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今天爱立信和沃尔沃已经在世界的通讯和交通领域大行其道，但是我仍然固执地认为，瑞典因为自己所拥有的国际声誉，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另外两样东西：一张脸和一笔钱。
那张脸是英格丽宝曼的脸；那笔钱，则是诺贝尔基金。
如果我们不好说没有英格丽宝曼和诺贝尔基金就没有瑞典在世界的今天这样的影响，那也至少可以说，瑞典之于世界的影响，莫大程度上是因了英格丽宝曼和诺贝尔基金。
这并不是说瑞典的历史就再没有别的世界级名人了。而是由于职业角色和其他原因，不是所有人的影响都能够展开到他们那样广大的范围。
成为好莱坞影星的英格丽宝曼早已成为北欧女性的象征。而近百年来，为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世上不知有多少人寝食难安。获奖的有无和多寡，已经不仅仅关乎个人的荣誉，而是成为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世界形象的一种筹码。
正因为这样，当我踏上瑞典国土，我最先最迫切想要接近的，便不可能是别的，而是同诺贝尔奖有关的一切。
举行诺贝尔奖授奖仪式的地方竟很不起眼。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一幢年代显然不太久远的房子，四四方方，外面用涂料涂成灰蓝色。门、窗、屋顶和墙面，都没有当地建筑中常见的巨柱、雕塑、青铜尖塔或大理石、花岗岩、玻璃幕墙一类奢华装饰。如果不是朋友特意指出来，我会以为那是一间仓库。而那却是著名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但是里面却富丽堂皇，与外观的不事张扬适成对比。每年的诺贝尔逝世日十二月十日，在这里举行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和平奖授奖仪式在挪威奥斯陆大学举行）。授奖者是瑞典的国家元首。那显然是一个极为神圣庄严的时刻。获奖者本人自不待言，所有与会者的心灵都将在这里受到崇高的人类精神的浸润。
授奖仪式之后的宴会则在一幢古典的建筑里进行。那建筑濒临海港，高耸的塔楼直插云天。正面的一长排巨大恢宏的拱门显示出开阔的胸襟。深绛色的上个世纪前的砖墙被碧绿鲜亮的藤萝从一楼覆盖到几十米高的楼顶，使整幢建筑显得古老而年轻。临海的花园里，满是巨树、喷泉和青铜雕塑。那雕塑有站立在几十米高的花岗岩巨柱上的城市开拓者，也有静立一隅沉思或忏悔的赤裸者。
这建筑是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同时是一处著名的旅游景观。市政府用于办公的部分有限，大多数场所都用于经营性观瞻和举办各类重大谈判或庆典活动。在这里为诺贝尔奖举行的宴会，其隆重是可以想象的（必须说明的是，西方人的“隆重”并非我们一般想象的大吃大喝。隆重的往往只是程序和仪式，属于以我们的经验，往往会批评为“好看不好吃”的那种）。
诺贝尔奖的神圣性在于，它是世所公认的崇高荣誉。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奖项，它的至尊地位几乎是毫无争议的。获取它，是一人事业的巅峰，更是一人所在的国家和民族的光荣。
当然，在人文范畴，情况要复杂一些。比如对于将近一百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能说从无微词。尤其在从未有过本土作家获奖同时又对自己的文化自视颇高的中国，不以为然者就几乎同钻营渴望者一样痛切。这些年，中国文坛关于中国作家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的议论一再提起，抱怨体制弊病、政治禁锢者有之，嘲笑中国作家无能、素质低下者有之；蔑视诺贝尔文学奖不足为训者有之，批评评奖者昏瞽无知者亦有之。总之是痛心疾首者有之，愤世嫉俗者亦有之。我自己也不揣冒昧，写了拙文参与讨论（参见《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二期）。虽然振振有词，却难免几分心虚，到底于实际情况知道得太少。当时的瑞典对于我来说，如在外星，实在太遥远了。现在有机会亲临瑞典，当然很希望有一个就近了解的机会。
接待我们的瑞典学会好像知道我的这番心事，安排了一次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的访问。
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十八位院士中的唯一的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就是这个学院的教授。
此前在挪威访问时，中国使馆的张代办跟我们说，他在瑞典工作多年，同马悦然先生是好朋友。这一下就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我们这些陌生人同瑞典汉学家的心理距离。我当时想，我可能有机会当面领教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这种直接的认知，对我也许不无盲目的诸多看法尽可能趋于正确，当会是有益的。
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有种让我觉得亲切的随意。这里看不到在欧洲公共场所常见的近于刻板的规范和整洁。倒像是国内的任意一所大学。院子的一部分正在基建或翻修，草地上坑坑洼洼，建筑机械和材料四处堆放。东亚学院办公楼是一幢并不壮观的旧楼。里面的楼道和走廊也都很促狭。墙上钉满了各类图表和也许是通知一类的纸张。在二楼楼梯拐弯处的墙上，迎面钉了一块约一米高的木牌，上面用烫金的浮雕直书了三个正楷中文字：中文系。一时间，我恍然觉得自己回到早年就读的国内的大学。
站在窄小的楼梯口等着我们的几位，多是衣着随便的黄面孔。其中一位面容有些憔悴的说上海话的中年女士像是刚刚做完家务活；其他几位男士也都象是刚在学生宿舍里蒙头昏睡刚醒。两位欧洲人中，中年的穿了西装，但没有扎领带，衬衫最上面的扣子也是敞开的。另一位年轻人则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老头衫，前胸印着“清华大学”的蓝黑字样。
一群非常典型、非常地道的充满了中国学院的楼道味的读书人。
这使几天来一直不得不装模作样的我一下子有了解放感，立刻轻松下来。同时也就立刻感到了自己的拘束和不自在：因为上午的日程是拜访瑞典学会──这其实是瑞典外交部下属的一个负责对外文化交流的官方机构，并且参加了由他们做东的午宴，我给弄得西装革履，全副武装。在现在这群读书人中，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恶俗。
那位中年的瑞典学者是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院长罗多弼教授。除了那张北欧人的脸和那副北欧人的高大身架，他跟一个中国教师少有差别。他说的是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他说，他的前辈和同事、前东亚学院院长马悦然教授退休后，由他接替了工作。他在上任后把主要精力用在了东亚学院汉学系、即现在的中文系的教学和管理上，扩大了这个系同时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规模。他今天请来参与接待我们的几位他的研究生，那位86年来瑞的上海女士的课题方向是冯友兰哲学思想；另一位华人男士研究对象是马来西亚华人，他本人祖籍福建，祖上早年移民南洋；那位瑞典年轻人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深圳人的文化心理》，他曾经在清华大学留学。罗多弼教授本人原来的专业是俄语和哲学。68年开始学习汉语，曾在香港的一所大学进修中文。73年到76年当过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后来一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从事中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期间邀请了大批中国学者参与他的汉学教学和研究。他自己也经常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他甚至到过我所在的老区省份的南昌和井冈山。他最初的学术研究课题是与中国当代社会关系密切的中国现代文学。他翻译、评介、研究并用准确的语言向瑞典人传达了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陈独秀、胡适、张天翼、冯至、夏衍、王统照的著作、政治见解和学术思想。他最为推崇的是鲁迅的战斗精神和郭沫若对学术传统的批判态度。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整个历史过程作过全面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