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捕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华盛顿将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现出自己的尊严但不傲慢，向他道歉但不卑贱。信的内容就是为自己开脱罪责。他被归罪于为了私人利益出卖国家。但他说自己是被迫无奈的替罪羔羊；他本来是打算在中立的立场上与人讨论学术问题的，但是他被我们的人出卖陷害了，无奈之下只好违背自身意愿，乔装来到敌人恶劣的环境中。他只请求，不论他将要接受多么严厉的惩罚，要尽量体面一点，因为他尽管不幸，但是并不为做了什么卑劣的事而有负罪感。他的要求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在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他都接受着无微不至的关心。当他被带到军官委员会的时候，几乎是被宠着的。甚至调查的问题如果使他觉得尴尬的话，他可以不回答。对于他自己来说，他非常小心，只字不提会涉及到其他人的事情，而关于自己的事情他都坦诚交代。这样，有了他的坦白，委员会都不用费劲去询问证人，直接写出了报告。审问过程中，委员们对他十分宽松，十分礼貌，他也十分坦白，坚定，而且有着相应的情感。这给委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谢人们各个方面对他的宽宏大量，但尤其是这方面的照顾，让他十分感激。
审判过后，在与一个来探望他的人谈话时，他吹嘘说自己从来都不固执，但如果脑子里还有偏见的残余的话，他目前的经历已经把它们给消除了。有一次我去探望他的时候（在他被关押期间，我见了他好几次），他乞求我帮他向将军请求允许给亨利·克林顿男爵寄一封信。“我知道命运了，”他说，“尽管我不会装英雄，也不会装作对生命无所谓，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欣然接受。我觉得是糟糕的运气而不是犯罪使我走到这一步的。只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不安心。亨利·克林顿男爵对我实在太好了，他对我极其友善，很照顾我。我很爱他，但欠他的很多，一想到他会觉得我做这些冒险的事情是受他的影响的，而且会因此而责备自己，或者别人会这么认为，我就觉得内心不安。我不能给他心里留下永久的痛，那样会给他将来的生活带来阴影。”他几乎不能继续说下去了，尽管自己在控制，但泪水还是夺眶而出；过了一会儿，好不容易才能继续：“我希望将军能允许我给他以宽慰，让他知道我不是因为他才这样做的，而是在我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这样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同时也违背了他的命令。”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他写了那封信，我敢说，你会像我一样为他信里的措辞和感情所打动。
当他的判决下来的时候，他说，既然命中注定要离开这个世界，他想选择死的方式，因为不同的方式对他的感情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如果可能的话，他想要国家承认他是因公殉职的。于是他提出第二个请求，用简洁但是很有说服力的语言写了一封信。然而人们认为这种做法于战争的传统不相符合，所以不能同意。同时他们也决定不给他答复，不让他知道最后将采取什么方式送他上路，以免给他带来不安与焦虑。
将要上刑场的时候，他还和往常一样，边走边给那些他在监牢里认识的人们鞠躬。他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显示了他内心的平静与刚强。到达了刑场后，他感情有些波动地问道：“我要这样死去吗？”人们告诉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服从我的命运，”他说，“但是我不愿通过这种方式离开人世。”然而，考虑了一会儿以后，他又说：“那将只是瞬间的痛苦”，然后跳上囚车，算是为自己做了最后一件事情。他一脸的镇定，使旁观者心里颇为感动，充满了崇敬之情。当他被告知行刑时间已到，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他回答道：“没什么，只是想请求你们将今天所看到的告诉世人，告诉他们说我勇敢地死去了。”然后，在他周围的非凡场面中，在身边都是敌人的情况下，他死去了，但是他得到了世人的尊敬，同时也让他们感到了遗憾。
