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起来，我已经是“五代元老”级的村干部了。1976年，从部队复员回乡，不久便成了一名村干部。1980年，我担任村调解主任，从此便与人民调解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经过了部队的锻炼，我搞人民调解工作感觉蛮得心应手的。平时只要注意分析民间纠纷的规律性，拟定预防的措施，调解工作就能从被动走向主动。民间纠纷有季节性特点，根据这一特点我制订了四季的预防重点：春季预防重点，主要是对有些家庭成员为工作去向、多赚钱、少赚钱而产生的纠纷。尤其是年过春来，一些困难户为手中钱少而感到苦闷，家庭成员间易发生口角。夏收夏种时节，对农民而言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硬仗，为争水争电而发生的纠纷就成为了预防重点，这就需要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提早制订全村的供电、供水措施，摸清预防对象，做好防范工作。秋季的预防重点主要是土地建房纠纷。建房对农民来说是件大事，每到这时候就要特别密切地注意农户的建房申请，按审批面积，及时调整好土地。冬季的重点预防对象是赌博引起的家庭纠纷。在这个季节，要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同时做好排查摸底工作，对一部分染上赌博恶习的人上门进行宣传教育。
除了四季预防，还要注意家庭纠纷的预防工作。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预防家庭纠纷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在预防这些纠纷的过程中，我借鉴了中医原理，对预防对象采取“望、闻、收、析”的方法。“望”就是看脸色，看行为，看预防对象家庭成员异常的动态；“闻”就是广泛听取周围村民对预防对象行为表现的反映；“收”就是多方收集有关线索；“析”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汇总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从而确定预防措施。
我们村有一位77岁的老太太陈某，平时由两个成家的儿子轮流赡养，但老太太年事已高，头脑糊涂，经常张家长、李家短，惹得邻里、亲戚摩擦不断发生，两个媳妇非常恼火，流露出拒绝赡养的念头。我通过“望、闻、收、析”及时掌握了情况后，首先召集两个儿子、媳妇，教育他们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然后又利用每次分送法制报的时间，不断去劝说告诫老太太不要说别人的闲话。一年里就整整找了她50余次，终于改变了老人说闲话的坏习惯，赡养纠纷因此也没有发生。
二
人民调解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我国传统美德的体现。但是调解工作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十分困难。要真正做好调解工作，必须做到真心、诚心、用心，这样才能在调解纠纷中站得稳、立得正、说得响、调处得好。
有一次，一户村民因分家而发生纠纷，我得知情况后立即前去调解。但是，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良好的诚意，从晚上七点钟一直调处到第二天的凌晨四点钟，双方仍未达成协议。其中一方当事人有些气馁地说：“老俞，我们家里的事，看来你是没办法做娘舅了，我看你还是算了吧！”可我就是不罢休，当天傍晚晚饭一吃过，我又上门去了。看到我如此诚心诚意地帮他们，矛盾双方都禁不住感动了，他们终于端正了心态，开始配合我。经过认真的协商，最后都接受了我提出的调处方案。当双方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下字的时候，我才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这时的时间，已到了凌晨一点多了。
1997年，村里有一位老人过世，他在病重期间对家人说：“要不是新年一次次地给我做工作，我早就离开人世了。在我床头的栏杆上和碗橱里有两样东西，你们拿来处理掉吧！”他的孩子们赶紧跑进老人的房间去，发现床头栏杆上挂着一瓶剧毒的甲胺磷，而碗橱里，则放着一瓶呋喃丹农药。这事说起来还是有由头的，1995年春节，老人因赡养问题和儿媳闹了矛盾，他一时想不开，便偷偷地买了两瓶农药藏在身边，随时准备结束生命。后来我前后十余次上门做老人的工作，并帮助他与晚辈们协商签署了赡养协议，这才把压在老人心头的一块石头给搬掉了。老人临死前说：“多亏了新年啊，这两件东西才留到了今天，不然我这把老骨头两年前就去了！”
