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干校的学员一定都不会忘记，当年文化部系统的干部，除了少数造反派留京“闹革命”外，“一锅端”下放到中国的著名“火炉城”武汉市附近的咸宁农村，建立“五七”干校，进行所谓的劳动锻炼。他们举家迁往鄂南以后，得到周总理亲自过问。他高瞻远瞩，指示只转干部的粮油关系，不转户口，为他们日后调回北京提供了极大便利。而总理对周巍峙一家的关照，更为突出。周老激动地介绍说：“‘文革’中，总理至少三次问到我和王昆。第一次是在北京文化部系统开会，有革委会领导参加，总理问：‘怎么看不见周巍峙了？他到哪里去了？’下面的人汇报我在向阳湖。总理又说：‘王昆有多大问题？顶多人骄傲一点，群众关系差一点，本质是好的嘛！’过后我在四连的会上听到传达了，内心感到无比宽慰。第二次是1970年冬，干校放映了电影《打击侵略者》，其中的插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是我写的。周总理访朝时，朝鲜方面拍了纪录片《兄弟中国的人民使者》，也有朝鲜朋友唱这首歌时周总理用手打拍子的镜头。我不知上面有什么传达，但肯定是周总理讲了话才放的。连里的干部几次偷偷问我这首歌什么时候写的，并告诉我周总理对我和王昆很关心。第三次是1973年我回北京后，在6月间周总理看了朝鲜艺术团演出后，召集人谈‘十大’问题，他点了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很生气地说：‘为什么朝鲜还在唱《志愿军战歌》，我们中国反而不唱？周巍峙有多大问题？王昆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她从小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长大，她在延安时演出了《白毛女》，对文艺事业是有贡献的嘛！’被问者支支吾吾，言不由衷地说我们也唱。事后为了应付一下，于会泳找总政歌舞团合唱团练了《志愿军战歌》，似乎仅播映了一次就不再唱了。”
边听边记边看，我忽然看见周老家组合沙发转角处上方，端正地摆放着一个印有周总理彩照的瓷盘，深切地感受到周总理在文艺工作者记忆深处珍藏着的怀念。周老又饱含深情地说：“我在向阳湖那段艰苦的岁月，曾两次梦见了总理。头一回梦见他时，见他很忙，而且更瘦了，我便上前去诉苦，总理安慰说，‘事情都过去了……’第二次做梦，是总理找我去分配工作。因为‘文革’前我是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党组成员，工作上和他常有联系，总理有时电话直接打到我家，布置任务。我虽在干校，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却几次问到我，实际上是保护我，而且态度很坚决，总理这么关心我、了解我，叫我如何不想他！我是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啊！”
一席话使我感慨不已，我油然产生一串联想，当年周总理春风般的关怀，受惠者又何止周巍峙、王昆呢！
周老告诉我，由于总理三次过问，并说他没有多大问题，中央专案组紧张起来，赶忙为他作个结论，但要留点“历史问题”的尾巴。周老对专案组的盛气凌人很是不满，不同意他们的结论，拒不签字，他说：“我不是法国特务，历史更没有问题，如果要我签，我要写上我的全部意见。专案组对此很恼火，几次到医院里找我逼我签字，并威胁我说，‘你不签字，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我对他们说，为了对自己政治问题负责，我不能签字，我已等了好几年了，不妨再等等，后果当然由我自己负责。一直到1975年6月30日，原文化部留守处才宣布审查结论，说我历史上没有问题，我才舒了一口气：‘明天可以过党的生日了！’”
接着，周老面带微笑对我说：“我在咸宁干校，也有文化活动，一是教干校学员唱《大刀进行曲》等革命历史歌曲，一是刻竹筒。当时，有意刻了毛泽东主席的诗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是照着毛泽东诗词手迹刻的，意思很清楚，我不怕‘四人帮’的一切迫害，真理在我们人民手里，我的历史我自己掌握，经得住考验。我蔑视他们。‘四人帮’长不了，正义总会战胜邪恶的，最终会消灭‘四人帮’这伙害人虫。”真想不到，“文革”时期，有许多受害者期盼的是早点有个结论，得到解脱，而周老对不清不白的“结论”，则拒不接受，其洁身自好，守身如玉的品质令人肃然起敬。他如此藐视恶势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周老又说：“故事并没有结束，毛主席对电影《创业》作批示后，‘四人帮’又开始笼络人，有个别人立场不坚定，一下子和于会泳贴上了，热心跟着抓批‘走资派’的创作，很让人失望。”