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我出生在会宁县中川高陵村。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历经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耳闻目睹了“激进冒险”和“全面混乱”的全过程，大人们思想上的无奈和生活中的艰辛深深地刺激着我的每一根神经，时常在思考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和眼前闪过的一幕幕情景，冥思苦想中寻求一道道正确的解答，自己的一些思想、观点虽不敢分享与大人们共鸣，但在内心深处是有了是非曲直之分辨的。
自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祖辈们在这块土地上繁衍子嗣，养育后代所付出的艰辛和历经的苦难让我品味一部社会史和一部家族史的同时，也让我秉承了先辈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赏仁礼让、相互扶济的纯朴美德。同时亲历“文化大革命”让我更进一步辨明了是非标准，我知道一个人一生怎么去做，才无愧于祖辈们，无愧于父老乡亲，无愧于社会。
1979年，自己被推选为村干部，那时正是拨乱反正之初，人们的思想意识空前活跃，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农业生产发展使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作为村干部，在组织村民学习中央有关精神、政策，帮助村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更新观念的同时，主要任务是服务村民发展生产，帮助村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疑难问题。让村民们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得先解决村民吃饭、穿衣、花钱的难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首先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就得从帮助村民调运农资，引进优良品种，开展水利工程建设，实施道路建设，改造办学条件等日常事务一一做起。经过努力，在三四年里，村民们生产的粮食多了，修缮的房子也多了，出行条件改善了，孩子考上大学的人数逐年增长了，各项事业发展了，自己觉得为全村发展所做出的一切工作也值得了。
1987年，全县把农业技术推广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强县富民的重要举措来抓，中川乡成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由于自己在任村干部期间，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做得比较出色，所以被白银市农业处、白银市人事局批准招聘为乡农业技术推广站聘用制干部。那时，农业技术推广的任务很重，除了上面推广的一些农作物种植技术之外，还要组织培训各村社的农业技术员开展优良品种的杂交实验。在工作上，一方面要到各村社宣传推广引进新品种，以达到扩大种植面，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一方面还要组织全乡的农业技术员分析土壤、气候，因地制宜地开展粮食新品种的杂交试验。全乡的各村社是推广点，每个村的地里都有试验田。乡农技推广站有4个技术员，不利用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到村社试验点上指导，怎么也干不完。那时，自己年轻气盛，工作的激情很高，无论有多累，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特别是当看到新农业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粮食长势好，抗旱能力强，一片丰收在望的情景时，内心感到无比自豪。心里在想，这就是我的追求，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时，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农业技术推广干部，在工作上除了农技推广和农技试验外，其他的事情不多想，一心一意钻研和探讨农技推广方面的事情，几年下来收获还真不小，全乡农民的粮食单产普遍提高，粮食收入大幅度提高，老百姓的吃粮问题得到普遍解决，自己的工作得到乡党委和乡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
