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该这样走
引子：“啊，安林，是你吗？”“这个孩子废了，这个孩子废了！”
1964年初春的一个下午，黄土高原上特有的风沙天，天昏地暗。风尘沙雾罩着村庄，罩着田野，只有那些村外田间的道路被扫得坦坦净净，光溜溜的。路边的树木都弯成了一面弓，在狂风中发出呼呼的嘶鸣。这时，在村外的路旁停着一辆毛驴车，车上有一杆秤，还有小半车卖剩下的粉条。赶车的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小青年，他衣衫单薄，赤脚夹鞋，在寒风中缩成一团。这样的天气有谁来买粉条呢？他没心叫卖，再说，冷得牙床直打颤，也叫不成个音。可这是队里给的任务，卖不了，回去怎么交代呢？他冻得实在受不了，就抱着毛驴脖子，一边取暖一边想着心事，就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时，村边学校里走出一位上年纪的老师，他奇怪地看着大风土路边的这一人一车，突然说：“啊，安林，是你吗？”“沈老师，是我。”岳安林抬起头，抱着肩，冷得声音都在发抖。沈老师惊讶加感慨，顿时，两眼涌出了两汪泪花。他痴痴地站了片刻，叹了口气转身走了，边走边说：“这个孩子废了，这个孩子废了！”
他是废了，是被当作废品在社会上到处抛弃的。1959年夏，只有16岁的岳安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当他欢天喜地捧着报到证走进这所高等学府的大门时，听到的是8个字：“名额已满退回原地。”一个16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呢？他不敢多问也不敢多想，近视镜片后面那双稚气的大眼里闪着泪光。逆着新入学的人流，慢慢地走出校门。他不服气，两年后又去撞清华大学的校门。这次，他的高考成绩远远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还是没有被录取。答复是：“政审不合格。”啊，原来如此。岳安林的父亲在日本留学时，曾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同窗，解放前夕，当过一段阎锡山政府的专员。他还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富农”外祖父（后来核实只够中农）。但是，在他刚3岁时，母亲便带着他与父亲分居了。他对其父，甚至连面孔也回忆不清。可是不管怎样，这些都装在档案里，时时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任他有千般才华，还是一再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
很快，“四清”运动开始了。他，不许当民兵，不许当教师，申请入团更被当作笑话，编剧演戏又被看做假积极。现在，他生活的内容就是白天下地，晚上回家。而家，母亲早已改嫁，这个冷清的小院里枯藤老树，篱墙茅舍，只有他形影相吊，孑然一人。他还能做什么呢？入学无门，入团无望，没有正常的生活权力，难怪那个沈老师说：“这个孩子废了！”
“人，不是浮萍，不是流云，不应随波逐流，苟安自弃。哪怕遇到再大的逆境，我也要随时自己设计自己，生存下去，闯出路来。”
当岳安林回到他那孤寒的小院，搂起一把柴火，正准备做饭时，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一位姑娘。她身着一件素花罩衫，领口露出一件绿色毛衣，下身穿一条普通蓝布裤，但剪裁得体，很能显出她那苗条的腰身。还有那两条黑亮的大辫子，在回身闭门时，那美丽的一闪，就像一对翩然飞起的彩蝶。蓬松的刘海下是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一抬头就闪现出一股掩不住的流光和秀媚。但她那紫红色的脸膛，粗壮的胳膊，还有那走起路来噔噔的脚步声，又分明是一个真正的农家姑娘。她叫李翠先，回乡高中生，预备党员，现在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公社团委委员、大队妇代会主任。模样俊，出身好，在她的生活之路上，铺满了阳光。
岳安林把她让到屋里，取来个瓷盆开始和面。翠先也不是生人，便拉了个小板凳坐在灶口烧起火来。
“安林，你最近思想上有什么不痛快吗？你看这家也懒得收拾。”原来，团支书是来做青年的思想工作的。
沉默。他低着头，双手使劲团着盆里的高粱面。
“你父亲、舅舅家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就在本村，你还不知道？”
姑娘也感到自己在明知故问，一时倒不自然起来，昨天晚上团支委又开了会，坚决不同意安林入团，还要把入团申请书退还给他。女支书是会上唯一支持安林入团的少数。她不理解，除了出身之外，安林哪一条不合格，而团章上又没有规定团员的出身。她觉得应该向安林解释点什么，说点安慰的话，可这平时惯于做青年工作的巧嘴，今天不知为什么这样笨拙——本来这里的道理，她也说不清的。
锅里的水开了。安林去上笼，她站起来，坐也不是，走也不好，尴尬地站在那张旧八仙桌旁。靠桌的一面墙上是一张课程表：早饭前，英语；午休时，生物；晚上，整理笔记。上面还有具体的进度要求。姑娘的嘴巴微微吃惊地张了一下，却没有发出声来，又慢慢低下了头。桌上是散乱的书籍和各种笔记。她随便翻开一本，里面夹着各种牧草标本，一个个制作精细。那草的枝、叶、花都被固定在纸上，各得其所。那巧妙的布局，甚至显出一种神韵，给人一种生气和美感。她翻了一下编号，共405种。抽屉是半拉开的，里面满满的，全是火柴盒子。奇怪，安林是不抽烟的，哪用这么多火柴？她随便打开一盒，是一块又干又硬的黄土；再打开一盒，还是黄土。按顺序号一找，共86盒。
翠先没有回头，轻轻地说：“装这些黄土块干什么？”
“那是咱村的土层取样，种地不识土，怎么当农民！”
“从哪儿弄来的？”
“上个月打井时，在井壁上一层一层取的。”
“噢！”姑娘轻轻地张了一下口，“那牧草标本呢？”
“上山放牛时采的。”
翠先不说话了，她翻着桌上的书，有《土壤学》、《家畜饲养基础》，还有数学、物理等教科书，也有《莎士比亚戏剧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不知为什么，她的心一下子软了，说：“安林，你知道外面人们怎样议论你吗？”她奇怪，自己的声音怎么变了，过去常用的做思想工作的语气变成了同情式的谈心。
“我知道，说我是书呆子，说我假积极，还说我学外语想叛国。”
“可你怎么还要这么苦学呢？”她扭头看了一下屋角上吊着的蛛网。
“人各有志，不管怎样，总不能虚度一生。你大概也读过桌上那本书，保尔能打仗时就打仗，该搞建设时就搞建设，病倒在床上时就写书。我现在不像你，有好多事是不能干了，不能上学，不能当工人，不能安排工作，不能入团，也许我是废了。但人，不是浮萍，不是流云，不应随波逐流，苟安自弃。哪怕遇到再大的逆境，我也要随时自己设计自己，生存下去，闯出路来。”
团支书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就是眼前这个衣着寒酸、被人耻笑、被学校和支部推出门外的青年说的吗？翠先是极爱好文学的，她脑子里一下闪过保尔的名言，闪过刘禹锡的《陋室铭》，闪过许多在逆境中挺立不屈的坚强形象。她看着安林，安林正在脸盆里洗那双沾满高粱面糊糊的手，袖口翻卷着，有几处已经开线。因为低着头，长头发前倾下来，遮在眼镜框上。他平平静静地说完这几句话，再不开口，也许一会儿又要坐在桌旁看书了。本来翠先是想来说几句安慰的话，开导开导他的，可是她自己反倒觉得受到了一点什么——是教育？是启发？还是感到自愧？都说不清。她觉得自己该走了。不由伸手摸摸口袋，里面有准备退给他的入团申请书。但她又没有勇气拿出来，说了一句：“我妈还等我吃饭呢，有空再来帮你干活。”转身走了。安林送她到院门口，不过，这次她转身闭门时，大辫子再没有飘起来，大眼睛也不像刚才进来时那样闪着活泼的光，却沉静得像湖里的一汪水。
“家庭里，有时有亲娘或后娘，政治上，有时会被信任或被疏远；可是在祖国的怀抱里，我和大家是一样的赤子，都获得了一样的爱怜。祖国母亲啊，我对你的爱将永不改初衷。”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动乱的年头里，一个暴风雨的黄昏。岳安林蹚着齐腰深的积水，赶着一群水湿的黄牛向村里走来。他刚拴好圈门，一个民兵凶神恶煞般的出现在面前：“叫你到大队部去！”他顺手拧了一把湿透的衣襟，默默地跟在后头。大队部人声嘈杂，透过水湿的近视镜片，他隐约看见明晃晃的电灯下队长袒胸露臂，一见他进屋便拧起两道粗眉厉声问道：“雨这么大，你为什么不去防洪？”“我放牛刚刚进村。”“放什么牛，总是又躲到山上看黑书去啦！反革命子女……”话声未落，一巴掌扇来，眼镜飞落地下，半个脸像通了电一样热麻火辣。接着，身后又飞来一脚，他被踢翻在地，数不清的拳脚冰雹般的向他砸下，“不许地富翻天”的嘶喊盖过了屋外的雷声雨声。队长发够了威风，一把提起他的衣领喊道：“还不给我上堤去！”已经数不清了，这是第几次“莫须有”的批斗。
天亮了，雨停了，昏倒在堤上的岳安林被人搀回家里，他大口地吐着血，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年轻的妻子用手绢擦着他嘴边的血迹，俯在炕沿上哭成一个泪人。
他醒来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被人一巴掌打倒了！实实在在地倒下了。窗外雨后的天空碧蓝如洗。几年来的艰难挣扎，难得有今天这样的安静，他细品着自己来到人世间的这22个春秋。
这是多么美丽的童年啊！刚解放时，母亲和他，还有姥姥，就生活在这个小院里。靠墙是一架浓密的葡萄藤，夏天繁星满天，人们在架下乘凉，据说静静地还能听见天上的牛郎织女说话呢。当院是一棵大桑树。7月里桑葚红时，他常爬到树上不住地摘吃，手指头、嘴唇都染成了紫黑色。当他一个人在院里时，就用小棍伸进地缝里去吊蚂蚁。有一次抓到一只麻雀，就用碗扣在地上：“1、2、3、4……”数到200下，再取出，看它会不会闷死。这个花红叶紫、蝶飞鸟鸣的世界啊，多么美丽，多么令人留恋！后来上学了，他连连跳级，升高中时又在几百名学生中夺得头魁。高中，他遇见了一位好生物老师。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叫李子平，是解放前老北大的毕业生，他的课把学生都迷住了。他讲兔子，先讲古埃及人对它如何崇拜，那是他们民族的图腾；又讲嫦娥奔月，玉兔捣药。他带他们一起养蜂。他们还种了许多植物、花卉，养了乌克兰大白猪。李老师指导他们读《花镜》，读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读《动物世界漫游》，讲米丘林的故事。那个生物小组便是他的天堂。他没有父亲，老师像慈父一样地关怀；他没有兄弟姐妹，同学们情同手足般的友好。他每年考试拿第一，每年都可以得到奖励性的助学金。他无忧无虑，感到前途光明。哲学家赫尔岑说：“小孩的时候，再加上刚刚进入青年时期的两三年，是生活中最充足的、最优美的，是属于我们的部分，也几乎是最重要的部分，它不知不觉地决定整个的未来。”那些年份啊，正是我们的国家，也是他的生活中最兴旺、最优美的岁月。可是后来呢……他想到这里，那个粗暴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你这个反革命子女……”啊，就算我是反革命子女，但我是吃国家的助学金，喝社会主义的墨水长大的。我是祖国的儿子。家庭里，有时有亲娘或后娘，政治上，有时会被信任或被疏远；可是在祖国的怀抱里，我和大家是一样的赤子，都获得了一样的爱怜。祖国母亲啊，我对你的爱将永不改初衷。可是我能奉献给你点什么呢？
寸草之心，可报春晖。他只有一点知识，一点科学知识；还有一颗心，一颗献身农业的心。本来他可以白天肩上扛一把铁锹去挖土，晚上脖子上挂一杆旱烟袋，到光棍窑里去听古。可是，他的脑子里又装满了米丘林、达尔文。他那双近视镜片后的大眼，又不由地要看书、看报，要探索外部世界。他这株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的酸枣树却不知不觉地接上了大枣的树杈，越长越表现出异化。他是土改和合作化后中国农村的第三代农民。他不甘于这样浑浑噩噩，愚愚沌沌，也不想逃离农村。他想做一个普罗米修斯，去为自己的家乡、为长年栉风沐雨累弯了脊梁骨的父老们探一条新路……
“本来，爱情就含有牺牲。我知道一个姑娘一生只有一次这种甜蜜而热切的恋情，献出她，无异于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知道我的命运，我也知道将要付出的牺牲，但我相信，这种牺牲将换来甜蜜的果实。”
一连两个月，岳安林只能这么仰卧在土炕上。如果说前几年他是被社会遗弃的话，他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山坡上读养牛的书，可以在小屋里画土壤肥力图。而现在，他连青春的活力也被剥夺了。窗外，蔚蓝的天穹那样纯净，天边一丝白云轻轻飘过，秋阳像春光一样地明媚，大桑树上的几只小鸟欢快地叫着，突然又扑楞一声飞向高空。岳安林望着这个生机勃勃的自然世界，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他不由念出两句诗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啊！书，书呢？他想起了他的《唐诗选》，伸手向枕头底下一摸，抽出的却是一本日记。这才想起，除了这本日记外，所有的藏书都被抄、被烧了。这日记的布皮已磨出了线纹，页角也已卷曲。真是“大难不失”啊！他翻着，脸上渐渐有一些激动。
