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这是一个多事之秋。
在过了几年稳定、安宁的日子后，中国政坛上风云突起。赵世民这个从小在新加坡、香港等地生活的爱国华侨，每天除了忙忙碌碌地在医院里接待一批又一批的病人外，空余的时间里，他有自己的小天地：礼拜天他会到当地的舞厅，伴着小夜曲优美的旋律翩翩起舞；要不然在三缺一的情况下，陪母亲和婶婶、伯母们搓搓麻将；但更多的时间里，他会约上几个要好的同事到河涌旁的大排档，要上几碗艇仔粥，炒一碟田螺，再喝几口东莞米酒。待等“神仙水”一下肚，赵世民的话匣子就关不上了。像是如数家珍一样，他会把在新加坡、香港以及法国的所见所闻在同事面前吹嘘一番。讲到兴起时，他还会从衣袋里掏出几张穿着西装“官仔骨骨”（广东方言，意思是很精神的样子）的老照片，拿出来炫耀一番。
赵世民神秘地说：“共产党里有一位大官叫姬鹏飞，还是我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哩！”朋友们不信，他拿出一张背景是巴黎铁塔的照片，指着一位穿西装的高个子年轻人说：“这个人就是姬鹏飞。”由于照片已经发黄，加上没人认识姬鹏飞，大家只能是怀着一种羡慕敬仰的神情轮流传看着。
姬鹏飞（191022—2000210）是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外交工作，是继周恩来、陈毅之后第三任外交部长，他晚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港澳办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这位出身农民，参加过著名长征的军人，因为参与制定《香港基本法》和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而为港人所熟悉。姬鹏飞是否曾留法学医，现无从考证。但自从他于1926年参加西北军一直到1940年任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在长达十四年时间里，都与医务工作分不开。姬鹏飞在西北军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当军医，1933年后历任红五军团十五军军医处长、红五军团卫生部部长。在长征途中任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红一军团卫生部卫生主任。到陕北后，任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主任兼军医处政治协理员。从这段履历中可以肯定的是姬鹏飞学过医。
姬鹏飞是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他晚年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身份参与制定《香港基本法》而为港人所熟悉。
1957年夏秋之际，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斗争自上而下在神州大地上空前而迅猛地展开。赵世民在医院里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而且由于医术精湛，服务态度好，经常受到医院领导的表扬，医院里收到的锦旗有多半是他治愈的病人送的。无论从医术医德上看，还是从上下级关系和人缘上看，赵世民都与想要向共产党领导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不沾边、不靠谱。然而厄运还是降临到他的头上。
一天下午，医院主管政工的副院长把赵世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后，这位不懂医术的副院长以外行领导内行的姿态严肃地说：“赵世民同志，我代表组织和你谈话。你在我们医院已工作了好几年，从你的工作表现来看，说句公道话，确实没有过错。这次反右斗争上头抓得很紧，布置得很具体。我们这个小小的百来号人的单位，必须完成五个右派分子的指标。我们把出身不好、旧职人员、加上对病人耍流氓的坏分子夯帮郎当（广东话“全部”的意思）加在一起也只能凑足四个，还差一个。上头说了，凑不够数，就把我这个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组长顶上。世民同志啊，你看我这个苦大仇深的工农干部像是个右派分子吗？”