1995年12月，自己被组织上推荐选举任丁家沟乡副乡长，这是组织上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和鼓励，也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转折点。从一名普通农技干部到副乡长的岗位，身份变了，工作角色也得转换，以前只要做好本质业务工作就可以了，当了副乡长既要有统筹协调、全局谋划的组织领导能力，还要有熟悉民情、解决民事的本领。到丁家沟任副乡长后，首先我下村进社，深入农户，与农民通过拉家常的方式了解农民生活、生产现状，了解他们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最盼望的是什么，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什么。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走访了解，让我颇感责任重大。丁家沟乡自然条件严酷，部分村的农民没有通上电，一部分农户人畜饮水困难，村与村交通阻塞，大部分村级学校校舍都是危房，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生活比较困难，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等等。不调查不知道，一调查吓一跳，由此也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我把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与下一步的思路给乡上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认可和支持。随后，在抓好分管工作的同时，重点抓了香港乐施会资助的慈善雨水工程。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三优先，三不定”的原则，由于组织实施细致、扎实，工程效益十分显著，彻底解决了老百姓的吃水问题，得到了国家民政部、省慈善总会等各级组织的充分肯定和高度称赞。
1998年，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自己到土门岘乡先后担任乡长、书记。土门岘乡地处会宁北部山区，这里山大沟深，土地贫瘠，自然资源匮乏，加之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群众观念落后，生活困难。当时自己就想，作为乡上的主要领导，在近期不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现状，就是失职。决心一下，就和全乡党员干部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在调查研究、摸清底细的情况下，组织乡上制定了“抓基础，改条件，调产业，促经济”的发展思路。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千方百计争取项目资金2000多万元，修通了村社公路，修建了集雨工程，修筑了张贺岔等水利灌溉设施，修缮了部分校舍危房，绿化了荒山荒坡；同时，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全乡各村发展了一部分种植户、养殖户和商业个体户。一年多时间，初见成效，三年时间，全乡各村经济发展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2005年，组织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让我担任刘家寨子乡党委书记。刘家寨子乡在全县属于大乡，为了尽快熟悉全乡情况，到任伊始，我就下村入户，和村干部交谈，和农民群众交谈，了解他们对乡党委、乡政府工作上的看法和希望，并和乡上班子成员及时交流，征求意见和建议，通过上下互动，交流谈心，基本上查找出来了一些问题的症结。然后对症下药，多次召开乡村党员干部参加的机关作风整顿会议，明确提出“整顿、提高、发展”的工作思路。严肃了纪律，规范了制度。在工作中，对事不对人，办事有头有尾，事事有落实，考核有实效。通过不到半年的整纲肃纪，机关作风和干部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明显转变，一个务实高效的领导集体展现在人们面前，得到组织上的肯定和群众的认可、称赞。
2005年，中央和省上把乡村公路建设作为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民心工程来抓。会宁在甘肃省来说是一个山区大县，地形复杂，工程项目庞大，工程完成不好，既不好向上面交代，又直接影响到全县老百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又把这副担子压在了自己的肩上。到交通局后，自己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勘测线路，科学规划，统筹安排，一场乡村公路建设网在全县各乡村全面铺开。为了保证施工质量，自己和交通局其他班子成员经常到各个施工点进行检查，白天忙不过来，常常带夜巡回检查，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如同家常便饭。有时几天连夜鏖战，身心疲惫的时候就想：多少天回不了一趟家，家里的事一点照顾不上，自己又累得不像样子，究竟为了什么？反过来又想，把这次公路网络建设的攻坚战拉下来，会宁的交通运输状况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长期受惠的是50多万会宁老百姓，想通了，自己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国家加强西部省、区公路建设是总的方向，有的项目建设资金是按照有关政策下配的，有的项目资金还得努力争取。因为每个地方都想发展，都需要这批项目资金，能不能争取到项目资金，就看你的工作力度和水平了。
