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
去年4月的一天，山西省忻县温村公社的院子里进来一位黑脸膛、戴着近视眼镜的社员。他一见到公社书记王金龙同志就说：“我请求当大队养猪场的场长，到年底保证上缴利润3700元。我找大队，大队不同意，这才来请公社给我做主。”
王金龙书记问明，这是大王大队的社员岳安林。大王猪场已连续亏损了11年。书记说：“安林，你就有这么大的把握？”岳安林说：“多出的钱全部交队里，短下的钱全由我一人包赔！”说着掏出一个5000元的存折，啪的一声压在桌子上：“大不过是这么多，甘愿立下军令状！”王金龙真正感动了。他说：“我们的队干部要都有你这样的干劲，什么都好办了！你干吧，如果真的完不成指标，公社替你担一半罚款。”最后大队和岳安林签订了合同，在人员、饲料等固定的条件下，猪场一年向队里上缴利润3700元，若不足此数，每100元罚工40个，如果超过，每100元奖工15个。
合同订了，县、社领导和社员群众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岳安林却胸有成竹。上任第一天，他把猪场的5人召集到一起约法三章：第一，实行联产计酬，每增肉30斤，记一个工，超者奖，不足者罚；第二，民主治场，全场六个人，每人一天，轮流任值日场长，人人都得听从指挥；第三，8小时工作制，剩余时间，读书学习，定时进行业务考试，80分以上者奖，60分以下者罚。
约法之后，他把负责育肉猪的饲养员叫来，给了他一张纸。只见上面写着：“玉米粉50斤，豆饼15斤，鱼粉3斤，食盐半斤，硫酸铜、碳酸钙各半斤……”原来是一张饲料配方。他说：“你照这去喂，一两不许变动，猪不长肉你来找我；不按配方，完不成指标由你负责。”接着他又把母猪饲养员叫来，给了另一张配方。又对化验、保管等一一作了吩咐。
这岳安林办猪场可真与众不同，他不是忙着去垒墙出圈，却首先搞什么杂交、猪群整顿、同期发情等。猪场原有52头母猪，有不少是10年以上的老猪，早已不能产仔，甚至行走不动，终日卧着晒太阳，每天是白白消耗许多精饲料。他过去多次提议淘汰掉，可是原老场长说：“这些猪生儿育女有功劳，走不动了也要养着。”现在他一朝掌权就立即杀掉了24头，甩掉了一群“包袱”。他又很快补进了一批品种优良的精壮小猪，活蹦乱跳，顿时猪场一派生机。
他的8小时工作制实行没两天，就有两个饲养员来找他说：“你这个活我们干不了。”他说：“好，你们两人的工作全交给我，你们跟着我看上一天。”只见他先把猪按品种用途、吃食习惯分了槽，又把料一次配好，装在平车上，按路线投料。这个猪吃着，那个猪喂着，井然有序，不多走一步冤枉路，不浪费一分钟，全部工作干完，只用了6个小时。这两个饲养员看了一天，目瞪口呆。晚上，他把大家叫到一起，掏出华罗庚教授编的《统筹法话本》，在纸上画了一张“饲养统筹图”，说：“你们看，这样安排活路，从加料到喂完，一个全过程就可以省出3个小时。”
岳安林今年37岁，1961年从学校返乡后就苦钻养猪技术。这些年来，他戴着一顶“地富子女”的帽子，常挨批斗打骂，备受凌辱。可是这个有志者竟自学了两门外语，阅读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论文，被邀请出席全国养猪会议，受聘到大学、中专课堂上讲课，却总不得在队里一显身手。这次破釜沉舟才争得一个机会。别的猪场，除了料房，就是猪圈。他这里却还有化验室，有暖箱、天平、量杯、试管，有供水管道、太阳能暖圈。别的猪场常是满地粪土、柴草，他这里却打扫得干干净净。当院的墙上刷着一块大黑板，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饲料配方公式、试题标准答案。场里职工和外省、外县来这里代培的学员，常在黑板前讨论问题，这里简直是一所养猪学校。
人们持着各种各样的议论，单等着年底看结果。结果呢，这年年底，他们6个人共育成上市肥猪104头，平均每人生产猪肉3201斤，出栏率达到123%。这个数字高出全国平均出栏率一倍多。用料与产肉的比例为3：1.最后一结算，全场盈余11860元，比合同规定超出8000多元。按合同岳安林应得奖励工1000多个，可是他却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总结完一年的工作后说：“成绩是靠大家的劳动取得的，这些奖励工都分给大家。我这样干的目的，只是想通过实践证明一下：科学技术加上科学管理，集体猪场就不会赔钱，就能办好！”最后他只领了530个工，是全场工人中最低的报酬。他说：“作为一个场长，理应这样。”
（《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
[附]
朴实的记叙 动人的情节
——推荐《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
梁衡同志的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下称《故事》）写得短，写得好，写得深，是一篇值得推荐的好文章。
一、简洁精练 通讯是不是非长不可？《故事》作了否定的回答。《故事》全文共分8个自然段，包括“自荐”、“协议”、“约法”、“治场”、“示范”、“结果”等内容，中间还插叙一段背景材料，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从新闻的角度来说，也是诸要素齐全。但它只有1800字左右，约占一个版面的六分之一。这就是说，通讯并不是非长不可。
其实，读者对于报纸上发表的人物通讯，是作为新闻读的，他只关心人物的“新闻”部分。所以，报纸上的人物通讯与一般的人物传记应该有所区分。当然，必要的背景材料，是需要交代的，那也只是简略地带上一两笔就够了。例如《故事》中也有一小段插叙，只用150个字，就交代了主人公的年龄、学历，何时开始钻研养猪技术，自学成绩，以及这次“毛遂自荐”的背景，等等，这些都是了解岳安林成长过程必不可少的材料。但是，作者并没有多花笔墨，只作了提纲式的叙述，可以说是词约意丰了。例如作者写岳安林“1961年从学校返乡后就苦钻养猪技术”一句，就说明了两个问题：（1）岳安林是个返乡务农的知识青年；（2）岳安林钻研养猪技术已有18个年头了，他的成功，非一日之工。又如作者写“他戴着一顶‘地富子女’的帽子，常挨批斗打骂，备受凌辱”一句，就把岳安林这些年来在逆境中艰苦奋斗的情况告诉了读者，细节则留给读者自己去思索。
二、绘声传神《故事》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笔法，写“一位黑脸膛、戴着近视眼镜的社员”到公社来请求书记支持他当大队养猪场场长的情景。他一见到公社书记王金龙同志就说：“我请求当大队养猪场的场长，到年底保证上缴利润3700元。我找大队，大队不同意，这才来请公社给我做主。”几句话，就把一个心直口快、奋发有为的人物形象放到读者面前。这是一种“悬念式”的开头，使读者急于知道：他是谁？
第二段接着用“王金龙书记问明，这是大王大队的社员岳安林”起笔，既承接首段，又让岳安林“亮相”。下面接着写了这样一段：
大王猪场已连续亏损11年。书记说：“安林，你就有这么大的把握？”岳安林说：“多出的钱全部交队里，短下的钱全由我一人包赔！”说着掏出一个5000元的存折，啪的一声压在桌子上：“大不过是这么多，甘愿立下军令状！”王金龙真正感动了……
这段描写，精彩极了。它，绘声传神，把岳安林的性格特征和为公自荐的品格活现于纸上。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了！那个5000元的存折，“啪的一声压在桌子上”，这不是赌注，这是决心的体现！这一啪，凝聚着主人公的干劲和成竹在胸；这一啪，甘立军令状的话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大王猪场已连续亏损了11年”也是一个背景说明，这13个字，是公社书记问安林：“你就有这么大的把握”的依据，也是在合同订后，“县、社领导和社员群众都替他捏着一把汗”的缘由。这13个字，更衬托出岳安林一心为公、下决心改变猪场面貌的高尚品质。而这个品质，并没有在文字上直接表现出来，它渗透在事实的叙述之中。
此外，作者在文字上也是下了工夫的。比如写岳安林拿出存折，“啪的一声压在桌子上”，据作者说，用“压”字来表达动作，是经过再三推敲的。原选用“放”字，觉得没有气势，表现不了人物的性格。后改用“摔”字，又觉得过于粗鲁，像在吵架，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最后才用“压”字，既符合人物身份，又构成一幅“甘立军令状”的画面，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三、详略有度 旧时小说家总爱声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也算是一个写作原则。《故事》的作者正是运用了该详则详、该略则略的方法，把通讯写得精练得体。上述13个字写了一个重要背景是一例。再如，岳安林给负责育肉猪的饲养员一张饲料配方，作者就详细地记叙出来，其余则一笔带过，只写上“接着他又把母猪饲养员叫来，给了另一张配方。又对化验、保管等一一作了吩咐”。前者的“详”，是为了使人们了解这张配方的科学性；后者的“略”是以前者的“详”为依托的，因而读来不感其“略”。新闻，毕竟不是直接指导生产技术，因此，对于诸如化验、保管一类，只说明他作了布置也就够了。这种略，略得其宜，是值得参考的。
四、有起有伏 写小说，要有矛盾冲突，写文章，要有波澜跌宕，《故事》既写了岳安林上任后约法三章，猪场实行民主管理，以及他治场有方等事实，也写了猪场的矛盾和困难。比如：“他的8小时工作制实行没两天，就有两个饲养员来找他说：‘你这个活我们干不了。’”闹起矛盾来了。岳安林怎么解决呢？他没有训斥，没有冒火，而是用示范的行动来帮助他们。他从实践到理论，讲了“饲养统筹法”，使大家心服口服。这样记叙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矛盾的办法，从内容上说，对各行各业的领导者都有启发；从文字上说，又使行文不流于平板，读之引人入胜。
五、善用对比 岳安林到猪场后，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作者没有用形容词来渲染，而是采用事实的对比：“别的猪场，除了料房，就是猪圈。他这里却还有化验室，有暖箱、天平、量杯、试管，有供水管道、太阳能暖圈”。这是不同之一。“别的猪场常是满地粪土、柴草，他这里却打扫得干干净净。当院的墙上刷着一块大黑板，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饲料配方公式、试题标准答案。”这是不同之二。这两个不同，显示出岳安林上任后大王猪场的科学管理概貌。正是这种科学管理，使这个猪场另有一番气氛：“场里职工和外省、外县来这里代培的学员，常在黑板前讨论问题，这里简直是一所养猪学校。”古人说：“文贵朴”，这个“朴”，在新闻报道上，恐怕就是让事实说话吧。作者在这里运用事实的对比使好坏优劣一目了然，而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六、卒章显义《故事》最后一段，作者借岳安林的话作为本篇结束语，点明题意，这叫做“卒章显义”。岳安林讲：“成绩是靠大家的劳动取得的，这些奖励工都分给大家。我这样干的目的，只是想通过实践证明一下：科学技术加上科学管理，集体猪场就不会赔钱，就能办好！”最后他只领了530个工，是全场工人最低的报酬。他说：“作为一个场长，理应这样。”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总之，这是一篇人才的颂歌，作者并没有着眼于技术上的报道，因此，它便超出了养猪的范围，而对其他行业的领导人，也是一面镜子……
当然，这篇通讯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首先，是报道时间抓得迟了些。其次，文中有的地方没有交代清楚，比如，岳安林的5000元存折的来路，就没有说明。据作者说，岳安林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他凭劳动挣工分，平时省吃俭用，近20年积下这些存款，留着买书买仪器用。如果通讯中略作交代，岂不更好？
张慕勋
（《光明日报通讯》1980年12月）
独白20 我的成名作
用“成名”这个词，实在不敢，这里也只能按习惯借用一下。
名山不在高，秀水不在深。想不到一篇不经意为之的短通讯给我赢来一个记者所向往的荣誉。1980年暮春我到山西忻县采访，听说有一个农村青年叫岳安林的养猪很在行，我到村里去访问他，他却进城了。我看了他的猪场，又看了他的院子。这个人遭遇实在坎坷，就因一个“地富子女”的成分，考上大学后又被退回，在村务农，总遭人白眼。家境贫寒到拆房卖椽子过日子，我见到他时，他的房已被拆掉半间，椽瓦杂露如犬牙交错，山墙烟熏半黑，如乱兵刚过，院门是高粱秆编的，靠在两根木桩上。恰好他20年前改嫁他乡的母亲第一次回来小住，扶着柴门含着泪对我说：“想不到这些年我娃这么苦。”其实这苦状已是过去的纪念，如我那篇通讯里讲的，主人已经在政治上、事业上翻身，只是还未来得及改造自己的窝。我初步的印象，这是春寒料峭中的一枝迎春花。枝条下尽管还有残雪，枝头上却已挂满黄花。1980年，正是我们告别一个旧时期，准备创造新日子的时刻。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是创造巨人的时代，那么现在至少是创造新人的时代，这是一个好典型。
当晚我回到县城，晚饭后约岳安林来招待所谈了一个小时。他走后我即草成一篇1800字的通讯。我不知它到底能不能发表。说老实话，当时我虽看到了它的新闻价值，但更把它当作一个传奇故事来看，来写。这篇稿子在编辑部又压了几个月。当时我调报社才不到两年，我也不敢想发回去的稿子就能立即见报。据说此稿在用与不用上确是分歧了好一阵子，后来刊在《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的2版上。
我没有想到的是，见报不几天报社即收到电话、来信，反响极强烈，而且居然延续到第二年4月，近半年而不衰。这时报社来电话说，这篇稿已被评为1980年全国好新闻（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举办好新闻评奖）。于是我决定再去忻县作二次采访。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半年来岳安林就收到3000多封信。这些信有的是从政治角度感叹过去埋没人才，今天终于出头的；有的是文学同行有感于通讯写作技巧的；更多的是乡间的农民，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岳安林的养猪新技术。有一个来信者说，他是春节走亲戚在人家的墙上看到这张已糊上墙的报纸，逐字抄下来的。还有一个来信者说，他们村几个人先是一起读了这张报，后不知谁把报藏了起来，为此还弄了个小不愉快。有一封信说，他们正想知道养猪配方时，文章却用了省略号，大骂记者在吊读者的胃口。我埋头翻看这些信，真是心花怒放，想不到我这篇1800字的小文，一石激起千层浪，竟能牵动整个社会，许多人为之而激动，这就是成功，就是胜利，我在这个北方农村的乡间猪场里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喜悦，也懂得了记者的价值。我决定留下来，这3000封读者来信激励着我，他们想知道更多的关于我文章的主人公的消息，我有责任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和岳安林生活了七天，又写成了一篇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从这件事我也得出一个经验，就是“一块肉要多做几个菜”。记得我的一位当炊事员的邻居说过，有经验的厨师，两斤肉就能做一桌席。那么一个好记者，应该用一个素材写出尽量多的东西，这样才不枉费那块好料。于是我就岳安林这个题材，写了通讯、消息、人物介绍、记者来信、问答、连环画等，先后在八种报、刊、书上发表，我使出浑身解数制造了一股“岳安林热”。后来写他的报告文学先后获得“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连同通讯获得的“好新闻奖”，在这一个题目上就得了三项奖。所以《新闻战线》转来一封信说：“似乎在他身上有做不完的文章。”我的回信被这个刊物放在“致青年记者的信”专栏中发表。编辑哪里知道，其时我自己也才是步入大报不到两年的小记者呢。但这次报道确实使我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岳安林的地位也大大改善，由一名普通农民破格转为干部，并被任为地区科委副主任，被选为省政协委员。
