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只要留心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轨迹，我们就会发现，阎纲这个名字在评论界占有重要的位置；打开他文笔挥洒自如的《文坛徜徉录》、《文学八年》、《神·鬼·人》和《阎纲短评集》等专著，我们还会发现，他是当之无愧的“诗人型评论家”。职业的优势使得他阅尽文坛春色，眼福不浅；而读者欣赏他胆识与激情兼备的文学评论，亦不失为一种美的享受矣。
我便是抱着钦敬的心情走进阎纲先生家的。说老实话，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是他的热心读者，因为他论及的作品，我大都浏览过。可那时并不知道，阎纲在“文革”期间就下放在我们鄂南的向阳湖，今日相见也称得上有缘。
“诗人型评论家”阎纲67岁的阎纲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粉碎“四人帮”不久，他曾任《文艺报》编辑、评论员，《小说选刊》编委和《评论选刊》主编，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退休前担任《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由于他读过我以前寄去有关咸宁干校的系列文章，便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向阳湖留给他的是痛苦的记忆，不堪回首。但为表示支持我的工作，阎纲还是认真地讲述了自己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蒙受不白之冤、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经历……
阎纲的回忆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干校受到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时，被迫无奈“坦白”地说：“军宣队进驻以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是‘五一六’。”事隔多年，他谈起在向阳湖特殊环境中整过自己的人，仍感到十分可笑。可他的心地却是那么善良，既往不咎，认为这是极“左”路线造就了“别一种人”，他们出于不正当的目的，想升官图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情随事迁，阎纲觉得对人还是宽容点好。
说着，他话锋一转：“要说干校还有收获的话，除了品质差的人暴露无遗外，一般同志之间都珍藏了友谊，有的延续至今。比如我和周明，有‘四同’之谊，陕西同乡、大学同学、作协同事、‘五一六同案犯’！自20世纪50年代初相识，几十年来从未红过脸，包括在干校抓阶级斗争，许多人互相揭发的时候，我们也没伤过彼此的感情。这种友情才是永久的。”
我问阎纲：“你在向阳湖和同辈作家关系密切，和老作家的交往也一定难忘吧？”他点点头，说自己曾写过有关文章。一篇题为《笑比哭好》，发表在《喜剧世界》上，谈的是他在干校被打成反革命，严文井却暗地里给受拷打后又饥又饿的他送去桃酥和狗骨头的事；一篇是冯牧去世后，他为湖北的《今日名流》撰写悼念文章，里面讲到他和冯牧都是京戏迷，两人在干校劳动之余，偶尔也一唱一和，哼几句老戏，苦中作乐，不料被人告发，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大会上被点名批评，他俩只好报以苦笑，从此封口。
阎纲回顾这些昔日在向阳湖的见闻，心情如何，可想而知，不必详述。我考虑到他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便有意避实就虚，让他发挥“优势”，着重谈谈对“文革”的思考，点评点评咸宁开发干校文化的意义。对阎纲来说，这可谓“撞到枪口上”，他马上进入“角色”，认真地议论起来：“‘文革’中的向阳湖，尽管是令人痛心的一页，但毕竟又是一段历史。历史的就是智慧的，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吸取教训，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好比一座建筑雄伟的大宫殿被火烧了，里面还会残留没有烧毁掉的金属，还可能剩下几根柱子所化成的木炭。如果说干校还有金属木炭，这就是质量很高的金属木炭，文化人的心灵受到震撼，无形中增添了精神力量！所以我要用‘向阳不堪，古泽沛然’八个字来概括自己的心情，期望着今日向阳湖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阎纲题词一席话生动形象，另具只眼。我由此提起阎纲的一篇关于韦君宜《洗礼》的读后感，其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写多了还是写少了的问题，而是怎样写活写深的问题。”可谓一语中的。阎纲脸上露出笑容，继而解释说，极“左”路线培养了不少滑稽人物，闹了不少笑话。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不妨都当作喜剧和闹剧看，历史既然走到了这一步，必然会发生那一幕，要紧的是我们回头总结时“贵在清醒”（不是“难得糊涂”），抚平创伤后，要焕发精神，继续朝着既定的目标迈进。
阎纲先生的分析鞭辟入里，令我信服。当我接着请教如何做好做足向阳湖这篇大文章时，他略加思索，诚恳地回答说：“采访干校‘五七’战士，抢救文化遗产，你们咸宁人做了大量工作，可喜可贺。你现在专写访问记，才走了第一步，将来写纪实文学的任务，恐怕要落在你头上。虽然向阳湖只是一段历史，却完全可以辐射开来。如写某位名人，可向他的过去、将来辐射。你手头已掌握不少资料，可通过焦距把众多文化人聚到向阳湖这个焦点上，然后辐射、凝聚，再辐射、再凝聚。我常常感到遗憾的是，文化人在干校的炼狱生活，至今史家没有一个说法，而你们咸宁把向阳湖当作‘文化金矿’挖掘，为后人了解、评价这段历史提供了备忘录，实在是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