“你的热情，已经暖化了我这颗冰冻的心，你的大胆，也鼓起了我爱的热忱。可是，爱情，除了感情之外，还得有一点理智。你我在政治、经济、家庭各方面都有天壤之别，你爱我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将会付出多大的牺牲？爱情的结果，可不是像一朵花那样姣好，不像一首歌那样轻松，她随之而来的是责任，不，也许是枷锁，将重重地压在你的肩上，永难脱身。我们还是超过那爱湖的波光水雾，考虑一下在对岸等待着的现实吧……”
“本来，爱情就含有牺牲。我知道一个姑娘一生只有一次这种甜蜜而热切的恋情，献出她，无异于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一次命运的结合，也是一次命运的转折。有人因此而失去了什么，像王宝钏失去了富贵，那是光荣的牺牲；有人因此而得到了什么，像杨贵妃全家得宠，那是可耻的卖身。我知道我的命运，我也知道将要付出的牺牲，但我相信，这种牺牲将换来甜蜜的果实。也许我们只能栽树，赶不上吃果，但即使这样，我也毫不悔恨……”
门吱的一声，妻子进来了，手里捏着几张毛票。她是去变卖家当的。本来就穷得揭不开锅的日子，这次为了治病，把大门卖了，把房子拆卖了，最后，把吃饭的碗也卖了，一只才值五分钱。她向炕上看了一眼，苦笑着说：“又在看那本日记，还不如让人家抄去呢。”安林看着她疲惫的脸色，单薄的身影，轻轻说了一句：“我真叫你受累了……”话还没说完，妻子走过来，一把捂住他的嘴：“快别胡说了，我们能活下去。”说着，她便搂了一把柴火，蹲在灶口烧起火来。火光映着她的脸膛，又是那样红扑扑的；那投在墙上的身影，还是那样高大壮实。多么熟悉啊，什么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情景？对，想起来了，那个大风天，卖粉条回来，安林正准备做饭，翠先来了，来谈心，来退入团申请书，还看了他的读书计划……啊，那时她还是一村青年之主，可现在，她却做了这个寒窑的主人。
自那天之后，女支书不知为什么，觉得这个被抛弃的青年更应该得到关心，而且那简直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她三天两头常来干点零碎活，谈谈思想，安林心里有话也常向她说。记不清那是第几次登门了，翠先带来一首俄国人莱蒙托夫的诗《孤帆》：
在大海的深蓝色的浓雾里，
一只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在寻求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了什么，在那自己的家乡？
趁着安林低头读诗的当儿，姑娘抬眼扫着这个熟识的小院。半塌的小墙，烟熏的房檐，炕上半张旧席，地下几双烂鞋。院子里没有鸡、没有猪，只有那棵硕大的桑树，绿叶闪闪，亭亭玉立。紫红色的桑葚，自生自落，铺满一地。左邻右舍，爷娘相呼，鸡犬相闻。在这一片农家乐的大合奏中，小院却像一丸大海中的孤岛，像一条群山中的深谷，静得寂寞，静得深沉。
“来，我试着给你翻成英文吧！”
安林的话把姑娘从沉思中惊醒，她嫣然一笑，欲言又止，随即脸上掠过一丝很难觉察的失望，半羞半恼地，半天才说出一句：“谁让你翻译来着？”稍停片刻又话题一转：“我明天要去省里开会，你有捎的吗？”
“捎几本书吧。”
“书、书、书，书呆子！”
一串笑声飞走了，窗台上却留下一封信。大意是：“你就像那大海的孤帆，你的事业需要一个终身的伴侣。”
安林绝没有想到。……这几年他被剥夺得太多了，被剥夺了当民办教师和当民兵的资格，被剥夺了开会、外出的权利，被剥夺了学习研究的条件，自己也早就被剥夺了爱的权利……翠先开会走了3天，他在土炕上翻了3个晚上的“烙饼”，心里悲喜参半，七上八下。
果然，事情还没有开头，大队就来传讯安林，警告他“不要拉贫下中农的女儿下水”。他们被监视了。吃人的舆论使这对两小无猜的青年男女陌路相逢不敢抬头，同田耕作不能启口。咫尺天涯，画地为牢，他们遇到了无形的捆绑。可悲的是，这些绑人的绳索，竟是一些堂而皇之的政治原则，那些绑人者正是抚育他们的人。
身无彩凤飞翼，心有灵犀可通。晚风吹动了河边的垂柳，牧归的羊群已在村口大路上荡起一阵轻轻的沙尘。安林独倚在那棵华盖似的绿桑树下，遥望翠先家房顶的烟囱。不知为什么，他从那一缕袅袅的青烟中似乎看到翠先那双忧郁而又深情的大眼睛。不能当面一诉衷肠，就用文字来表达心声。他们共同用一个日记本：今天你写一页，在村头趁人们不注意时，传给我。明天我再回写一页传给你。这就是刚才岳安林翻的那本日记，那是一本火热的诗集，是一本没有出版的《两地书》。那里面有牛蛙，有保尔；有麦浪，有绿叶；有对理想的憧憬，有两心相恋的衷曲。那是一种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式的恋爱，充满着一种令人陶醉的才气，又闪烁着锐意抗争的火花。
经过一年多的“地下”恋爱，他们要结婚了。可是这时，翠先为了爱这个既“黑”又穷的落魄书生，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队团支书被撤了，公社团委委员被撤了，预备党员不算了，准备转干部的决定也无效了。她走在街上，迎面是冷眼，背后是唾声。她回到家里，父亲愤怒地敲着烟锅：“你再别进这李家的门！”
最厉害的一手是大队不给开结婚介绍信。岳安林搬出《婚姻法》愤怒地抗议：“我们哪一条不合法？”
“小子，除了法，党内、团内还另有规矩！”
“我不能入党，不能入团，还不能享受公民的权利？”
“你目无党的领导，没有政策观念！”
他俩跑到公社，准备再不行就跑到县里、省里去上告。公社有个年轻的秘书，对他们深表同情，说：“不用往上跑了，我正好还有这个权。”大笔一挥，公章一盖，就给开了结婚证。
给新娘子买点什么呢？从公社出来，安林领着翠先走进供销社，摸摸口袋只有三毛钱。他们商量了半天，买了一支牙刷。这就是他们新婚添置的唯一“家具”。
翠先是被娘家赶出来的，她只身走进安林的寒窑。没有媒人，没有亲友，没有花烛。晚饭是新娘自己动手做的一顿高粱面饸饹。这就是他们的喜宴。饭后，岳安林从墙上摘下那把满是蜘蛛网、尘垢的二胡喊着：“翠先，唱支歌吧。院墙以内是咱们的天下！”
翠先用围裙擦了一下手，又抹了一下眼角的泪珠，亮开了那有一年多没有放开过的金嗓子：
百灵鸟，双双地飞，
是为了爱情来歌唱。……
“年轻人，到这种地步，你还要读书吗！？”
大病初愈，岳安林就被送进大队猪场。猪场坐落在村外的一个野坟滩上，已经连续10年赔钱，很难维持。这里枯草蓬蒿，破房断墙。他心里明白，是被送到这里劳改来的。
第二天他来劳动，只见猪食缸敞着口子，地上放着空桶、扁担、食瓢，猪在圈里饿得嗷嗷叫，却没有人理。他这个新来者以疑惧的目光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来到这里该怎样迈步呢？一阵轰嚷声使他转过头来，这才发现人们都聚在西头的一个猪圈前熙熙攘攘，吵成一团。他轻手轻脚地挨上去，透过人缝往里一看，只见地上躺着一头骨瘦如柴的老母猪，四蹄硬挺，已经死了。只听有人叫着：
“这是反革命破坏！”
“老家伙不服改造，罪上加罪。”
“不交代，把他捆起来！”
一阵骚动，几个人七手八脚将一个人的肩膀绕上麻绳，提起后颈往前一搡……“啊！”岳安林悄悄吸了一口凉气，这不是老畜牧专家蔡庆璋吗？老人原在外地工作，后来年纪大了回到县里，常下乡来为牲畜治病，为年轻兽医讲课，大家都称呼他“蔡老”，今天怎么来到这里？只见蔡老扬起头，满头白发，脸上刀刻似的皱纹，失神的目光，他看着人们，又看看地上的那头死猪，好像要说什么却又不想说，低下了头。原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蔡老就因“历史反革命”问题被送到猪场劳改来了。今天猪场死了猪，他当然是第一个怀疑对象，不分青红皂白，先被批斗了一顿。会后岳安林被一个队干部领到一间小土屋前，递给他一盏马灯：“你白天喂猪，晚上就在这里下夜撵狼，要不老实，那老头子就是你的下场！”
岳安林是很老实的。他又像过去种地、放牛一样，认真地去担水、拌食、喂猪。他每天起得特别早，常常偷偷地帮蔡老担好猪食。给“反革命分子”帮忙是要担风险的。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猪场沦落人。他也说不清为什么总想帮他干点活，老人却像毫无察觉，每天低头喂猪，低头走路。休息时其他人在树下围成一圈打扑克，他一人孤坐在墙根，两眼呆滞滞地，看着那些破烂的圈，那些瘦骨嶙峋的猪，一言不发。
这几天岳安林也犯愁了，他喂的一头猪脖子上有一处溃烂，直流脓水，公社兽医看过多次，总不见好。要是真的死了猪——一想到这，那天斗蔡老的情景就使他心惊肉跳。这天又该休息了，其他人又一窝蜂地去打扑克，岳安林趴在圈墙上对着病猪想心事。忽然有人在背后自言自语地说：“在伤口旁打一针酒精，封闭一下就好了。”他猛一回头，见蔡老已低着头走了过去。还是那个老地方，他顺墙一蹲，眯缝起眼睛看天上的流云。岳安林心头一热，眼睛突然亮了，眼前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老师吗？像过去学土壤、学养牛一样，他心里又萌动了钻研养猪的念头。他看远处人们扑克摔得正凶，就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墙根，一把拉住老人的手，压低嗓音说：“蔡老，您收我当个学生吧。”老人迟疑地望着他：“年轻人，到这种地步，你还要读书吗！？”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夜深人静，繁星满天。当晚风掠过树梢，掠过蒿草，合奏着天籁之声时，你们细听，这里还有一种声音。一个人在高声地用俄语、英语，还有日语、法语背诵畜牧方面的单词，同时也流畅而激越地背一些诗篇：有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有高尔基的《海燕》。这就是那个被一巴掌打倒的人。他被从北京打回山西，从学校打回村里，从村里又一巴掌打到村外。广阔天地竟容不下他这一介书生。“穷且益艰，不坠青云之志。”岳安林确有一种随遇而安的能力。一切压力，各种逆境，一到他的面前就统统变成前进的动力和攀登的阶梯。蔡庆璋先生在这里下放劳动了8年，岳安林跟着他学完了大学兽医专业的全部课程和具体操作，又补修了第三外语——日语。动乱10年正是岳安林知识大丰收的10年。
现在他要上晚自习了。这时，饲养员都回到村里，人声的嘈杂，猪群的嘶叫，一切都被浓浓的夜色融去。这个世界上现时只有他自己和头上的那盏灯。灯下满案书籍，墙上一方小纸，纸上楷书写着西晋诗人刘琨的一首诗：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斗转星移，夜风习习。他把自己完全埋进了书堆里，凡与猪有关的知识都贪婪地吸取。他上溯科学史的长河，一会儿走进奥地利的修道院，与孟德尔讨论遗传杂交问题，一会儿又走进一间中国式的书房，与徐光启讨论《农政全书》中猪的选育。他神游古今，泛舟中外，在知识的大海中畅畅快快地呼吸，自由自在地来去……他研究菜谱，全国801种名菜，有163种是用猪肉做的。他研究猪的历史，汉字的“家”字，就说明古代无猪（豕）不成家。我国劳动人民把一年只生一胎的野猪逐渐驯化为四季发情、一胎数仔的家猪，对世界养猪业是有巨大贡献的。全世界300个猪的品种，中国就有153个，是一个大的猪基因库。可是，现在我们落后了，甚至还常把猪喂死。他觉得简直是一种耻辱，禁不住一个人拍着桌子。“一定要争这口气！”
“小岳，一个人和谁生气呢？”
随着这和蔼的声音，一位老人推门进来了。这是蔡老，岳安林忙起身把他让到炕上。蔡老看着桌上那一摊说：“还在读书啊？”
岳安林苦笑着：“我政治上先天不足，再不读书，可真的要变成废人了。——蔡老，这么晚您也没睡？”
“睡不着啊！我搞一辈子畜牧，现已年近古稀。就算我没有资格去见马克思吧，但是，见了贾思勰也不好交代啊！他在《齐民要术》中就论述到许多养猪经验，可一千多年了，我们有什么发展呢？”
“我刚刚翻到一个资料，您看：国外育肥一头200斤的猪用5个月，我们要一年；国外多1斤肉，投3斤料，我们要5.5斤……”
“这些更不用说了，这几年我们不倒退就够好了，哪敢再和国外先进水平比呀！”
两人都不说话了。夜风吹着窗纸轻轻地抖动，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和一阵蛙鸣，沉默良久，蔡老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小岳，你知道明朝东林书院的那副对联吗？”他搔搔头上的白发，目光向着窗外的夜空，一字一顿地念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岳安林把手中的书往桌前轻轻一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两人相视无言，空气像凝结了一般，蔡老起身告辞了。