一场热闹过后，我回想起来，就像一个牧童无意中踩着了一个山道上的机关，引起一场预想不到的眼花缭乱。但是再一细想偶然中的必然，这篇东西所以能有这一点成功，大概有这样三点隐藏的因素：一是要归功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对农村生活太熟悉了，农民的所想、所为，他们的气质，这些已经作为一种基因深深地植入我的细胞。我知道，虽然后来一直生活在大城市，但总能嗅到自己身上的黄土气，所以我对主人公有天然的理解。二是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从反面对我的教育。十年动乱，颠沛流离，我从北京一毕业即被发配内蒙古一个小县当农民，政治上对人的摧残和荣辱浮沉使我更懂得了社会。三是要归功于古文基础。我中学阶段对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曾下了点工夫，尤其古文中以极简练的笔法写人物常使我神往。这篇通讯可以说是这种训练的一次小试。
记者怎样才能成名呢？过了近十年后再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积累，知识积累、思想积累和文化积累；二是要有机遇，要能碰到充分表达这种积累的题目。许多记者没有出名不是他没有本事，实际水平早就够了，只是没有人来给他扬名。而这个名由谁来扬呢？由读者，只有靠千千万万的读者。你怎样才能为读者所承认呢？只有靠文章，靠你笔下的文章。而文章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你决心要将某一篇文章写成成名作，结果往往失败，你只需抱定一个当好记者的决心，倒可能遇机而成名。
一个冷静的企业家
——记石圪节煤矿矿长王森浩
一年前，王森浩来石圪节煤矿走马上任当了矿长。他是在原来的矿上卓有成绩，誉满全省后荣升到此的。而这个矿早在16年前就被树为全国的标兵，16年来的全员效率又一直稳拿全国冠军。此时此地，他还有大步可迈吗？跳高的横杆，总是越往上升，越难跨过的，可是他却轻轻地跨过去了。
王森浩来到矿上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井。他在巷道里走着，四部运输皮带从四个不同的工作面上哗哗地冲过来，急泻的煤流一齐涌上主运输皮带，堆着，挤着，一路连抛带洒地奔向煤仓。他留神一看，原来这皮带只有80厘米宽，不觉眉头微微一皱。他继续走着。巷道弯斜，煤粉扑面，头上的金属网顶，有的破了大洞，有的坠成大包……工人们干着，干着，挥汗如雨。
新年伊始，按常规，正是开门红，创高产，表决心，保先进的时节，何况又是新官上任呢？可是元旦过后的矿务会上，王森浩却沉静地说：“现在我们的井下是四条‘80皮带’采煤，一条‘80皮带’运输，支渠干渠一样宽，原煤怎能提上来？还有，我们的通风能力是70万吨，铁路运输是76万吨。可我们的采煤能力呢？——100万吨。全矿还没有一眼深井，生产生活严重缺水。我看第一季度先抓设备调整。”
“那产量呢？”有的同志急了。
“宁可减点产。”
啊？！这对这个连年增产的老先进矿来说，真不亚于晴天霹雳。会后王森浩把生产科长叫来：“你去联系钻机打水井。”他又告诉基建组：“马上设计安装新风机。”然后他来到井下皮带机旁。春节前半个月，新机座浇好了混凝土；前十天，机架、皮带运到了井下；前三天，拆、装、运、试。各项任务都安排落实到了人头。大年初一生产工人放假了，一声令下，2600米长的皮带运输线同时拆换。年初四，工人来上班了，一条1米宽的崭新皮带正飞舞着，就像长龙吸水一般，坑下积存的原煤顷刻间一扫而光。
一天，一个采煤队长来找王森浩，原来这个队有一个工人违章作业，按条例全队600元的安全奖被全部扣除了。队长说：“群众有议论，一人违章，全队遭殃，这是封建株连。”这条例是王森浩来后定的，他说：“这不叫封建株连，是同志友爱，就是要让你们互相监督，又互相关心，你忘了去年才发生的死亡事故吗？安全问题不能手软！”王森浩下井很少问产量。顶网破坠，他说：“别怕花钱，再加一层”；井下巷道黑、脏、乱、臭，多年如此，他却不行，柱子非要打得笔直一线不可，浮煤泥浆要扫清冲尽，主巷壁要刷上白浆，就连打楔的小斜木块也像在橱窗里摆着一样，斜面相对，上下成方。工人们在井下操作，就像进了人防工程，安全、整洁、舒畅，连家属大院里的大娘大嫂们心里也是踏踏实实的。王森浩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改变矿山的形象。”
来矿不久，王森浩夹着个大碗到工人食堂去打饭。食堂只有几只三条腿的桌子，工人们在门外的土地上蹲着，剩饭、脏水满地泼，碰到下雨，要穿上高腰靴子，蹚泥过水才能吃饭。王森浩把后勤负责人叫来说：“吃饭要有桌子，餐桌要铺台布，卖饭要戴口罩，卫生要有专人管，食堂里要摆上盆花，煤矿工人也需要美。新餐厅立即动工，年底使用。”这个矿从解放以来已改造过5次，产量由5万吨上升到100万吨，工人由1000人增到2400人。当年进矿的小伙子，如今都儿女满堂，可是职工宿舍却几乎没有增盖，生产生活已极度失调。他立即铺开了一个宏伟的“职工生活调整规划”：新盖宿舍楼4800平方米，改造平房78户，矿区土路改砖石路，单身工人宿舍中购置桌、柜、床单，配服务员……这下有些人目瞪口呆了。石圪节闻名全国就是因为这“勤俭”两字啊。过去上面来检查，先看楼房盖了没有，路铺了没有，甚至还要看那个最大的旧厕所翻修了没有。都没有就放心了——勤俭矿风没有丢。现在这么干，不怕人说丢了“传统”吗？王森浩说：“我不要那个名，要的是这个实。工人不能贡献越大，生活越苦。”新房设计报来了，每户45平方米，他说：“要60！”计划报上去了，总批不下来，他说：“放心吧，机构层次多，文件一时转不完，咱先干着。”当7月初文件批回来时，宿舍已开工13个月，主体工程都干完了。身为矿长，他不怎么跑生产科，却三天两头跑基建组，问材料，问进度。到年底，全矿140户职工搬进了新居。工人们庆贺了乔迁之喜后，他亲自在党委会上为基建组的同志请功，发给奖金300元。
他大抓矿井配套，大抓安全，大抓生活，一年完成了6项大的调整任务。人们最担心的产量怎样呢？到年底共超产原煤16万吨。人们更担心的勤俭矿风丢了没有？全年光降低坑木消耗一项就节约了55万元，这些钱就足够盖那些新房了。还有，全员效率继续保持全国冠军，四项经济指标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王森浩，50年代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他中等身材，文静儒雅。工人们称他是“不慌不忙的矿长”。自他来后，矿上黑夜不开会，星期天不加班，月末年末不突击。他自己下班后，不是与工人一块看电影，就是回家读书。1981年元旦后的第20天，我去采访他，问办矿有何诀窍。他说：“一要抓调整，注意各方平衡；二要抓安全，确保工程质量，否则产量就是空的。还有一点，先进单位往往最易保守，要解放思想，敢革，敢闯。”谈到他自己时，却总是问三答一，47岁的人了，还有几分腼腆呢。我看着他那身整洁的制服，平整的头发，还有鼻梁上架着的近视眼镜，怎么也不会相信，这竟是一个在井下滚来爬去，率领数千名矿工两年调整，改造了两个矿的模范矿长。自古统兵打仗，有猛将，如项羽、张飞，有儒将，如韩信、周瑜。王森浩是后者，是一员冷静沉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儒将。1963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学习石圪节矿风时曾大呼：“快哉此风！”我们今天也禁不住高喊：“好啊，王森浩，一个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企业家！”
（《长治报》1981年2月3日）
[附]
高级工程师王森浩任山西省省长
50岁的煤炭高级工程师王森浩，最近在山西省六届人代会上被选举为山西省省长。王森浩1956年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山西的基层煤矿工作。1977年，他到全省最落后的一个矿任矿长，两年多后，这个矿一跃成为全省最先进的矿。1979年，王森浩被调任石圪节煤矿矿长以后，大刀阔斧搞改革，使这个煤矿一年后超产原煤16万吨，节约55万元。1982年3月王森浩调到煤炭部任总工程师。
（《光明日报》1983年5月9日）
独白21 一点小小的遗憾
——记者与大使的联想
这篇通讯是我这本集子中唯一的例外，发在《光明日报》以外的其他报纸上，而且是发在一个地区小报上。1981年初正是宣传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腊月里踏着没过脚脖的积雪，我来到晋东南一个矿区采访了矿长王森浩同志。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冷静，如周瑜风度，所以说他是一名儒将。为写此稿，到旧历年根底我还没有回家。招待所里都放了假，记得那天整座楼里就我一个客人，晚上回来，我怎么也叫不开门。但是只要有收获就足可抵消一切辛苦与不快。1981年1月27日我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上午10时半，由长治市飞回。7天采访，得稿两篇。其中《一个冷静的企业家》自觉是较可自慰的东西。”可是最叫人不快的是报社恰恰没有用这篇稿。记者最怕这一招。编辑部可以面对桌上的稿山任意取舍。记者，尤其是地方记者，打扰了人家，而且以后还要常见面，写了稿发不出，就实在不好意思。我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力陈此人不平常，此稿该发，但还是石沉大海。最后我只好在当地小报上发表，以便稍微挽回一点面子。
事情被不幸言中，后王森浩被任为山西省省长，报社的人大吃一惊。他们更觉难为情，很快要我写一条他上任的消息。记者在地方如大使在国外，有许多当地的情况他会更清楚。编辑部的决策，离不开记者的情报，可惜许多编辑忽略此点，一篇稿子的采用与否及其时机在某种意义上犹如一个外交声明的发表和时机选择，常会直接影响这个报纸在某地工作的开展及威信的消长。以后有好几年我一直为这篇通讯未能及时发表而遗憾。虽然以后我与王森浩同志仍是好朋友，他在我任内给了很多支持，包括支持我办“人才开发公司”。似乎他并没有注意到那篇通讯是哪家报纸发表的，总是说我较早写了关于他的文章。
听农民朱勤学谈信息
信息，使这位农民不断开拓新的生产门路。近年来，他每年拿出100元，订购十多种报刊和《食品科学》等书籍，并自己调查市场，几乎走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由于掌握了多方面的信息，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自己由穷变富，也为国家和集体作出了贡献。
信息，这个词是近年来才较多见诸报刊的吧。但是，当记者最近在山西省翼城县白壁大队采访万元户朱勤学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竟能这样熟练地运用商品信息。
谈话是在他新盖的五孔大窑的正窑里进行的。青砖白灰的墙壁似乎还透着一股乔迁不久的喜气。他说：“过去我穷得不要说盖房，每年下来还倒欠队里四五百元。1980年实行责任制后，劳力有了剩余，我思谋着干点什么。”
接着，他的话题就转到信息上了。“一天听收音机，说西安市芝麻酱上市。芝麻酱不就是芝麻做的？咱们这里有的是。我得了这个信息，一动脑子，就给北京去信，问人家要不要。来信说，请寄样品。我访能人，搞试制，磨了一小桶，提上进京。宣武区副食品管理处的同志说：‘好，不掺假。’张口就要10万斤。我回来后联合了其他两户，到1982年底就加工了7万多斤芝麻，平均每户收入13000多元。不只我们个人富了，三年来，我们三户向国家交税就有9000多元。而我们全村交的农业税，一年还不足3000元。我们的芝麻酱远销东至丹东，西到酒泉。这不像在自己地上种自己收，市场那么远，要注意收集信息。我这几年每年拿出100元，订了13种报刊，还不断买新书。”他尝到了信息灵通带来的甜头。
“根据情报资料，我估计芝麻酱将来会滞销，便着手研究新产品。一次在别人家吃饭，不知是一种什么菜，我一看罐头商标是‘四鲜面筋’，是从小麦里提取的。回家来，我带上爱人就南下无锡，先在书店买了本《江苏特产》，又到面筋厂参观。回来后就试制成了。它是油炸，我们是烤箱烤，比它还好；它叫面筋，我换个名字叫‘蚕茧肉’。上市后一抢而空。它加了木耳等，叫‘四鲜面筋’。一天我看到《山西科技报》上有一条材料《山区的宝——地耳》，咱们这里有的是。好，你用木耳，我就用地耳，加面筋制成罐头，名字叫‘地耳粉香肉’。试销了几千瓶很受欢迎。我一下就从玻璃厂订了10万个瓶子，准备明年大干。”信息，使他不断开拓新门路。他兴奋地说：“很快我们就将有6种产品去占领市场了。”
记者问他，这几年有没有挫折？他说：“有。一是技术上的，开始面筋烤不好，一个烤箱3000元，我们面临彻底破产，形势危急。老婆娃娃都急哭了。马克思说过，实现商品价值是‘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的所有者。”
我大吃一惊，看着这个粗手笨脚的中年汉子，问他在什么地方读过马克思的书。他说：“在《山西日报》上，一篇文章里有这段话。不过，靠着科技情报灵，我在商品价值的跳跃上还是成功了。”啊，又是信息，使他渡过难关。
朱勤学说：“我遇到的第二种挫折，是政策摇摆——幸亏是一场虚惊。正当我们干得起劲时，上面突然说，芝麻要统购，不能加工，还收了我的执照。一天中午我在《山西农民报》上见到一个问题解答，还引了省政府的文件，说允许农民搞芝麻加工。我放下饭碗，装上报纸就进了城。一个干部还对我打官腔，说内部有文件，就是不许干。我说，我也有文件，将报纸一亮，他傻了眼。官司打赢了——我的政治信息比他们灵。”朱勤学高兴地告诉记者，前几天他又发走一火车皮货，20吨芝麻酱西渡黄河去兰州了。
我随手翻了一下朱勤学桌上的书刊，除上面提到的报纸外，还有《食品科学》、《食品营养标准》、《食用菌》、《市场报》、《民主与法制》等。他掌握着多方面的信息，所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自己还调查市场，已走遍全国除西藏、福建、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市。他说：“反正你城市里不产粮食，食品加工的原料优势在我们农村。”朱勤学所在的公社现在已成立一个食品加工公司，由他当经理。
农村在变，农民也在变。正当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信息时代到来之际，像朱勤学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也开始悄悄地离开他祖辈耕耘的土地，走向商品生产的新天地，并且竟和“信息”结下不解之缘！
这是1984年春天，给我们带来的令人兴奋的新信息。
（《光明日报》1984年4月17日）
[附]
商品信息要下乡
《听农民朱勤学谈信息》这篇通讯，描述了当前农村颇具代表性的一个新型农民的形象；同时，它又给我们提出了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商品信息要下乡。
说朱勤学是新型农民的代表人物，是指他是在我国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伟大历史转折的背景下，涌现出来的一个新人。他突破了老一辈农民的保守性，率先转入非农业生产领域。他视野开阔，勤于学习，善于吸收各种信息，敢于为开辟新的经营项目而承担风险。他对商品信息的反应灵敏，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中多谋善断，比之我们某些商店或公司的经理，几乎毫不逊色，甚至还略胜一筹。这样的专业户，正是当前农村中具有经济头脑的发展生产力的带头人物，是今后发展商品生产的骨干。
近两年来，在全国发展起来的约 1亿人口的 2400多万专业户中，像朱勤学这样善于吸收商品信息，使自己的生产适应市场需要的，在目前毕竟还是少数。因此，加强对农村广大专业户的商品信息服务，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我们知道，当前的农村商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调节，受价值规律支配。专业户的各种项目的生产，如果没有准确的商品信息的引导，其商品价值的实现，就不能顺利地通过如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跳跃”。那样，势将挫伤一些专业户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须知，如果专业户的产品积压滞销，他们是不能像国营企业那样，打个报告，请求上级报销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加强对农村专业户的商品信息服务，从商品生产的宏观上和微观上加以指导，又是国家对农村商品生产实行计划指导的重要途径之一。