周老和过去受到审查的人，则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和抵制“四人帮”。他生动地谈道：“一次，于会泳派办公厅主任找我，要我回艺术局工作，我说不去，愿去人民音乐出版社，那里工作更合适。于又派了个副部长跟我谈，让我去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党委书记，并说这个工作责任很重，要我服从‘组织’。我说责任越重，我垮得越快。他们自然听出话中有刺，反问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身体不好，责任重，工作忙当然垮得快。实际上我是一语双关。在那个岗位上是很厌烦的，我怎么能跟着他们批林批孔批周公、批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完全是倒行逆施、专制反动，我当然坚决不干，这在‘四人帮’疯狂统治时期，我要抵制，否则也就彻底垮了！”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我们不能不折服周老的政治远见和敏锐的洞察力！可是，“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窃国的阴谋，加紧迫害邓小平同志和大批老干部。1976年4月批邓期间，王昆第二次被抓走，关在中央歌舞团。因为她这10年来被抓过多次，1975年她又给邓小平同志写过两封信，肯定会出事，对此早有准备，泰然处之。当时周老被周月从出版社叫回家里，他对王昆仅仅说了八个字：“注意身体，好好学习”，王昆告诉他一句话：“大衣在柜子里。”周老知道这是暗示大衣口袋里有她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信的存稿，内容是说江青诬蔑王昆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实之词，王昆长期被“专政”，请邓小平同志给予解脱。周老将信稿交给王昆的侄子带回家乡唐县，装入罐中埋入地下，准备将来与“四人帮”算总账时，再拿出来对质。并告知如果被发现，一定会被看作“翻天账”，罪加一等，要绝对保密。他们夫妻的对话完全像秘密接头，王昆说，哪天让他把“药单”（即信稿）拿出来，才算到了出头之日。她出狱时，宁折不弯的周老再三嘱咐道：“不要自己回家，谁抓的就让谁送你才回家！”
作者和周巍峙、王昆我像是在听天方夜谭，又像在听党的地下工作的惊险故事。但无形中，对向阳湖生活过3年的文化人的经历和品格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我又听周老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两度重返向阳湖。第一次还见到他住房门口墙上保留着“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的标语；第二次去时，终于被抹去了。一笑之后，我趁空问王昆同志是否到过咸宁，她回答说：“当年没有法制，东方歌舞团被‘砸烂’，我也被江青打成‘特务’、‘反革命’，是文艺界的‘大黑帮’，失去了人身自由，直接通信都不允许，更谈不上到向阳湖看望亲人了。我患病需要动手术时，也不让周巍峙到张家口看我，只让我孩子周月来住了几天。丈夫和儿子都在咸宁，那几年间，向阳湖可以说是我日夜魂梦萦绕的地方，日子越长，越是增添了惦记……”
这位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歌唱家，说着说着，也动情地忆念起周总理。自延安时期至今，在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中，周总理慈父般的微笑和教导，一直温暖着她的心房，总理鼓励她为人民更好地服务，在业务上不断地进步，使她增添了无穷力量。粉碎“四人帮”后，王昆声情并茂地演唱了丈夫作曲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传诵一时。她还撰文《周总理鼓励我为人民歌唱》，真挚地抒发了对恩人的哀思和缅怀。今天，想起周总理，她禁不住又流下热泪，并掏出手帕擦了起来。