他牺牲了小家庭的舒适，承担着感情上的自责，在这种别人掩鼻而过，望而却步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一轮明月照着秋天的田野，照着夜色中朦朦胧胧的田禾、树林和村边波光闪闪的小河，也照进了这个已被拆掉一半的小院。月光穿过那棵桑树的枝枝叶叶，又透过贴在窗棂上的透明塑料布，照着炕上一个不眠的人。她是翠先，怀里的孩子早已睡熟，小手搂着她的脖子，嘴唇还咬着奶头。夜，静极了，翠先躺在炕上圆睁着眼睛，隔壁传来了大叔大婶们劳累一天后香甜的鼾声。墙外的秋庄稼喝足了雨水正在拔节，发出一片清脆的“啪啪”声。这溶溶月色中传来的天籁之声是最好的催眠曲，可是，翠先却越睡越醒，越难成眠。这是结婚后的第四个年头了。先是安林重病，后又是他进猪场、下夜、读书。整个家，整个院子，整个这一摊，全担在了她的肩上。她本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实在是太苦了。新婚燕尔，又正当年华，本应该是浓妆淡抹才不辜负那光艳动人的青春。可是，不用说时装花色了，就连合身衣服也几无一件。她穿的大都是别人穿剩或因不合身而送给她的衣服。为了安林的药费和能重新买书，她除了在队里劳动外，常常一天要再割200斤青草，去卖点零钱。多亏她有一副农家女的好身骨。由于是和娘家闹翻后出门的，虽然娘家就在本村，但对她从没有什么照应，老人还憋着一肚子气呢：“让她尝尝这份苦吧——不听老人言！”她怀里的这个女孩子，在城市里的人家该是一个喝牛奶、吃面包的“千金”吧，可是他们哪有工夫娇惯她呢？这孩子先是被拴在炕上，后来就被锁在屋里，再大一点就锁在院子里。今天她摸黑收工回来，是在院角的一垛玉米秸里找见这个可怜儿的。她已哭累了，倒在玉米秸上睡着了。现在脸上还有小泥手擦的泪印。月亮越升越高，寰宇一片空明。明天就是中秋节，今天下午村里已闹着杀猪了，家家户户都买了月饼。可是安林，估计他今晚应该回来一下的，却没有回来。明天怎样呢？也许他根本不记得这些。想到这里她不禁眼眶湿润了，这倒不是悲自己的身世，她可怜怀里的孩子，又操心安林的事业和身体。她仰望月亮，那里有桂树，有白兔，还应该有嫦娥吧。这个文学素养很好的高中生与书已经久违了。今天月下独思，不禁想起杜甫的那首《月夜》诗来：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唉，这个秋风明月夜，安林在猪场小屋读书之暇，不知会不会想起我们母女。她不愿再想，翻了个身准备入睡。突然，村外“乒”一声枪响，接着是一片狗吠。不好，狼来了！她起身披了一件衣服，顺手操起一根木棍，拿上手电，反锁上门，就向猪场奔去。
她来到猪场时见几个人乱哄哄地正向墙外的树林里追去，知道狼已跑了，便径直向安林下夜的小屋走去。屋门敞开着，果然灯下桌上是散乱的书本，不由一阵心疼，便去整理了桌子。转身又想给他铺炕。“啊！”她惊叫一声。一头老母猪正舒舒服服地卧在炕上，几个小崽在它的大肚皮上乱拱。她抬手用棍子把猪轰到炕下。原来，安林为了掌握猪的生活规律，将一头瘦弱的老母猪“请”进了自己那间小土房里。从猪的发情、配种到产仔、断奶，他已整整观察了一个全过程。他每天给它煮食、刷鬃、换草，并认真地作着记录，那猪的粪尿臭气熏人，还有那缸里正发酵的饲料，酸涩难闻，这些他都不在乎。这头老母猪从又湿又冷的露天圈里睡进这间“别墅”，自然非常舒服。它的毛色很快油光发亮，不久，一胎生下10个猪崽。今天外面狗叫狼嗥一阵惊吓，这头被娇惯坏了的老母猪干脆带上它的孩子们爬上热炕头。泥水、屎尿洒满了炕席，翠先忙拾起一把扫帚，又抓过一块湿布，连扫带擦，心里一阵酸，眼睛又发热了。
岳安林赶狼回来，一进门便怔住了：“你怎么也来了？孩子呢？”翠先没有回头，她怕自己忍不住落下泪来，嗔怒地低声说：“你还记得家，记得孩子？你就和这老母猪过吧！”
安林一阵内疚，想对她说几句安慰的话，想说这几年实在让她吃苦了，但他知道翠先不爱听这些。他抓起一件棉袄，从后面给翠先披上，说：“别冻着，快回家吧，狼还能把我吃了！”
翠先把棉袄推掉，指指棍子：“这个留给你。”
安林笑了，指指炕边的火枪：“我有这个！”
翠先停了一下，低着头说：“我知道我来就是多余——那我走了。”她转身向门，腿却不肯往前迈步。
一会儿，安林才说了一句：“明天我回去过十五。”
“你到底没有忘记十五啊！”翠先心里一下子热乎乎的，“那你可要早一点。”她掏出手绢在眼边抹了一把，忙冲出门向黑暗里跑去。
安林倚门望着那束手电光在夜色中渐渐远去，在村边转弯处消失了，心里一阵难受。实在对不起翠先和孩子啊，但是为了事业，大家都先吃点苦吧。飞机的发明人、终身没有娶妻的莱特不是说过吗：“我没有时间既照顾我的飞机又照顾妻子。”
他转过身来，看看翠先为他铺好的炕，又去后墙角为猪换了一抱草，坐下来写今天的观察日记，记录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第一手资料。他就是这样牺牲了家庭的舒适，承担着感情上的自责，在这种别人掩鼻而过、望而却步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这种环境，这种研究方法，教授专家们往往是很难办到的，而他办到了。他是以中国农民传统的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来从事科学事业的。
这些无知而自信的同志啊，你们的脑袋就像一块充满粗纤维的硬木头，是极需要一种微生物真菌，一种纤维素酶来软化一下的。
在我们生长的地球上，由于植物的光合作用，每年大约要形成4000亿吨以上的有机物，其中有 1/4是纤维素，如木材、稻草、秸秆、青草、树叶等，遍地都是。可是这些东西粗硬干湿，除能被牛羊等少数动物分解外，这些含有蛋白质、脂肪和糖类的好东西，却只被用来烧火、沤粪了。但是造化无穷，有一种可以使纤维转化的东西，这就是纤维素酶。岳安林在那间猪场小屋里攻读完《微生物学》以后，决心要为他的猪寻找这种神奇的酶。而要有这种酶，又得先有产生这种酶的菌。他从高粱茬在地里自然腐烂的现象中得到启发，秋后取了257个土样，用无菌水化开，在培养皿里培养出许多无名的菌体。按照常规要装入试管，放入恒温箱扩大繁殖的。可怜的他，除了鼻子上的一副眼镜再无一件洋玩艺了。他到卫生所找来一大堆小瓶子当试管，又让妻子在自己的棉袄里子上缝了100多个小口袋，将小瓶插入，这就是恒温箱。体表温36度，只要不感冒发烧是绝对恒温的。但是，这个培养过程要40天。他就穿着这一身玻璃铠甲喂猪、看书、下夜，还要穿街过巷去找干部，要东西，争取支持。40天不能脱衣，不能睡觉，他困极了就斜靠在行李卷上打一会儿盹。因为不能洗澡，不能换衣，浑身的虱子多得滚成了团。
要实验，起码要有个量具。天平，当然不敢想，他买了一秆木秤到大队去报销。队长说：“喂猪还要秤称斗量？没听说过，咱们没那份开支！”他要个缸来发酵饲料，结果说破嘴皮，只领来一个厕所里挖出来的旧茅缸，把刷子磨秃也刷不干净。他要拨几口猪作试验，老场长却说：“喂死了谁负责？”他忍无可忍地申辩了几句，当天晚上支部会上就讨论：“这个岳安林。为什么总是和党员、干部过不去？”这些无知而又自信的同志啊，你们的脑袋就像一块充满粗纤维的硬木头，是极需要一种微生物真菌，一种纤维素酶来软化一下的。
一天一天过去了，这又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早晨。春天的阳光，不像冬天那样灰蒙蒙的，也不像夏天那样火辣辣的。她柔和，明媚，如同十五的月色一样使人感受着一种幸福和清新。现在从东边双乳山上升起的红日，正照着那片湛蓝色的湖，照着湖边刚发出嫩叶的柳枝和田野里刚遮住田垅的麦苗。这阳光也照进村西这个破烂的猪场，照进场东边那间矮小的土房。屋里土炕上一个人正歪着身子依在窗台上酣睡，他身穿一件臃肿的棉袄，虽然睡着了，一只手还护着胸前的袄襟，生怕碰着窗台上的砖沿。他太累了，窗外鸟噪枝头，人喊马嘶，他却鼾声沉沉。阳光穿过玻璃，从侧面投过来，扫过他的肩，他的背，照着那蓬松的乱发，那缠着一小块胶布的旧眼镜框，勾出了一个虚虚的轮廓。光圈8.5，速度1/100秒，多么好的一幅逆光剪影。
这时，翠先一下子撞进门来，她手里提着一个饭盒，一个小包袱，进门就大喊：“还没醒啊，快醒醒，快醒醒。”说着将东西放在炕沿上。
岳安林猛地一下惊醒：“啊，天亮了！”
“今天，40天了！”
“对，对，对。”安林一骨碌下了炕，“我正要回去呢。”
“不用你回，我来了，这是换的衣服，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红面韭菜包子。”
翠先脸上一阵喜悦，一阵欣慰。她帮安林解下那件沉重的玻璃铠甲，先抽出一个小瓶，对着窗户一看，瓶里长出了细细的绒毛。啊，成功了！他俩的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兴奋的目光交流着，真想孩子似的跳几跳。法国生物学家贝尔纳说：“那些没有受过未知事物折磨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发现的快乐。”他们把小瓶一个一个抽出来，摆到桌子上，翻来覆去地看着，高兴得就像生了一个胖小子。第二天，岳安林将这些菌种接种在一个小纸箱里。这是他的希望，是他的命根，他所受的一切屈辱将因此而洗刷，他心灵上的一切创伤将因此而忘却。他将那纸箱盖好，慢慢挪到炕头上，又给轻轻盖了一块新床单。一天、两天，他想着那将要收获的果实激动得就想流泪。可是，老天爷还嫌他遭的难不够。这天上午，当他喂完猪正想回去看他那箱心爱的宝贝时，见一群在猪场边劳动的社员休息了，他们三三两两地到小屋里去抽烟、喝水。岳安林预感到不妙，赶快紧走几步，当他迈进屋门时，只见土炕上两个愣小子正在摔跤，他们头顶头像羊顶架一样各不相让，周围的人在喝彩加油。而纸箱早被翻在炕下，玻璃瓶的碎渣、白白的菌丝抛撒了一地。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半天说不出话来，然后哇地一声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这是他40天的心血和生命熔铸的珍品啊，却被这两个无知而粗莽的小伙子毁于一旦，他怎么能不痛惜、呐喊！
然而，连绵的灾难未能稍挫他的进击，意外事故岂能阻止他的刻意钻研！经过7500多次的培养和筛选，“7523”、“7531”等分解粗纤维能力很强的新菌种找到了。岳安林用它制成了“前进一号”曲种，这是继叶洪海发明中曲饲料后我国在猪饲料研究上的又一大发明。不久，地区农工部的一位副部长为准备全省小麦现场会来村里视察麦田。他路过猪场，奇怪地发现院里埋了许多大缸，便折身走进来仔细询问。只见这种新饲料喂的猪一个个滚瓜溜圆，特别是一头过去骨瘦如柴、三年没有下崽的母猪，现在身高体胖，已产下7只小猪。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他现已去世，让我们记下他的尊敬的名字：张权——连麦地也没有去，便反身驱车回县，第二天就将现场会的全班人马拉到大王猪场，开起了现场会。会后不久，这项新成果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建议在全国推广，岳安林的论文也很快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上得到发表。过了些日子，一位副省长专门到岳安林家里来看望他。那倒塌的院墙，窄小的柴门，使这个老同志进去时不得不侧转身子。他看着那拆卖剩余的半间小屋，看着屋里米缸面瓮上散堆的书本，看着他在家里喂的5头活蹦乱跳的试验小猪，又用手摸摸他满是补丁的旧布衫，回头问大队支书：“这么好的青年你们总斗他干什么！”支书尴尬地笑了笑说：“他的成分高，不斗他，斗谁？”
“多少人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不能，而是因为他不冲破这些世俗的保守，是要有实在的知识，但更要有足够的勇气。”
岳安林经过大量的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武装之后，变得更加坚定、更加勇敢。在一次会议上，这个小人物竟对我国一向宣传的养猪方针“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猪多、肥多、粮多”提出异议。他认为养猪主要是产肉，而不是为了积肥，不顾猪是经济动物的起码知识，强调猪的存栏数而不重视出栏率，是我国国营、集体猪场长期赔钱的症结。因此一定要快速育肥，以减少饲料消耗，而这就要按最佳配方搞配合饲料。
研究饲料配方在我国还是个新课题，很少有参考资料。这下可用上了他对着大树、对着老母猪苦修了多年的外语。为了求出配方，又需要许多现代应用数学知识。这些，在那狗吠狼嗥的深夜，他也早已攻读完了。他现在开始用最现代化的数学知识和中国最古老的计算工具——算盘，算着上万个数据，成百个方案。在那盘小土炕上，纷乱的计算稿纸又淹没了他那卷寒酸的行李。
这天早饭后，当他系着围裙，端着食瓢，在猪圈里对刚计算出的方案进行验证筛选时，一个小伙子轻轻走进来。
“安林哥，我们拖拉机给你们猪场拉的豆饼该付运费了吧？”他红着脸，还有点不好意思讨账呢。
“什么豆饼？”
“就是县科委拨给的那一批豆饼啊。”
“啊！什么时间到的？我都等疯了！”
“前10天就到了，早就卸到大队库房里。”
安林摔掉食瓢，围裙也没有解，便向库房跑去。他一连推开几扇门，连个豆饼渣也没有。他喘着气找到支书，支书慢条斯理地说：
“你先不要急，听我说。我知道，这豆饼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这次好容易拨来一点……都是些熟人，转不开脸，我就分给他们了……”
岳安林还没有听完就气炸了：“这是专拨的科研饲料，你不知道吗？”