现在，这个问题已引起人们的重视。《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的创刊，以及一些地方农村经济小报的出版，对广大专业户的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它同广大农村商品生产对信息的需求相比，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为农村商品生产服务的信息网。有些农牧渔业部门和县、乡（公社）领导机关，对此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些面向农村的信息媒介，如报刊、电台、电视台，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居高临下”、从城市俯瞰农村的情况，而没有真正从当前农村蓬勃兴起的商品生产的实际出发。这种状况亟须迅速加以改变。
过去我们提倡科技下乡，今后还要继续提倡；现在，我们要大力倡导商品信息下乡。
（《光明日报》1984年4月17日）
独白22 要时时追求“最新”二字
——采写两个农民典型的体会
三年前我采写了《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前不久又写了《听农民朱勤学谈信息》（《光明日报》1984年4月 17日）。这两个农民典型在其本身意义上和表现方法上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个问题，涉及典型写作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断求“新”。
一、研究时代发现新人
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时代的记录簿，是将来的历史。最准确、最及时地反映时代变化是报纸的基本特点，这也决定着报纸的战斗力与可读性。若把报纸比作一块阵地，那么最前沿的士兵就是记者。
三年前，我写农民养猪专家岳安林，当时的形势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从政治上拨乱反正。岳安林是在清除“左”的影响后刚被解放出来的一个新人。他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向农村旧势力挑战的新典型。但是在以后急速掀起的改革潮流中，新的典型又不断涌现。1980年以后，我国农村出现了责任制，从体制上（当时岳安林那个典型还主要是从反映政策思想上）发生了变革。1984年1月，党中央又下了一号文件，农民不但可以在划分给自己的土地上发挥聪明才智，还可以打破这块土地的束缚，去搞工、搞文、搞商，可以转入非农业生产领域（岳安林还只是限于农业）。这是一次经济体制的大变动，是一股大潮。但这股潮流的意义决不限于农业，它标志着我国正在全面向现代化迈进，这个变化着的时代必然有自己的一大批代表人物，也就是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新典型，我一直注视着，希望能采访到这样一个新典型。
今年3月，我到晋南农村采访，农村的新情况使我联想起去年3月我在雁北农村的采访。去年看到的变化是一个“富”字，今年的变化主要是一个“活”字。除了种植、养殖专业户外，又有了加工、运输、商业、文化等专业户了。整个农村活了。在翼城县，县委书记告诉我，他们这里有一个能人，叫朱勤学，他从没有见过芝麻酱，就敢给北京写信订货，一下子成了万元户。我立即前去采访，发现他：第一，勤劳吃苦，具有一般农民的传统美德；第二，有文化，好学，这就有别于传统农民而和上次写的岳安林相似了；第三，他胆大又冷静，有企业家的气魄，懂得搜集、使用信息，他已冲出土地束缚，搞加工、经商。他每年花100元订十多种报刊，亲自到全国各地调查市场。这样他不但有别于传统农民，又进一步区别于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岳安林了。他是一个刚刚出现的信息浪潮中的新典型，这是他的新闻价值。我立即采写了一篇通讯，果然得到编辑的重视，发在头版，并配了评论员文章，朱勤学作为一个最新的人被托了出来，他身上所代表的时代新气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二、运用“反差”追求效果
为什么这次写的又是一个农民，为什么不在知识界找一个典型？当然，报上宣传的决不止这一个典型，但就这个典型来说，这里考虑到了效果因素。摄影上有一个术语，叫反差，就是说照出来的片子黑白分明，对比强烈。这个道理可移用于新闻。人们在接受一种新事物的宣传时，实际上在接受一种新旧对比的“反差”刺激，这种对比效果越强越能说服人。比如，要讲一个人的毅力，就用张海迪这样一个典型，残疾人尚能如此，何况正常人呢？这样在读者中易引起强烈反响。
在我国各阶层中，农民是知识文化最贫乏的阶层，同城市比，农村的文化是落后的，现在讲第三次浪潮，讲新的技术革命，农村实际上还是处在第一次农业革命。这里从经济体制、思想文化到生活习惯各方面，无疑是与新形势差距最大的地域，农民过去是被愚昧束缚最重的阶层，那么在这些地域，人们已经懂得了使用信息，都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可想目前我国大地上的变革之深了。事实上这两年从这个角度写的报道已经很多了，如农民买彩色电视机，农民买钢琴，农民买飞机。不过，这些主要还是说明农民富了，是利用穷与富的反差效果来宣传变化，而朱勤学这个典型则是利用闭锁与开放来说明这场变革。
再者，知识分子队伍也在不断扩大，知识分子的概念也在变，农民中已经涌现出一大批知识分子，岳安林、朱勤学都是这样的人。将来他们中间也会出现一些大的、高级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认为文化水平最低的阶层中，发现、宣传有知识的典型，这也是一种“反差”效果，其本身也是一种“新”。
三、有了新人物还要穿新衣
典型写作求新，除研究新问题，发现新人物外，还需要有新的表现手法，一个新人物如果穿一身旧衣服，往往会因衣失人，引不起读者的注意。所以，写典型人物，在写作上也要求新，以岳安林、朱勤学这两篇报道来说，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点：
1.从人物本身来说，岳安林是极左政策刚刚开始纠正时期的一个愤郁的而又不断抗争的形象；朱勤学是农村体制改革后一个被放开了手脚的，天高任鸟飞的新农民的形象。虽然这两个典型同是体现了党的政策，但从引导读者的视点来说，对岳安林主要应看到他的顽强不屈，对朱勤学主要应看到他那被解放出来的聪明才智。因此，从写作角度来说，《岳安林》一文是重情节，留伏笔，故事性强；《朱勤学》一文，重现场感，重问题，更近于消息。前者重在以事实感人，后者重在以理服人。
2.《岳安林》一文是第三人称，《朱勤学》一文是第一人称，这样更便于提出问题，夹叙夹议，文中有四次出现记者，都是为了提出问题，转折和加强同被采访者的谈话效果。最后以记者的议论结束：“农村在变，农民也在变。正当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信息时代到来之际，像朱勤学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也开始悄悄地离开他祖辈耕耘的土地，走向商品生产的新天地，并且竟和‘信息’结下不解之缘！”
3.《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是作者向读者讲故事；《听农民朱勤学谈信息》则是让主人公给读者谈道理，这样更增加了可信度。而且“信息”这个很时髦的东西，却让一个农民来谈，这里也有“反差”效果，从标题上就易引人注意。
反正一句话，每当我们写作一个新典型时，一定要先作两个回顾：一是我自己过去写过什么同类的典型，一定不要与之重复；二是别人写过什么这类的典型，一定不要与之重复。这不但指思想内容上，就是形式上、文字上也应这样。否则你笔下的典型就不是最新的。而新闻这个行业就是每日每时都在追求“最新”二字。
（《光明日报通讯》1984年第5期）
核桃之乡访“核桃王”
一个暖洋洋的冬日，我们走访了核桃之乡——山西省汾阳县南偏城公社南偏城大队的“核桃王”王厚富。老汉热情地领着我们上山看核桃林。他今年72岁，但上坡下坎，都跑在我们前头。下坎的时候，还常常伸出手来扶着我们这些三四十岁的人。他指着满山的核桃树，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那是大龙眼、小龙眼，那是纸皮绵、横兰兰……”一共 12个优良品种，都是他亲手选育、栽培出来的。枝型多样：有适宜密植的，挺拔而立，枝高可达5米；有适宜疏栽的，繁枝低盘，采摘核桃犹如采摘棉花。有的是数百年的古树，有的是两岁的幼苗，却能结出核桃来。去年核桃之乡核桃的产量比前年增长一倍，除了完成国家的出口任务外，场院上还堆成了小山。
“核桃王”王厚富指着漫山遍野的核桃树，说：“你们来的不是时候，如果在秋天来，那才好看哩！”
这吕梁山区黄土岗上核桃的历史也是“核桃王”的历史。南偏城解放前是个有名的穷地方，但也有些有钱人家。这些有钱人家都种有核桃树。一天，王厚富问爸爸：“为啥你不给咱种核桃树？”常言道：“桃三杏四梨五年，想吃核桃十几年。”顾得了上顿顾不了下顿的穷苦人家哪能种核桃！爸爸对王厚富说：“你妈妈扔下四个娃娃，闭上眼睛去了，俺栽核桃拿啥来给你们填肚子！”13岁那年，王厚富给地主放羊，就和核桃林打上了交道。1945年，他参加了民兵，后来当上了民兵队长，配合子弟兵打鬼子和阎锡山，经历了许多战斗，腿上至今还留下当年挂花的伤疤。
新中国成立那年，王厚富年已40岁。他想起了种核桃，使家乡富起来。他只上过一年学。他下决心学文化，钻研栽培核桃的科学知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钻研，他终于使核桃树5年结出了核桃，后来缩短为3年，最后通过嫁接又缩短为两年，并把劣种核桃改造成为优良品种。专家们认为，这是核桃栽培技术上的突破。王厚富还通过嫁接技术，使枯枝败叶的百年和数百年老树枝繁叶茂，返老还童，结出累累果实。队上那棵五六百年的老树，去年结出了近千斤核桃。
王厚富栽培两年的核桃苗苗，还比不上麦秆高，但一棵能结出两三个核桃，栽培4年的亩产达317斤，栽培10年的亩产上千斤。
“核桃王”告诉记者，他在培育核桃树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就说把优良品种的核桃树幼芽嫁接到劣种核桃树干上这一项吧，他就连续进行了四年试验，前三年都失败了。当时，有人说他这是要骡子下驹，办不到的事！但他不灰心。第四年他接活了一枝，喜出望外，总结了正反面的经验，继续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
1977年，“核桃王”唯一的儿子病死了，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有人议论说：老汉这下子恐怕就趴下了。但他儿子下葬那天，他忍着悲痛，仍在和队上的干部一起研究生产规划。老汉说：“人总是要死的。有的死得早一些，有的死得晚一些。活着的人不往前走，光为死去的人悲伤，躺倒了，像个啥啊！”
现在“核桃王”已带出了一批徒弟，其中有5名高中毕业生，跟了他十多年，已基本上掌握了他栽培核桃树的一套技术，并又带了徒弟。谈到这些，老汉格外兴奋，说：“我们的事业得一代一代传下去。”
“核桃王”得到了他应得的荣誉。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78年春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他还是汾阳县林业局副局长兼南偏城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对记者说：“10天前，我让贤啦。大队党支部选了一个年轻人接任书记。这样，我就可以抽出更多时间，研究我的核桃啦。我正在写下我栽培核桃的经验，已写了几万字，明年开春前就可以写完。”
（《光明日报》1981年1月12日）
独白23 瞬间新闻与稳态新闻
新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刚发生的，如昨天召开了某个会议，哪个要人来访，发生了某个案件等等，这些事时效性较强，可以叫“瞬间”新闻，稍纵即逝。记者写这种新闻关键是要快，叫“抢”新闻。因为一是这些事件倘已为别人报道，你就没有再写的价值；二是时间一过，成了旧闻，即使没有报道过，你再写出来也没有人看了。还有一类新闻，是那件事早就发生，并一直存在着，但是从没有报道过，还不为人所知。这事件一直在那里被冷藏着，谁去发现它，报道它，它就是新闻。由于事件本身时效性并不强，它早几个月迟几个月，甚至早几年迟几年报出，一样可以吸引读者，这类新闻可以叫“稳态”新闻。写这类新闻关键是要善于发现。新闻早就摆在那里，你发现了它，这所有权就是你的。比如四川的九寨沟，湖南的张家界，这风景区自然存在了几千万年，到公元20世纪80年代，报界才去报道它，它仍是新闻。读者因前所未闻，一样想看。所以记者既要能抢到那些刚发生的“瞬间”新闻，又要能发现那些不曾被人重视的“稳态”新闻。总之，我们的新闻观念要宽一些，凡是读者想知道的都是新闻。抢瞬间新闻，这是记者容易注意的，也易奏效，但是生活中哪有那么多新事每天发生并总让你抢到呢？特别是长期在基层工作的记者，或专门采访某一方面报道（如教育、科学）的记者，你周围的事情平凡而又平静，瞬间大新闻更难抓到。因此注意发现那些还未被人报道的稳态新闻是大有可为的。兔子突然跑了，碰倒在树上，猎人唾手可得，这当然是天大的好事，这就是瞬间突发新闻。记者碰到这种便宜事自然是天助之成，再好不过。如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1989年4月19日巨型战舰艾奥瓦号炮塔自身爆炸，都正好有记者在场拍下镜头。但这种事毕竟不会多。作为记者守株待兔是不行的，要走出去搜索，在那些过去已发生的事件中再筛选新闻。新产品有其喜人之处，文物也有其惊人之处，无论新旧都有它存在的价值。新事件、旧事件里都可能有读者想知道的新闻。
我长期在基层采访，远离国家政治中心，这就逼着自己去研究发现稳态新闻，即在平凡又平静的生活中发现读者爱看的和想知道的东西。在农村、学校等基层单位，我访问农民、教师，像梳头和挤奶一样地寻找新闻。比如，一个70多岁的老农，靠实践摸索成为核桃专家，他种的核桃两年就能挂果，皮薄如纸，肉都长到了皮外；一个农民灭鼠专家，像魔术师一样地能将田鼠唤到身边；一个农民养猪专家懂两门外语，创造了全国最好的养猪指标；一个班主任在自己宿舍里支一张床，生一个炉子，为农村穷苦有病的学生补课，又补身体等等。这些东西早就存在，没人写过，但读者爱看，为什么不可以报道呢？十几年间凡是我写出的这类稿件都得到了较强烈的反响，这几年我获得的几项全国性新闻奖恰恰都是这种稳态新闻。它们的主人公既非党政要人，也非社会名流。只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总在某个角度上为读者所关注，所想知道。
农民灭鼠能手赵生成
塞外春迟，四五月之交才杨柳垂丝。春苗田里，一只黄鼠大啃大嚼，横冲直撞。一会儿，那些翠绿的嫩苗便秆折叶落，在阳光下蔫死一片。这时，远处传来一阵“吱吱”的叫声，这黄鼠如离弦之箭，循声奔去。突然，嗖的一声一根树枝扫来，它便滚翻在地。一会儿，又是“吱吱”几声，又一只黄鼠应声跑来，滚翻在地。这时，从树后跳出一个中年男子，他数了一下猎物，足有300多只。这个人叫赵生成，今年40岁，是山西省天镇县南河堡公社的社员，以捕鼠闻名。
赵生成灭鼠不用药物，靠一双眼、一张嘴和一双手。他往地里一站，一眼就能看出哪里有黄鼠洞。他学鼠叫，十分逼真。在鼠的交尾季节，他用这种“口技灭鼠法”，简直像点名一般，把黄鼠一个个叫到跟前。他磨炼出一双铁手，灌鼠时，将一只手卡在洞口，鼠一露头，他便利索地用手指一按，鼠就脑骨粉碎。有一年，怀仁县请他去鼠害成灾的古战场金沙滩灭鼠。他到现场后，正巧一只黄鼠跑出洞口。旁边的人拉拉他的衣袖轻轻地说：“有鼠！”他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走路。突然，他大喊一声，同时连拍几掌，旁边的人都被吓了一跳，那只黄鼠就地乱撞，一时找不见归所。赵生成飞步上前，一只铁手像鹰爪抓兔一般，把这只黄鼠轻轻拈了起来。这时，他才解释：“初见黄鼠不要惊动，等它离洞远一点，再大喊一声，它就晕头转向，找不到洞穴，跑不了几步就被擒拿。”