副院长看了看赵世民呆呆的表情，又继续以引导的口气说：“为了百分之百地完成上级的指示，医院党支部决定，请你当一回右派。你虽然在工作中没有犯过错误，但群众反映你爱吹水，经常吹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何民主，如何自由。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赵世民的神经被狠狠地触动了。他知道，不管他答应还是不答应，这个右派他都得当。他这时才深深地后悔了，父亲在他回大陆那天晚上，语重心长地说：“祸从口出，人言可畏。一定要管好你那张嘴啊！”
副院长从赵世民沮丧黯然的脸上，洞察到他的精神防线已经崩溃，于是又趁热打铁和蔼地说：“当个右派也不是件什么大事，医生你照当，只不过是多了顶帽子。我们医院还是少不了你这样优秀的专业人才的。你还要为医院多拿锦旗呀，这样子你就可以戴罪立功，将功补过了！”
赵世民恍恍惚惚地走出了院长办公室，回到家里坐在那张老藤椅上一声不吭，望着黑洞洞的屋顶发呆。
晚上，妻子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反而淡定地说：“当初我就不赞成回来的，我在香港陪我姐姐多好。还不是你那位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老太太，一收到宋庆龄、廖梦醒的信，就激动得睡不着觉，天天嘟嘟囔囔地赵世民当年工作过的虎门医院旧址。他外公朱执信的纪念碑近在咫尺。郑禹和伍丽芳有四个儿女，这是郑家四姐弟的合影。右起为大姐郑月娥、二姐郑银河（即赵泰来的母亲）、三弟郑日明、四弟郑千秋。
吵着说，要我们回来报效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她父亲朱执信那是真革命，为国家为人民命都可以不要。可她会什么，天天拉着三姑六婆搓麻将，从早赌到晚。”赵世民望了妻子一眼，无奈地说：“那我今后该如何做人？”
郑银河体贴地说：“你大不必那样紧张，右派就右派呗，别人怎样看我不管，我就喜欢你这个右派！”赵世民用感激的目光凝视着妻子。
“但是这件事倒是提醒了我，你的右派帽子是由你的嘴巴给吹出来的。从今往后，你要管住自己的嘴！自己的身世，我们家族的身世，不许再向外人透露一个字！”郑银河很严肃地说。
赵世民狠狠地点了点头。
“幸好阿来的生日改了，要不然他们会顺藤摸瓜，把咱俩祖父辈的事调查一番，抖出来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右派分子的帽子那么简单了，而是历史反革命的孝子贤孙了。爸妈那边你最近去过没有？”郑银河问道。
赵世民说：“前几天我要带阿炎去白沙潭看他外公外婆，阿炎死活不肯去。反而是阿来很主动拉着我的手就兴高采烈地去了。”
“今后咱们都不要去了，要去的话就让阿来去吧，这个孩子挺孝顺的，爸妈也特别喜欢他。你去看看孩子们都睡了没有，把他们统统叫起来，我给他们训话。”
郑银河像是一个指挥官在作战前动员部署那样有条不紊。
赵泰来和他三个哥哥一个妹妹在睡眼惺忪中醒来，母亲美丽而严厉的双眼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服从感：“都给我听好了，从今起，你们一个个都给我做哑巴！家里的事、父母的事、外公外婆的事一律不准对外人讲。今后有人会骂你爸爸、骂你妈妈，甚至会骂你们，你们该怎样做？还是一句话：做哑巴！”
从那个时候起，赵泰来每天起床后，妈妈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了什么啊？”然后，他每天都要大声地回答：“记得、记得，要做个哑巴嘛！”
就在赵泰来被周边的小朋友吐唾沫，骂“小右派”、“右派崽”期间，他居然做成一宗大买卖，赚了一笔足以让父母亲都目瞪口呆的巨款！
这个故事的发生还要从他爷爷赵福生讲起。阿爷没有和阿嫲一起回虎门定居，他习惯了在香港元朗挂牌行医、悬壶济世的悠闲生活。但每年清明和重阳，他都要回到虎门拜祭母亲何箕龄和姐姐。每次回乡赵福生都叫人带一铁罐用糖腌渍的肥猪肉，好让儿子一家人开开洋荤补充油水。一大罐肥肉很难提，于是就捎带两刀玉扣纸好挑着回来。天长日久，爷爷带回来的玉扣纸越来越多，也不知道用来做什么，就都堆放在老宅子的阁楼上，用旧报纸盖好。