“我说你不要急嘛，反正已经分了，要不你把我这份拿去吧。”
“我不要，我只要你给我写个条子，证明拨给猪场的科研饲料被干部私分了。你敢吗？”
支书看到近视镜后面正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这个曾经被巴掌打翻在地的人，现在站起来了，而且是这样地巍然不可侵犯。他不敢，他只好又一家一家地收回了豆饼。
新的试验终于开始了。这天他从外面回来，只见县里的一个干部正在试验圈前提着一头小猪与老场长说话。小猪吱吱地叫着，他比听见自己的孩子哭还心疼。上前一问，原来是来捉小猪的。他忙拦住：“不行，这是试验猪。”老场长马上插进来撅着胡子说：“我同意了，70多头试验猪就差这一头？”
岳安林什么也不想说了。就反身向大队部跑去，一推门就是一句：“这猪场要求搞试验，就得我说了算。”
“那还了得，这个场究竟谁当家？”
“老场长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呢！”
正在开的队委会一下子炸了窝，你一句，我一句，乱哄哄的声音混着烟叶子味从窗户里直往外冒。
吵了一阵毫无结果。他又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回到那个满是瓶瓶罐罐，满是书籍、饲料的小天地里，仰身躺在炕上。这科学和生活的陡峭山路啊，他走了一程又一程，怎么总是山重水复不见村呢？本来，这几年“四人帮”打倒了，三中全会开过了，家里的成分也得到改正，翠先与娘家也言归于好。小两口好劳力，他们又会喂猪，家里也有了一点积蓄，孩子也上了学。按常人的要求，是可以安安适适地过小日子了。但这一切都不是安林的目标和要求。猪场、猪场，实验、实验，这些以后怎么办呢？这时门开了，一个年轻的队委跟进来悄声说：“安林，你刚才怎么那么说话，大家都在说你要夺权呢。”
“夺就夺！夺来权为人民办好事有什么不可？我早就想过了，多少人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不能，而是因为他不敢。冲破这些世俗的保守，是要有实在的知识，但更要有足够的勇气。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
人们持着各种议论，单等年底看结果。
1979年4月1日，大桑树浓绿的新叶在早晨的阳光中闪闪发亮的时候，已经在农村自学、苦斗了整20年的岳安林从猪场回到自己的小院里。吃过早饭，他吩咐翠先给他找件整洁的衣服，又搓上肥皂洗了把脸，还用翠先的木梳把那头乱发稍稍顺了顺，换了衣服便出门了。
门前的小路绕过村边，穿过麦田，通向公社。他走着，这就是20年前他被北京退回来时走的路，那时的心情忧郁而失望；这也是13年前的那天在湖里泡了一夜后被人扶回家时走的路，那时的心情悲伤而绝望；这又是他每天早上从猪场下夜、读书后回家时走的路，那心情是在挣扎中抱着一线希望。而今天呢？他昂首挺胸，像运动员在作最后的冲刺，他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必胜的信念。
公社到了，他很有礼貌地敲敲办公室的门，要找王书记。秘书说：“头头们正在开会。”
“那我就在这里等着。”说着他在凳子上坐下了。
“什么事啊？”王金龙同志听见有人找，从屋里走出来。
岳安林一把握住书记的手说：“我请求当大队养猪场的场长，到年底保证上缴利润3700元。我找大队，大队不同意，这才来请公社给我做主。”
王金龙知道大王猪场是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已连续亏损了11年，就说：“安林，你就有这么大的把握？”
“赚出的钱全部交队里，赔下的钱全由我一人包。”岳安林说着掏出一个存折，啪的一声压在桌子上，“大不过是这么多，甘愿立下军令状！”
“我们的队干部要都像你这样的干劲，就什么都好办了！你干吧，如果真的完不成指标，公社替你担一半罚款。”公社书记真正被感动了，当天下午便来到大队，主持签订了合同。
岳安林上任了。头一天，他把负责育肉猪的饲养员叫来，给了他一张纸。只见上面写着：“玉米粉50斤，豆饼15斤，鱼粉3斤，硫酸铜 0.5斤……”原来是一张饲料配方。接着，他又把母猪饲养员叫来，给了另一张配方。又对化验、保管等一一作了吩咐。猪场原有52头母猪，其中有不少是10年以上的老猪，早已不能产仔了，每天要白白消耗许多精饲料。他过去早就提议淘汰，可是老场长说：“这些猪生儿育女有功劳，走不动也要养着。”现在，他一朝权在手，便立即杀掉24头，很快又补进了一批精壮的小猪，它们活蹦乱跳，猪场顿时一派生机。
岳安林返乡以来没有一天不在梦想着用现代科学知识改造农业，改变人们的愚昧。这次破釜沉舟好容易争得一个机会，他真是使出了全身的解数。别的猪场，除了料房，就是猪圈。他这里却还有个化验室，有暖箱、天平、量杯、试管，有供水管道，有太阳能暖圈。别的猪圈常是满地粪土、柴草，他这里却打扫得干干净净，当院的墙上刷着一块大黑板，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饲料配方公式和试题标准答案。场里职工和外省、外县来这里学习的学员，常在黑板前讨论问题，这里简直是一所养猪学校。
人们持着各种议论，单等年底看结果。结果呢？这年年底，他们6人共育成上市肥猪104头，最后一结算，全场盈余11860元，按合同岳安林应得奖励工1000多个。可是，他却只领了530个工，是全场工人中最低的。公社书记闻讯后找上门来责问他：“你为什么不履行合同？”他笑了笑说：“这回可不用你管了，这是我场的内务。再说，作为一个场长也理应这样。”
第二年，他继任场长，全场8个人生产了猪肉25000多斤，每个劳动日的产值达到14.5元。他们育一头200斤的肥猪只需半年时间（国内一般要一年，国外最快153天）；投料与产肉比为3.17：1（国内平均为5：1，国外先进水平为2.82：1）。在主要指标上他已稳拿全国冠军并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过去赔钱的猪场现在一年就要向大队上缴利润15000多元。仅此一笔使全村社员的每个劳动日分值提高了两角钱。
他最珍贵的时间就这样被人大把大把地抓去，他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他又在重新设计自己。
岳安林的事迹在报上登了一篇千字小文后，立即轰动全国，几个月内他收到1000多封信。虽然没有人给他正式加冕，但这些不相识的读者都尊敬地称他为“专家”、“老师”，有的干脆叫“师傅”。许多信开头一句就是：“请收下我这个函授徒弟吧。”他那改嫁在外的老母，这时才从报上知道儿子这些年所受的苦，老泪纵横地回来看他。10多年他每月一封平安家书，竟未向母亲诉过一个字的苦。他有信必回，光邮票就花了89元。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会议邀请书一份接着一份，一年倒有半年时间不能在猪场里。他忙得就是分身为二二为四也无法应付。时间、时间，他最珍贵的时间就这样被人大把大把地抓去。他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他又在重新设计自己。
一列火车刚从一个小站缓缓开出，车窗前一个长发披肩、宽裤腿拖地的小伙子正在摆弄着一架香港录音机。“好花不长开，好景不长在……”随着靡靡之声，那只跷着的尖皮鞋在一上一下地打着拍子。这时，车厢里走过来一个青年农民，他蓬乱的头发，黑瘦的脸庞，鼻子上还是那副缠着一点胶布的旧眼镜。他探身想看一下这个洋玩艺，那青年突然摘下太阳镜，厌恶地说了声：“离远点！”青年农民并不回话，不自卑、不恼怒。他在对面拣了个座位，从提包里掏出一架日本东芝双声道四喇叭收录机来，正襟端坐，头微靠在座背上。收录机的声音调得不大不小，不至于影响别人。但清清楚楚，那是“灵格风”英语广播。那个长发青年又一次摘下太阳镜，眼睛睁得大大的，忙关了自己的收录机悄悄地走了。这样乘车住店学外语已是岳安林的新习惯。他已开始攻第五国外语，为此，专门花了800元买了大小两架录音机和几套磁带。他是在买珍贵的时间。
在某城市里，刚作完报告的岳安林匆匆走进外文书店。一下选了几十本原版书。售书员看着这个奇怪的农民，不愿出售。费了半天口舌，总算给结了账：“200元，开个发票吧？”
岳安林说：“自己看的书，开什么发票。”那个同志手指停在算盘上，惊得半天合不拢嘴。
岳安林本来已有1000册藏书，没有地方放，包着塑料布，苫着高粱秆，堆在院里，但他还在买。本来那个破烂的小院拆得还剩一半的小屋早该修了，他们也已准备了点钱，但是，他除了给翠先买了几件新衣外，却别无添置。他说：“要先搞智力投资！”
在古城西安的一个大型太阳能利用展览会上，一个身着布衣、赤脚踏一双阔口鞋的农民，正在一架美国太阳能热水器前转来转去。一会儿他大方地走上前去和美方人员打招呼，然后用英语交谈着，详细了解热水器的构造、性能，足有半个小时。当他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在白衣红裙的人流里渐渐消失时，那个美国人耸耸肩：“奇怪，他是谁？”他是我们的岳安林，正在古今中外的领域内广泛地搜求知识。
早晨，阳光又照在村东的双乳湖上，照着堤上的柳树。有一个人在跑步。晨雾中，柔和的阳光把他那瘦瘦的身影打在绿柳银浪的背景上。微风轻轻拂着他那副旧眼镜上的乱发。岳安林现在已被正式录用为国家科技人员，被授予畜牧兽医师的技术职称，但他不愿意离开农村，就像神话里的安泰永不离开大地那样。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力量所在。他每天都这样黎明即起，跑步，做冷水浴。他不但要抢时间，还要强身体。他知道，要达到心中的目标，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1981年5月初稿于大王猪场，1981年9月定稿于北京）
耳朵湖的探秘者
历史不应该忘记这块地方，和曾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题记
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至今为人不知的地方大概不多了。连深深的海底，现代核潜艇都可以去自由游弋；连冷到零下 88℃的南极，一批批科学家都已经先后去那里定居。可是，就在我国的版图内，在我们的西北，却有这么一块神秘的地方。当世界地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已经把整个地球快要摸透，再无多少文章可做时，都眼睁睁地眺望着这里。一些大国的情报资源卫星，每次飞过她的上空都要拍一张神秘的片子。片子冲出来了，这个地区有一个奇怪的湖，像一只大耳朵，一圈圈的弧线叠套在一起，又像一堆扯不断、理还乱的问号。在美国的一个地学研究所里，办公室的墙上正挂着这么一张“大耳朵”卫星图。主人是一位大个子教授，他对来访的中国客人摊开手，耸耸肩：“这只耳朵湖，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西去列车上一声雷
是的，谁也说不清楚。这个谜存在于全世界地学界已经100多年，解开它的钥匙却在中国科学家的手里。
1980年6月24日夜。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一位身着西装，中等身材，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正斜靠在铺位上闭目养神。他叫夏训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沙漠研究室的主任，刚刚从美国访问归来。时间还早，他不想就寝，外国人对耳朵湖的兴趣又勾起了他对这个课题的深思。耳朵湖，那就是我们的罗布泊啊。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奇怪的地方。
那还是去年，1979年11月5日，他和彭加木教授，还有一群年轻人，来到罗布泊地区，这是新中国科学家第一次深入这个神秘的地方。这真是一个魔鬼的世界，大地上不是广阔的平原，不是起伏的沙丘，也不是陡峭的山峰，而满是一些世人没有见过的不可思议之物：那沙丘堆积成一个个的长条，高高的是一座百十米的小山，而长长的却都拖着一条几里长的尾巴，像一条巨龙。龙头昂起，一起向着一个方向，龙尾挣开，直直地伸延出去，龙身上一层层的云纹、鳞片。好大的一片哟，就如云南的石林，遍野都是这些怪物，互相交错着，拥挤着，像是从什么地方突然跑来，又一下子被突然钉住。人和车一走进这里就算进了迷魂阵，如同蚂蚁爬上了一个棋子散乱的棋盘。这便是古书上所说的“龙城”。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丁在1895年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则给这些龙起名“雅丹”。从此地学上有了一个专用名词“雅丹”，它像月球上的环形山一样令人不可思议。这是一个无生命的世界，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已将生命灭绝了的世界，到处是死亡的痕迹。当年这里一定曾是雨量充沛、水草丰美的。你看那胡杨长得多高多粗，两人不能合抱。可是现在，干得炸开一指宽的长缝，在树身上歪歪斜斜地裂开来。细枝早已枯朽，主干是不会倒的，它越来越干越硬，空气中已没有一点湿度，树身上也早无一丝的水分。偶然有飞鸟从这里经过，飞着飞着，一个跟头跌下来，伸伸脖子，蹬蹬腿，在那热达80℃的沙窝上，再也不动弹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严酷的现实，所以再也无人敢前来问津，但是她确曾有过一个极灿烂的过去，所以人们对这里又总是不死心。