俗话说：“狡兔三窟。”黄鼠却比兔子还狡猾，它每打一个真洞，同时要打20来个假洞，用来迷惑人。但赵生成识别鼠洞却有绝招。一次，在一块黄鼠洞多的地方，他随手指了一个洞穴说，这里肯定有鼠！别人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黄鼠进洞时，总要在洞口撒一滴尿，这个洞口有尿点，就说明有鼠。”用水一灌，果然捉到一只黄鼠。一会儿，一个小伙子喊：“这个洞也有鼠。”大家过去一看，洞口确实有湿印。赵生成却眯住眼，笑呵呵地说：“后生，不要骗我，这湿印是水不是尿。”大家一阵哄笑。原来，黄鼠尿斑呈红黄色，与水不同。是小伙子为了考他，故意在洞口滴了几滴水。
赵生成练就这身本领可不是一日之工。单说学鼠叫吧，他每天趴在地塄上听鼠叫，听完还要追上去掘洞认雌雄。他经常两指捏唇，不停地练。黄鼠多在中午出外活动，他一出工怀里就揣几个窝头。中午别人回家，他就蹲在地头观察，挥动铁锹挖洞，还要剥皮解剖。为了掌握黄鼠习性，他家里长年养着几十只鼠。连他的两个儿子，现在也都是捕鼠能手了。他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写成了黄鼠活动规律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办的《动物学报》上。赵生成从18岁开始学捕鼠起，共创造了10多种捕鼠法。20多年来，他走遍省内外的50多个县抓鼠夺粮，党和政府给了他荣誉，他被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省劳动模范，还兼任县科委副主任。不过他现在已基本无事可干，因为他所在的公社早就成了无鼠公社。最近他正在研究灭家鼠。前不久，大队库房里老鼠闹翻了天。他进去转了一圈，放下几个夹子，又随手抓到一只最大最凶的公鼠，在它肛门里塞进一颗黄豆，再揉进一点盐，然后用细线缝住。盐蚀豆胀，那只鼠如同疯了一般，把其他老鼠统统赶出窝来，拼命地追咬。赵生成说，这叫“以鼠治鼠”。事后他进去一转，共捡到43只死鼠，那只大鼠咬死许多同类后自己也精疲力竭，倒在墙角。
（《光明日报》1981年9月8日）
独白24 且把新闻当文学
我曾写过一篇谈散文写作的文章，题目是《试将稿纸当画纸》，讲艺术门类之间的相通相融。新闻和文学之间其实也是一样，所以我在写新闻作品时常会不自觉地且把新闻当文学。
文学是艺术，从某种角度来说，新闻也是艺术。它们至少有三点相似：都是文字艺术、形象艺术，又都常常以人为表现对象。
新闻是追求以最快的速度写出读者最想知道的东西；文学是追求以最形象的手法写出最能震撼读者的东西。前者追求时效，因此难免粗糙、短暂；后者追求艺术，就会精致、长久。以长补短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只要换一个角度就有新奇的效果，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声演员的歌喉比不过专业歌唱家，但正因为人们是通过相声享受音乐，便有一种如看异域风光式的新奇感。我们如果能在新闻中尽量用一点文学手法，这消息、通讯就虽不似小说却胜似小说。读者在读真事、新事时竟同时得到了艺术享受，这个新闻就有个性了。
新闻性加文学性是一篇消息或通讯的总分。作者可以尽其所长，尽题材所长，从不同角度来加分。我写的许多山野之人、平民百姓，因题材小，爆炸效应不够，从新闻性来说就先天不足丢分不少，但我尽量从文学性上捡回这个损失，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比如，农民赵生成，18岁开始灭鼠，创造了10多种捕鼠法，还在《动物学报》上发表了论文。这基本的人和事是新闻。赵生成这个人物有一般农民的吃苦勤奋，也有新时代农民重科学、求知识的精神，所以又是个文学典型。那么且把这条新闻当文学来写。我安排了“口技诱鼠”、“现场擒鼠”、“鼠洞辨伪”三个既有情节又有场景的段落，这在文学上叫形象，但又正好暗合新闻的“现场感”要求。其余还有一些必要的交代，则是以文学的铺垫来完成新闻的背景。这样我们不但知道雁北乡间有农民赵生成灭鼠这件新鲜事，还知道有这样一个身怀绝技的传奇人物。你看他躲于树后，“吱吱”数声，鼠应召而来，如点名一般，一会儿300多只；他见地上跑一鼠，大吼一声，鼠不知东南西北，他大步上前，轻轻提起。这是新闻吗？是，不过是有文学色彩的新闻，或是用文学表现的新闻。这样的新闻读者看了一遍可能还想再看一遍，可能还要再推荐给别人看。因为其中有艺术，形象艺术、文学艺术。新闻的目的是让人知道，知道了就够了，一般不看二遍。文学的目的是让人享受，享受是无穷的，越多越好，所以渗透着文学性的新闻读者看了一遍还想再看一遍，这是借文学来传播新闻，保存新闻。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稿件中的新闻性会逐渐挥发掉，而艺术性却会保存下来。报纸刚登出时，人们是为了看新闻而看到了文学，以后人们却为了看文学而还记着这些新闻。
“忘了群众，还配做个党员吗？”
——记山西省翼城县北史村党支部书记张金福
山西省翼城县北史村曾是一个穷得出了名的村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人均年收入只有50多元，90%的群众难得温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了好政策，全村实行了责任制，但因为缺个好干部，群众致富的步子并不大。
张金福时时想着让全村人富裕起来，他说：“我不只是我爸的娃，我哥的弟，我还是党员，是一村的书记。忘了群众，还配做个党员吗？”
1982年底村党支部改选，29岁的张金福担任了支部书记。他一上任就抓全村最当紧的吃饭问题。他带头拿出自己准备盖房用的4000多元，集资购了化肥，全村280多户，不管村东村西，无论有钱无钱，是人头就可扛走100斤。贫瘠的土地吃了一剂补药，第二年粮食大丰收，家家有了余粮。党支部又连抓了两年多种经营，到去年底，全村冒出了16个万元户。张金福总算喘过了一口气。
但是，当他算了一笔简单的账后，心里又十分不安了。全村16个万元户，有6户户主是党员，而250多户群众却只有10个万元户。共产党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啊，村里还有那么多的群众没有富，怎么办？看来光在土地上打主意不行，本地有的是铁矿资源，他联合另一名党员董广财，决定办一个小铁厂。
去年秋尽冬来的季节，张金福放下还没打完的庄稼，没有盖完的房子，披了一件劳动布大衣，南下江苏，去为铁厂筹集资金。他自己在外面省吃俭用，筹得一点钱就先寄回村里，到年底他从南方返回时，一座三丈多高的炼铁炉已经在村边迎着朔风瑞雪喷吐出火红的铁水了。小小的炼铁厂，一下安排了90多名乡亲，一吨铁纯利180元，每月可产铁270吨，这块刚刚翻身的土地上又多了一条致富路。张金福征尘未洗，就在厂里转着、看着，喜不自禁。可是，他发现出出进进的，不是他们几个人的亲戚，就是好友，不觉眉心又锁上了一个疙瘩。
他的哥哥已经当上了厂里的会计，他说：“哥，你怎么也来厂里上班了？”
“咋啦，因为你是支书我就不能来？不能富？”
“能。可眼下村里的贫困户还有这么多，致富的机会应该先让给别人啊！”
第二天召开支委会。张金福在会上说：“现在对我们党员也是一次考验。在致富上，不能只顾自己，忘了群众啊。”他带头将自己的哥哥、妹子、外甥一一清退，铁厂一下退出了50多人。然后，支部对全村的困难户一一排队，军烈属、老农村干部、孤寡户都优先安排了进去。村里有位叫郎殿亮的，他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一位英勇的民兵班长，不幸被敌人杀害。现在他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半破房里。张金福在支委会上说：“放下这样的贫困户不管，我们党员的心能安吗？”他和董广财将自己的铁厂分红所得的1300元全部献出，为郎殿亮买了4间房，又破例为郎家安排了两个孩子进厂，并且对郎殿亮说：“只要农闲，你随时可以带领全家进厂做临时工。”
张金福退亲戚让富的事在村里传为美谈，可是不少人也觉得这事有点过分。一天晚上，一位半百老人找到张金福，恳切地说：“娃，你办铁厂，心里装着咱全村人，我佩服。但是退亲戚使不得，不要落个六亲不认啊。”这个人叫黄九林，是全村有名的能人，种药材、跑买卖、搞副业样样行。但就是因为他太“能”了，过去一抓大事，就要挨一顿批斗。他不服，组织一批人集体告状，一直告到北京城。越告，就越批；越批，村里就越穷，黄九林就越不服。冤越积越深，最后发展到他枕下时常压着一把二尺长的钢刀，准备有人半夜来揪斗时就拼命。张金福一上任，首先为他平了反。黄九林又见金福为村里买化肥办铁厂，他心里这颗疙瘩再硬也禁不住这几把火烤啊。他组织了村里的能人协会，只要想起个主意，不赶快向支部掏出来，就好像立时会闷出一场病似的。今天他听说金福这样大公无私，憋不住就连夜上门。金福给他让了座，说：“叔，我不只是我爸的娃，我哥的弟，我还是党员，是一村的书记。忘了群众，还配做个党员吗？我不但退了亲戚，还准备让出铁厂呢！我一个支书哪有时间去铺自己的摊子，这个厂子已经办起来了，就让它成为集体的企业吧！”
几年来，张金福和其他党员先后为村里引进了19个大小企业。他们开路而让别人先行，造船而让别人先乘，一事当前，先想群众。
他真的退出了铁厂，但他并没有停止办企业。村里男劳力有了出路，妇女劳力怎么办呢？一天，他在乡政府听说从福建可以引进一个塑料工艺厂，便立即要求接办。领导说：“乡政府可拿不出一分钱。”他二话没说，回家取了自己的存款，就带人南下了。两次往返，他共贴了6000元，终于使北史村又增加了一个适宜妇女做工的企业。但是他自己却既不入股，也不分红。他说：“我是支书，先让大家富，全村富了，我也不会穷。”几年来，他和其他党员先后为村里引进了19个大小企业。他们开路而让别人先行，造船而让别人先乘。
北史村的党员在张金福的带领下，一事当前，先想群众。党员徐国富去年承包果园，收人2万元，他立即拿出800元，给村里每户人家订了一份《农民报》，又拿出1000元帮贫。村里有一个孤儿，20多岁了，每天学着电影里练飞刀，到附近城里打架。党员卢永庭就把他收养在自己家里，又打发人去给他说媳妇，媳妇过门了，张金福又将自己刚买的130只小鸡送上门。现在这青年学好了，小日子过得好红火。党员为村里办了这么多好事，可是他们却不愿占大伙的一点便宜。村主要干部每人每年有300元的补贴，可是三年来谁也没领过一分钱。全村27个党员按种植、养殖、企业、运销编了组，又分别确定了联系户。1982年，这届支委会建立时全村人均收入只有108元，去年提高到845元，收入最少的也达到450元。今年，全村夏粮丰收，企业兴旺，人均收入可望达到千元以上。
干群关系好了，支部威信高了，工作效果也提高了。去年秋天，支部号召大家在农田里间种丰产林，只在群众看电影时讲了一次，10天之内，千亩平原上，就齐刷刷地立起了一大片白杨林。
（《光明日报》1985年8月27日）
[附]
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本报评论员
我们搞改革、搞开放，要坚持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一条是坚持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有了这两条，就可以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不仅因为这个政策是个富民政策，更因为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共同富裕。政策好，还得有好干部。山西省翼城县北史村党支部书记张金福和党支部的同志们在领导农民劳动致富过程中，用自己的行动给各级干部树立了榜样。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有人认为农村基层干部无事可干了，一些党员各扫门前雪，分头致富去了，党组织有些涣散。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从北史村党支部的实践来看，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任务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首先，要正确理解和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富民政策，保证生产责任制和农村的各项改革不受干扰地顺利进行。其次，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帮助群众寻找致富道路，不仅要抓好粮食生产，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而且要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再次，在推行生产责任制中，还要时刻不忘社会主义方向，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共同富裕，特别是要帮助贫困户、困难户发展生产，勤劳致富。最后，还要抓好整党，抓好理想教育，搞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由此可见，在当前，党和人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要求更高了。各地农村党组织都要振作精神，奋发进取，适应这一新的要求。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党群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过去，农村流行这样一句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这句话在今天仍未过时。现在农村群众看干部党员的首要一条就是：干部、党员是只顾自己富，还是关心大家富。北史村党支部成员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他们认为，“党员可以富，但首要的责任是实现全村富”，“全村富了，我也不会穷”。因此，他们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为群众铺设致富道路。更可贵的是，他们开路而让别人先行，造船而让别人先乘，坚持让群众先富，体现了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风亮节，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是不是坚持同群众一起富，或是让群众先富，这不仅反映了新时期的党群关系，也是衡量一个党员是不是有理想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实现这个理想的第一步，在当前，就是要带领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搞了几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给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党的政策好之外，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努力而有效的工作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北史村党支部的经验在农村继续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普遍意义。
她在塑造美的灵魂
——记模范班主任范上燕
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人、农民，人们看得见他们织的布、打的粮；创造精神财富的作家、演员，人们看得见他们著的书、演的戏。我们走访的模范班主任范上燕，所贡献给人们的则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园丁”所特有的赤诚的心。
太原九中老师、共产党员范上燕同志，从事教育工作已整整30个年头了。从任教开始一直到现在，她就没有离开过班主任这个岗位。许多科任教师总爱夸耀自己的学生哪些当了化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而这位班主任范老师只是静静地说：“我的工作重点在于教学生怎样做人。”