我知道，一个有着真正功勋的人在阳光普照，一切平静的环境中是不会为人所知的，但是在逆境之中却恰恰相反：围绕在他身边的乌云是能衬托出他的优秀品质的阴影。不幸的遭遇能消除他的虚荣心，而在春风得意的时候，虚荣心会给他的美好的道德品质带来污点。不幸的遭遇还会使他变得谦虚，这样会使他更加亲切友善。眼睛在盯着他的人们运气比他们要好些，所以就不会产生嫉妒心理，反而内心充满着同情。他们往往就会公正地评价他的功勋，甚至还可能夸大其词。
我不是像哲学家那样在谈论安德黑在这件事情中的所作所为，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谈谈感受。那些公认的关于战争的格言和实践是对人类天性的极大讽刺。它们提倡使用各种诱骗和暴力手段。在敌人内部培养叛徒最多的将军通常是最受赞颂的。按照这种道理，我们应该宣布安德黑无罪。但是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哲学理论和道德品质的正义性来评判他的行为的话，我们就只能判他有罪了。
——亚历山大·汉弥尔顿
兰姆是最能让人觉得愉快、最能激起愤怒，最诙谐幽默以及最明智的人。他总是能创造出美妙的双关语，在晚年的时候有着许多经典语句。
他严肃的谈话，就像他严肃的写作一样，是他的强项。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用五六句话表达出那么发人深省的、优美的、典雅的、有深度的内容。他所运用的幽默如同眼泪。他描写事物的时候总会使用很多文字游戏。这是多么轻率的真切的来自内心的真实啊！多么狠毒的选择啊！我们经常在饭桌上吃着羊腿的时候谈起语言文字！我们避免遭人批评！却又经常陷入争论！我们能吸取作者的精华！“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名字和真理都被人们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
我还需要把这些名字一一列出来吗？他们仍然是那些经常提到的人——弥尔顿和莎士比亚、蒲伯和德莱顿、斯梯尔和艾迪生、斯威夫特和盖伊、菲尔丁、斯摩莱特、斯特恩、里查森、贺加斯的油画、克劳德的风景画和汉普顿的卡通画，那些曾经辉煌过的艺术将永远为人们所牢记。苏格兰的小说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所以我们就不提它们。总的说来，我们对现代作品比较苛刻。《漫游者》的作者只有在鲍思维尔为他写的传记里才得到认可。朱尼厄斯的遭遇也是如此。
兰姆不能忍受《吉尔·布拉》。这是一个错误。我记得我曾极力劝说他，使他相信，菲尔丁比斯摩莱特要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最后终于获得巨大成功。
一次，他想要列出那些人们企盼能够再次见到的、历史上著名的人物的名单——第一个列出的就是彼拉多、托马斯·布郎恩男爵和浮士德博士——但是我们对此却不敢苟同！
但是，他却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他所喜爱的作家：多恩或菲利浦·锡德尼男爵。他居然觉得他们那些最晦涩难懂的文章十分美妙！他像美食家品尝橄榄一样品尝着这些作品，居然能津津有味！他对自己最喜爱的作品有一些偏见——他说《复乐园》里描述的奢华的宴会不真实，因为对于那些极度饥饿的人来说，最简朴的一顿饭就足以吸引他们了——他还说，《失乐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看上去就像是结过婚的夫妻一样。
——W·哈兹利特
滑铁卢战役是个谜，胜者和败者同样都搞不清楚。对拿破仑那是一场惊慌；布吕歇尔只看见其中的火光，其他什么都看不见；威灵顿根本就不理解。看一下那些有关战争的报道吧：公告是混乱的，评论是纠缠不清的；后者吞吞吐吐，前者唯唯诺诺。乔密尼将战斗分为四个阶段：马夫林将其分成三幕；查拉斯，虽然我们不完全同意他的鉴赏力，用他的高傲的眼神发现了人的天才与神的命运抗争的灾难性的特点。其他历史学家也对之困惑不解，只能作一些猜测。那是一个光辉的日子，事实上军事王国的推翻，让许多国王都吃惊，这把许多王国都拖垮了，并导致了强权与战争骚乱的结束。