他们去年的那次造访，并不敢奢望一下就到罗布泊里去，重点是先去看看那坐落在湖西北岩的楼兰古城。1900年3月，斯文赫丁带着一个维吾尔向导第二次来这里探险，宿营时发现丢失了砍土镘（锄头），便让他回去找。这个向导返回时却误进了一座古城。楼兰，这座从汉至唐一直繁荣，后又被历史逐渐遗忘了的古城，就这样偶然被发现了。斯文赫丁以此而著书立说，名声大振。靠着那些得来的文物，斯氏，甚至他的学生不断著书，据说现在摞起来都快一人高了。楼兰真是一页未被翻动的史书，那天他们在古城随手就拾到古币、玉斧、戒指、桃核、葡萄核等。他们登上了一个高墩，四望全城，彭加木感慨道：“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物，却任人家来写书，来作结论。最有发言权的该是我们啊。”沿着孔雀河，彭加木一路测着水样、泥沙样，发现含钾量越来越高，他断定，孔雀河汇流处的罗布泊一定是一个钾盐的大宝库。夏训诚说：“彭老师，干脆我们明年来一次正式考察吧。”“对，咱们一言为定！”他们站在已干涸的孔雀河边，顺着河道眺望着下游的远处，黄沙漫漫，风卷尘烟，那个神秘的地方到底还有些什么呢？
原定是今年5月1日进泊考察的，但是4月突然决定他出国访问。夏训诚靠在铺位上，他想，这会儿彭老师他们早该考察归来了吧。也许正在整理报告呢。可以想见，一见面，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起考察成果，那是个有着一颗童心的、可爱的老人，任何一点事业上的胜利，都会引起他的激动。
车厢扩音器里响起了《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央台每日一次的《新闻联播》节目开始了。这时夏训诚由于旅途的劳顿已经睡意蒙眬，好像在美国，又好像来到罗布泊边。他的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摇晃着。突然一个声音钻入他的耳朵：“彭加木同志在罗布泊科学考察中不幸失踪。”他一下从铺位上弹了起来。他不敢相信这声音，睡意已飞到九霄云外，可是广播员那一字一顿的话铁钉一样地直往他心上钉：“6月17日，彭加木一人离开考察队去找水……现在正在积极寻找中……”
像一声惊雷在他的面前炸响，他一下颓坐在铺位上，耳朵里嗡嗡不绝，像远处沙漠里起了一阵狂风。半天，他不知道自己正坐在什么地方，腮边上有两颗冰凉的泪珠慢慢地滚了下来。“彭老师，我们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啊。”
二、茫茫大漠觅何处
1980年7月2日，大小36辆汽车，108个人，开进了滚烫的沙漠。夏训诚带着抢救队来寻找他的老师，寻找这位历史上第一个由南到北纵穿罗布泊的科学家。
谁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半个月前的事情却是这样一步步地发生。
6月16日，考察队的车子在沙漠上行驶，按地图所指，前面应该有一口井，但是却找不见。30年了，风吹日晒，这张地图上的东西，就是一座大山也可以给它搬个家了。找不见井，不敢再向前走，只好原地露营，向基地发报，请求空投油和水。
第二天，17日，彭加木仍不甘心，决定再去找水，但大家不同意，车子已经没有油了。于是一伙青年人便爬到帐篷里去打扑克，有的在整理考察笔记，等着基地的回电。彭加木没有和大家一起到帐篷里去，他一人坐在小车的驾驶席上，透过玻璃窗，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丘，是一簇一簇的芨芨草和骆驼刺。这次还是探路性的考察，将来大队伍拉进来，总不能也靠空运水啊。井，原来地图上的那口水井，到底还有没有呢？
12时，基地准时回电：“先送水，后送油。”副队长拿着电报边跑边喊：“彭队长，来电了。”可是拉开车门，空空无人。又过了两小时，司机回到了自己的驾驶席上，发现了一张纸条：
我向东去找水井。
彭加木
1980年6月17日，上午10时30分。
他便这样走了，再没有回来。这个热心于自己的事业，热心得有点固执的老头。全队紧急出动，发现了他的脚印，追了10公里，过了一段硬盐壳子，又追了4公里。沙窝里有一个人坐过的印子，旁边有一张糖纸，青岛出的“鸭子糖”。没错，是他的。他在穿过罗布泊后到达一个居民点时，在一家商店买的，还分给大家吃过。可是，这却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次联络信号。
罗布泊的7月是人们绝不应该进入的季节，滚滚的热浪像一团看不见的火焰，贴着地面扑过来，燎着人的手、脚、脸。他们浑身都被烤干了，干得没有一点汗水——还不等汗水在皮肤上停留，便就被无情地抢夺到空中去了。要知道这个魔鬼地方空气湿度竟是“0”，这个可怕的“干神”，贪婪地剥取着哪怕是一丝的水汽。他们每人每天接受空投分配的10公斤水，每公斤水的价值是20元。不能刷牙，不能洗脸，除了煮饭，只够润润喉咙。皮肤被“烤焦”了，又黑又硬，脸上过两天就往下落一层皮。衣服吸了汗水，干成一个硬铠甲，敲上去都有声响。皮鞋由于脱水，晚上脱下来，天亮时扭曲得伸不进脚去。夏训诚从卡车上拖下五条警犬，但是它们又很快反身跳回车上。他再把它们拉下来，这些狗却吐着长舌头用三条腿走路。原来沙子太烫了，它们总用一条腿来轮着休息。这里的地面温度快到80℃了啊。这支108人的队伍就这样在这个巨大的热锅上搜索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毫无踪影。这沙漠，只有晚上才肯给人一点喘息之机。只要太阳一落，热气就骤然退去。入夜帐篷外的沙丘上每天都要点起一堆篝火。茫茫天地之间除了星星便是火堆，红红的火苗在夜里一闪一闪，她在召唤着我们的科学家归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播一次消息，全国人民都在等着这荒漠里的音讯。这时队员们都累得进入了梦乡。夏训诚独自一人坐在沙丘上，几步之外，便是看不到底的黑暗。他睁大眼睛，穿透夜幕，努力探寻，他总有一种侥幸，也许彭老师会突然从黑暗中出现，向篝火一步步走来。他几乎每晚都要在火边这么坐一会儿，他有一种无名的内疚，他总觉得彭加木的失踪是自己的责任。是他刚听到要派自己进罗布泊的消息后，便忍不住一口气跑到分院的大电镜室里，将这个喜讯告诉正在那里工作的彭加木。想不到，这个老头却固执地坚持要同他一起去。那时彭加木的工作关系还在上海，还没有正式调分院工作呢。又是他在那次成行之后和彭加木一起提议搞一次穿越罗布泊的科学考察，但到临时出发时他这个副队长未能参加。如果那次考察有他参加，也许会好一点，他了解彭加木，会照顾他，劝说他，他们这对一老一少，多年的朋友，该不会有今天的分离。
夏训诚看看这一片漆黑的沙漠，抬头望一望遥远的夜空。他想起书报上这几年正大谈特谈“魔鬼三角区”，难道这里又是一个魔鬼地区吗？这几天来，天上的直升飞机像是犁地一样地贴着地面一趟一趟地飞，地上撒开人马一处一处地寻，但是除了沙丘还是沙丘，不见半个人影。斯文赫丁的书里记载着他当年经过这片沙漠时的可怕情景：水喝光了，他们只好就地掘井。地下是挖不完的干沙，他们又把帐篷拉开，扯平，仰望天空，希望能够收集到一点雨水，但是只有烈日。他们杀了随身带的鸡，喝鸡血。其他随行人员渐渐死去，只剩下他一人，白天用沙子把身子埋起来，以减少水分蒸发，晚上就一点一点地往前爬。他扔掉了一切随身带的东西，包括枪支、食品和最珍贵的笔记。当他感到快要死去时，突然昏迷中手触到一丛柳枝，他一下有了生的勇气，他用木然的牙齿啃食着柳条，咽下一点苦涩的水汁，再爬啊爬，终于爬到了树林里，爬到水塘边，用靴子掬着水喝了一个饱。——彭老师，你现在正在何处，受着怎样的折磨，作着怎样的挣扎呢？大地之神啊，为了弄清你的真实面目，难道你真的要一个个的科学家用自己的身躯，用自己的灵魂来向你祭祀吗？
营救工作还在进行。彭加木的爱人和子女坚持要到现场参加寻找。可是他们这些在江南都市里生活惯了的人，一下子哪能受得了这种恶劣的环境。直到营救工作就要结束的最后一天，才允许彭加木同志的爱人乘直升飞机落到那个彭加木最后休息过一次，留有一块糖纸的地方。科学家的妻子迎着大漠的热风，洒下一把热泪，捧起了一掬沙土。这便是后来追悼会上，彭加木骨灰盒里的所装之物。
7月20日，营救队回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来欢迎的人们，一下子都认不出自己朝夕相处的亲人和同事。这一群面孔干黑，眼窝深陷，头发里粘满沙子，衣裳碱白、硬若盔甲的人，仿佛刚从外星球归来。夏训诚简单汇报完营救过程后，特别又说了一句：“我还要进去的。”
三、历史的打捞
夏训诚又率着队伍进来了。
就是在上次营救工作后的几个月，这年的11月1日，他们10个棉帐篷，60个人，在敦煌以西，罗布泊以东的区域安营扎寨。他们将要步步为营向罗布泊搜索而去。这是一支有兵有民，有多学科专家的综合大队，担负着既要找人，又要考察的双重任务。
罗布泊东岸地区又是一种地貌。这里没有那些奇怪的“龙城”，是一片平缓的沙碱土地，上面满是红柳、骆驼刺，还有咸水泉。彭老师若是能从出事地点向西跋涉到这里，或许可以生存下来的。夏训诚将这60人，每10人分成一组，每组内有几名科学工作者和解放军战士。然后每人50米，每组以500米的幅宽，像梳子一样，开始一梳一梳地由东向西梳去。
一切安排好后，夏训诚自己也分了50米的距离，开始一步一步地来丈量这块神奇的土地。以他多年来出入沙漠的经验，他十分注意那些能避风的沙包和可能有水的灌木丛。这天，他远远看见一个沙包，便径直走了过去。人在沙漠里疲乏时，是最易找这种地方休息的。他由北绕到南边，用手拨开几枝红柳，突然，一堆白骨映入眼帘，他一下毛骨悚然，浑身不由地抖了一下。等到定了定神再看时，原来是一个完整的骆驼骨架。这只骆驼斜倚在沙堆上，四肢伸进红柳丛里，很平静，很安详，这是一种现在已列入世界一类保护动物红皮书的、稀有的野骆驼。他站在树丛中，等一身冷汗落去后，又想起了彭老师。出事那天的起因，却正是为了这野骆驼。16日下午，考察队在沙漠时碰见一群野骆驼，这种东西实在太稀罕了，彭加木下令追。驼群发疯地跑，汽车怒吼着追，成绩是不小的，他们照了许多相，打死了一头大的，还活捉了一头小的。可以带回去一副骨架标本和一头实物了。彭加木非常高兴，当天晚上他还将死骆驼的肉剔下，整理了骨架。可是，正因为这一阵追，汽车耗尽了油，他们被迫在沙漠里抛锚了。彭老师，其实彭加木并没有教过夏训诚。他们俩正好相差10岁。从50年代开始，在上海工作的彭加木就每年都要到新疆支援工作几个月。那年，夏训诚刚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不久，便志愿来到新疆，到一个沙漠深处的治沙站去工作。彭加木听说有这样一个有志于研究沙漠的大学生，激动不已。那时还不到40岁的彭加木，开着车由乌鲁木齐到莎车治沙站。柴木泥房被淹没在一片黄色的沙丘间。一个青年女子，正在沙上种草，不远的沙堆上，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女孩正爬上爬下地“滚滑梯”。这就是夏训诚的小家庭、世外沙园。夏训诚忘不了，那年彭加木坐在他的小炕上，连声称赞：“有志气，有魄力，举家搬来治沙站，有出息。”这是他们交往的开始，他尊他为老师。
可是，彭老师啊你在哪里？从6月到11月，夏、秋、冬，你在这大沙漠里已经过了三个季节，炎炎的夏阳，浸骨的秋霜，初冬的寒风，你那在上海生活惯了的身子骨怎能经得起这般磨难？你本来是搞化学的，这几年又专搞电子显微镜分析，是穿上白大褂，换上拖鞋，在无尘、无声、恒温的实验室里工作的，而现在你却一下子扑进了这个大的实验场。这里本不该是你来的地方啊，该我们这些在沙窝里爬惯了的中年人，还有青年人来，你在家等着看样品，看资料就是了，可是你一定要来。夏训诚又后悔起来，那天真不该告诉他自己决定进罗布泊的消息。
搜索与考察工作在按计划一天天地进行。这是个南北10公里宽、东西100公里长的狭长地带，历史上所谓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正在这里。他们每天一排人从南到北走完10公里后再返回来，来回拉着大网。队员们怀着“万一”的心理，在打捞着已在沙海里失踪了4个月的战友、老师，但是没有打捞到他的任何消息，却捞到了许多古老的、丰富的历史信息。每天都有大量的文物汇集到队部来，开元通宝、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珠玉的头饰，铁制的刀、枪、剑，马掌、马鞍，陶器……在世界史上，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有一条十分活跃的，全长7000公里的运输线，从中国的长安，经过中亚一直到达西方的欧洲。在这条路上，整日交换着中国的丝绸、瓷器与佛教艺术品、核桃、大蒜。德国人李希霍芬专门研究了这一段历史，他首先提出，这是一条“丝绸之路”，他写了三大卷的《中国》。到15世纪后，海路交通发达，这里便日渐寥落，以至于慢慢交通阻塞，外面的人又很难进来，于是便逐渐成了一个神秘的区域。但这神秘正好做了许多探险家的课题。德人李希霍芬之后还有英人斯坦因，他两次从西往东越过罗布泊到达敦煌，沿途绘了一张53万分之一的地图。他到敦煌又编了84卷经书，以东方艺术宝库的发现者而闻名世界。俄国人普热瓦尔斯基，这个普通陆军军官以其在中国的探险“功绩”还被选为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当然还有那个写了两大本《我的探险生涯》的瑞典人斯文赫丁。不知有多少人：来探险的，来偷来抢的，来搞研究的，地学方面的，考古方面的，都从这块荒凉与神秘的土地上起家，跻身于世界史册。他们一共才得到多少东西呢？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是个个著书立说，“留芳百世”。俄国人还将普热瓦尔斯基死的地方定名为普热斯克。而这次，他们这支60人的队伍从东到西，整整搜索了地球上的两个经度线，他们的收获物，赛过了所有外国人收得的总和。夏训诚看着他们打捞上来的这一大堆历史的物证，看着采集来的土壤、地质、动植物标本，拍来的地貌照片，他又想起来第一次进罗布泊考察时，彭加木说的那句话：“我们的文物，却任人家来写书，来作结论，最有发言权的该是我们啊。”
