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原《诗刊》主编杨子敏岁月不饶人。30年前下放咸宁干校时，杨子敏先生正值不惑，年富力强，如今却已是“尘满面，鬓如霜”。杨先生看似青春已逝，但激情依旧，谈起向阳湖，仍然是如诗的语言，如歌的情怀。
作者与杨子敏那天晚上，杨先生和夫人黑淑琴正在家中照看孙子学习功课，享受天伦之乐。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岗位上退下来后，他终于有了清闲的日子。见我远道来访，老两口立即表示热情欢迎。黑女士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兼记者，得知我的来意后，由于长期形成的职业敏感，她禁不住首先发了一通议论：“向阳湖文化资源，为你们鄂南所独有，堪称无价之宝。干校有6000多文化人，是个大‘聚宝盆’，你们早就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把向阳湖推出来。如果提前十年的话，说不定咸宁已经打响了！”这一番快人快语，使得我顿生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更可喜的是，杨先生及时接过夫人的话，又补充道：“城外同志，你致力于宣传向阳湖文化，到了收获季节，它将赠给你一个硕果！”
我对老诗人的“预言”自然深信不疑，便主动介绍起自己研究“向阳湖文化”的由来和今后的打算，并请他谈谈昔日在咸宁的生活经历。杨先生兴趣有加，生动地回答说：“‘五七’干校，对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段心灵的历程。它上演的是一幕悲喜剧，可以说是有血有泪有哭有笑。你今天上门，正好触动了我记忆的按钮……”
杨先生讲述道，他于1969年9月下放向阳湖，直到1973年春才调回北京。中国作协在干校编为五连，开始住在钟家湾农户家里，后来自己盖房，全连才集中住进新的宿舍区。当年劳动的艰苦不必细说，关键是精神负担较为沉重。他下干校之前，就历经多次运动，屡遭批斗，到了咸宁，萦绕在心中的问题还是没办法找到答案：“我是反革命吗？我是阶级敌人吗？”由于他对党是无条件信任的，总认为如果存在问题，绝不会是党和毛主席不对，肯定是自己有错，但到底错在哪里，又不能说服自己，于是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干校后期时间较多，他除了干活，便在煤油灯下认真通读当时流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学习了革命导师们的一些精辟论断，再联系形势，一会儿“批陈”，一会儿“批林”，他才恍然大悟：正是林彪、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扰乱了我们的国家！
干校留给杨先生的不仅有深层次的思考，难免还有几分无奈。作为文学圈子的人，他们一有机会总没有忘记拿起手中的笔。有次五连集体创作大合唱《向阳湖之歌》参加校部会演，崔道怡、王朝垠、杨匡满等人作词，杨子敏负责谱曲。没想到因歌词中有一句“五七战士想念毛主席，站在干校望北京”，竟受到“不安心改造”的非议；连乐曲用了四分之三的拍子表现插秧时的欢快，也被视作“翘尾巴”。尤其让杨先生难忘的是，1970年他获准回京探亲，到家时正碰上两个儿子在门外玩耍，老大见了叫声“爸”，小的才7岁，却仿佛不认识他是谁。一起住了几天才有感情，临别时争着要送他，到了火车快开动之前，小儿子还不肯下车，号啕大哭起来，当爸的只好强忍住泪水，一直到车过了丰台，心情才稍稍恢复平静。
杨子敏题词我听了这充满人情味儿的往事，不禁插话说：“杨先生，你刚才概括干校‘四有’，可谓精辟之论！”他淡淡一笑，接着评述道：“干校下放参加劳动，本来是很神圣的，但带有惩罚性质就成了痛苦的事。尽管如此，我们在向阳湖干活，绝大多数人在当时是主动、积极的，不完全是勉强，而且从中也体会到劳动的愉快、创造的欢乐。想想看，通过自己的劳动，把一大片荒湖变成了丰收的稻田，这种自食其力的体验，也不是可以简单解释的。因此，克家同志后来写了《忆向阳》，有的人不以为然，认为美化了干校，是历史的颠倒，我不这么看，我一直觉得他的这些诗写得好，写得美，极富生活情趣。经历了那样的艰难困苦，仍有那样的心境，写出那样高境界的诗，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并没有看重个人的得失，在他的诗中找不到丝毫埋怨的痕迹，这才叫精神上的超越。”
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臧老的《忆向阳》，干校人历来褒贬不一。杨先生坦率地道出了自己的独特感受，无疑是发自内心的。他见我对此显得颇感兴趣，又继续侃侃而谈：“毛主席讲‘一分之二’，确实是真理。我们看待任何事物，如果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都是片面的。比如说，不少文化人初到农村，既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又不懂农活。但说起来都是搞文学的，号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表达农民的喜怒哀乐，却连农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都不了解，和农民的感情怎么交流、沟通？这无论如何不是优点而是缺陷。作了文人，并不等于就成了贵族，如果说农民一年到头干活受累是应该的，文人干了三五年就是罪孽，我不同意这种认识。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真的就高人一等？否！恰恰相反，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是非常必要的。总之，经过了干校的几年磨炼，我认为向阳湖很富饶，生长稻米，生长思想，也生长诗……”
访谈至此，我已不自觉地被杨先生精彩的话语深深打动。他畅所欲言，思维之活跃，见解之深刻，内涵之丰富，实在令我心悦诚服：真正的诗人，就是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