在这件留有超人的印迹的事中，人只是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如果威灵顿和布吕歇尔与滑铁卢战争无关，英国和德国有什么损失吗？不，光辉的英国和庄严的德国在滑铁卢中都没有问题，感谢主，因为国家不是因为刀剑下的可悲的成就而伟大的。德国、英国、法国都没有收起它们的锋芒；在今天，滑铁卢只是一场刀剑的交锋，德国有在布吕歇尔之上的歌德，英国有拜伦在威灵顿之上。一个伟大思想的黎明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奇怪的；在这个黎明中，英国和德国各有它们的光辉一刻。它们因为它们的思想而变得崇高；它们把文明提高了一个新水平是它们的本质决定的；这些提高是由于它们本身而不是由于偶然。任何19世纪的伟大事务都不能把滑铁卢当作其源头，因为只有野蛮的国家才会在一场胜利后成长起来——这胜利也只是很快将被风暴吞噬的虚荣。文明国家，尤其在现在是不可能因为一个伟人的善恶而得到提高或贬低的，它们在人类大家庭中的独特分量并不是来自一场战争这样简单的事。它们的荣誉、尊严、天赋和启发不是那些赌徒、英雄和征服者可以在战争中用来当作抽奖中的赌注的。很可能一场败仗是一次进步，虽然没有什么光荣，但却有了自由。鼓手沉默了，道理讲话了；这是败者获胜的游戏。让我们冷静地从双方面谈一谈滑铁卢，让偶然就成为偶然，上帝的事就归上帝管。滑铁卢是什么，一次胜利？不；法国付账而欧洲收钱的抽奖中；根本就不值得为之立一尊狮子像。
另外，滑铁卢是历史上奇怪的遭遇；拿破仑和威灵顿不是敌人，而是对手。上帝虽喜欢对立，但从来没有如此惊人的对比和如此特别的对立。一方面，威灵顿是精确的、远见的、有几何才能的，谨慎的，保有撤退余地，有预备军的，固执且冷静，有不受干扰的战法，有地面战争经验，军队战术完备，他屠杀的人可用重锤线测量，从不自主地放弃机会，他有经典的旧式的勇气，绝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拿破仑有直觉，有神性，他是军事奇才，超人的灵感，眼睛如炬；眼光像鹰又像雷电，深邃的思想中有许多奥秘，他和命运联系着；指挥着山河、平原和森林，甚至强迫别人服从，他的专制甚至在战场上也十分暴戾；对星座的信仰和战略的科学相混合，增强了而不是干扰他的信仰。威灵顿是战争的巴里默，而拿破仑是战争的米开朗琪罗，这是真正的天才被算计征服了。双方都有所等待；而正是算计者赢了。拿破仑在等待克劳齐，他没来；威灵顿在等待布吕歇尔，而他来了。威灵顿是复仇的战争；波拿巴，在他初出时候，在意大利遇到它，并漂亮地打败了它——老鹰见了年轻的秃鹫便逃走了。古老的战术不仅被推翻了，而且被丑化了。那个26岁的科西嘉人是谁？这个光辉的笨蛋意味着什么，他没有有利条件，只有不利条件，没有给养、弹药、枪支、靴子，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军队，只有一小撮人反对大众的士兵，冲垮了欧洲联盟，破天荒地取得了不可能的胜利？这个新兴的战争彗星是谁，居然有行星般的放肆？军事学院曾驱逐过他，从此引起了新旧恺撒主义的仇恨，旧时的刀与新时代的剑的仇恨，象棋棋局与天才之间的仇恨。在1815年6月18日，这个仇恨上升到了顶点；在洛第、蒙特贝罗、蒙特诺特、曼图亚、马伦哥、和阿科拉下面写着——滑铁卢。它是平庸的胜利，对大多数人都感觉甜美，命运也同意这种反讽。在他的衰落时，拿破仑在他面前发现了一个年轻的苏沃洛夫——实际上，只要把威灵顿的头发漂白一下就成了苏沃洛夫。滑铁卢是一场顶级的战争，却由一个二流的指挥官赢得了。
在滑铁卢中，英国值得崇拜的是她的坚定、决心和热血和最重要的是（没有冒犯的意思）她自己；不是她的指挥官，而是她的军队。威灵顿奇怪得竟然也不感激一下，在他给巴瑟斯特爵爷的短讯中说他的军队也就是同一只在1815年6月18日战斗的军队是个“可恶的军队”。那些堆在阴森的滑铁卢的壕沟中的白骨听到了将会怎么想？英国对威灵顿也太客气了，因为使威灵顿变得伟大也就是使她自己变得渺小。威灵顿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英雄。那苏格兰的灰色军团，生命卫队，梅特兰德和米歇尔团，帕克和肯普特的步兵，篷松比和萨默塞特的骑兵和在弹雨中吹着风笛的高原人；莱兰德营的人都是新兵，几乎都不会使用火枪，却挺住了埃斯林和瑞沃里的老牌部队的进攻——这一切都是伟大的。威灵顿是固执的；那也是他的优点，我们不可否认，但他的部队中的最低级的士兵都和他一样坚定，铁一般的士兵就和铁一样的公爵一样好使。在我们，所有我们的赞美都给了英国士兵，英国军队和英国；如有什么战利品，那应该献给英国。滑铁卢的柱子也不应该只是一个人的像，而应当是一个民族高耸入云的塑像，那样才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