字拜读一遍，顿觉余香满口，以为其中韵味并不逊于绿原先生之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