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读书，某星期天去看画展，一进门就给那个画展的前言吓了一跳。到现在还记得大概的意思，说作为一个横空出世的新画派，他们否定一切传统，必将成为当代艺术的唯一代表。这些新锐画家们的意思我是懂得的，就是要在权威林立的画坛确立自己的位置。但因为自己的出现就要排除别的存在，有这必要吗？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不好吗，非得要你死我活？既然否认一切传统，为什么不否定唯我独尊的陈腐传统呢？
以上是个带着文革遗风的极端的例子。这类不给别人空间的事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只不过多是不自觉的，有的甚至还是出于过分的热情和责任心：
一桌人吃饭，不管其他人是否有交谈的需要，一个人从头到尾说长道短，谈笑风生；一帮人讨论问题，不管主持人再三提醒每人发言时间有限，竟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根据客人的提议到单位的娱乐室唱歌，主人却攥紧了话筒绝不松手，一晚上美声、民族、通俗、民歌、洋歌、红歌、情歌，尽展歌喉，让本来跃跃欲试的客人枯坐一夜，欣赏主人的独唱音乐会。
碰巧遇到这种主，你不高兴，可以侧目，可以腹诽，还可以拍屁股走人。但有时候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我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有位公社书记十分擅长大报告，经常召集全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大会，又对会议要求十分严格，不准无故缺席，不准提前溜号。每次接到有他报告的会议通知，大家必定预先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若是上午，就一定要带好午饭；若是下午，就一定要带好夜饭和半夜回家的火把。这是陈年旧事，那时候的干部以大老粗为荣，少一点文雅可以理解。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在高学历的官员中，这类事依然并不鲜见。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位大学同学从政时已有了博士文凭，担任一个地级市的主要领导，事无巨细，兢兢业业。在任何公开场合，讲话从来都是包场。下去调研，本来是听取汇报，但往往从下车开始，他便侃侃而谈，直到要打道回府了，才想起还没听过下面人开口。陪同上级领导视察基层，他依旧是每到一地皆越俎代庖，不容别人说话。致使有的领导不得不不客气地加以制止，说我想直接听听基层同志的意见，他才瞠目结舌地作罢。事后有好心同行提醒，你这样会很容易让人以为你想掩饰什么，会坏了仕途的，他不禁冷汗直冒。但过不多久，他又一切如故。
上面的例子，颇有喜剧色彩。主人公都没什么坏心眼，相反倒是多少有点缺心眼。另有种例子，却让人有点笑不起来。
看到一篇谈论干部退休的文章，义正辞严，笔锋凌厉，对恋栈现象极尽挖苦嘲讽的能事。文章是好文章，用心也良苦，只是让人难于心平气和地接受。一个人的某种人生历程走到了一个阶段的尽头，有留恋、有不适感也是人之常情。只要不是有过分不体面、不光彩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一定有必要如此生猛，相煎何急？在别人需要援手的时候伸手搭一把，使之安然度过人生的某一个沟坎，于人是一种温暖，于己是一种厚道，不是更好吗？
一个人过于高调，时时处处逞强，不给别人留一点余地，看起来占有的空间很大，但最终有可能使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狭窄。相反，一个人有适度的收敛，反而会有相应增加的松快。古人说的“誓不可使尽”、“聪明不可用尽”，“聪明人可惜者三：妄讥议谓之薄，自炫奖谓之骄，怀激愤谓之躁”，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给别人以空间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