我瞥了一眼客厅挂着的一幅名家书法，录的是茅盾先生1977年为王昆、郭兰英重登舞台而写的诗：“早年歌喉动八方，延安儿女不寻常，新人旧鬼白毛女，陕北江南大垦荒……”置身在文化气氛浓厚的周家，我自然不会放过享受艺术熏陶的机会。10多年前，周老在《文艺报》上发表过谈轻音乐的文章，提出了“通俗活泼，优美健康，民族特色，形式多样”的要求，现在再请他评论时下流行歌曲，正好相得益彰。他对我的“题外”之请欣然作答，认真地说：“通俗音乐是一朵花，关键在如何引导。我们讲艺术反映生活，表现生活的美，要琢磨怎样使题材更广泛。群众那么喜欢流行歌曲，如果我们因为它有缺点就予以否定，不是明智之举，只会适得其反。就是美声唱法，它也有缺点，许多人不懂，谈不上大众化，唱得再好，群众不欣赏也没办法。从来高雅和通俗之间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有的民歌也存在庸俗和不健康的成分，但又不能因此而拒绝它。‘文革’时，有人找我调查李劫夫，说他坏透了，床上堆满了色情的民歌，我说音乐家不可能不接触民歌，渣子和精华同在。比如甘蔗本身很甜，但有渣子，通俗歌曲作为群众欢迎的一种形式，更要正确对待。通俗不等于庸俗，娱乐性也不等于低级趣味。有些通俗歌曲确实唱得不错，包括毛阿敏、韦唯、刘欢等人，并没有靠庸俗的东西歌唱，而是靠很正常的表演，他们唱的歌抒情成分较浓，容易被多数人接受。人民和实践检验真理，不健康的流行歌曲，终究会被历史淘汰。”王昆在一旁补充说：“歌曲应注重反映社会生活，我希望多一些清新的、情调高尚的、爱国主义的歌曲。不过，我并不反对唱流行歌，只是觉得歌曲要有实际内容，鼓励人们健康向上，而不是说教，更不是像‘文革’中有些歌曲光喊口号。至于歌曲题材，十分广泛，也少不了反映爱情，这是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应该写这样的作品，完全没有的话，又会回到‘四人帮’时期。”
我一边笔记，一边提到1995年8月周老在抗战文艺回顾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谈了继续发扬文艺革命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我便又问他对前些时文化部组织的“重走长征路”系列文化活动作何评价，周老答道：“这一活动的组织，有声势、有效果。但深入生活的问题，不是走一次长征路便可以完全解决的，关键要有真正的投入。要像周总理一样，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欢乐与痛苦，积极创造创作的外部条件，这才是真正的栽花。同时，还要把艺术家的愿望和领导意志统一起来，不能为拍一个戏，老是赶任务。如果没有观众，戏演完了，作品也就跟着完成使命。我认为，艺术靠长期不断的积累，不光靠气氛。文化也靠积累，你们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也靠一步一个脚印地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积累，首先应吸取‘文革’深刻教训，其次才是谈文化，谈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从而获得一种精神力量。要把大多数文化人对这个问题的心态反映出来，真正提倡巴金所说的‘讲真话’，而不是只敷衍一下，那样不会有多大价值。‘文革’中有的人不择手段往上爬，使劲踩倒别人，这种现象再也不能回潮了！”王昆听了又插话道，“是啊，就像洗相片最后显影，不正派的人总会原形毕露。我们重温‘文革’史，感到讲真话确实不容易。你们年轻人今后不仅要多读书，更重要的还得学会读人！”
王昆同志从东方歌舞团团长岗位退下来后，受聘担任东方华夏艺术中心总监、理事长，她仍然忙于教学，组织排练，有时还亲自登台演出。她计划出一个唱盘，主要录制过去唱过的歌曲，有人正为她拍一个专题艺术片，大约近年内可以完工。此外，目前正准备出版一本大型摄影画册，这里有她一生工作、生活的历史纪录，还有和文艺界人士，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珍贵照片，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
周巍峙题词之二到了晚餐时间，两位老人热情留我吃便饭。席间我又得悉，周老现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正在主持编辑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十部民族文艺集成志书”，工作十分繁忙。告别之前，周老不仅为我题写了“求实、认真”四个庄重的大字，还饱蘸浓墨，挥毫写下本文开头的题词，然后在旁边加上“与咸宁同志回忆往事有感”的字样。我感激之余，心里对周老、王昆夫妇说，1996年是周总理的20周年祭，可以告慰一代伟人在天之灵的是，昔日他关心过的向阳湖，正在向“鱼米之乡”迈进，试看今日江南岸，已是春风遍绿，层林尽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