他们这次要发言了。他们整理了7个学科的专题报告。特别是在这个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他们第一次将南、北、中三条商路确切地标在地图上。可惜，彭老师再也不能来欣赏这些成果，再也不能和他们一块来研究报告，制作幻灯和举行报告会了。
四、要把这湖底钻穿
如果说以前的工作还是在湖的东西两岸打外围，那么这次他们真要向耳朵湖心进攻了。
那次大搜索式的考察后的第二年，1981年5月5日。夏训诚又带了一支队伍第四次向罗布泊开来。9辆汽车，30个人，钻机，三角架，各种测量仪器。这是一次实打实的考察，要打钻，要取样，要测绘，要和这个神秘的耳朵湖来一次硬碰硬的较量。
和东西两岸不同，湖心又是另一种景色。水，这里已经一滴也没有，只剩下了一望无际的盐壳。这钾盐的结晶，像不锈钢那样又光又硬，一镐下去，震得虎口发麻；这平滑的湖底，像镜子一样，又平又亮，人站在镜面上，眼睛被晃得只敢睁开一条细缝。但是你再到近处看看，镜子却又并不那样光滑，它龟裂成一条条的口子，鼓起一个个的大包，这时那湖面上便如散撒了千万把锋利的刀剑，纵横交错。过去骆驼走到此处时，都要先用毛毡将蹄子裹起来，就这样四蹄还常被割得血肉模糊呢。
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钻湖取样。因为缺水，不能带大钻机进来，只能用土钻机，靠人力一圈一圈地推。但是那钻头钻在盐壳上就像滑冰运动员的鞋尖旋转在冰面上，半天，除了旋起一堆白沫，进不了半寸。按分工，每天四个钻工打钻，其他人员在一个半径范围内外出考察，每20到30公里一个钻孔，两天换一个营地。但是三天过去了，一个洞还未打成。湖心之地，净无撮土，干无滴水，持炊无柴，实在不可久留。这支部队现在已经进入卫星图片上显示的那个大耳朵的最中心耳道，陷在了一个热气锅的锅底沸点处，唯一的办法是加快速度，爬出锅沿去。“兵置死地而后生”，现在除 4名钻工外，11个司机、两个报务员、1个炊事员，一起加入了打钻的行列。钻头进不去是压力不够，他们这伙年轻人便躺在钻机上，轮流着睡这种“转床”。身下是一张洁白无垠的褥子，仰面是一块笼罩环宇的蓝色棚幔。钻机被伙伴们推着，飞快地旋转。一会儿，天和地便什么也分不清了，觉得只剩下一蓝一白的两张大薄片，而自己这时正主宰着天地，拨动着天地旋转。他们一边干着，一边大叫、大笑，有生以来还没有来过这样空旷的地方，没有见过这个只有白、蓝两色的世界，没有玩过这种开心的游戏。这些在十年浩劫的凄风苦雨中度过童年的青年人好像又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童年，他们要追回自己的天真。突然，“卡噔”一声，钻机不转了，钻头落入一个空间，一个盐层已被钻穿！好，你坐够了，该我上去了。就这样转啊，钻啊，说啊，笑啊，他们决心要把这湖底钻穿！要把这湖下的水、土、泥、沙、石样统统取上来，把它的肠肠肚肚都查个遍。
本来，夏天的沙漠热得就像一个大烤箱，而这些盐湖则是烤箱的烤盘。无论是去夏在湖西的干涸，还是去冬在湖东的风沙，和今天在湖心的这面大镜子上的燥热相比，都已自动成了小巫。上午10时刚过，一种无形的魔力便开始在这湖里发挥作用。先是不知哪里突然传来一响清脆的枪声，“啪”地一下炸碎了湖区的宁静，枪声传得很远很远，在这个大耳朵的一圈圈的耳轮里回响着。不知不觉中湖面上什么时候已经裂开一条大缝，接着一声，两声，四下里不时有了接应的枪击，渐渐由疏而密，由远而近，俄而即如鞭炮炒豆一般，耳朵湖里起了一场激烈的枪战。但是四下里却不见一个人影。一会儿，那平光的湖面就被炸得这里鼓一包，那里开一线，一只无形的大手正将这面镜子摔打着，抖动着，耳朵湖变得满目疮痍。湖面渐渐蒸腾起夹着盐味的热气，和着这接地连天的响声，混成一团莫名的气息，钻进人们的鼻腔、耳膜、毛孔，使你烦恼，使你坐卧不安。人在这间其大无比的热牢里看见什么也不顺眼，地上的脸盆，不由想上去踢它一脚，这帐篷帘子真想一把扯下来，撕个粉碎。帐篷中心的小桌上昨夜没有点完的两支蜡烛受不了这热魔无声的作弄，慢慢瘫软了，再也不能自己支持细高的身子，渐渐弯下腰来，最后在小桌上瘫融成一堆蜡山。外面湖面上的温度已达80℃。好像有一个无形的力把人们从帐篷里往外驱赶，大家都钻到了大卡车的肚皮底下，只有这里才可以稍微避一会儿灾难。卡车很厚，太阳晒不透。这沙漠和盐湖就是怪，一切都给人一种隔世之感。前面说过的那些“雅丹”土堆像月球上的环形山一样不可思议；而这里的温度，日光下和阴影里也立见差异。正如月球上受太阳光的地方明如白昼，山石后的影子便漆黑如夜。人一钻到车下，便骤然觉得凉爽了许多，情绪也安静了许多。
夏训诚取出一架录音机，按下电键，放在湖里，让这隔世之音留在磁带上，好带回人间。然后他和一伙青年人躺在卡车肚子底下闲聊起来。他看看那些俊秀的小伙子，进湖才几天，就一个个嘴唇裂缝，脸上卷皮，眼圈发黑，便问大家：“苦不苦？”还用问，不但苦，都苦得稀罕了。过去你就是想尝尝这份苦还不可能呢。一个小青年说：“我敢保证，地球上此时此刻，再没有第二批像我们这样被枪声、热浪撵得无家可归，来钻卡车肚子的人。”大家轰地笑了，但是笑声是这样的沙哑。有的人为减少声带无润滑摩擦，只是轻轻地咧咧嘴就算笑了。远处还是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这里却是一场热烈的讨论。大家让夏队长发表高见，他仰面朝天，鼻子顶着汽车大梁说：“我们现在是苦，但也有乐。我们每天都能拾到几枚古钱，取到新的水样、土样，测到新的数据。我想此时此刻，地球上很少有第二批人能享受我们这种乐。苦是暂时的，咬咬牙就可以挺过去，而我们的考察成果将要写成论文，载入史册，服务于生产，那个乐才是永久永久的。”下午6点时，沙漠里的气温急剧下降，他们这才从卡车下钻出来，扛起三角架，背上相机，提上地质锤，各自向自己的岗位跑去，那几个年轻人又爬上钻机，叫着、笑着，钻头飞快地转着，又“咝咝”地伸向湖心。
夏天的夜是短暂的，沙漠里在一整天的酷热之后，那一小会儿的凉爽更是稍纵即逝。夏训诚一觉醒来，凭多年的野外工作习惯，知道是天亮了。可是怎么眼前还是漆黑一团，手往外一伸，伸不出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又像浑身被人捆着，他转转头，脸上蒙着一层厚布，硬硬的，直擦鼻脸。他不觉心里一惊，心想不知又是遇上了什么魔鬼，猛一翻身伸出拳头，用力往外一顶，一丝亮光射进来，再努力往外一爬。啊，原来是昨晚风太大，把帐篷都吹倒了，压在帐篷下睡了一夜却全然不知。这时才想起昨晚那场飞沙走石的大风，他们揭不开锅，连晚饭也没有开成，为怕风将帐篷掀走，大家只好抱着帐柱坐地打盹，后半夜风小了，才勉强小睡一会儿。
他沿湖边轻轻地走着，那塌倒的帐篷下不时传来呼呼的鼾声。这也是一件罕事，此时此刻地球上，恐怕也很难再有一批正盖着帐篷睡觉的队伍了。真是“昨夜风急沙猛，浓睡不消乏困”。太阳一竿子高了，给银湖镀上了一层玫瑰色，从湖心到湖岸，那一圈圈的“耳轮”，因高低不同投下了一条条黑影，描成一个又粗又大的问号。他望着湖心沉思：耳朵湖啊，你这些圈圈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奥秘？当30年代中国学者来这里考察时，还可以在孔雀河里泛舟旅行；当50年代新中国的地学工作者来到湖边时，这里还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而现在，怎么就突然变成这么一个钢打铁铸的大锅了呢？多么可怕的生态变化啊。他沿湖走着，想着，身后是战友们均匀的鼾声。连日来的紧张、劳累、烦躁，使他突然十分喜爱这一刻的宁静。他想，让大家多睡一会儿吧，这会儿他们已经梦回到机关大院，正在洗热水澡，吃哈密瓜呢。他熟悉这支队伍，他带着他们下过海拔以下的吐鲁番盆地，登过雪线以上的冰雪大坂，钻过冰缝，涉过雪水，吃尽了各种苦。就拿这次进泊地来说吧，连雇来的骆驼都吃不得这份苦，半路上偷跑了3只。这沙漠地的大风又常常是“狂吹车如纸”，“风摇屋似船”。一天，他们在沙漠里行车，沙暴骤起，天昏地暗，一会儿就伸手不见五指。他立即命令停车，大家在车里饿着肚子到天黑，又坐到天亮，才避免了车毁人亡。至于迷路、露宿已是家常便饭。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大概数他们这种工作最苦了吧。啊，忙里偷闲，让大家再睡一会儿吧，再多睡一会儿吧。他沿湖岸轻轻地走着，想着，眼睛习惯地扫过那一圈圈的耳轮线，扫过那黑影所描成的问号。他突然意识到他这个队长的职责。用不了几个小时，这里又要枪声四起，又要燥热难熬了。他毅然回过头来，扯开嗓子大声喊道：“起床了——”这声音冲向湖心，又返回湖岸，在那一圈圈的耳轮中回荡。
五、沙漠里有这样一座碑
就在这次钻湖考察的年底，也就是彭加木同志失事后的一年半后，1981年12月30日。这天上午，在罗布泊的东岸地区，当年彭加木离开我们最后一憩的那个地方，驶来一辆汽车，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抬着一面石碑，碑上刻着：
1980年彭加木同志在此考察不幸遇难。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考察队立
碑高2.3米，宽0.4米。他们掘了一个0.8米深的坑，将下半截碑埋入沙内，踩实。碑立好后，有一个人怀着无限惆怅之情，他叫大家先收拾东西上车，自己却在碑前来回走着。他便是夏训诚。他想采一束野花，表达一下对这位先驱者的缅怀之情，但是四处茫茫唯有黄沙。他弯下腰来，从沙子里拔出一束骆驼刺，双手捧在碑前。让这沙漠里最顽强的生命来陪伴为开发祖国的沙漠而牺牲的烈士吧。当他的双手从碑前收回时，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丝幻想：鲁滨逊在大海里曾飘泊多少年，最后又奇迹般的生还。那么，彭老师离开我们才一年半，也许他正在沙海深处飘零呢？这一带东部地区，有咸水，有灌木，有小动物，他身上还带着一把刀。这一带沙漠没有虎、没有狼、没有什么野狗会来伤害他。也许有一天他真的摸到这里，看见这面碑，他会怎样想呢？立碑之意本在缅怀故人，鞭策后人。他会高兴地看到后来者没有忘了他的事业。他会根据这块碑的指引，再继续往东，那里就是闻名世界的敦煌，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多次垂涎劫掠的那座世界艺术的宝库。他会先到那里，享受一下这使全世界艺术家们神魂颠倒的东方石窟艺术，使疲劳的身心在民族艺术的光芒中得到一会儿安慰。然后，他再回到科学院，回到自己的战友中间来。那将会是怎样的情景呢？全院会怎样地欢腾雀跃啊！
夏训诚转过身来，极目望去，天边沙丘连着沙丘。他熟悉这里的每一丛红杨、骆驼刺，每一个咸水泉，这里现在还留着他们挖下的水井；他熟悉那西岩的“雅丹”群，那里有他们搭过帐篷的营地；他更熟悉那如冰如玉的湖区，湖面上有他留下的钻孔。两年内，他已经五进罗布泊了，五次出入这块全世界注目的神秘地区。他是世界上进出这里最多的一位科学家。俄国人普热瓦尔斯基当年曾将这个湖的方位搞错，为此曾和德人李希霍芬打过笔墨官司；李希霍芬首先提出了丝绸之路一说，但是他并没有更多的物证，只有从他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丁那里得到的一点在这一地区拾到的古物；斯氏首先命名了雅丹地形，但是他又说不准它的成因。到了现代，日本人也插手对这里的研究，还出了专著，美国人也积累了这里的资料。这块神秘的土地，这块我们祖国的内陆腹地，多少年来就这样在外国人的手里掂来掂去，争高争低。物归他人考，题由别人做，这正是彭加木同志生前最痛心疾首的。现在好了，虽然不能说这里的奥秘已全部搞清，但是几入虎穴，已得虎子。那个多年争论的罗布泊的淤移不定说已经可以否定。那卫星图上的一道道耳轮线，原来是不同时期干涸的盐壳湖岸线。13个专业的专题考察报告、论文，4000张彩色照片，一整套幻灯片，一大本画册，都已整理就绪。不久即将举行一个国际讨论会——一个由中国人做东道主，讨论一个中国地学问题的会议。如果那时彭老师真的能回来，他会是怎样地激动啊。