我们村里有一户尚未分户的妯娌因住房问题闹矛盾，妯娌间的吵骂逐步升级，引发了兄弟之间长期积累的怨气，结果两兄弟由对骂到拔拳相向，事态不断升级。得到村民的报告后，我立即放下手头的事情，火速赶到现场。这个时候，两兄弟都已经被对方不同程度地打伤，形势十分紧张。
“你们都给我住手！”我一声喝，两兄弟都情不自禁地停下了斗殴。看到我出现，两兄弟的头脑这才有点清醒过来，他们知道这回事情可是闹大了，但是年轻气盛，加上面子上又拉不下来，两人还是紧紧地扭住对方不放。我果断地走上前去，一把拉开两兄弟，将自己的身体挡在两人中间。一看这架势，两兄弟都不好再动手了，事态就此得到了控制。
“都是一个娘生的亲弟兄，有什么事不好商量着解决，非得这样动手动脚弄得血淋淋的？”我一边劝说着，一边吩咐站在一旁围观的村民：“快，马上把他们送到就近的医院去包扎治疗！”
伤者很快就被送走了，围观的群众也渐渐散去。我留下来继续做双方的思想工作，直到他们都心平气和地表示，今后一定相互体谅，不再恶言相交、拳脚相向了，才放心地走出这户村民的家。
谁知道，刚刚平息下去的风波，第二天又起了新的波澜。原来，发生矛盾的妯娌中，有一方是从湖南嫁过来的，那天经过我的劝解后，本来她的情绪已经基本平静。可到了晚上，这位在冲突中受了伤的湖南媳妇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想想自己背井离乡嫁到了这里，还要挨打受气，真是满腹的委屈无处发泄。想到后来，她索性装疯卖傻地绝起了食。不明就里的医护人员看到她疯疯癫癫的样子，干脆把她送到了精神病医院。“简直是胡闹！”我闻讯后，心急如焚地赶往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里，医生们已经制定了初步的治疗方案，正准备给这位新“病人”用药呢。我及时赶到，坚决制止了医院的治疗方案。我对医生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她没有精神病，她这只是因为家庭纠纷一时想不开而引起的思想病！所以，根本用不着给她用药。”医生将信将疑地看了看我，终于离开了。
那天，我在精神病院里陪着这位湖南媳妇，苦口婆心地整整劝说了几个小时，她终于被我说得掉下了眼泪。看到她动心了，我趁热打铁，赶紧找来几位平时与她关系比较好的村民，从多方面继续做她的思想工作。最后，这位湖南媳妇终于打消了糊涂的念头。
矛盾似乎已经圆满解决了，但我的心里却还始终搁着一块石头，因为有了过节的兄弟两家同住一个屋檐下，难免会产生磕磕碰碰。为了不留后患，我千方百计联系，为他们以很低的价格购买了一处100平方米的住房，让两兄弟分了户，才从根本上消除了兄弟两家之间的矛盾。
如果仅仅将一次纠纷平息下去，这并不算是成功的调解。只有深入分析矛盾产生的原因，彻底解决问题，才能杜绝类似纠纷的再度发生，这就需要我们人民调解员多用心、多动脑，把调解工作做深、做细、做透。
三
正当我干劲十足地在调解工作领域施展拳脚的时候，病魔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降临了。
那天，我在一个闹家庭矛盾的村民家里做思想工作，等把这家人的情绪慢慢抚平了，天色已经很黑，我赶紧往家里赶，走到半路，突然感觉浑身乏力，嗓子更是火辣辣地难受。回到家后，喝了两杯水，感觉喉咙舒服了一点，我也就没往心里去。可是那以后，咽喉干痛症状却越来越频繁，身体也感觉越来越虚弱。后来，在家人的反复催促下，我抽了点时间去附近的医院做了个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了，我竟患了鼻咽癌！家人心急火燎地把我送进了医院，可我哪里静得下心来？鼻咽癌有啥了不起的？我照样能走能跑，村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呢。
妻子却着急了，她红着眼睛说，医生已经说了，如果不及时医治，癌细胞是会转移的，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同住一间病房的病友们也劝我：“老俞啊，你就安心治病吧，早一点把病治好了，不是还可以继续搞你的调解工作吗？”这话有理，我这才安下心来接受治疗。
为了杀死癌细胞，医生给我放射治疗，结果我的身体更加虚弱了，唾液分泌非常困难，口干少津，几句话说下来若不喝水，话就说不出口，调解工作做起来就困难多了。
