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自己是很难的。所以据说古希腊的神庙门框头上会写这样的训词。中国的贤哲也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自己有过切身的教训。
二十年前我在《十月》发了一个小说，因为获奖，被推荐到“文革”后刚恢复的文学讲习所学习。参加这期学习的，包括我在内的有一些人还不是中国作协会员。就有人发起，要求由文讲所推荐加入中国作协。问到我，我惴惴的。我从小把“作家”看得极神圣。才发一个短篇，就成“作家”了，这有点像是开玩笑。休息日我去一位编辑家做客，说起这事，脸腾地就红了，心咚咚跳得厉害。似乎是报告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不久我就觉出自己的胆怯。当时文学惭起，自称和他称“作家”的人汹涌澎湃。回到省里，许多地县先前的“文学工作者协会”都改成了“作家协会”。在地方报纸的副刊发了几首“豆腐”块诗的都成了“世纪诗人”“狂飙诗人”，我又何必自惭形秽呢。也就抖起来，有约必应，有请必到，这里那里地去讲课、去辅导、去发创作谈。春风得意趾高气扬，全不知世上有谦恭二字。
给我当头棒喝的是一位农民。
这是大约十年前的事。我去参加本省一个地区的小说作者笔会，又手舞足蹈地大谈了一通甘苦心得。听的人群中，不时有人鼓掌、大笑，却有一始终不苟言笑。会散了，他仍不动。我于是注意到他问，你有什么事吗？他沉默了一阵，然后，脸色突然地涨红了嘴唇动起来。我只是觉出他嘟哝了一句什么，没有听清意思，他又重复了一声。这回我听清了，但是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好一阵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我对你很失望。”
我从来不认识他，在他站在我身边之前，我一点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现在看样子，他对我是抱有敌意的。他接着说，他以前听说过省里有个作家，名字也弄不清，这回你来了，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你叫我失望。他又重复了一遍。
我大惑不解，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开罪了他。于是问：你能否指教一二呢？
他渐渐平静下来，眼睛俯视着我的下巴以下，说，你小说我都没有读过，但就你刚刚讲的几篇，我以为都不该写，毫无意义，是不是？更不值得一提，是不是？难道写小说就是为了发表，为了得什么奖么？我觉得，作家只是用自己的身心去体察自然，体察世界，是不是？不应该被各种各样俗气的念头诱惑，是不是？当作家首先是一修炼，是不是？你这样太浮躁了，是不是？
他问了一连串“是不是”，问得我张口结舌。我实在没有一点精神准备，这样明白无误、直截了当、面对面的批评，很多年来我是头一次听到，我简直不相信有人会这样子跟我说话。他硬邦邦地说完，转身走了出去。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背影，脑子里晕乎乎的。等我终于清醒过来，心里不由升起一股无名的火气：自从吃上写作这碗饭，做人也就难，约你写文章，你不写，是瞧不起刊物，写了，是不知天高地厚；请你去讲课，你推辞，是搭架子，你去了，是王婆卖瓜……诸如此类，不论你取何种姿态，总有不满意你的人在那里等着。这次也一样，我是搁下了自己的许多事情来赴邀请的，何故遭此非难呢。尽管一再在心里提醒自己保持绅士风度，但还是忍不住向当地文联的负责人打听这位没准是因为自己的文学梦没有做圆而心怀妒忌的批评家。
后来我知道，他是本县最偏僻山沟里的一个农民的儿子，高中毕业之后也做了农民。现在是好几个子女的父亲，那山里很困苦，还点着油灯。他的日子很沉重。他喜欢的作家是日本的川端康成。他自己小说的文字，意境都很优美文雅，一点看不出是出自农民的手笔。他写了很多，但极少拿出来发表。拿出来的，都有些分量。可见他的志趣确是不一般的了。想起自己不到一个月前还著文推崇庄子的不受世俗羁绊的艺术真诚，而真的遇到这样一位山中高士，却又颇觉得受不了，不由惭愧。
自那以后，除非是万不得已，我极少再就自己的创作发表文字，做报告，也极少接受媒体带有宣传性的采访（这其中当然也有我创作状态不佳，无话可讲的原因）。
我总算认识到一个原本简单的道理：生活有时候会是组哈哈镜。常常让你看不到自己的真实面貌。真想有自知之明，就要认真去找、并且勇敢面对那面准确度高的镜子。
这些年，文学在文化市场上日益边缘化，弄文学已经不吃香了。同行中的许多朋友纷纷改弦更张，另谋高就。看到一家国家级大刊物上的文章，讲小说已经没落，“作家”已经成为一种没落的象征，我这才渐渐觉得可以自称“作家”了。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位垃圾清洁工谈对象，向女方介绍自己时，故意把“拖垃圾”说成“拖拉机”，使女方接受了他（当时的中国人受苏联影响很大，把拖拉机手看得很崇高）。如今“作家”已经同垃圾清洁工一样是一个难免有自卑感的职业，也就用不着担心别人说自己没有正确认识自己了。不错的，写作原就是一种普通平凡的职业，作家原就是一种普通平凡的人。只是有些人先前的期望值太高，后来才弄得有些失落，有些感伤。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