开学了，高中一年级有这样一个班：在47名学生中，各科平均分数没有一个人及格。有的学生6门功课，总分只有8分。学生在品德、纪律方面，问题也不少。谁来带这个班呢？第一节课，铃声响了，范老师走进课堂，乱哄哄的教室，顿时鸦雀无声，短暂的沉默后，突然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范上燕，这个全省闻名的，过去专门带毕业班的模范老师，来到他们中间了。
第一天放学后，学生们一哄而散。地上满是纸屑、杂物。第二天上课时，范老师没有训斥，而是讲过去她带的班的同学们是怎样爱护公共卫生的。这天放学后，就有一两个同学自觉地留下打扫教室。第三天，她表扬了这件事。放学后，又有十几个同学自动留下来，连卫生区也打扫了。这时她才组织同学们进行讨论，制定出轮流值日的制度。培养同学们讲卫生、热爱集体的第一课是从这儿开始的。
一天，上完第一节课后，一个学生来请假，说头疼，要回家休息。当他回到家里，和另一个“兄弟”正要举杯对饮时，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范老师已经站在他的身后。老师并没有生气，而是坐下来慢慢地讲道理，讲四化的前途，讲青年的责任。这个同学比挨了批评还难过，坐在那里，羞愧满面，低头不语。突然，范老师不讲了，她嘱咐了几句，便很快起身回校。这个学生抬头一看表：“好危险，爸爸、妈妈就快下班了。”——啊，老师，原来您是有意给我留面子呢。就连那个被邀来对饮的“小兄弟”也被感动了：“你原来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师啊！”当天下午，范上燕提前来到教室，只见那个学生坐在那里，正补上午的听课笔记呢。
范上燕当班主任有一条原则：不训斥学生，不向家长告状。她总是尽量诱发学生心灵里的自制力和能动力。
一天下午，上第二节课了，一个学生还没来上课。她就到校门口等，一会儿，这个学生来了。她问：“为什么迟到啦？”
“我骑车子和人撞了，去修车了。”
“在哪个车铺？”
“前面。”
“好，你去上课吧。”
范老师到那个车铺进行了调查，并没有这回事。放学后，她把这个学生留下来说：“你迟到，不是去修车，而是到解放电影院去看电影了。”学生大吃一惊。范上燕通过这件事，耐心地对全班同学进行了一次要诚实的教育。
十年浩劫，破坏了范上燕的家庭，夺去了她唯一的孩子。现在她孑然一身，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她的学生身上了。她几乎是像教幼儿学步一样，循循善诱地引导着这些刚从一场文化大破坏的噩梦中惊醒过来的孩子们。她甚至手把手地教他们怎样扫地，怎样用扫帚才不扬灰尘；怎样穿衣、梳头、致谢，等等。她像一个肯花心血的艺术家，在精雕细刻地塑造着一个个美的灵魂。有一个她当年教过的学生，现在已是省委机关的干部。一天，这个“老学生”对现在的学生讲话说：“我现在身上还总是带着两块手绢，这是范老师从小教给我的卫生习惯。”有一个大工厂的后勤负责人前来向范老师致谢，原来也是范老师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这个厂搞后勤，他勤勤恳恳，廉洁奉公，颇得群众的好评。就是开始提到的那个喝酒的学生，后来发奋读书，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某大学，他常来信，总是不能忘却老师当年盼他成材的心情。
范上燕自己就是一面镜子。她白天的全部时间都放在班级里，晚上总是备课、写工作笔记到午夜以后。她公而忘私，调资时主动让别人；组织上专门照顾模范教师的新房，她也让给别人。她用自己的钱为学生每人买了一个日记本，让他们练笔。本来她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学校的负责人，现在上级要让她承担领导职务，她说：“我什么也不要，只愿终生当一名普通的班主任。”她平时衣着整洁，待人亲切和蔼。她用一种慈母般的温柔，将这些品德一点一滴地传给孩子们。范老师有什么惊人的业绩吗？没有。可有多少学生从这样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身上照见了自己的不足，又学到了美好的品德啊！
（《光明日报》1981年3月21日）
敬礼，特殊的母亲
——记太原市盲校教师郝芳云
她，是一位特殊的母亲。
她有二十个孩子。三个是亲生的，一个上高中，两个上小学。还有十七个，全是盲童，那是她的一班学生。
她就是太原市盲校教师郝芳云。
班主任的心
郝芳云今年42岁，她从19岁便开始当班主任。10年前她被调来这里。第一次进入这个小四合院，她的心就被揪紧了。看不见闪闪的明眸，看不见欢快的戏逐，这些可怜的孩子，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的。她闭上眼睛，眼前一片漆黑，这就是盲孩的世界啊。她这颗母亲的心不觉颤抖了。她成了这个学校建校以来的第一个明眼人班主任。
带盲童去接触社会
每天天不亮，她便来到学校，照顾这些盲孩子起床、出操、早自习。直到科任老师走进课堂，她才退出教室。晚上，她给他们灌好开水，服侍有病的吃了药，看他们都钻进了被窝，才回家刷锅洗碗。而这时她自己的孩子早已进入梦乡。他们一天也难得有机会叫几声妈妈。
为了培养盲童的生活能力，郝芳云打破常规，尽量带他们去接触社会。她带他们去烈士陵园扫墓，去逛商店，去“听”电影。一个明媚的春天，她带着全班同学到离城50里的名胜晋祠春游。在习习春风中，在潺潺流水旁，她讲这里的景色，讲发生在这里的历史故事，讲这里保存的历史建筑。孩子们用手摸着高大的殿柱，摸着周柏唐槐。他们笑了，感到置身在祖国的怀抱中。但他们还不满足，要登高，要上山。她又一个一个往上扶，下山时就搀着。
教育盲童做生活的强者
端午节到了。许多家长给孩子们送来粽子。独独不见了武立本。这是一个性格孤僻、体弱多病的孩子，又失去了双亲。郝老师平时对他最照顾。今天不见他，郝芳云便到处去找。在操场上，他一人正在那里流泪呢！凭着盲人特有的敏感和对老师的熟悉，她刚走近，武立本就扑在她怀里哭起来：“老师，我真不想活了……”回到家里，郝老师安顿他坐在床上，给他端上饭，说：“我们要做生活的强者。你眼睛失明，但头脑聪明，我不信就生活不好。”以后，一有时间就给武立本读医书，让他背方诀。一本《频湖脉学》，老师不知读了多少遍，学生也背得烂熟。这个因失明而进盲校，又因双手无力不能学按摩，曾准备自绝于人世的少年，又有了新的希望。
孩子成人了 学生成才了
不管怎样，眼前这些孩子总还每天厮守在她的身边。最使她放心不下的是那些已走出校门的毕业生。他们离开这个“家”会怎样呢？一天，她正在家里，一个老工人领进一个盲青年，是武立本。原来武立本回乡行医后还有点小名气呢，这次是被人专请来太原看病的。这个老工人感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学生。说好今天来见老师，昨晚一夜起来几次，直问天亮没有。今天一早到街上买点心，直问售货员是不是最好的。”郝芳云拉住学生的手，扶他坐在床边，禁不住眼睛一阵热。孩子成人了，学生成才了。
这些年，经郝芳云手毕业的盲生已有70多名。他们或者上了卫校，或者当了按摩医生，有的还靠自己的收入成了家，盖了房。他们经常给老师来信，信上最多的一句话是：“老师，你比我的亲妈妈还亲。”
盲童教育是一种特殊教育。郝芳云，是一位特殊的母亲。在这新年之际，盲生们向她深深地致敬。
（《光明日报》1984年1月3日）
热 炕
我自惭，我遗憾。我这个记者曾写过许许多多的人，可就是很少写她们。是因为她们实在太伟大却又太平凡了。事情平凡得让人无从下笔，可品格又高尚得教人心颤。我每采访一次，心里就经历一次这样的矛盾和痛苦。
——题记
神池是晋西北最高最冷的县。春三月里的一天，我来这里是为了访问一个乡村女教师。她的事迹很简单：在一盘土炕上教书已25年。一个年轻女子，隐居深山，盘腿坐炕，一豆青灯，几个顽童，25年。这是何等清贫、坚韧的炼丹修道式的生活啊，我一定要去看看。
车子进了山，在洪水沟里、在荆棘丛中颠簸，几头黄牛拦住了路，一阵寒风袭进了窗。翻上一个山头，早没有了路。朝南走，越走越窄，渐渐容不下四个车轮，急刹车，旁边已是万丈深渊，谷底阴坡上的几棵小柏树像盆景一般。退回去，再绕到北面走，却是一坡积雪。算了，下车步行吧，远处已经看见了炊烟。风像刀子一样专找着领口、袖口往里钻。山上除了残雪，就是在风中抖动的、如钢丝一样的枯草茎。
转过一个山凹，出现一道山梁，上面散摆着一些院落。村口的第一个院子就是学校，传出了孩子们清脆的念书声。我们刚踏进院子，一个中年妇女在窗玻璃上一闪，急忙迎了出来。她就是炕头小学的女教师贾淑珍。炕头上分三排盘腿坐着13个孩子。一个个瞪着天真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山外来客。炕下放着一溜小棉鞋。炕对面的椅子上靠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汉语拼音。贾老师迎进我们说：“天这么冷，你们好辛苦，快炕上坐。”一边让同学们往炕里挤一挤。山里的冷天，家里最暖和的地方就是炕头，如同宾馆会客室里的正席沙发，是专让贵客的。我们不愿打扰这间小窑洞里的教学秩序，不肯上炕，她便对炕角的一个女孩班长说：“把课文再抄一遍，抄完做20页的练习题。”就领我们到她的窑洞里。这是在学校下面的又一座院子，五孔窑洞，和普通农家没有什么两样。
我盘腿坐在炕头上。双腿感到热乎乎的，身上的寒气渐渐被逼散。挨着炕沿是一口农村常见的二尺大锅，好像我们不是来采访的，而是来走亲戚。贾淑珍揭开锅盖，急慌慌地舀水、抱柴，要做客饭。一边又心疼我们穿得太少，不知山里冷。同来的几个年轻人不会盘腿，她也还是推着人家上炕。县里的同志劝她，还是抓紧时间说会儿话，北京的记者来一趟不容易。她却坚持，不做饭也要喝点水。我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她，微胖的身子，忠厚的脸膛，执著的热情，再加上身下这盘热烘烘的土炕，一种似曾相识的意境回到我的身旁。我像在梦里，又回到了童年时的小山村。我忘不了，那时家里一来了客人就先说吃饭，以至后来进了城，不理解怎么来了客人只说抽烟。久违了，这淳朴的乡情；久违了，这盘热烘烘的土炕。
贾淑珍终于被劝着放下柴火，坐到炕沿上，开始叙说她这段平凡的往事。
“那是1961年，我17岁，刚从初中毕业，和张亮结了婚，来到这个村。全村不到20户，没有学校。八九个娃娃，不是在村里爬树，就是在地里害庄稼。我给支书说，我念书不多，总还能看住个娃娃吧，比他们在村里撒野强。当时队里没有窑，我刚结婚，还没孩子，就把学校办到了我的洞房里。”
“你爱人会同意吗？”
“他心好，说反正我白天劳动也不在家，炕上还坐不下十来个娃？就这样，娃娃们从各家有的拿来拉风箱的小板凳，有的拿来妈妈的梳头匣，抱在怀里，算是课桌。我把家里的一块杀猪案板洗了洗，刷上炕洞烟末当黑板，又把山上的白土碾成面，和上山药蛋粉，搓成条，就是粉笔。没有书，就回到娘家村里抄，人家村子大，40户，有个小学。”
贾淑珍坐在炕边，像叙家常一样，追怀着往事。话里并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也没有多么宏伟的计划，更没有什么壮烈的举动。一切都顺乎自然，村里的娃娃没人管，自己就当看娃的。办起学校无教室，野惯了的孩子，撕了窗户，扯了炕席。地下，雨天、雪天两脚泥。冬天炕凉，还要出去打柴、搂草烧炕。同一盘炕上四个年级，有的上算术，有的上语文，有的爱打爱闹，有的胆小不敢说话。她都靠自己无私的心，靠慈母式的情，把这批孩子带大一茬又一茬。从1962年开始办学，到现在已经25年了。只在那花烛洞房中的土炕上，就送走了12茬学生。到1974年他们两口盖了五间窑，又专门给学生留了两间。学生娃多了，一间窑已经放不下。直到1983年，村里富了，才专为学校盖了三孔窑。全村35岁以下的无不是她的学生。她教的第一茬学生，他们的孩子又在她的炕头上毕业升到了初中。
土炕，我下意识地摸摸身下这盘热烘烘的土炕。这就是憨厚的北方农民一个生存的基本支撑点，是北方民族的摇篮。在这盘土炕上人人睡觉、吃饭、纺线、织布。雨雪天男人们就坐在这里编筐、织席，晚间又常挤到谁家炕头上说古拉家常。这九尺炕头便是他们的生活舞台。世世代代他们就这样繁衍、生存、进步。而贾淑珍又在舞台上加进新的内容——教育。人呱呱落地，来到这炕上，不该光吃、睡和为生存而干活，还应该有文化、有精神文明。这个普通的女教师，你给炕赋予了新的含义。
我突然想到她自己的孩子怎么办呢？作为一个女人总要拉扯孩子，屎呀、尿呀，还不就是这一盘炕？
她说：“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产假就半年。我生3个孩子都是休息一周就上课。我那些孩子也怪，不怎么费人，课间十分钟，喂喂奶，换换尿布。不会爬时用枕头围在炕角，我们上我们的课。到会爬时，用绳子拴着，炕上地方不够啊。再大一点就放到地上，扶着炕沿走，看着炕上的娃们念书。再大一点，他也就盘腿坐在炕上了。所以我那些娃们都念书早，老二今年才20岁，就要大学毕业了。”
“可是坐月子，总得有人来伺候，这里连人也转不开啊。”
贾淑珍脸上掠过一丝依稀的难以觉察的苦楚说：“我6岁上就死了娘。张亮，在我认识他时，也早就无爹无妈了。我们是两个孤儿，没有什么亲人来伺候。”
我心里不觉一紧，难得这样的两个好人，两个苦命的人结合啊。他们很少得到父母的爱，却又最懂得这种爱。25年了，在这盘土炕上，他们连同自己的，共带大了42个孩子。可以想见，自己孩子嘤嘤的哭声和学生娃们琅琅的书声，是怎样组成这土炕上的交响乐的。孩子扶着炕沿，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是怎样好奇地瞪着炕上这么多哥哥姐姐，还有正在小黑板上写字的妈妈。好一幅窑洞授课图。（那天下山后我向一位画家说起这次采访时，他直后悔当时没有跟我去，否则一定可以创作一幅好画。）我问：“张亮现在干什么？”
“他在15里外的一个村里教书。”
“你为什么不和他调到一起？”
“我们这个村小，他回来吧，用不着两个人。我去他那村吧，一走这学校也就停了。因为1983年以前，村里没有专门给学校盖窑。现在虽说有了窑，可谁想来这里呢？到乡里开一次会，回来就要爬两小时的坡。直到去年这个村才通了电。”
别人不愿来，她却舍不得走。事情总得有人干，是苦是亏，总得有人吃。自觉奉献，自觉牺牲，这就是她的人生哲学，平平静静，自自然然。
我问：“张亮常回来吗？”
“也就是半个月开一次联校会议，见个面。有时星期日回来住一天。二月十一那天，他那个村里唱大戏，他回来问我去不去看戏。我们这个村小，自我嫁过来也没有请过剧团。我说去吧，可是一转念，这十几个娃娃怎么办？今年还有两个毕业生升学呢，缺不得课。算了，不看了，有甚好呢？”
我们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拉着话。外面窗台上两只大芦花鸡正啄着窗玻璃。里面窗台上摆着一盆石榴，两盆月季，鸡要吃那绿叶子。阳光射到室内，在炕上投下一个明亮的大方块。屋子里比刚进来时暖和多了。隔着光线，我端详一下她的脸，已爬上不少皱纹。我计算她今年该是44岁，这正是一个女人的第二黄金年华。我过去采访过许多中年女科学家、女工程师，她们满腹学识正好配着那富态的身材，雍容的风度，春华虽过，却秋实满枝，生命正堪骄傲之时。至于这个年龄的演员，却还光彩犹存呢。可她至少像50多岁。多年为人师表的严肃和山里生活的清苦，塑就了她这种谦虚、诚实、任劳任怨和略显憔悴的身影、风度。我心里只是莫名地为她惋惜和不平，但说出口的却是这么一句：
“山里生活这么多年，身子骨还好吧？”
“好甚哩。这眼睛都认不住人了。500度的近视，人家小胡来过几次了，刚才一见，怎么也想不起。不知道的，还以为眼高哩。”说着，她揉揉眼眶，眼睛已经泪湿了，忙又解释一句：“这眼不好，动不动就流泪。”
我想起刚才她说，村里直到去年才通电。20多年，一豆油灯，一本一本地批改作业，哪有眼睛不坏的。
我说：“近视，就该早点配副眼镜啊。”
“有哩。就是戴不出去。人家见了会说，看当劳模了，神的，酸的，还戴个镜子。”
我们不禁“哄”的一声笑了。我说：“怕什么，刚才在山下还看见一个赶驴车的农民戴着眼镜哩。再说，只近视也不该流泪啊。我就是500度，你看，摘了镜子不是好好的。你怕是还有什么病呢。”
“是哩。6年前检查说是肝炎。进城打了个方，回来连吃了40副，就再没去看。离不得，一进城少说也得7天，谁代课呢？山里人，身子能抗呢。”
贾老师这话教我大吃一惊，近年来不少中年人都死于肝病，大都是累死的。我忙问：“右肋下疼吗？”
“疼，有时像针扎。”
“背困吗？”
“累了，后背沟、腰就困。腿软，回联校开一次会，发愁得走不回来。”
“不是吓唬你，贾老师，你身上肯定有病呢。为了能够多教几茬学生，你也得看啊。”我想到可怕的后果，没敢说出口。她还是那句话，没人代课。我抬头看看墙上的奖状和镜框里的大照片。她近七八年来，年年被评为地、省以上的劳模，到北京、省城开过会，领过奖。可怎么就没有顺便看看病呢？大凡这种人已经形成一个模式，只知工作，不顾身子，明知有病，不去想它。