记得那是2005年，平定高速公路准备开工建设，亚行给地方公路建设配套修一条扶贫路，就定在了207线的靖远大芦至会宁县城段，共计300万美元。在靖会两县设计的过程中，靖远县组织本县的乡、县、市、省四级人大代表给时任代省长的徐守盛写了联名信，请求修建靖远黄河大桥，并延长线路两公里。当时由省政府秘书长周强出面，就把亚行贷款部分资金协调到了靖远黄河大桥的修建上来。本来改造207线的资金就很紧张，这样一来，会宁段的改排水和硬件设施建设就无法落实。在省上召开的第一次评审会上，会宁的祖厉河大桥、甘沟大桥、河畔大桥和甘沟田家坪改道工程没有列入会议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大家都很着急，当时参加会议的县长贾汝昌同志让大家集思广益想办法。当年12月份，甘肃省交通厅专门召开由交通厅领导班子，白银市委书记、市长，靖远和会宁两县县委书记、县长及县交通局负责同志参加的协调会。在会议上，时任会宁县县委书记的常守远为了争取会宁207线的项目，耍了态度，贾汝昌县长也带了情绪。市上安排晚上到一起吃饭，为了项目，会宁的书记、县长都没有参加。
有一天的早上，贾汝昌县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把县交通局的事先放一下，到省交通厅争取祖厉河大桥，如果这个任务完不成，就待在兰州不要回会宁，直到把项目争取来”。同时安排副县长杨庭祯和我一同前往兰州争取祖厉河大桥建设项目。安排完任务之后，马上催促我们行动，当天我们就赶到了省城兰州。
当时我的压力特别大，觉得无处下手，再一细想，这个项目书记、县长都没有争取到，叫我和杨廷桢副县长怎么去争取？
住在华辰宾馆，我们两个仔细斟酌，反复酝酿，一套套方案出来之后觉得不妥又被我们推翻，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找省交通厅厅长杨咏中。
杨厅长是我在2006年12月28日参加全国交通会议时认识的，因为这次全国交通会议除了交通部的领导和各省区的交通厅厅长参加外，只有六个县（贵州遵义、江西瑞金、安徽金寨、河南鲁山、四川仪陇、甘肃会宁）的交通局长参加，并给这六个县的交通局长安排了发言，发言的次序是其他五个县的先发，我最后一个发言。我在发言中，先陈述了甘肃省交通厅这几年在交通建设方面如何支持革命老区会宁的交通建设情况，然后具体列举说明。高速公路过境会宁49公里；312线、207线改造升级；通乡油路已建432公里；还有专为革命老区会宁建设的“通畅”工程，“水泥路硬化”工程等等，省交通厅杨厅长对老区公路建设非常关心，到工地现场检查指导的次数很多，到会宁的每一个地方，包括小孩、老人在内的大多数老百姓都认识杨厅长。同时在会上，我热情邀请交通部的各位领导、兄弟省的交通厅长到革命老区会宁检查指导工作，观光旅游。早上会议结束后，中午在京西宾馆就餐，杨厅长就让办公室主任赵生跃通知我一块吃饭。吃饭的时候，杨厅长说，“会宁人才济济，你的发言很有说服力，代表了会宁基层局长的水平”。杨厅长对我的发言很满意，这也为后来争取项目打下了基础。
从12月7日开始连续一周时间我们就到杨厅长办公室“上班”，除了阐述祖厉河大桥建设对老区会宁今后发展的重要性，就是陪着笑脸给厅长添水续茶，因为认识厅长，厅长也不好说我们什么，这样死缠硬磨了好几天，不知道是被我们俩对事业的执着和真诚所感动还是太影响厅长的工作了，最后杨厅长不得不发话了：“尽快把会宁县政府建设祖厉河大桥的报告拿上来。”听到杨厅长同意了，我们高兴极了。急忙给县长贾汝昌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之后我急忙返回会宁，拿了“建设祖厉河大桥的报告”，家也没顾得回，直接返回兰州去省交通厅。
我把《会宁县政府关于省道207线改建控制性工程设计建议的报告》会政发（2007）51号呈送给杨厅长后，杨厅长于6月26日批示：“请辛厅长阅处。”然后我和杨副县长去找辛副厅长，找到辛副厅长后因不太熟悉或其他原因，就直接把我从他的办公室“轰”了出来，并说“一个县局的交通局长，呆在交通厅，这个厅长房间进，那个厅长房间出，都有事，谁接待你”？
辛副厅长态度很不好，我们吃了一鼻子灰，又遇上麻烦了。回到宾馆，我和杨副县长商量怎么办？杨副县长说，咱们再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采取缠、磨的办法继续到辛副厅长办公室去找。之后，我们两个拿了“会师塔”牌的茶杯，到辛副厅长办公室后我亲自给辛副厅长泡茶喝，这样，辛副厅长的态度慢慢缓和了，并在文件上作了“从会宁县城发展规划出发点考虑，207线改造工程拟以跨越祖厉河与平定处相连为好，鉴于改建工程资金不能支持在河畔再建新桥仍拟以维持原设计单位所提方案。请规划处研处”的批示。与此同时，辛副厅长当天组织召开了各有关单位参加的会议，并安排交通厅设计院对祖厉河进行勘测设计。第二天我带着设计院的技术人员返回会宁，勘测设计结果是总投资840万元。
