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3年4月12日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席上，人们重新看到了党的前总书记邓小平，当他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的高级外事活动中的时候，一度曾与他共过事的人不由得投去了惊异的目光。
这位矮小的老人穿着褐色的毛式制服，显然有些不太合身——几年的下放劳动使他明显地消瘦了下去，他的步伐也已经不如原来那般敏捷，但他始终面带微笑，眼睛里流露出乐观自信的神情，就像指挥千军万马，挺进大别山时一样，他顽强地走过了艰难困苦，走过了春夏秋冬，在冰雪消融之后，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个春天。
今天，邓小平是以周恩来的副手——副总理身份坐在贵宾席上的。
林彪事件后，年迈的毛泽东主席已经开始认识到，由于近几年极“左”路线的推行，建国初期那种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已经成了美好的回忆，建设的任务依然沉重地压在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的心头。
邓小平以他特有的坚定沉着，灵活多变地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工作中他始终坚持着一条宗旨：只要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那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一务实的工作作风被誉为“绵里藏针”。
然而，“四人帮”却对邓小平的复出没有半点喜色，甚至是仇恨和恐惧。他们知道，无论从资历，声望和才干来说，他们都无法与邓小平相比。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他们便把他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关于“四人帮”等“文革”分子对于他复出的反响，邓小平并非完全没有料到，他心里很清楚“四人帮”的篡权野心，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少数野心家的手里，对于和“四人帮”的斗争，关系到我们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虽然自己刚刚回到中央不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如何不能再姑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邓小平是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重返政治舞台的，一次，他说出了内心的苦衷：“我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辫子抓在人家手里呢，随时有被打倒的危险，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人民也从邓小平敢作敢为，力挽狂澜的作风中看到了希望，都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事实上，尽管毛泽东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靠近“左”派，但由于种种考虑，他还是谴责了他们的分裂阴谋。1974年7月份，毛泽东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第二年5月，他又更尖锐地警告江青，“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还在搞呢？”
1975年初，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开幕，这次大会，取消了设国家主席的规定，在宪法第十五章里又确定党的主席对军事力量拥有命令权。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最大成绩，是通过了他们未来的经济计划：第一步，用15年，即1980年之前，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到2000年，中国要在经济上进入世界先进之列。这个计划预见到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后来简称的“四个现代化”。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身边需要一批既熟悉专业知识又能干的人。当时已经确诊，周恩来总理——这位无论在革命时期或是建设时期都为新中国而鞠躬尽瘁的人，不幸患了绝症，毛泽东权衡再三，终于召回了他的老下级，他说：“邓小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战场上立过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战士，另外，他还懂得经济和军事。”
毛泽东并没有看错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邓小平精力旺盛，敢作敢当，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妥善处理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在接见外国客人时，他以机智幽默、实事求是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客人的赞誉。他所取得的卓越成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