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部五官里，耳朵闪在两边，不突出，不显眼，不出声，不表情，你不知道它在干什么，在想什么，这使它占了很大的便宜。
第一，你说我听见了，我说我没听见，你查无实据；第二，你以为我没听见，其实，我耳听八方，早就把耳朵竖起，你毫无所觉；第三，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还不能从我耳朵上看出我爱听；第四，不中听的则不听之，任君说破嘴，有如东风射马耳，你并不知道我其实没听；第五，不得不听的，必须要听的，听烦听腻之后，干脆罢工，什么也不听，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谓闭目塞听，蒙蒙聩聩，就是这个意思了。
从理论上讲，耳朵的功能是听，但听什么，怎样听，听了以后又是怎样一个反应，却是很不一样的。
韦君宜的《思痛录》问世，其中写到大跃进的1958年，她下放河北怀来的情况，提及有的耳朵想听她的浮夸之词而不得，表示失望，有的耳朵压根儿只听它想听的，而不听它不想听的，颇引起过来人的一些思索。
耳朵这东西，挺有意思！
现在一些发思古之幽情的人士，常常感叹五十年代多么多么好，很像古人总爱憧憬宇宙洪荒时期，葛天氏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简朴而又快乐的日子。五十年代确实有一些值得怀念的革命浪漫主义，但回忆者，通常不大提1958年这种全民的膨胀得十分过头的浪漫。如果说，上一年可用“打右派”三个字加以总结的话，那么这一年则是用“大跃进”三个字载入史册的。凡年过半百的中国人，都会留有深刻的印象，因为，倘非制造膨胀者，也必是参与膨胀者，谁也不能说自己是局外人。“文革”期间有逍遥派，但大跃进却是一次无任何死角的政治运动。
回顾往事，难免嗟叹，但那一年的热火朝天，可以说是五千年历史上都少有的力，如今那些浮躁之作，邀宠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商业炒作之作，恐怕连当笑话的“光荣”也说不上的。
现在，已记不起当时何以一时心血来潮，展开这次浩浩荡荡的全民诗歌运动，而居然成为政府行为，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敢想敢干的勇气。当时，好像作为指标，每一个县团级单位，要出一个郭沫若。任务下达后，我劳改所在的工程队，那位老工人出身的队长，把我叫去，此人说话直率，要我将功补过。“你给我们弄一个郭沫若出来！”我听了以后，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有问题，诗人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吗？正如时下长篇小说可以量身订作，命题作文，添加作料，爆炒出锅一样，稍有文学常识者，都会感到滑稽突梯。但戴罪之人，岂敢异议，也就奋力为之。结果，虽造不出大诗人，但给工人老大哥代写了不少顺口溜，四六句，快板诗，一时间里，写诗成了我的正业。于是，我得以脱产，专事诗歌生产的批发业务。
近年来，我偶尔还能写几句白涛式（王蒙语）的打油诗，恐怕是那一时期打下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当然好笑，上班做诗，下班做诗，吃饭做诗，就差上厕所也要做诗了。然而当时，大家都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每天电话向上级汇报，日产诗歌若干若干。社会的狂热，一旦渲染开来，便形成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这力量能够挟持着大多数混混沌沌者，搅进泛滥的浊流中去，而且，即使有头脑者，也不可能于赫赫扬扬的声势下，立刻就能弄清楚是非曲直的。从《思痛录》，我们知道韦先生也是后来才明白：“荒谬和冤枉并不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纯朴无邪的桃花源。”
在这部书的《“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一章中，韦先生回忆道：“我看见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说她去参观的那些丰产田，用自来水笔向田里的稻子中间插，竟插不下去。这密到了何等程度！我所在的怀来县还不能算太坏，我们没有搞这种自己骗自己的移植丰产田。北京作家协会来人参观，我领着他们去，他们问：‘你们这稻田亩产多少？’我答：‘能达到七百斤，最好的八百斤。’这是了不起的数字，过去这里种粮食作物低的一百多斤，顶高的才三百斤。但是参观者现出不满意的神色，‘这么低！你们有没有一万斤的？’我没有说什么。显然我们还瞎吹得不够。”
韦先生哪里知道，参访者的耳朵想听的是神话，而不是真话。这些来自北京作协的参观者，他们满心希望韦先生语出惊人，那是一个吹牛皮不上税的年代，说亩产量一万斤或十万斤，哄哄耳朵开心，有何不可？可她却不肯这样做，报出来这样小儿科的产量，自然要被参观者嗤之以鼻了。