勘测设计完成后，得报到省发改委进行项目变更批复，又经过大量的工作，省发改委最后作了变更批复。
当我和杨廷桢副县长拿着省发改委的批复文件回来给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时，两位领导非常高兴。贾汝昌县长激动地说：“杨国雄，你以后拖上孙子走到祖厉河大桥上时，你就给孙子说，这座桥，要不是爷爷当年极力争取，是建不成的！”
祖厉河大桥建设项目争取到手后，按照县上的安排部署，我们马不停蹄，继续把公路建设项目当作富民强县的重点工作来争取，哪怕是多难争取，只要有一线希望，绝不放过任何机会。之后，我们争取并新修了河畔桥，甘沟驿桥，完成了甘沟驿乡至田家坪的改道工程等多项重大项目工程，使会宁的公路建设总量比计划总量超出了近亿元。短短的五年间，会宁公路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个以国省道干线公路为支撑、农村公路为基础、连接城乡、辐射周边、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络已初步形成，为会宁经济社会发展，造福子孙后代的基础工程初步奠定。
自己从农村工作到从县城机关工作，从一名农技招聘干部到从副乡长、乡长、乡党委书记、交通局长，从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到现在的两鬓斑白的知命之年，可谓跌打滚爬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来，可以说是一路坎坷一路歌，一路感悟一路收获。现在回忆起来，感慨颇多，收获也不小。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决定人的追求，追求的目标决定一个人的前途。我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祖祖辈辈庄稼人的酸甜苦辣看在眼里，领悟在心中，从小在心里发誓，长大要为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奋斗一生。加之从少年到青年这段时期目睹了大跃进的“浮夸风”、“文化大革命”中的“盲目斗争”，与村民们一同饱尝了“阶级斗争上线又上纲，主抓运动不种粮，衣不遮体受寒凉，仓无粮食咽菜康”的现实，更让我坚定了要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的信心。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从这时起，我就把自己的身心交给了农村的发展事业。不管是为村民服务，还是开展农业技术试验示范；不管是当一般干部做常规性工作，还是当领导干部做管理工作；只能是一个念头，给老百姓干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让老百姓早富裕，让农村早发展。多少年来，自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每当看到经过自己的努力和辛勤工作，村民们有饭吃，有衣穿，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时，内心无比高兴，真正感受到了“一分付出，一分收获”的成就感，真正体会到老百姓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兄弟姐妹。每当看到自己帮助过的一个个失学儿童重返校园露出微笑时、每当看到自己帮助过的从病困家庭走出困境投来感激的目光时、每当看到自己为饮水困难户打好一眼眼水窖当他们喝上甜水时……还有村民们那种溢于言表的感激之情着实让自己感到幸福，也让自己感到了自己所从事的农村工作多么的有意义，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是大有作为的。
二十多年来，自己工作过的乡镇和机关单位有五六个，作为单位或部门的领导，如何带好班子，充分发挥好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更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最深的体会是，除了人尽其才的科学分工，严格透明的制度约束，赏罚分明的绩效考核以外，亲和、温暖的人文关怀，以身作则的示范带头也很重要。自己每到一个地方去工作，不但要求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各项工作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干事，细心谋事，干出水平，干出成绩，更重要的是作为领导干部要从工作、生活上去体贴、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和思想上的纠结，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给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心理环境，这样才能体现组织的温暖和关怀，进一步激发和提升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曾经有一个乡干部，父母亲常年患病卧床，需要很多医药费和手术费，但家里没有一点积蓄，乡上在帮助申请救济款的同时，又号召职工捐款，想方设法帮助其度过难关。之后这位干部很是感激，不但工作干得好，其他干部或群众有了什么难事，他积极参与帮助。亲和、温暖的人文关怀焕发了他极高的工作热情。