那天，我正躺在家里的竹榻上休息，一个村民找上门来了。问明情况后，我马上叫人通知当事人，到我家里来接受调解。我躺在竹榻上，由于咽喉尚未痊愈，发声相当困难，每说一句话都得费很大的劲。看到我喝一口水，才能轻声地讲上一句话，被调解的村民终于被打动了，他内疚地说：“老俞，您病得这么厉害，我们不但没有安慰你，反而还来找你的麻烦，实在太对不起您了！我们一定听您的话，不闹矛盾了。”
还有一次，村里爆发了一起宅基地纠纷，因为土地征用费的问题，一家农户的媳妇与公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得到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调解，可是矛盾双方的情绪相当激动，喉咙都梆梆响，根本听不进劝架人的声音。
现场只听到他们吵架的声音，却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怎么行？当时的情形，我如果再像平常那样轻声细语地说话，是很难控制住场面的。于是我憋足力气提高了声音喊道：“你们都别吵了，先听我说！”
我的声音一下子把大家都给镇住了，刚才还吵得起劲的婆媳俩都呆呆地望着我，似乎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哈哈，他们肯定在想：老俞的喉咙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响了？
可是这么一喊，我突然觉得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再也发不出声音来。老毛病又犯了！可我来的时候走得急，忘了带上茶杯，现场又没有开水可以润喉，我赶紧拧开了一旁的自来水龙头，猛喝了几口生水，这才又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那次的调解，由于当事人之一年老听力不好，我只能一直大声地说话。可是话说得越响，喉咙就干得越厉害，于是我就说几句话，喝一口自来水。几个小时下来，靠着自来水边喝边调解，终于现场解决了纠纷。回到家后，我感觉浑身无力，头晕眼花，全身就跟散了架似的，一点劲都没有了。但是心里却十分开心，因为通过我的努力又换来了一家人的安宁。
四
1998年，我被镇党委任命为良户村党支部书记。当时，因为身患鼻咽癌，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一边要把好全村的方向，一边又要上门做村民纠纷的调解工作，实在是太累了。村民们都劝我：“俞书记啊，当调解员实在太累了，你身体不好，身上又压着支部书记的担子，我看你还是把调解员的工作给辞了，一心一意地当你的书记吧！”的确，在大伙儿看来，调解员的工作又苦又累，弄得不好还吃力不讨好，而党支部书记却是村里的“一把手”、实权派，既然都已经当上支部书记了，还兼着那个吃苦受累的调解员工作干啥？
面对村民们的关心和劝解，我冷静地思考了一段时间：是啊，身体不饶人啊！这样既当着村支部书记，又兼着村调委会主任的工作，的确有点力不从心，如果累坏了身体那还是个人的小事，可如果耽误了村里的工作，那可就不是小事啦！
在刚刚当上村党支部书记后的一个月，我便作出了一个决定：辞去支部书记的职务，一门心思继续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对此，许多人都表示不解，可我的态度却很坚决，因为我实在太热爱调解工作了，我已经为此付出了我的全部身心，我不能半途而废。如果换了别人，可能都会选择当支部书记，可对于我俞新年来说，支部书记可以不当，调解工作却决不能放弃！再说了，腾出支部书记的位置，也好让更加能干的后生们早点上嘛！
现在中央都在提倡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啥叫新农村？我想，除了生活要富裕、环境要优美，大家安居乐业、和睦幸福是更重要的。自1980年担任村调解主任以来，我一共调解纠纷200余起，调解成功率100%，没有一起纠纷上交镇里，全村也没有发生一起民转刑案件和非正常死亡事件。说起这些，老实说我是很有点自豪感的。所以每当有人问我：“老俞啊，想当初你放着好端端的村支书不当，却偏偏选择当这个又累又烦的村调解主任的工作，你不后悔吗？”说真心话，我一点都不后悔。村民调解主任，是个责任很重的角色，通过我的努力，能够给全村群众带来安宁的生活环境，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啊，我想我肯定会一直干下去的。
（口述人/俞新年，男，54岁，村调解主任，浙江杭州人。采访时间：200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