我看看表，已近中午，想找她最早的几个学生谈谈。她说：“最大的一茬学生才小我4岁，有的在县里、乡里都当干部了。有的当了老师，村里还有几个，这几天送粪哩，山道远，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我想到还在山后面雪地里的司机该等急了，便要起身告辞。她还是坚持要我们吃了午饭。我们赶紧逃了出来。
街上，一群妇女正在向阳处纳鞋底。我走过去问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贾老师教过你吗？”“教过。呶，他也是贾老师的学生哩。”姑娘顺手指了指一个过路的小伙子。妇女们七嘴八舌地说：“贾老师可是好人哩！”
贾淑珍说：“乡亲们好。就是去野地里拾点地皮菜、黑山药，回来也要给我送一碗。”
我们返回学校的窑洞前，邀她一起和孩子们照张相。她高兴地进屋唤孩子。小家伙们出溜出溜地奔下炕，赤着小脚找自己的鞋。她却理理这个的头发，拉拉那个的领子，还为一个最小的孩子擤了一把鼻涕，笑着说：“看这样子，还照相哩。”
我再一次在旁偷偷地、静静地观察她。这哪里是一名教师，完全是个慈母，一个山里的母亲，她有42个孩子。
告别时，我还是提醒她要看病，又留一张名片，到城里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忙。她却一直念叨着，来了一趟，饭也没吃一口，又说风大，你们衣裳单，别着凉。快转过山凹时，我回身看了一眼，她还在风里向我们挥手。村民们的话又响在我耳旁：“贾老师，好人哩。”这样的好人真不多啊，像一棵灵芝草，静静地藏在深山里。这个20户的小村托了她的福啊，几十年来，有了一个她，全村就没有一个文盲，还出了两个大学生，两个中专生。都说教师是蜡烛，她就是这样默默地燃着自己，在这无人知晓的山里，在那盘农家最普通的土炕上。
（《追求》1987年6月）
独白25 一种宗教式的虔诚
《热炕》是我采访完后即调离报社，然后整理笔记，发于他处的一篇通讯。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我常抱有歉意的，就是那些普通的教师。采访科技人员，他们有惊人的发明；采访企业家，他们有突出的贡献；采访教师呢？他们自己也常说实在谈不出什么。这种周而复始的上课下课生活，写出来编辑不愿发，读者也不爱看。科学而冷静地看这件事，教师的工作是重复而不是创造，他们是将前人创造出来的知识一遍遍地重复，教给一茬又一茬人，当然是单调的。能忍受这种单调生活的人的确要有一种无私的、无条件的献身精神。是什么促使他们、感召他们或督促他们这样做呢？一次采访中我碰到一个小事例，使我明白了这一点。
有一位中学女教师，已近50岁，仍是独身。她对学生极好，从学习、思想到生活，关怀无微不至，且教导有方，许多学生都对她怀有深深的敬意。她这年又送走一个毕业班，班里两位女学生高考结束后，回到母校一定要认她做义母。她们说老师年近半百，没有家庭温暖，愿以己情宽慰师心，而且都已征得自己家长的同意。这位教师先是答应，第二天又坚辞不受。两位学生痛哭流涕，老师却不为之动容，劝她们安心到高一级学校学习，将来报国为民。我听后很不理解，而且觉得这位老师有点不近人情。问她何以如此。她说：“师生之情是世间另一种纯洁的感情，不必要再掺进母女情。”啊，原来她是如此珍重师生之情，什么人才能有这样的忠贞呢？我愕然良久。直到采访结束，走在街上我还在想这个问题，突然灵光一闪，我想到了，只有宗教，只有教徒对待自己的信仰才会有这样的忠贞。
啊，这种宗教式的虔诚！教育事业就是教师心中的宗教。只要奉献，别无他求。
三十一位同窗友 二十五年祁连月
——访北京地质学院的一批老大学生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们正在进行一次普通的采访。桌上放着六大本石油地质方面的专著，桌子边坐着副研究员罗斌杰、江德昕、马宝林，还有华保钦等。他们都是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系，同一年毕业，又一起在这里干了25年的老同学。1956年，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140多个石油地质专业的学生，就有31人分配到这里。说是国家分配，其实是个人争着、抢着来的。建国之初，人才奇缺，这些高才生本来是要去机关、留学校的。但是他们这些人的第一、第二、第三志愿栏内却一律填着“柴达木！”、“柴达木！”。那里发现了石油，就像战士听见了枪声。他们坐在地质部人事司的办公室里不走，不管上面怎么劝，只是一句话：“我们要去柴达木！”江德昕，这个当时24岁的杭州姑娘，为了向世界宣布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男女一样，带领我国第一支女子野外勘探队，来到大西北，其中有三位队员都是她的同学。为了抢进度，她们天一亮就上山，天黑才收工，峰回路转，夜色茫茫，常常找不见帐篷。先回来的人就到山顶上点一堆篝火，大声呼唤着伙伴。山间是歌声、笑声和地质锤敲击石块的叮当声。大漠气候，日晒如火，却又夜凉如冰。后半夜冻得睡不着，就在被子上压两块石头。那是有志者的生活。当时山里有恶狼，有土匪，有暴风雨，戈壁滩上还常断水迷路。江德昕说：“那时确实不知道怕，只知道工作。”她们的事迹曾被写成一篇报道，题目就叫《什么也不怕的姑娘》，传遍全国。罗斌杰忆起那年在青海湖和黄第藩、徐运昌等同学一块考察的情景。湖里风大浪大，一次，在船上刚煮好一锅羊肉，一个浪打来泼得精光，被褥上全是肉汤。他们就这样，两条船在湖里从4月一直漂到11月。那是什么年代啊，新中国缺油，急如燃眉，连独臂老将军、石油部长余秋里都空着一只袖管，和大家一起爬大漠，就着风沙吃饭，披月露宿呢。
按照当时国际上的权威理论，中国属陆相沉积地层，是绝不会有油的。但是这批初生牛犊，还包括那些从南京大学、重庆大学来的年轻人，团结奋战了8个月，终于写成《中国西北地区陆相油气田的形成及其分布规律》一书。我们是有油的！这本书出版后，1960年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一起被评为中国科学院的四大成果。1965年他们又写出了40万字的《青海湖综合考察报告》。这是一件有非凡气概的大事，将4400多平方公里这样大的一个湖作为实验室，作为一个模型，一支试管，来观察实验，推测古代湖泊的演变和地下沉积成油的过程。他们得到了任何实验室都无法得到的东西，更进一步摸清了陆相生油规律。但这本书“生不逢时”，几经折磨，而难得出版。后来大庆石油科学研究院的同志来兰州，看到这本书稿大吃一惊：“我们花了很多钱，在全世界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还不知道我们自己竟有这样详细的东西。这本书要快出，我们都等不及了。”他们硬将这40万字的书稿，一字一字地抄下来，如获至宝地带回去，用于油田实践。后来这个考察报告和前一本书同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正式出版问世。以后他们又编写了4本专著。除了这些集体合作的200多万字的著作外，这些年他们每人还都发表了20篇左右的论文。
劳动酿造爱情。这批同学中有五对结成了夫妻。这个大集体中又产生了一批以家庭为单位的战斗小集体。石油地质的话题从野外说到所里，又从所里说到家里。25年后的今天，这些当年出门一身轻的小伙子、姑娘们，都已有了家庭拖累。我们问到他们的子女。江德昕说：“我有两个女儿。”我们说：“两千金。”她笑着说：“我那千金可是值万金。为了不影响野外工作，孩子一生下，我们就送了出去，每月60元，你说花了多少钱呢？”这样将孩子托出去，几乎家家如此。他们是用自己的工资去买宝贵的时间，孩子带在身边的就轮流外出。去年6月，马宝林同志率队野外考察，不幸发生车祸，受伤住院。他爱人、和他同研究一个课题的朱莲芳同志，立即替夫带队出征，直到最后完成任务。这是一个非常友爱的战斗集体。如果有谁出差，家里无人，那么孩子就当然地到老同学家去吃、去住，受到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的关照。25年过去了，他们的青春随着祁连雪水，已慢慢溶进山南山北的油田。现在他们都是近50岁的人了，共同心愿就是趁气力还佳，赶快再干几年。
记者问他们现在还缺什么。他们说：“最缺的是人，这3年，所里共分配来17个大学生，但只有7人报到。”他们希望通过报纸寄语有志青年，快快来接他们的班。
（《光明日报》1983年10月30日）
独白26 关于这个得奖标题
1983年我从新疆返京过兰州，因等车票耽误了几天，就抓紧时间到了设在这里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采访。恰有一个巧合。北京地质学院一个班的31名同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一同分配到了这里，现已共事25年。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学生饱经了戈壁滩、祁连山的风沙冰雪，如今都已鬓发斑白，皱纹上额头了。我很为他们赤诚地为国献出青春而感动。可能是职业习惯作怪，每当一进入采访过程就会有一种念头跳出来，像一个独立的幽灵去自动执行一项任务——搜索一个好标题。采访才进行了一半，我的脑海里已闪出一个标题：“二十五年祁连月”。
他们在这里奉献了25年啊。祁连月，25年，多有诗意。车票到手，我在火车上继续写完稿子，到北京一交差就返回到太原任上。几天后报纸寄来了，标题上又加了半句，成了“三十一位同窗友，二十五年祁连月”。我不禁拍案叫绝，不由冒叫一声：“真可得奖了。”这一加不但成了工整的一联，而且更切主题。看了标题，就知道了人物、时间、地点，这符合一般新闻标题的要求：“实”；而且又是上下相对的两联，“同窗友”对“祁连月”，不但工整，更加强了原来的诗意。果然这个标题得了这年的“全国好新闻标题奖”。我和那位加上半个题的夜班编辑共享了这份荣誉。
标题是新闻的眼睛，一双能引人注意的好眼要有三个条件：明亮、传神和传情。这个标准恰好符合我们平常说的一篇好文章的标准：鲜明、准确、生动相似。一个好标题基本的要求是言之有物，能将新闻稿中最重要的东西提示出来，要清澈见底，这是明亮；第二步要能道出稿件的本质，要由形及神，表达出思想，如新风扑面，这是传神；第三步是这种表达人、事、物和思想的方式，即标题的文字修辞还要尽量地形象、生动、幽默、含蓄等，含有更深更复杂的感情，从而达到这个标题自身的个性。我们采访到一篇新闻，一定要给它定一双光、神、情俱佳的眼睛。这样，一篇稿子登在报上，只要在读者面前一晃，就如美人回眸，翩若惊鸿，一下就牵动了读者的心，不由他不循着标题一口气把全文读完。而且读后对这个标题还铭记在心，时时不忘，有如曹植对洛神那样留恋。这个标题就真正够个好标题了。
责任制在这个研究所
三年前，山西省交城县一个苗圃搬迁，留下了60亩地、2棵枣树、10间房，还有其他一些零星苗木。县林业局技术员解进保找到局长说：“请让我试一试，在这个摊摊上办一个枣树研究所。”局长问：“你要什么条件？”
“我只要立一纸合同，但是上下都得遵守，一丝不苟。”
结果他和县里订了合同：暂借2万元作为办所基金，年底归还，完不成任务受罚。
解进保拿了这把“尚方宝剑”走马上任了。他没有向国家要一个编制，而是从生产队雇了10个懂技术的社员。一份合同化作了10份。所里又分成几个小组，2万元也随之化整为零，各组长都有花钱用人权。但年底根据完成指标情况要有奖罚。
庙门一开，求神的就来。一天，一位领导同志找到解进保说：“我有个亲戚，能不能到你所里当个工人？”“可以。”他满口答应。不久，解进保到省里开会，走了十几天回来后组长找他汇报：“那个新来的工人表现不突出，我已把他退走了。”解进保微微一笑：“知道了。”一次，又一位领导批条子送来一个女工。不料干了半个月后全所宣布放假——所有的合同都已到期。经过几天的休整、评议，再发下一期聘用合同时，就没有她了。原来，这里没有“终身制”。由于责任到人，人尽其力，物尽其用，各组一人能干的活决不用两个劳动力，一个钱尽量掰成两半花。就连田垅小路边都点满了黄豆，人走过时，豆荚直敲得小腿肚子疼。年底，他们不但还了2万元借款，还多收入了3万元。
这个一文不名的小所，有了3万元的家底后便开始了选题攻关。这个县产的骏枣，个大肉厚，曾参加过国际博览会。但近几年却产量骤减，濒于绝收。这除政策上的原因外，还因科学上对这种枣的开花、坐果规律没有摸清。他们就从这里下手，成立了课题组。固定了观察人员，并且都以合同形式落实了责任。合同规定，圆满完成观察记录者有奖，错记或请人代记一次者罚款3～5元，漏记一次，立即取消科研资格。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观察研究。一朵花从形成蕾到完全开放，要24个小时，共分8个阶段，有时隔10分钟就要作一次记录。他们雨天撑着伞，夜间打手电筒，在带刺的树上，爬上爬下，无一缺误。为了排除地域影响，他们骑自行车到100里外观察，带着干粮到山里去观察。两年时间，这几个农村小伙子在所长解进保的指导下，竟取得了10万多个数据。在花期研究上有好几处新的发现。1981年9月这项成果已通过鉴定。在鉴定会上，一位农大园艺系主任翻着那几十本整整齐齐的观察记录，感叹地说：“这种辛苦和认真只有你们这里才能做得到啊！”
初步取得了成果，就想立即扩大试验和推广，但是所里枣树太少。解进保找到附近的生产队。这个队有2000棵骏枣树，多年来已很少挂果。他说：“咱们订个租借合同吧。无论成功与失败，每棵树付给你们10元，如果株产超过50斤，超出部分再分给你们一半。”合同签订后，这项工作又具体落实到三个同志身上。枣树开花期，他们在树下吃，树下睡，整整二十多天，终于保住了果。到枣成熟期，护果又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他们又与8个同志订了护果合同。往年结枣少，能收到手的更少。这年因责任明确，就连路边、村口抬头就可进嘴的红枣，也竟几无一失。9月里，省林业厅长来这里视察，喜得大吃一惊，回去就把省委书记请来，又把全省16个产枣县的代表都请来，参观这一奇迹。中国农科院干果考察组的同志来到这里，也高兴得直点头。深秋，打下的红枣，堆在场上成了山，晒在房上、屋前像红毯。往年株产平均10斤，今年株产平均108斤，最多的一株竟产到464斤。按合同租用的 500棵树，共产了54000斤枣，新成果一下子开了花。还不等枣子收罢，附近和外县的一些产枣队，都找上门来要预订明年的技术合同。
才只有3年时间，这个到现在还是只有4名国家工作人员的小小研究所就从借钱办所发展到已有积累10余万元，新建了办公室、实验室、食堂等，购置了一套科研设备和生产设备，完成了一些新课题的研究，并很快进行了推广。它靠的是什么呢？所长解进保说：“靠责任制。国家四化，匹夫有责，责任落实了，才会出效率。”
（《光明日报》1982年5月9日）
一个工程师的解脱
冯其昌，山西一家工厂的总工程师，去年被提升为厂长，“麻烦事”搞得他焦头烂额，苦恼万分；今年辞职后重返总工岗位，顺心如意，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山西针织厂总工程师冯其昌刚由总工程师提升为厂长一年多就提出要辞职。灯下他正在写第4份辞职书：“为服从组织决定，去年我走上了领导岗位。十几个月的实践，证明自己很不适应此职。我一毕业就来到厂里，30年来一直在基层作技术工作，连个小组长也没有当过。我没有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能力和必要的管理经验。我上任几个月内，厂子经济效益下降，愧对5000职工。我对人事工作不了解，对经济工作也不熟悉，不能说是任人唯贤、用人恰当。我要求辞去厂长职务，继续从事我所熟悉的技术工作。”
这二百字的辞职信，他涂来抹去，显得十分吃力。哪如审图纸痛快呢？他回顾着上任以来都干了些什么事。一共只有一年零三个月，这期间就调了一次工资，分了三次房子。这些牵动每个人的最敏感的问题，搅得他坐卧不宁。本来从家到办公室只有10分钟的路，可是他早晨出来，一路因“拦轿告状”，半小时也进不了办公楼。有一个人要房子，堵在车间主任家门前，扬言要动武，主任不敢回家吃饭睡觉。为解围，他只好亲自派车把这个人请来，这样就有14次；有几家抢了住房，他苦口婆心地去劝人家退出；一位工人病故，家属拦住不让火化，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这些处理不完的麻烦事，叫他无从下手。工人们说：“老冯，你的刀子太软，不敢砍。”可他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事呢，该从哪里砍？还有原料问题、市场问题，他也从没有摸过。没有原料，开发不出新产品，他急成热锅上的蚂蚁。这期间有没有顺心的事呢？有，那是技术方面的事，3000多平方米新厂房的基建安装，说干就干，顺利完成，只用了全部精力的1/10.