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夏训诚怀念老师，不觉又联想到自己的这半生风沙生涯。他这个在江苏水乡长大的孩子，1957年，他26岁时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本来是留在南京的，但是江苏这块从六朝以来就熙熙攘攘，人迹杂陈的土地，那里的山水地貌早让人摸得滚瓜烂熟，没有新大陆便没有哥伦布，没有钋和镭便没有居里夫妇。他这个地学专业的毕业生期待着发现，憧憬着牺牲。他不安于燕雀小志，他来到了新疆，他一来就参加了野外综合考察队。少年多壮志，幼犊不畏虎。他北登阿尔泰山，提出将那几条流出国境的大河调回头来，解救那干渴的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他南下塔里木盆地，骑着毛驴访问维吾尔族老乡，写成了治沙方面的著作。从南到北走遍了这块相当于40多个法国大的土地，从冰川到沙漠，他吃够了一切搞地学的人都吃过的苦，也享受到了那些留在大城市里的人永远享受不到的乐趣。现在他已经48岁了，头上已不知不觉钻出几根银丝。他多次发表学术论文，几次被评模范，当先进，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他走过了一段光辉的路程，像一个将军，多年战场上血与火的锤炼，已使他更趋成熟。新的重担又在等着他去挑。
沙漠里冬日的太阳不像夏天那样狠毒，一片暖融融的薄光照着大地，照着这片洪荒的土地。地上投下两个影子，一个是彭加木烈士的纪念碑——一位科学事业的先驱者的纪念；另一个是一位中年地学工作者，我们现在事业的中坚，他正在沉思，正在计划着一场新的战役。
（1983年秋写于新疆，1985年夏改于太原）
老兵行
据说，从人造卫星上拍摄地球，可以看清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行人，甚至可以分辨出边境哨兵下巴上的胡须。那么这些神奇的科学装置是否也注意到了这么一个人呢？
在雄伟的亚洲高原上横亘着两条山脉：阿尔泰山与天山。两山终年不化的雪峰间夹着一小块绿洲。洲上有一个小城，名叫石河子。石河子的街上有一位老人，他经常不停地行走着。从这条街走过来，又走到那条街上；从这栋楼走出来，又走进那一片平房。老人个子不高，却很敦实，虽已过花甲之年，腰板却还那么挺直，一副军人的身骨。他叫刘丙正，是现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政委，石河子市委书记。
人上了年纪，总爱回忆过去。人生，犹如一条长长的磁带，它录下了许多永不磨灭的信息。刘丙正二十几岁就从吕梁深山的西兴县出来当兵，在黄河两岸和日本侵略者交手，后来又率领一个连在延安周围同胡宗南部队鏖战。敌人，就像一堵墙，他呢，只有一个信念：推倒它！1949年，他随部队进疆，带着一个团来到这里。这里，到处是沙窝、芦苇、碱滩和遍地乱窜的野猪。除此以外，便只有一条乱石滚滚的干河，以后的“石河子”地名也许就是由此得来。面对这满目荒凉，他呢，只有一个信念：开发它！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位战友写的那首《老兵歌》：
江水空半壁，何忍国土荒。
君有万夫勇，莫负好时光。
是的，时光已经流去了34年。他老了，头发白了，石河子也变了。他举首望天。当年他曾躺在沙堆上，也是这样仰望着蓝天，天地在很远的地方相交，苍茫、寥廓。而现在呢，空间变窄了，这是因为街上的树木已经长得又高又密。这种新疆毛白杨，只要一出土就一个劲地往天上钻，躯干银白，溜光，水桶一般粗，树叶绿得发黑，气势非常雄伟，把蓝天给挤走了。他转身看街。街上花园的鲜花开得正旺，美人蕉的花瓣像一束火红欲燃的软绸，楼房隐现在绿树之后，西瓜、甜瓜、蔬菜在笔直的大道边堆积如山，商店里摆满了小城自产的毛线、白糖，还有那远销海内外、曾获国家银质奖的“2201”华达呢。……30年时光，大变了，一切都大变了。他这个当年和大家一样住地窝子、抡砍土镘的老兵，也许算得是功成名就了。可为什么他还是皱着眉头，似乎并不满足？
他的心，时时刻刻都在被一个问题所牵挂——那就是，人。
在所有的社会财富中，人是最可宝贵的。而知识分子，这些劳动者中间的英华，将直接决定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前途。他们是开发大西北的主力军。石河子新城已经聚集了1万多名知识分子，他们来自全国的各个角落。30多年了，他们为建设这块绿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价值在不短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诗人艾青，曾流放在此地，还有许多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在下面放羊、割草、修路、和泥……一切当然已经过去了，危险的是，我们某些同志还没有从这种历史的惩罚中清醒过来。还有一些人才未被发掘，他们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工作条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他，一个党的老兵，能够就这样在大时代的潮流里安度晚年么？
不。
于是，他决心抓住每一寸光阴，而石河子的大街上便天天都出现了他那不倦的身影……
1983年农历正月初三这天，石河子市的街头分外热闹，两旁的新楼上飘着彩旗，路上挤满穿着新衣来往拜年的人群，雪地上四散着响过的鞭炮皮和空烟火壳。这时，一辆小车穿过拥挤的闹市，向城北的良种繁育站驶去。郊外白雪披野，一片安静。车里坐的正是刘丙正。他正靠在椅背上，陷入沉思。前些日子，他收到一封信，是良种繁育站的一位农艺师写来的。这封信向市委大声疾呼，必须重视大豆生产，因为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12种氨基酸要从这里汲取，而现在食品中蛋白质缺乏的情况亟须改变。随信还寄来一份有关大豆的资料。写信人叫罗赓彤。他是一个50年代就从河南来支边的农技人员，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资格搞小麦、棉花等主要作物的研究（连分配农业研究课题还要看出身，历史的荒谬有时真叫人啼笑皆非），他便去钻研油料葵花。结果，他取得非凡的成绩，仅这一项就解决了全新疆的吃油问题。现在，他又搞大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刘丙正在一次座谈会上见过他。这是个朴实得像老农民，一说到他的科研就喋喋不休的人。但有人不屑理睬他那些“婆婆妈妈”的建议，说他是有名的“罗神经”。前一阵，他听说罗赓彤因工作难以展开，已提出要调走。在这新春佳节的日子里，刘丙正想起了他，想给他去拜个年，顺便当面听听他的意见。
小汽车穿过林荫大道，拐了一个弯，在一片低矮的土房子前停了下来。刘丙正挤进一条窄巷，按号数推开一户柴门，这是一个小得转不开自行车的院子。再推开屋门，四壁干打垒的土墙，头上细铁丝网着的一层旧黄纸就算是顶棚。几床旧被窝，一个旧炕桌，还有几个小板凳。三个孩子正爬在桌上玩。老刘问：“你们爸爸呢？”孩子说：“还在办公室写东西。”他心里不由一颤，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两天他给很多科技人员拜了年，但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差的住房，这样贫寒的家庭，和正月初三还在办公室里加班的人。孩子们上来拉着他的手说：“刘爷爷坐！”他没有听见，只是忿忿不平地环视着这间小屋。如果是在兵团创业之初，这并不算啥，可现在是80年代啊！革命为的是什么？建设为的是什么？我们的科技人员，他们在知识上最富有，在生活上难道就应该受穷么？望着孩子们穿的补丁衣裳，他鼻子有点发酸，问那个大一点的女孩：“你家过年割了几斤肉？”“4斤。”5口人，4斤肉，在新疆这也算过年吗？老罗发疯一样地研究怎样为群众增加蛋白质，而他和他的孩子却得不到起码的营养。他这个书记早该来看看这个“大豆神经”了！他感到惭愧，一把拉住孩子，痛心地说：“我对不起你们的爸爸！”……
市委书记的来访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温暖。晚饭后，全家围在小圆桌旁，突然有人敲门。一阵寒风卷进一个人来，怀里抱着一个大纸包，说：“我是刘书记的司机，他让我给你们送东西来。”打开一看，是儿童书画、笔记本、花炮、糖果。糖果上还有一封书写得工工整整的短信：
小朋友：
你们的爸爸一心扑在四化上，任劳任怨，为科研作出了贡献，是你们全家的光荣。送你们一点节日礼物。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健康成长。
刘爷爷
从这以后，罗赓彤再没有提要走的事。尽管研究条件还没有多少改善，但他说：“自从刘书记来过后，我觉得党在随时看着我工作。”在刘丙正的支持下，他在北纬44度进行麦豆复播的研究终于获得成功，并大面积推广开了。他的组织问题在老刘不下10次的干预下，也终于得到了解决。
每当罗赓彤提起老刘，这个不轻易动感情的中原汉子，常常热泪盈眶……
刘丙正关心知识分子不是一人一事，一时一地。1957年他任农八师的副政委时，正值开展“反右”斗争，他和政委鱼正东等同志积极保护知识分子，在那场风暴中全师机关竟没有打一个“右派”。相反，许多从北京、上海来的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在这里却得到很好的保护。石河子垦区，这块戈壁滩上的千古荒滩，所以能开辟建设成现在的绿洲，与这里聚集了许多才智过人的知识分子有很大关系。全垦区共有56万人口，有11000多知识分子，其中科技人员达6000多人。刘丙正怀着一颗拳拳之心，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他常常感慨地说：“我们这样的人好找，知识分子难得。”
他以一个老军人的战略眼光，看出了科学是生产的尖兵，而教育，则是造就一代建设者的根本大业。
有一次，他来到一所师范学校。这是一个被外单位占用收回不久的破摊子。满地碎石烂砖，杂草丛生，正准备新盖一座教学大楼。刘丙正问校长：“教师的住房条件怎样？”校长摇摇头：“没有。”刘丙正严肃地说：“这怎么行！过去总是讲‘先治坡，后治窝’，可是30多年了，我们还没给大家治起个好窝。要‘后’到什么时候呢？先盖宿舍，要盖大一点。盖好后先给教师住，你们带‘长’字的，一个也不能上！”楼房设计好了，标准是当时全城最高的，里面设有教授级的住房。城建部门有点不理解，说，现在还没有教授呢，就盖这么好的房？老刘哈哈一笑道：“没有梧桐树，哪得凤凰来？我们就是要创造条件，吸引高级知识分子到边疆来工作。不信，你们等着瞧吧！”他又特别嘱咐：“教师常常夜间备课，要给他们设计工作间。”房子盖好后，他又亲自过问分配方案。在街上只要碰见学校的老师就要问：“这次给你分房没有？”
刘丙正爱惜英才，善于稳定军心。师范学校有一名骨干教师，因爱人的工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准备调往他处。他知道后，找来学校负责人：“此人一定要留住。家属问题，你们写报告，我来批。”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他常对学校的人说：“师范学校是工作母机，是提高石河子教育水平的根本。你多多物色人，只要看准了，咱们就调。”这里很快聚集了一批强有力的师资。全校58名教师中，有37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全为清一色的中年骨干。老刘还主动出击，到处“挖人”，吸引各地人才来石河子工作。上海来这里支边的一名教师在两年合同期满后，深深地爱上了这块美丽的绿洲，自愿落户，并且动员他在内地上大学的儿子也来这里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石河子的教育普及率和高考升学率，已经超过了自治区首府那样的大城市，成为全疆第一，不少乌鲁木齐的干部还将子弟送往这里“留学深造”呢。
呵，石河子的年轻人，当你们有朝一日成为祖国知识大军里的栋梁之材时，还会记得一位像父亲那样爱过你们的白发苍苍的老兵吗？
8月的安徽铜陵，酷热难当。市话剧团导演周文洁在自己的小屋里烦闷地走来走去。他是一年前由石河子调来这里的。一年来，工作不顺，人事不熟，气候又溽热，每每使他想起石河子那丽日晴空，那钻天白杨，那几十斤一个的大甜瓜，还有那田野上洁白的棉海和一阵阵吹来的带着稻香的风。那里是他生活的根基，他创作的土壤。更使他怀念的是那里的战友，还有那位慈父一般关心过他的老领导——刘丙正。一离开新疆他就发现，他这个南方人实际早已变成新疆人，变成石河子人了。回到南方，反倒产生了一种飘零之感。
他们夫妇两人从小就随着解放大军进疆，一直从事戏剧工作。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曾拍过电影，但在动乱中被分配到南疆沙漠里的一个劳改农场。人们渐渐忘记了他。直到1972年在兵团的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一位负责同志说：“有位老演员，正在连队劳动，哪个师要他？”这时，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刘丙正霍地站起来说：“我们八师要了！”于是他们夫妇便来到石河子，重新登上舞台。然而，过了几年，他爱人动了思乡之念，定要回南方，刘丙正再三挽留，终未能留住。临别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老刘披着大衣站在路边，举起手，那张让大漠风沙刻下深深皱纹的脸上不无惋惜，却依然挂着慈祥的笑容。他留下了这样几句嘱咐：“还是石河子好啊，你们走了就会想念这里的。在那边遇到难处就来信，住着不好就再回来吧。”