二十多年来，我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也把满腔热情投入到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回过头来看自己付出后的收获，也是令自己满意和自豪的，因为自己的追求是献身农村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富裕。现在每当看到自己当年工作过的地方的发展变化时，每当看到当年的一些贫困户过上宽裕的生活时，每当看到自己当年组织修建的公路车来车往时，内心感到特别的宽慰，宽慰之余也有些许内疚。宽慰的是自己给老百姓干了些实事，内疚的是苦了我的另一半——妻子。
妻子张阿丽，是中川乡高陵村人，与我在同一个村，她是本乡德高望重的退休老教师张万祥之女。她们姊妹六人，张阿丽排行老二。她从少年到青年时期同样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艰苦的环境，磨练出了她吃苦耐劳的精神，加之出身读书人之家，父亲严厉的家教，培育出了她温柔贤惠、知书达理的品质和豁达、宽容、体贴的性格。1981年我们结婚后不久，我就到村上工作，后来到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家里家外的一切事务由她一肩挑，那时，父母年事已高，又时常患病，她既要料理家务，又要侍候父母，还要侍弄家里的二十多亩承包地。有时我回到家里，看到她面黄肌瘦，累得病恹恹的样子，心里确实过意不去，就劝她把庄稼地里的活留下一些，待我下次回来帮她干，她却劝起我来，说公家的事最要紧，家里的事她能拿下来，还劝我干公事不要因为家里的事分心，要干出点成绩来。那时候，家里没有钱，也没有余粮，生活紧巴巴的，一年四季把家里仅有好吃的存着给老人吃，想方设法让老人吃饱、吃好，吃得舒心。常言说，人老了，脾气就大了。我常年在外，怕妻子照顾老人有不周到的地方，就多次在和两位老人聊天的时候委婉地试探过他们的态度，他们对儿媳妇的孝道很是赞赏，特别是母亲，对于妻子在处理家庭事情时的宽容大度更是赞不绝口。母亲说，我们两个老人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可你父亲的退休费给了你哥哥家，看病啥的还花你们家的钱，你妻子不但不说啥，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全留给我们两位老人吃，做饭、端饭，细心地照顾我们，这样的好儿媳妇真是打着灯笼难找啊！
再后来，杨宗斌、杨宗才两个儿子先后出生了，可我从离家很近的中川乡政府先后调到丁家沟、土门岘、刘家寨子等乡镇去工作，随着工作的调动，离家越来越远了，家里的事帮不上忙，妻子的负担越来越重了，常常是起鸡叫，睡夜半，日积月累，腰腿疼痛，小病缠身。但她把小病不当病，硬是把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顽强的支撑起这个家。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和老人去世前的那几年，孩子老人晚上有了病，她一个女人家担惊受怕的行走在乡间夜路上，去请医生或抓药。后来她给我说，夜间走在路上，听到狗叫或什么响声，心跳得厉害，身上直冒冷汗。听到这些，我心里特别难受，觉得对家人的关心和爱护缺失太多、太多。现在，两位老人在儿媳的精心照料下，安度晚年之后已经走了，两个儿子在他妈妈的苦心培育下，已长大成才，大儿子和大儿媳已参加工作，二儿子正读大学，再读一年后毕业，即将参加工作，大孙子已在幼儿园读书。我们六口之家尊老爱幼，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倍感幸福，其乐融融。
常言道：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现在我真正领悟到了这句话的含意，要不是妻子在家里的百倍付出和对我工作的全力支持，我不会也不可能在工作上取得今天的成绩，孩子们也不可能在学业上一帆风顺，学有所成，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美满幸福，细细想来，妻子是我们家的功臣！
2010年4月，我从县交通局调到县人大常委会任农业委员会主任、后任办公室主任至今。
回顾过去，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了大半生，奋斗的历程中有苦有乐，最让自己感到高兴的是在每一个岗位上干了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最让自己感到问心无愧的是始终坚守了清清白白做人、明明白白做事的信条。
201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