1960年赵泰来已经六岁，他嫌五六个兄弟睡在一张大床上太拥挤，就常常一个人爬到阁楼上去睡。一天，他起床后不小心碰破了包裹玉扣纸的旧报纸，从里面露出一张洁白轻薄的纸来，赵泰来顺手撕了一角当做旗帜，边走边甩着玩。出到院子，碰到在母亲诊所做杂工的青年曾沛霖。曾沛霖从赵泰来手中抢过“旗子”，惊讶地问：“阿来，这张纸是从哪里来的？”赵泰来说：“阁楼上撕下来的。”曾沛霖蹲下来，把纸片裁成一小张长方形，然后卷上烟丝点着用力一吸，吐出数个白白的烟圈冉冉上升。“正嘢（广东方言‘好东西’）！这是来路货（进口货）。”也不管赵泰来同意还是不同意，曾沛霖就把那整张白纸都给没收了。
下午放工前，曾沛霖把赵泰来叫到外面一个偏僻的地方说：“你明天能不能再给我弄一张，要完整的。”赵泰来想，那些纸都堆成小山似的，少一张半张的根本没人知道，于是就答应了。
第二天傍晚，曾沛霖又找到赵泰来说：“你想不想赚大钱？”赵泰来有些迷糊地说：“我是个小孩子，怎么会赚大钱？”曾沛霖诡秘地一笑说：“我把这些纸裁成烟纸大小，拿到虎门码头卖给那些‘古哩’（广东方言‘搬运工’），他们抽过后，都说是上等货，比国内的那些又黄又糙的烟纸强多了。你家里这么多玉扣纸，拿些出来我帮你赚钱去。”
赵泰来觉得是条赚钱的路子，两人一拍即合。
第二天一早，赵泰来从阁楼上卷了三张玉扣纸交给曾沛霖，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其裁成一张张的小纸片，每二十张为一叠，全部整理好后，他们就往码头走去。快到码头时，曾沛霖让赵泰来大声吆喝：“快来呀！有上等烟纸卖啰！有来路货烟纸卖啰！”不到一袋烟工夫，那些烟纸就被一扫而空。
第三天赵泰来又拿出五张玉扣纸将它们全部裁成卷烟纸大小。等他到码头时，远远看见有一群“古哩”在昨天卖烟纸的地方正等候着他哩。他们用赵泰来的烟纸已经习惯了，于是很快就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一年下来，赵泰来卖烟纸居然赚了六七百块钱，而当时他父亲赵世民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才二十九块五角。
那时，正逢“大跃进”造成经济不景气，母亲郑银河经常为家庭的经济开销与丈夫吵架。赵世民被划为右派后，很想早点摘帽，于是为讨好领导总免不了请客送礼，他每个月的工资都被花得精光，连一分钱都拿不回家。那时爷爷从香港带回来的糖渍肥肉，全家人也只能吃上一顿，多半都被赵世民拿回医院孝敬领导了。县和卫生局的领导下到虎门来检查工作，医院常常让赵世民以“业务骨干”为由作陪请吃饭，“争取”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每当和妻子吵烦了，赵世民就说：“没钱你就要母亲寄钱过来嘛！”郑银河说：“母亲说了，‘老是这么寄钱，我也不是座金山银山。以后缺钱我可以借给你们，但要计算利息！’”赵泰来在一旁听到后就问父亲：“什么叫利息啊？”父亲告诉他：“比方说我借十块钱给你，你还我的时候要还十一块钱，这一块钱就是利息。”
赵泰来一听有这么好的事情，就脱口而出说：“那我借钱给你们，你们将来也要还利息给我！”父亲哈哈大笑说：“你一个小孩子家，还有钱借给我们？”赵泰来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放在桌上说：“我先借五十块钱给你们。”见到这么多钱，父亲被吓了一跳。他一把揪住赵泰来胳膊，严厉地问：“这些钱是从哪里偷来的？不讲老实话，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衰仔！”
赵泰来的胳膊被父亲拧得生疼，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他大声争辩说：“我没有偷钱，这些钱是我赚回来的，不信你可以去问沛霖哥！”
母亲见状过来要丈夫松手，她知道阿来从小不撒谎，就温和地对赵泰来说：“做人一定要诚实，不准讲假话。”赵泰来委屈地点点头。
“那你要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前两天我去看你外公外婆，他们对我说，‘你们孩子多负担重，有点钱就省着花，不要让阿来每次都给我们买烧鹅濑粉，还给他两个舅舅塞上十块八块的。’这些事是不是你背着我干的？”
赵泰来点了点头，于是把怎样和曾沛霖合作，怎样将那些玉扣纸做成烟纸卖给搬运工的事，像竹筒倒豆子般地向父母“坦白交代”了。
母亲听后，紧紧地把赵泰来搂在怀里，唏嘘地说：“唉！难为你这么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心计和孝心，也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啊！”