今年8月中旬，老冯的辞职请求被批准了。他又回到总工程师的岗位，立即开始抓他所熟悉的设备更新、质量管理。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现在不少人都在要官，而他却主动辞官。立即有人投书报纸，给他本人写信，夸奖他这种不图虚名、以事业为重的求实精神。记者近日在总工程师办公室见到他时，他正在打电话答复几个技术问题的请示，干脆利落就如打电报一般。他笑着对记者说，现在我解脱了，能干我想干的事了。他还说：重视知识分子不等于“封官”，要用其所长。过去压制他们不对，现在说重视就封官也不对。其实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长处还是他们的专业才能。在提拔使用时，上面不要强人所难，科技人员也要有自知之明。总之，以搞好工作、发挥作用为出发点，事情就好办了。
（《光明日报》1986年9月25日）
欲要山长树 先教山留人
——在一个家庭林场里的对话
金秋十月，正是大山换季的时候。本来是满沟满坡的墨绿，现在却这里抹过一片黄云，那里燃起一团火，斑斑驳驳，好看得很。现时，我们一行人在太行、太岳与中条山之交的深山里走着，不是为来赏景，而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森林破坏，气候异常，已是全球都关注的议题。虽然天天都大喊栽树，却年年仍有洪水泛滥。远的不说，就说这三山之中的山西沁水县，1982年一场山洪就卷走了半座县城，毁田1万多亩，损失1亿元。建国30多年了，这穷山何时才能有遮盖呢？但是，记者一进县城，就听到一个惊人的数字，近三年全县造林49.6万亩，是前34年全县造林总数的5倍。靠什么？靠它独创的法宝——家庭林场，全县2600多平方公里的沟谷间分布着3373个。真有这样的灵丹，何愁荒山不绿。第二天，我们就急切地进山来看个究竟。
这个地方叫卫岩沟，共有五梁四沟3000亩地。过去住着7户人家，因山穷土薄，在前几年早已搬走他乡。而两年前的3月15日，有一名叫高凤岐的共产党员却毅然带着全家进驻到这个荒山窝里。当时寒风扫枯草，残雪压帐篷，现在已是6间新房一座院了。路随山转，当我们刚看到瓦房的屋脊时，两条黄狗便狂吠着冲出来向它们的主人报讯了。高凤岐已经去世，山上有他的新坟。现在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妻子李琴。
记者问：“别人嫌穷搬走了，你家为什么倒上了山？”
她说：“过去靠山不能吃山，自然受穷；现在政府把这整架山都交给了咱，政策一宽，人就有胆，放开手干，还能受了穷？上山的头一年，我们靠育苗就收入了1.2万元，成了万元户。两年半了。现已整地3000亩，植树100万株。今年收了5000斤麦子，1万斤山药蛋，1万斤萝卜，还有1000斤山楂，每斤就值1块多。明年我的3000多株梨果树就要挂果了。这样的好光景，谁不愿上山？”
“这样的好光景，这样简单的道理，为什么等了30多年？”
这时陪同前来的县委书记王殿文说：“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过去山荒着也不敢包出去。栽树总是大军团作战，远距离奔袭，有人栽没人管，人一走，树就死，山越穷，人越走。全县像卫岩沟这样的旧山庄就荒弃了300多个。我们得到一个痛苦的教训：要想山长树，先得山留人。所以那场洪水过后，我们就因地制宜放开胆子定了几条政策，如：荒山包给农民办家庭林场，合同一订50年、80年不变；林场可以由子女继承，林木也可以转卖；允许雇工；上山后集体负责给通电、修路、盖房；医院每月上山巡诊一次；子女上学太远，允许聘请家庭教师等。”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实验，一个很宽的政策，是不是对个人照顾太多？”
“政策是宽一点，照顾也不少。但是，我们是在组织群众向30多年来无可奈何的荒山要树，是在改善与我们的命运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不管怎样的代价，能给子孙留下一座青山就合算。过去十几年废弃了300多个山庄，政策一宽，几个月就上山3300多户，而且还从数千公里外的浙江来了5户农民上山落户栽树。中央提出20年绿化太行山，我们花了3年时间就将全县的荒山普栽了一遍，再花4年时间补栽、养护，就是一片青山绿水，利国利民啊！这个经验已经在全国广为宣传推广。”
“道理是这样讲，当时群众肯上山吗？”
坐在一旁的李琴接过话茬说：“前年合同一订，就有人说这政策初一十五不一样，小心有变。老高那时已带上病，他说当了20年干部也没有绿了这架山，临死也要办成这件事，就是政策变了，这山还是国家的。他捂着肚子干了半年就进了医院。当时不用说外人，就是我的儿媳也不愿上山，住在娘家不回来。亲家说，我养活了闺女20年，还能再养活20年。我说好，等20年后我的山绿了再去接你，咱们来个第二次握手！”屋子里哄的响起一阵笑声。
“现在呢？”
“现在亲家把闺女送回来了，知道我劳力不够，把两个儿子也送来了。我二儿子年纪不大，媒人却早登了几回门了。富在深山有远亲啊。”
“生活是富裕了，可青年人能耐得山里的冷清吗？”
李琴大声笑了：“有电视，有录音机，我3岁的小孙女录音机一响也跟着扭迪斯科呢。”
我一回头，发现桌上还装着一部电话。这里除了比城里少一点车辆人声的嘈杂，现代文明并不缺啥。
谈完话后，记者看了他们新栽的油松、侧柏和梨、苹果、山楂树，又在高凤岐同志墓前默哀了一会儿。山坡上沙棘串满小黄果，山柿子红得像玛瑙。山楂已经收过，留下满身的花叶，还是那样地深绿。而远处红红的灌木丛早在风中燃成了一团火。
（《光明日报》1987年2月15日）
独白27 新闻的“新”就是“快”和“深”
一个人肚子很饿，最重要的是赶快给他一点食物，哪怕一块粗玉米面窝头也好；一个人身上很冷，最重要的是赶快给他一件衣服，哪怕一块麻袋片子也好；一个人寄人篱下，最重要的是先给他一间房子，哪怕一间茅屋也好。正所谓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贫不择居，这时最要紧的是快，赶快给他一些满足，给多给少暂且还顾不得。读者对新闻的追求也是这种心理，这叫新闻饥饿。抓住读者的这种“饥不择食”的心理，新闻就追求一个“快”字，这里发生了事情，读者急切地想知道，记者就给他一点消息，哪怕是不完整的一点，也可解燃眉之急。比如，当我整理这篇文字时正是青岛黄岛油库起火这件突发事件爆发的时候。新华社8月13日电，油库因雷击起火。当晚24时又电，大火得到控制。14日电，到晚上7时32分油火已基本扑灭。据了解，火灾共烧毁大小油罐5个，原油4万多吨；共出动灭火人员5000多人，有15人牺牲，10多辆汽车被烧毁。15日电，大火基本扑灭。扑救残火的战斗仍在进行。16日电，截至18点，残火已全部被扑灭，近百辆消防车已陆续撤离现场。库区周围道路已经疏通，供电和通信已经开始恢复。17日电，中断了5天的黄岛油港，17时35分开始向“刚果号”油轮输送原油。这几则消息就是抢一个“快”字，将最新情况告诉读者。
但是，当一个人已经有一点东西充饥时，他就想挑一样好吃的食品；当一个人已经有件衣服御寒时，他就想选一件质料更好的；当一个人已有一间房居住时，他就想换一套更大更漂亮的。这也是人的另一消费心理——得寸进尺。人们对物质的消费心理同样适用于对精神产品的消费。读者知道了某个消息，接着就想知道这消息更深的背景、更细的内容及它的影响和意义。就是说读者在向深层追求，这时记者就不要在“快”字上竞争了，而要在“深”字上较量。谁挖掘得更深些，就能得到比原来更新的东西。一个记者到底是去抢“快”还是去挖“深”，这要根据个人所处的地位、条件、气质而定。一般来讲，上层的靠近政治中心的记者近水楼台可以快速抢到新闻；基层的远离政治中心的记者不大容易抢到新闻，但是这也不必悲观，你可以在“深”字上下工夫，可以用生活中典型的人和事去证明那些新发生的、正在变革中的问题，这同样是新闻。比如，政府作出几项决策：科学研究要实行责任制，对技术人员要用其所长，荒山可以实行承包等。这些决定刚发表时都是新闻，都可以抢发消息，人们读到这个消息时也会为之一振，感到新鲜。但当读者得到暂时的充饥后，便要求更好的食品，这里收的三篇通讯就是通过典型的事例来深化这些主题的。
新闻的新，就是“快”和“深”。记者尽可以尽其所能，或快抢一分，或深挖一寸，各尽其力。当然如果能既快且深，那就更求之不得了。
女中学生池越忠踏冰救人英勇牺牲
园林工人王志胜奋不顾身连救三人
1983年12月9日下午，太原迎泽公园的湖面上像往日一样的平静。时已初冬，游人稀少，只有一些小学生踏着薄冰，走上湖面去。他们有一个天真美丽的心愿：“老师要调走了，破冰钓几条鱼儿给老师送行，那该多好呀！”不想冰太薄了，一踩即破，10岁的余斌、9岁的王锐，突然落入冰窟窿里去了，这时湖西岸的小山下正有一位女学生走过来，她见有人落水，便扔下书包冲上前去，伸手救人，没想到她立足的冰层，很快也被压塌，人也落入水中，救人的喊声在岸上响成一片。这时正在附近的公园绿化组工人王志胜，闻声向岸边跑去，边跑边甩掉帽子、手表，接着三层上衣也一把扯开甩落到身后，只听“扑通”一声，这位勇士跃入冰水中去了。他以双肘，并用自己的胸膛，连压、带打、带撞，冲开一条冰巷，游到出事地点，这时两个小学生正在互相拉扯在一起上下沉浮着。他一把将他们拖住，侧身奋力游回岸边，岸上已脱了衣服正准备下水的工人郭润明很快接过孩子。王志胜这时已冻得浑身打哆嗦了，他正要上岸，人们喊：“那个冰洞里还有一个女孩子呢！”他又翻身潜入冰下，向南游了几米没有人，再向东游了几米还没有人。他急坏了，顾不得身上已经道道血口，用拳头、两臂乱摔打着周围的冰层，撞开一个更大的洞口，又憋点气向北潜入冰下，果然碰到一个人的身子，他一伸手将那个女学生也拉出水面，救到岸上。三个落水少年被人们用大衣裹着一窝蜂似的送往医院。这时王志胜却浑身青紫，手僵得怎么也穿不上衣服。郭润明上来又紧紧搂住他，把他的两手挟在自己的腋下，暖了几分钟，勉强穿上衣服，两人便向医院跑去。
抢救工作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孩子很快脱险，而那名见义勇为的女学生终因落水时间太长，献出了她那幼小的生命。医务人员从她水湿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一张汽车月票，上面写着：太原市十五中学生池越忠。才只有15岁。正在开会的市委书记王建功、副书记谷文波和团省委、团市委的负责同志立即赶赴医院，向池越忠家长表示慰问。在她的遗物中人们发现她的语文课本扉页上用钢笔抄写着一首诗：“红烛小，见真心；流着泪，燃自身。平身（生）闪亮不为己，只求照他人。”
再说，王志胜那天追到医院，见落水的几个孩子正在抢救中，两个男孩已经脱险，才摸黑回到家里。爱人帮他脱下衣服，用紫药水涂抹伤口，他的胸前、背后、两臂都满是纵横交错的血口。第二天一早，他就往医院跑，一进走廊就见那里挤满一群学生，传来一片哭声。他不忍再往前走了，只蹲在墙角，两手抱住头，半天起不来。这天，王志胜被人们团团围住，领导接见，家长感谢，记者采访，许多群众也想来看看这位只身破冰勇救三人的英雄。但是他对市委书记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建议公园加强防范措施，再不能这样对人民的生命不负责了（就在王志胜救人的第二天下午，这个湖里又有两名儿童落水被救）。当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29岁的小伙子竟泣不成声地说：“多好的姑娘，那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恨我迟到一步。她家里人不知该怎样难受呢。”记者又问他：“听说你过去还救过落水的人，对吧？”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那不算什么，况且又都是在夏天。”说毕，他的心情又沉浸到哀戚的追思中去。
（《光明日报》1984年1月2日）
独白28 眼前英雄 刮目相看
1983年12月，听说太原迎泽公园一位工人破冰下水，勇救三人，我连忙赶去采访。我在办公室等着，公园负责人到绿化队去请那位勇士。他来了，这是一个中等身材、方脸浓眉的小伙子。我请他坐，他却目光滞滞地看着我，突然说：“你是梁衡哥哥吧？”我大吃一惊，他说：“我是志胜，你忘了吗？”采访遇故人，这真是一出传奇。
王志胜，我们两家曾是一墙之隔的邻居。那时我上高中，他上小学，极淘气，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湖曰黑龙潭，夏天那就是他的乐园。他总是脱得赤条条的在水里一泡半天，有人炸鱼，鱼翻了肚皮漂在湖心，他一头扎下，又冒出水面，双手捧鱼，仰躺在水上，两个小腿一蹬蹬地返回岸边，因逃学他常挨打，打了就跑，说不定在哪个草房里鸡窝旁边过夜。后来我上大学走了，又分配到外地工作，回家时再不见他，听说是犯了什么事，蹲了班房，也就不便多问。今天相见，想不到这事件的主人公正是他。
我们开始谈话。他的脸上还留着小时的那种倔强，只是成人了，懂事多了。对连救三人的事。他倒毫无自矜之态，说这不算什么，只是冬天冷一点，他现在是绿化工人，过去曾在湖里管船，救人是平常事。我一下想到他顽童时期的好水性。他很痛惜那个未能救活的女中学生。这中学生是为救两个小学生而落水的。他说，我开始只知下面有两个人，要是知道有三个人，要是早到一步，凭我的水性，这中学生也能救活的。我说，冰下漆黑，你怎么找人，要是返回时找不见洞口，岂不是连你也上不来了？他说，不能慌，记住一个方向，摸几步，再退回洞口，再换方向。
我们谈了好一会儿，他讲完救人经过，却谈起公园的管理，并吐露了一个埋藏已久的心愿，想挑头承包公园管理呢。
啊，真是眼前英雄，刮目相看。
抓住典型 深深开掘
陈万卿同志：
《新闻战线》编辑部转来的信收到了，谢谢。你在信中说，你在《光明日报》上见到我写的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后来在《青年文学》上见到我写的报告文学《路，该这样走》，最近又在《光明日报》上见到我写的通讯《岳安林——中国新农民的一个典型》，这三篇文章写的都是岳安林同志，似乎在他的身上有做不完的文章。你要我谈谈我是怎样进行采访和写作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涉及怎样采写和组织宣传典型。我并没有什么成熟的经验，只能谈一点粗浅的体会，以供你参考。
写新闻有一个格式，叫先写导语。写导语有一个要求，就是把最主要的东西，即读者最想知道的东西先说出来，以抓住人。这并不是什么人为的“八股”，而是顺乎人情与习惯。平时我们给人讲一件事也是这样。至于处理一个大典型呢，我以为也可以这样试试。
一、先讲答案，预留伏笔
1980年9月，我到山西省忻县采访，人们向我介绍有个叫岳安林的青年农民自学了4种外语，养猪水平很高。但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他经历坎坷，处境不好。我到村里去采访时，他进城开会去了。我看了他办的猪场，条件简陋，但有科学味道：太阳能暖圈，简单化验仪器，墙上一块写满数据和公式的黑板。我看了他的家，一贫如洗：没有院墙，仅可进一人的高粱秆柴门，屋里一张旧桌，几个面缸，再就是散堆的书籍。正好他离家30年的老母回来看他，她向我哭诉说，真没想到儿子这些年这么苦。我中午回县城，下午找岳安林谈话。他讲了自己的简单经历和办猪场的经过。通过参观和采访，我模模糊糊感到他是个人物，经历不凡，学识丰富，很有志气，不是一般的农民。写一篇大通讯吧，似乎不大合适，因为采访时间短，材料不够。但是，像他这样一向遭歧视的人，敢于毛遂自荐，这在三中全会后，百废待举的用人之际，在政策上有典型意义。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着养猪赔钱现象，他一反惯例，科学养猪，成绩惊人，这对发展农业技术有指导意义。所以这个典型应赶快报道。于是，我决定写一篇不超过2000字的短稿。文章虽短，却要力求内容多，思想深，能打动人。
根据上述要求，我在表现手法上就一方面详写他的“自荐”和“治场”，以树起一个形象，对读者产生一种感染力和号召力；另一方面又略写他的经历和具体技术，以留下伏笔，让读者去思考，去追求。如他去找公社书记自荐一节就详写情节：
……（他）说着掏出一个5000元的存折，啪的一声压在桌子上：“大不过是这么多，甘愿立下军令状！”
