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
1.委托代理问题。
委托代理问题是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引人注目研究领域之一，它主要研究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参与者的经济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激励约束机制问题。在古典企业里，拥有剩余索取权的资本所有者同时又是企业的监督者。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及资本的不断积累，企业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于是，由资本所有者完全独立控制企业经营活动的方式越来越受到所有者所具有的精力、专业知识、时间、组织协调能力的局限性的制约。当所有者不能在进行风险决策的同时又圆满地从事上述活动时，就可能去委托专业人员代理执行监控企业的职能，这时便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按照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n，1976）的说法，所谓委托代理关系就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Principal）委托一个人或一些人（代理人Agent）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的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首要原因是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但是，代理关系并不必然导致代理问题。代理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给代理人提供必要的刺激和动力，使其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努力工作。如果代理人与委托人的效用函数完全一致，则不会引发代理问题。因此，代理问题的产生还导源于另一个条件，即代理人与委托人效用函数的不一致性。资本所有者作为委托人拥有剩余索取权，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资本增值和资本收益最大化。拥有公司控制权的经理人员作为出资人的代理人，除了追求更高的货币收益外，还力图通过对非货币物品的追求实现尽可能多的非货币收益。”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储蓄过剩问题研究第5章储蓄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因素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效用函数的不完全一致，代理人就有可能利用委托人的授权从事有损于委托人利益的活动。这就需要监控代理人的行为，但是，由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常常并不可靠。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代理人直接控制并经营企业，具备专业技能与业务经营上的优势，其掌握的信息和个人经营行为是大量的、每时每刻的，从而形成很多隐蔽的“私人信息”和“私人行为”，委托人由于已经授权，不便也不可能过细干预，加之其专业知识相对贫乏，因而对企业代理人的经营禀赋、条件和努力程度等信息了解是有限的，并且往往是表面上的，这样就形成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企业的经营绩效通常是由代理人行为、能力和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共同决定，这就导致委托人无法准确地辨别企业的经营绩效是由代理人工作的努力程度还是由一些代理人不能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无法准确地判断代理人是否有能力且尽力追求股东的利益，因而也就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常常存在道德风险问题。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订立合同来约束代理人，但是由于合约的不完全性，使委托人依然面临着由订立合同的障碍所引起的道德风险。当签订详细的能适应各种情况的合同所费甚多，因而个人无法掌握有关信息时，就会导致合同的不完全性，这在涉及复杂交易和长期合同时尤为明显。当有关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大时，应加以考虑的不测之事在性质和数量上显然很多。所以，不仅为应付每件不测之事采取适当行动而达成协议的费用很可能是高不可攀的，而且对不确定性作出预期和签署一个具体规定或要求采取相应行动的合同所需费用可能很大。当交易不太经常而且数额较小时，合同往往会因为费用昂贵而难以签订。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责任风险是不对等的。资本所有者虽然把财产经营控制权委托给代理人了，但责任风险最终还要由所有者承担，一旦企业出现问题，代理人的损失最多只是收入、名声和职位，这与资本所有者可能“血本无归”的实际责任风险无法简单类比。
2.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制度，所以国有企业产权的原始所有权主体是“全体人民”。但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资产范围广泛、数额庞大，在保证“全体人民”统一所有的前提下，客观上只能委托给一部分人来组织和运营。为了保证国有企业资产所有权得以有效实现，而又不丧失其所有权的权益的统一性，国有企业产权需要在多层次上分解，这样就形成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具体表现为：全体人民→全国人民代表人会及其常设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企业主管部门或国有产权经营机构→企业管理层。
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全体人民是企业的初始委托人，这种委托人虽然从理论上讲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却是以虚拟形式存在，它不具备自然人股东的基本特点。而且国家代理也是以国家政权为依托，通过颁布法令等方式获得的代理权，它是一种以行政权为基础的强制性的代理关系在这个长长的委托代理链中，除了初始代理人和企业管理层以外，各中间层次中的局中人均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又是国有资产的委托人。作为代理人，他将努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委托人监督不力，他将会淡化委托人意识，忽视委托人利益，而强化其代理人利益；作为委托人，他的目标利益是使国有资产尽可能地保值增值，但由于其本身不是企业资产的所有者，而只是受上一级委托人的委托来监管国有企业的代理者，也不承担财产责任，其工作业绩与其报酬毫不相关，因而也不会有强烈意愿去认真考核、监督代理人，导致其对代理人监督的动力不足。在出现较大的制度缺陷和权利真空时，甚至他更可能放松监督，选择与企业代理人合谋，牺牲国有企业资产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最终代理人通常是负盈不负亏，企业盈利了，代理人可以分享；亏损了，即使是巨额亏损，只要代理人没有违法行为，损失的只是收入、声誉和职位等，其所承担的责任很有限，对其又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某些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导致代理问题更加突出。这些人利用在企业工作建立的关系网，以国有资产损失为代价，侵吞国有资产，为自己谋取私利，却难以被发现或得到应有的惩罚。