想不到这句话真叫他说准了。周文洁已经给老刘去了信，像游子盼归一样，希望石河子能再将他们调回去。信是发走了，他的心里却很不安。自己出尔反尔，人家老刘会怎样看呢？这几天，气候闷，他的心更烦。他想，石河子也许根本不会回信，就算回了，会不会是一通挖苦，一番拒绝呢？国家干部哪有想走就走，想来就来的！
他正在左思右想，突然门开了，爱人激动地跑进来，手里高高举着一封信。他一把夺过信，是石河子市委组织部的正式回函：“同意你们调回。现我市话剧团正在北京演出，请直接赴京参加演出工作。”周文洁一下愣了，这是真的吗，一个月内便有正式回函，而且不等办手续就先工作……
周文洁夫妇很快回到了石河子，这里水亲土亲，他们尝到了一种失而复得的快慰。他们去看望市委书记老刘，一见面，刘丙正就乐呵呵地开玩笑道：“你们还有脸回来？”他们低下了头。坐了一会儿，又难以启齿地说：“刘书记，我们人回来了，可房子没有了。”刘丙正说：“这个放心，让你们回来，就有你们住的地方。”很快他们就搬进市委宿舍中的一套宽敞的房子里。看着这雪白的粉墙，光洁的地面，这两位老演员脸上挂满了激动的泪珠……
人人都会思念故乡，思念故乡的亲人。石河子，她又是谁的故乡呢？原先这里是杳无人烟，是红柳、芦苇与黄沙的故乡。自从刘丙正这批老兵挥镐挖下第一个地窝子，这里从无到有，逐渐聚集了全国30个省、市，32个民族的劳动者。他们在这里扎根，在这里繁衍，如今，石河子已经诞生了自己的第三代主人。而这绿洲新城就变成了他们可爱的家乡。人们把刘丙正当做自己的亲人。只因他爱才、惜才、敢于用才。他说过：“一个科学，一个文化，这是我们绿洲的两只翅膀，有了它们，石河子才能飞起来。”的确，他为人才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而人才则如江河归大海，从四面八方向这里奔汇而来。全兵团系统在新疆文联的会员共22人，这里就占18人。这样一座小城，全国作协会员就有4位。1982年全国农业科技奖，新疆共评上9项，石河子就有5项。这个当年的沙窝子已变成知识的故乡，新技术的故乡，变成了“诗窝子”、“歌窝子”，成了西北大地上的一颗宝石。离开这里的人，很少有不动感情的。诗人艾青回到北京后常常来信问候老刘，还特意将出版的新诗集寄回这块他曾留下人生足迹的绿洲。诗人也把这里看成是他的故乡，思念故乡的热土，思念故乡的亲人——刘丙正。
春日晴好，鸟语花香。刘丙正独自在城西的公路上走着。田野已经苏醒，地里正在春耕，拖拉机驶过来，翻起一条条冒着油花的黑土。
他沿着林荫道向西走着，走着，他要去拜谒一座不寻常的纪念碑。1965年，一位伟人曾来这里视察，鼓励军垦战士要为开发边疆贡献终生，他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战士们怀念总理，当他逝世以后，就在当年接见的地方树立了一块石碑。这或许至今还是在我们这片国土上为他老人家立下的唯一的石碑。“每念祖国春光好，热泪落地静无声。”刘丙正，这位军垦老兵，心里珍藏着对总理的怀念。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当像总理那样不要名，不要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已经老了，这是不可抗拒的人生规律。然而，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要为石河子的明天，为大西北的开发，再奉献出一分光和热！
前些日子，地区的文艺刊物开辟了一个专栏，介绍那些沙漠绿洲的开发者，第一篇写的就是他。作者将写好的稿子送他审阅，他回了一封诚恳的信：
我一贯坚持不宣传自己，“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如此。现在《准则》公布后，更要谨慎从事……本来不值得写。但你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收集材料，提炼加工，精神是可嘉的。给你泼冷水，却又于心不忍。为今之计，初步考虑，两种处理办法：一是委屈你一点，就不要发稿了。二是如果认为发表还有一定意义，特别是文艺界的同志认为第一种方法不妥，那我也退一步，退到不直接用我的名字，用某领导同志或别的什么名，让“事存名隐”好了。
然而，越是谦虚的人，人们越是尊敬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茫茫的田野里，那青青的树林间，以及每个石河子人的心中，时时都闪现着他敦实挺直的身影。他不要求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但多情的历史却不愿意湮没他的名字。
老兵在大道上行走着。绿洲上，印下了他深深的足迹。
（1983年10月草于石河子）
独白30 报告文学的边缘性
近来，关于报告文学的议论很多。有的强调“报告”，有的强调“文学”；有的说一枝一节都必须绝对真实，有的说应允许有一定的加工。各有所本，众说难一。我认为，要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先要研究一下报告文学的边缘性。必须看到，报告文学是一种介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边缘性文体。
素材的边缘性选择
报告文学中的人和事要求真实，这一点不能怀疑。但是，并不是日常生活中千千万万的真人真事都可以拿来为文。就是说，要选择那些十分典型、有个性和代表性的人物，选择那些情节生动、意义重大的事件。这些人和事，往往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这既符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又符合“无巧不成书”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文学创作原则。这种真人真事，常常会奇特得令人难以置信，你如果当面讲出，听者马上会说：这简直是一篇小说，但是，它确是实实在在的真事。所不同的是，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是作者虚构的，而报告文学中的人物事件则是“天生”的。这些素材，已经到了“真”的边缘，简直类似虚构了。人们为什么不满足于只读小说，还要看报告文学呢？这就像人工园林里，常有许多巧夺天工的假山假水，栩栩如生的石塑人物、鸟兽，但是，人们还是要到桂林去看山水，到云南石林去看阿诗玛，去看石虎、石雕。他们不满足于虚构加工，而在追求浑然天成的真实。
我们知道，一篇好的小说，常有一个较理想的生活原型。外国名著《茶花女》，我们国内的现代小说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都有真实的人物依据。可以说，作者不是在成堆石头中进行挑选，然后再来组合、雕塑，而是到石林内找来了一个天然的半成品，再稍事加工一下而成的。近见报载，原来解放初的名作《刘巧儿》，也真有其人。她叫刘艺琴，甘肃人，现年59岁。虚构的小说，无时不在寻找真实的生活原型。而真实的报告文学却常常在寻找小说里的人物。笔者从未写过小说，一次在新闻采访中，碰到这样一个青年农民，因出身不好，备受极左路线的迫害，两次考上大学而被拒之门外。他流落农村，却自学了4门外语，立志研究养猪，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更有他的妻子与他濡沫相依，十分曲折动人。我将这写成一篇报告文学习作，作家西戎同志说，这读来就是小说。可见报告文学与小说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其素材是“天生”的，还是人造的。而能否挖掘到这种天生的边缘性素材，则是报告文学写作的首要条件。这正是它最难之处，也是它相对于其他文体的最大优势。
素材边缘性的一方面是文学性，另一方面是新闻性。所以报告文学又是属于新闻范畴的。这些人和事，不但必须是真实的，而且通常还是新近发生的。如果是早已发生或存在的，用行话说，也应该是有“新闻由头”的。而不能像小说一样，古今中外，天南地北，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报告文学的内容要新，要快，要有针对性，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在知识分子受尽“四人帮”的百般凌辱之后，有针对性地选了陈景润这样一个典型，所以不同凡响。这种文章不但是文学，也是新闻。
创作中的边缘手法
如果把小说比作绘画，那么报告文学便是摄影，它应该如实地反映生活。但是如实反映并不是原型照搬。一个人固有的本质和现象，并不是随便哪一张照片都能体现出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时的丘吉尔傲慢得不可一世。一位人像摄影师想给他拍一张照片。在一次外事活动中，丘吉尔嘴上叼着烟斗正走过来，这位摄影师上去，一把拔下他的烟斗。丘一脸怒容，正要发作，咔嚓一声，他已入了镜头。这张像真正反映了丘那个时期的气质、神态和内心世界，成了世界名作，并被印作邮票发行。事后丘本人也很满意。相片上无疑是真人，但是它用了夸张手法，捕捉的不是人物的现象、常态，而是他的本质，最表现个性的一刹那。这样的摄影作品，近似漫画。报告文学也是这样，要运用剪裁取舍的功夫，最大限度地使人物、事件的本质突出到再不能突出的边缘。
报刊上发表过一幅彭德怀同志的石雕头像，在一块大石头中随便雕出彭总的头面，上下的石块并不省去。彭总那坚毅的神情、微皱的眉头，和粗糙坚硬的石质协调一致。整个构图效果，彭总像是头顶巨石在顽强抗争，暗示着他坎坷不平的一生。人们一看便知是忧国忧民、坚持真理的彭总。彭总并没有被夹在石缝里，但是人们允许这样创作（当然，只限于石雕的特点，如绘画便又当别论）。报告文学也是这样，要能巧妙地利用背景，调动人物、事件的外在因素来创造效果。这种利用和调动的幅度越大，效果就越强烈，但是绝不可超过真实的边缘。不作艺术加工的报道，那是新闻通讯；逾越了真实的创作，那是小说；恰如其分才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就是要善于抓住本是新闻的素材，重新进行文学的排列与组合，生发与升华，在新闻与文学的边缘，创造出一种两者兼而有之的效果。
承认边缘性，发挥边缘优势
现代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模糊概念和边缘学科的出现。文艺也是如此（如报告文学、电影小说、电视剧、科学诗等）。
这里先讲一个科学史上的故事。物理学家卢瑟夫在本世纪初研究放射性时，却发现了物质由这种元素到另一种元素的化学变化。他因此而意外地获得19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金。他在受奖时说，他一生研究了许多变化，但想不到这次从物理学家变成了化学家。无独有偶，穆青同志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在写作和发表时，都是通讯，可是后来却被评为优秀报告文学。这恐怕也是作者没有想到的。世界上的事物，本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没有什么绝对的界线。比如光，是波还是粒子，科学史上争论了100多年，最后只好承认它的“二象性”——既是波，又是粒子。这好像不是个结论，但它最能正确地解释光的本质。
报告文学是什么？它既是新闻，又是文学，但又都不是，它就是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边缘学科”，是一个有“二象性”的文体。报告文学的繁荣，正是文学与新闻发展到新阶段的一种新突破，新的排列组合。我们不能站在新闻的角度指责它太虚，也不能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嫌它太实。相反，应充分承认它的边缘性，各取所长，兼收并蓄，尽量发挥它的优势。从报告文学作家身上也可以看出，他们没有统一的“血统”：徐迟长期搞新闻，黄宗英从事电影艺术，柯岩写诗……他们都从不同领域来向这个边缘地带汇拢。
当然，报告文学的边缘性也伴随着另一种危险性。就是作者在检寻材料时，常恨其不能尽善尽美，不由想人为地再去加一点工。但是，往往就这一点，便超出了真实的边缘，而到了虚构的王国。报告文学发表后常常会引来不少官司，大都因此。任何一个作家一定要忠于自己的作品，既以身许之报告文学，便不得三心二意，嫌其不如小说自由。正如端着照相机照相，便不得嫌镜头里的人丑，而索性画个美人来拍片子。
我们研究报告文学的边缘性，就是要承认它的独立性、综合性，看到它的优势，在文学与新闻相邻的边缘地带，独树一帜，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
（《太原文艺》198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