赵泰来的外公郑禹、外婆伍丽芳在东莞县虎门白沙的乡野间已隐姓埋名生活了十多年，他们的大女儿郑月娥在香港，二女儿郑银河随丈夫回老家虎门太平街，两个儿子则在他们身边生活。他们在山坡下面的水塘旁修建了一座有二百多平方米的大草房，屋前屋后有菜地、果树，平日里种种地，饲养些鸡鸭，日子虽然清贫，倒也安逸。新中国成立后，大女儿曾劝他们到香港去生活，但两位老人觉得已经习惯了这里的隐居生活，也就不想再挪动了。
祖母朱寿英经常会从香港带回些糖果饼干来，赵泰来的大哥是长子嫡孙，祖母特别疼爱他，在分配食品时，大哥总是拿大份，因此大哥对祖母也特别亲；而对于躲在山沟里务农的外公外婆，大哥就没有多大的感情。二哥三哥从小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身子很虚弱，去看望外公外婆的重任自然就落在赵泰来的身上。
在赵泰来记忆中，从虎门太平街到白沙潭要走一个多小时，每当他来到外公外婆身边，自己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感。在那里，虽然没有香港的高级糖果、点心，但外公外婆自己种的龙眼、柚子，却让赵泰来吃起来觉得特别香甜，还有那水塘里养的莲藕、茨菇，吃起来也觉得特别粉嫩。外公还常常给他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里面很多有趣的故事，有时还会带上他，拿把小铁铲，背个小竹篓，到山脚草丛的乱石堆里去捉蟋蟀，或拿个钓竿在水塘里钓鱼……
外公的茅草屋里收藏有颇为丰富的古典书籍，闲暇时他坐在屋外的树荫下看看书，练练书法，这与当地落后贫穷的农村生活形成极大的反差。加上外婆生就一副混血儿的外貌，更是和当地老百姓有点格格不入，“地主公”、“地主婆”的外号就被安在了他们头上。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当时的领袖急于要一步迈进共产主义，在他所倡导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折腾下，全国农村到处“放卫星”、大办公共食堂，还普遍刮起了“共产风”、“反瞒产风”，广大农民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据统计，这几年全国饿死、病死等非自然人口减员竟高达数千万人。
东莞本是鱼米之乡，但白沙潭周边的农村也出现了贫困灾荒现象。村里一些饥饿的农民实在没有生计，就把目标瞄准了赵泰来外公外婆的那间茅草屋。他们经常进去偷东西，有时几乎就是强抢。郑禹夫妇毫无办法，骂两句走了，转头又来；今天赶走这一拨，明天又来另一批。
一天傍晚时分，郑禹从外面回来，看见几个隔壁村的青年人正在家里翻箱倒柜找东西，于是急步进去，大声喝道：“你们这是干赵泰来外祖母伍丽芳是混血儿。她的衣着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没有差别，但相貌却像个外国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私闯民宅，和强盗有什么区别？”几个青年见状赶快溜了出来。由于没有拿到多少值钱的东西，他们赖在门外不肯离去，用粗言秽语高声叫骂着。郑禹从地上拾起一截木棍用力向他们甩去，正好击中其中一个人的头部，痛得他哇哇直叫。他打开从郑禹家里偷来的包裹，找到一盏煤油灯，已丧失理智的他用火柴点着了煤油灯，绕到茅草房西边就扔了进去。瞬间，屋顶的茅草被点燃了，时值深秋，火苗借着风势迅速蔓延，只一会儿工夫，整座草屋已燃成熊熊烈火。
郑禹一看起火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要抢救在书房里的那些旧字画和古籍，不顾一切往里屋跑去。几个青年一看火势凶猛，知道闯了大祸，赶紧溜了。郑禹大儿子郑日明此时干完农活回到家门口，看见家里起火，又看见父亲仍在屋里，丢下锄头赶紧去救父亲。没想到他刚冲进去，只听“哗啦”一声，整个屋顶被大火烧穿坍塌下来，郑禹父子一同葬身火海。
之后，外婆伍丽芳与小儿子郑千秋相依为命，在苦苦挣扎了几年后，也双双惨死在“四清”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斗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