3.多层委托代理下的国有企业亏损。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企业，既为社会提供了产品和劳务，同时又较好地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国有企业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稳定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多链条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体现在重复建设严重、经济效益低下、亏损严重。
由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及地方政府对所属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追求，在各地政府的误导下，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20世纪80年代，结构趋同是以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制造业为主，1981年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全国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超过0.90，而到1989年相似系数超过0.90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达到22个。进入90年代，各地区又纷纷比照国家的支柱产业发展规划来选择自己的支柱产业，结果又呈现趋同性。有关资料表明，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汽车选为支柱产业，24个将电子工业选为支柱产业，结果造成产业结构趋同，产能大量过剩。正是鉴于以上的经验教训，针对2003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重复建设过多的局面，我国对国内经济进行了适度的宏观调控，有力地避免了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加剧。因此，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如果不进行调控而任由其发展下去的话，必将会导致进一步的产能过剩。
大量的重复建设，再加上国有企业领导者的目标函数的难以琢磨，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1995年清产核资的数据表明，6.87万户国有企业中，负债率在100%以上的有1.3万户，亏损挂账大于所有者权益的空壳企业有1.8万户，两者合计占全部国有工业企业的45%。根据财政部的统计，2001年31个省区市地方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占所有者权益的比重，有18个省区市在50%以上，其中超过90%的有8个。情况最严重的辽宁和吉林，不良资产占所有者权益的比重高达259%和188%。全部地方国有企业加总，不良资产占所有者权益的比重为53%，扣除不良资产后的资产负债率为84%。这些数据表明，如果进行严格的资产评估，冲销不良资产中的损失，并把各种表外债务考虑在内，相当一部分省区市地方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已经资不抵债。由于困难企业的继续存在不可避免地会通过拖欠银行贷款、欠税欠费、拖欠货款等方式继续消耗资源，它们对国家财政和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尤其突出。
从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来看，近年来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1985年国有企业的资金利税率和资金利润率分别为23.8%和13.2%，1990年降至12.4%和3.2%，到1995年更降到8.0%和1.9%。从国有工业企业亏损方面看，国有企业亏损额和亏损面都在不断扩大。如：1985年亏损面为9.6%，1990年为27.6%，1995年上升为33.8%；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额为639.6亿元，是1985年亏损额的20倍。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第一次出现了净亏损。在全国1.57万户国有中型企业中，有5585户亏损，亏损面达到37.5%。1997年，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再次出现净亏损，亏损额达到943亿元，亏损企业达到6599户，亏损面上升到39.1%。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12个省、自治区整体亏损。在全国14个重点行业中，也有近一半亏损。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只有525亿元，比1997年下降了34.9%，国有企业的亏损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
从不同时期建厂的国有企业的效益看，新投资的国有企业普遍不如老的国有企业。1971年以前建厂的国有企业3.7万家，占国有企业总数的42%，而利税总额却占了71%。20世纪70～90年代投资兴建的国有企业5.1万家，占国有企业总数的57.5%，利税总额却只占29%。尤其是90年代以来投资兴建的1.5万家国有企业，效益极差，亏损严重，亏损面达36%，亏损程度高于80年代建厂的国有企业2%，高于70年代建长的国有企业4.4%。
实际上，正如张春霖所说，如果简单地从盈利和亏损的角度看问题，今天的国有企业盈利状况如果能回复到80年代的水平，改革就该算是大功告成了。以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和盈利企业的盈利额的比率来看，1988年以前这个比率从来没有超过10%，而90年代以后多数年份都在40%～70%之间，最高的1998年甚至达到过93.5%。
5.1.2企业亏损下的储蓄过剩
企业的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破产便成为现实选择。但各地政府为了地方的稳定，不得不要求银行增加对企业的贷款，发放工人的工资甚至奖金。据估算，在转轨过程中，国家因停产或半停产的国有企业发放的“安定团结贷款”就在1000亿元以上。这些信贷资金都难以创造与其自身价值相当的有效供给，一方面很明显地会形成通货膨胀潜在压力，但在居民储蓄动机得到不断强化的情况下，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物价上涨，所以这部分资金并没有被物价上涨所消化，使得一部分储蓄资金没有实际可利用的价值。另一方面，从银行说，至少有部分贷款又转变为储蓄存款，银行自己给自己创造资金来源，把“软资产”变成“硬负债”。借款者可以不还银行贷款，而银行不能拒付居民的存款。
这样，银行加倍地付出贷款去经营，一方面贷款收不回来；另一方面又要对储蓄存款者支付利息。在银行几万亿元的不良贷款中，国有企业占了大部分。这些不良贷款的回收率现在只能达到20%左右。即使国家惩罚了不负责任的管理者，也没有办法挽回国家的经济损失，也无法避免不良资产形成过程中所新增加的储蓄。虽然惩罚不称职的管理者可以防止继任者将来做出有损于国有资产的决策，但实际上由于监督成本太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私人企业虽然也可能出现亏损，但是私人企业的所有者要为他们出资企业的亏损承担责任，是一种权力与责任的均衡。而在国有企业的损失部分只能相当于国家财政通过银行体系对国有企业提供的一种补贴。不良资产占用了大量的国内储蓄，在银行账面的储蓄资金有一部分已经没有真实的物资与其对应。
从负债企业和金融系统之间的经济关系来看，金融系统中不能正常运转的不良资产，其实质是存款人所储蓄的财富在企业投资、经营和破产时的漏损。这种漏损使国民经济资产空虚化，形成漏损空虚后的泡沫。这种资金泡沫并没有相应的物资与其对应，只是一种在银行账面上的虚假购买力。因此，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是造成储蓄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