这段中的“压”，几易其字。“放”太软，“摔”太野，只有“压”动中有静，有一种舞台艺术的造型效果，易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写经历，只用了“备受凌辱”四个字，一笔带过，写技术，只抄了半张配方，用省略号带过，让读者去管中窥豹。
这个写法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文章见报后的一年多中，岳安林共收到近2000封来信。许多人对他极表敬佩，有些人还要来当他的学生。而对略写部分，许多人则感到不足，每天看报，看有无续篇，有的骂那个可恶的省略号，说记者故意吊读者的胃口。
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短和快。记者和通讯员往往陶醉于自己的题材，一下笔就洋洋万言，而编辑却常常不能卒读。我是有这种教训的。因此，未落笔之前，先要审时度势，考虑到稿子将要通过的几道关口。而“短”和“快”，则是去斩将夺关、打开突破口的两把尖刀。这篇文章只有1800字，《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全文刊用。见报当天，编辑部的同志就写了评论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又被一些报刊转载，并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得奖通讯。如果当时就写大文章，那就不但出手慢，而且可能一个字也登不出来，以后就更没有文章可做了。
二、仔细剖析，深深开掘
第一篇短文发表后的较大反响和众多读者的要求，已使再写一篇长文章水到渠成。第一篇主要是讲“事”，第二篇就应仔细剖析“人”；第一篇已讲了结果，讲了其然，第二篇就要讲由来，讲其所以然。这就不宜用一般通讯或消息等形式了。于是，我想到使用新闻写作的另一形式——报告文学，其结果就是发表在《青年文学》1982年第一期上的《路，该这样走》。
1981年5月，我到大王猪场住了7天。我仔细研究了岳安林当时已收到的1000多封来信。大家都为有这样的青年、这样的农民而惊喜和自豪，又为他的技术所吸引，恳切地要求推广应用。这说明岳安林这个典型符合时代的需要，是应运而生的。通过一段相处，我觉得他是继土改、合作化后我国第三代新农民的代表。我国农村解放后已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现在该靠科学技术了。而这正需要岳安林这样的人，正像过去需要李双双等典型一样。但是，他的时代意义、成长道路、周围的矛盾又与李双双等不大一样。这就不是讲一两件“自荐”、“治场”的故事能说明的，而需要再深深地挖掘。这篇两万多字的文章主要从以下方面挖掘：一是岳安林的爱国、爱党的赤子之心。他因出身问题而两次考取大学不能入学，十年动乱中又遭批斗，但他对党坚信不移。二是他的志气。他在山上，在地头，在猪圈里，都顽强地自学，掌握了四种外语，这使许多人，包括外国人都惊叹不已。三是他用科学战胜愚昧，改造旧农业，改造农民的旧思想。文章的线索也由第一篇的单线发展成双线：岳安林在事业上的奋斗和他爱情上的甘苦交织进行。这三方面的挖掘已超出了他办好一个猪场的意义，而展示了我国十年浩劫后的这个特定环境，力图提出和回答目前在人们政治生活、思想倾向和农业政策上等带共性的问题。文章的内容力求更深、更广些，笔尖力求探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生活角落、环境背景等各方面。
三、注意发展，连续报道
对一个典型的挖掘除注意横的方面，还要注意纵的方面；除注意静的方面，还要注意动的方面。就是说除总结他现有的成绩和思想，还要随时注意其发展，看他本人及记者的报道是否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另一方面，读者心中既有了这个典型，便又时时想知道他的现状，所以随时挖掘新东西是必要的。
今年3月，我在省劳模会上经过对岳安林的第三次采访，发现他的事迹又有新发展，即：他本人已被录用为国家科技人员，但他不离开农村，继续在猪场搞研究；他除养猪外，又开始搞综合加工，创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养殖新路；他开始招有文化、懂外语的人当工人，要把场子办成农村基地。从这些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党对他的关怀，群众对他的支持，这个经历坎坷的人现在如鱼得水；二是他的抱负现在正一步步地实现。这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是一个鼓舞。于是，我又写了一个续篇《岳安林——中国新农民的一个典型》。《光明日报》在1982年3月22日头版发表了这篇通讯，并配了评论。这种通过不断挖掘对一个典型前呼后应、造成回响的连续报道，更易加强宣传效果，使典型的指导意义不断扩大。这篇通讯见报后，山西省科委、农委和团委很快发出了联合通知，号召向岳安林学习，省委、地委和省科委的负责人都到村里调查，加强指导，还拨了专款。当然，我们写发展，挖新东西，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像“四人帮”时期那样，典型随着形势，天天换角度，人为去拔高。
一发现好一点的材料就想写一篇大文章，树一个大典型，这是一般记者特别是通讯员常有的想法，也可以说是一个毛病。作者本以为抱了个金娃娃，痴等见报，却常常等来一瓢凉水。所以我觉得如遇到好典型，倒是可以看准角度，紧密配合形势，先写个短东西、搞点火力侦察，敲点开台锣鼓，然后再大搞也不迟。当然有时发了小的，就不易再发大的。但这主要是看典型本身的价值和你挖的程度。你说我在岳安林身上好像有做不完的文章，这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岳安林的模范事迹太多和思想境界太高，我一时挖掘不完，只好慢慢地边挖边写；二是他本人也在不断发展，读者又不断有新要求，作为记者，应努力跟上广大群众和先进人物的脚步，搞好“同步”采访。
（《新闻战线》1982年第11期）
提出问题 说透问题
通讯，作为一种新闻体裁，可以分成三类：人物通讯、事件通讯和问题通讯。人物通讯靠人的思想感情去感染读者；事件通讯，通过事件本身和情节故事去吸引读者；问题通讯则靠提出和说明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去启发、教育读者。相比之下第三者的写作难度较大。
人物、事件都有具体的形象，文学的思维方式本来以形象思维为主，但是，我们要思考、研究一个问题时，其思维方式却是逻辑思维，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抽象、枯燥。抽象、枯燥正是问题通讯之大忌。
怎样克服抽象、枯燥，将文章写得生动、有趣、在理呢？
第一，要能发现问题，准确地提出问题。
记者和通讯员在生活中遇到人和事，觉得很新鲜，便要给报刊写稿，以期介绍给更多的人知道。相比之下，人和事是生活中表层的东西，而问题却掩藏在更深的一个层次。它要靠记者在观察了无数人和事，在学习理解了中央的政策方针，在了解和体验了群众的思想感情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个看法又决不是他个人的，它应该属于全社会，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和领导阶层都已感觉到了的。而且最好是虽然人人都有一种模糊的感觉，都有一个轮廓，但由你来一下点透；人人都在想，你却一下就能说了出来。所谓新闻的敏感性，正在于此。所谓记者的敏锐眼力也正在于此（如果是在其他体裁则表现为抢消息、抢新闻人物等，这里则是抢问题）。你提的问题要能合上时代的节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这样读者就会以极大的兴趣来和你一同研究问题。在战争时期，平常最不通军事的文人们也会关心战局；在灾荒年景，城里人也会过问乡下的收成。社会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阶层、某一个范围内总会自然形成一个“热点”，而无论平时人们对这问题多么漠不关心，这时都会全神贯注。如农业方面，在“学大寨”十几年后，那套“左”的政策到底还行不行？要不要搞责任制？教育方面，教学质量问题、教学结构问题。环境保护方面，生态平衡问题，我们还有多少水、多少树，空气污染，土地沙漠化等问题。还有干部问题、物价问题、体制问题等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牵着一些人的心。记者就是要寻找这个“热点”，一下子将无数人的视线都牵到你的手中，这样你就成功了一半，再抽象、枯燥的问题，也不愁没有读者。如果说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是选择一个好的典型的事件和人物，问题通讯就是要选择一个好的“热点”问题。这个问题一提出，犹如突然说明日有地震，使人为之一惊。总之，要能提出一些警人、醒人的问题，才能将读者拉到你的文章中来。新闻的特点就是要新，在其他体裁，是新人、新事，在问题通讯里则是要强调新问题。
第二，问题必须有新的角度和深度。
说是要新，但我们常常碰到的却都是老问题，真正第一次接触到的新领域、新课题是很少的。所以新问题常常是指出一个老问题的新角度和深层次，有经验的记者应该能教旧曲翻新声。角度，指一个问题的侧面。事物是立体式多侧面的。我们用手拿起一件物品会不由地正面看完看反面，可是对一个问题却常常只看到一面，而忘了其他侧面。因为问题和具体的物比更抽象、更深刻、更复杂。记者的功夫就在于拉着读者的手，从一个问题的正面走开，绕到侧面、后面；从不同的角度停下脚，多看看，指点指点，将读者没有发现、没有注意的地方指给他看。这样你的文章就有新鲜感，就能醒目，就能引人。比如号召知识分子到边疆去，扎根献身，这是多么老的问题，从50年代初说到80年代末，30多年了。过去我们的宣传是为理想、为事业献身。现在光这几句不够了。我在新疆见到一批50年代初就落户了的地质学工作者。他们说：“我们将此生献给边疆，毫无怨言，但是我们的子女也快20岁了，他们也要成才，可是这里的教育条件差，他们连我们当年在大城市享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为了下一代，我们也起了内迁之意。”50年代时这批知识分子自己才20岁，一身轻松无牵挂，现在除了考虑事业还要考虑子女，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这就是研究知识分子支边问题的一个新角度，一个过去没有注意的侧面。只要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调查情况，研究解决方案，都会引起知识界、组织部门和边疆地区政府的重视，会引起这一范围和层次的读者的关注。不断地发现新角度，就是不停地调查、思考。新闻报刊是社会的一张寒暑表，记者要能“春江水暖鸭先知”，能及时地于人所不注意的地方抓出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问题。
深度，是指一个问题的背后。记者的责任不仅是将读者不易发现的问题的侧面转过来给人看，更主要的是要进一步将读者不易看到或者说很难看到、几乎看不到的问题揭示给人看。因为记者这个职业提供了他比一般人更易发现问题的方便条件。他上下左右到处可以接触人和事，可以既研究中央精神又调查基层的实际情况。可以随时换地点，换角度，可以旁观者清，也可以深入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可以得到许多材料进行分析，找出事情的本质，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而一般读者，由于自己特定的单一岗位所限无法做到这一点。记者既然得到这么多的优惠，他的责任就是要能将普通人认为是平常的问题、看到的现象，一下就抓住本质，就揪住它的根。这样，你的文章才有深度。这并不是多么高的要求，也不是记者的骄傲，而是职业要求的起码责任。如果说角度是将一件东西转移一个面来看，深度则是将这件东西翻起来，看它的根底，这样就常会使读者大吃一惊或恍然大悟。比如曾轰动一时的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硬是将太行山打穿一个洞，将黄河水系的水东调到海河水系了。当初这是“大寨精神”的表现，曾大肆宣扬，后来渐渐感到错了，又从各种角度进行批评：比如为了自己浇地调人家的水，风格不高；花钱穿一座山，经济上得不偿失等等。但是这样一件明显的蠢事，这样浩大费资的工程何以能够得逞呢？再往深里挖，原来科学家、工程师不是没有提过意见，计划财务部门也不是没有据理力争，但是当时陈永贵当了副总理，昔阳、大寨像神一样不可冒犯，一个县委书记只凭肉眼看，就否定了大坝的选址，由他随手一指便在此改建，什么水文地质资料都可以不管。发生在70年代的这场悲剧、闹剧，其实质是什么呢——是封建专制与科学民主的搏斗。我们虽然在科技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对封建专制的思想、制度并没有彻底地批判和铲除，所以在一定条件下，科学还是要做专制的奴隶。这样去思考问题便挖到了根。作为反映某一个问题的通讯，就是要将与本质有关的材料尽数抖出来给读者看，将读者的思路引到入地三尺更深的一个层次。一篇文章，就像一把雪亮的铁锹，一锹下去翻出问题的老根。
有新角度、新深度，这样的问题通讯是可以吸引读者了。但是读者捧起报刊后怎样才能同意你的这个角度和深度呢？这还有一个表达方法和效果的问题，亦即你这篇问题通讯说明问题的力度。
第三，问题通讯最忌就问题说问题，要功夫在“理”外。
我们写一篇通讯是要围绕一个问题，说清这个问题，从这个动机出发，好像和写社论并无区别，但其表达方法、所用的手段却大不相同。它主要不是靠推理论证，而是靠剖析事实。其严密的道理、新颖的观点藏在事情的客观存在之中。就是说它既要有论说文的严密性，又要有文学的形象性，它是两种特点兼而有之的边缘文体。
在动笔之前，人物通讯先要研究人物的形象，事件通讯要分析事件的过程，问题通讯则是要先提炼出一个论点。论点的提炼是将已有材料在头脑中反复检索抽出一根丝头，理出一条脉络。这个提炼论点的过程是前面讲到的提问题的深化和具体化。有了一个论点，文章就有了灵魂，一切笔墨都服从它、突出它、衬托它。问题是一个方面，论点却是一个点，要更集中、鲜明，更能吸引读者，像口号，像指令，如警句，让人过目不忘，不由地追根问底寻其来由，找其论据。这个论点最好能在标题上或文章的开头就显示出来，亮明旗帜。
论点立起来之后按论文的写法就应该有论据和推理了，但是因为是通讯，却要避免枯燥的说教，而是用事实一层层地推出。这论点是运用人、事、物来说明的，务求自然、形象、生动，事尽而理现。而且，作者在提出问题、提炼论点时明明是要将某种自己的观点宣传给读者的，而下笔写文章时却切忌露出说教的面孔，反而要和颜悦色，如说故事、谈见闻一般缓缓道来，细细述说。比如《欲要山长树，先教山留人》这篇通讯，说的是植树造林这样一个老问题，但它从生态平衡被破坏这个大的宏观问题入手，却选了一个家庭林场这个小角度。从为什么几十年，年年栽树，年年山上秃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提炼出一个论点，即本文的标题。同时把造林问题，引申到树与人、管理体制问题。文章的头尾是散文式的笔法，托出富有感染力的画面，即金秋十月，沙棘串满小黄果，山柿子红得像玛瑙。中间是记者与主人风趣的对话，还有一节烈士陵前深情的致哀。处处在写景、写情、叙事，但树和人的关系却是已经摆得一清二楚了——造林的事实、群众的态度、领导的体会都是最好的论据。这样就较有说服力，即文章有深度和力度。
总之，问题通讯要能准确地提出问题，用形象的手法既生动又严密地说透这个问题。它比一篇社论应该更生动、具体；比一篇消息应该更深沉、周密。虽然它们说的是同一个问题。这正是问题通讯的长处。
（《支部生活通讯》198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