所以，耳朵的功能，是听觉，但听觉中的选择性，主观性，抗拒性的特点，则构成了人类共同的弱点。同是一种声音，而耳朵的接受程度，却是大不相同的。愿意听则听，不愿意听则掉头而去；即使走不开，必须听，非得听，他也会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也许，他会以“听蜊蜊蛄叫唤，还不种地”的逆反心理，来个充耳不闻；也许，“有如东风射马耳”，只当你放屁，压根儿来个置之不理。
这就要谈到正题了，从这些到怀来县参观者的不满意反应上，便可了解到耳朵的功能，能做到兼听者少，而常常是偏听者多。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喜欢听顺耳的话，而不是逆耳的话，喜欢听爱听的话，而不是不中听的话，喜欢听希望听到的话，而不是压根儿不想听的话，这也是社会产生许多毛病的根源。
我一直想，上帝在伊甸园里制造亚当和夏娃时，对于面部五官的安排，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给人两只耳朵，两只眼睛，一只鼻子（可是有两只鼻孔），显然其用意，无论是看，是听，是嗅，都应该正面与负面兼顾，而嘴却给一张，当然是要人做到心口如一。假如给了两张嘴，一张在前，一张在后，一张说好话，一张说坏话，天下岂不大乱乎？但久而久之，原意尽失，耳朵、眼睛、鼻子，都变得只能接受与自己有利的信息，相反，则百般排斥，千方百计地拒绝。而嘴巴呢，虽只有一张，却变成多用途，无论真话假话，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都能从这一张嘴里出来，上帝也没辙了。
韦先生说：“我们还瞎吹得不够”，这算抓住了1958年的浪漫过了头后的全部问题的实质。然而，这位老共产党员，也有其不明白的天真之处，“吹”还加之以“瞎”，并不完全是嘴巴的过错，而应该受到责备的是耳朵。倘非耳朵需要听到这些“当惊世界殊”的高产纪录，嘴巴没有了市场，自然会闭嘴的。在中国，在有皇帝的年头里，很长时间是上面的耳朵想听什么，决定下面的嘴巴该说什么。虽然孟老夫子说过：“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但为了说得上面的耳朵开心，也就顾不得了。
所以，当第一张嘴将产量夸大，也就是韦先生所说的瞎吹，没有被打屁股，甚至获得嘉奖。那么，受到鼓励的第二张嘴，就会迫不及待地把数字加倍，第三张嘴，必然不甘落后地跟着翻番。这也是那一年夏秋两熟季节里，奇迹不断涌现的基本原因。如今，在大一点的图书馆里，还能找到当年的旧报纸或缩印本，很容易看到在头条位置，并加以套红大字刊登出来的“放卫星”高产纪录。根据台海出版社《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一书中的一则资料，也可看出那些基层干部的嘴巴，为了满足县里的，地区的，或者省里领导耳朵听觉上的需要，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精神蛊惑下，是怎样理直气壮地瞎吹，一直吹到完全不可信的程度。
从下列表格中，也可看出胆量渐渐加大，数字逐步攀升的状况。
这则资料，到9月25日为止，其中小麦卫星放得最高者，为遥远的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赛什克农场的八千五百八十六斤，稻谷卫星的冠军，当数边陲的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十三万零四百三十五斤。若是闭起眼睛一想，将这六万公斤的金黄稻谷平铺在一亩地里，也会是厚厚一层，那该是怎样一个壮观场面？稍有理智的人，很难相信这样的事实。
韦先生在《思痛录》里写道：“老百姓无法可想，只好把几亩地的庄稼拔下来插在一亩地里，于是亩产万斤、六万斤以至十万斤的报导全登出来了。”这就是那一年大放卫星的常规做法。所以，作家菡子说钢笔都插不进，确非虚言，我还记得有照片为证，一个小孩坐在稻田里的庄稼上面而掉不下去，因此将上述一系列数字，看做是弥天大谎，也似乎不当。谎言是草尖上的露滴，照例在太阳出来以后，就会消失。可却能正儿八经、煞有介事地在报纸上登出来，你不得不信。因此，这些与最基本、最起码的科学常识，相距得太离谱，太玄乎，太不可思议的高产卫星，只能看做是出于人们创造奇迹的浪漫主义，而设计出来的让耳朵听了以后高兴的小手段。大家心里明白，不过是几亩试验田的事，无伤大雅，也就没有遭到安徒生童话里那位皇帝，穿上那袭骗子的新衣后，招摇过世，而被一个小孩指出他光屁股的尴尬。
所以说1958年，是个充满神话的年头，更近乎那个膨胀了的革命浪漫时代的真实。这一切，要是追根寻底的话，都是耳朵的功能在起作用，有人要讲，正是有人爱听。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彭斯在他的一本著作里，讲到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偏见时，认为：“秘密就在耳朵里，耳朵既听它想听的，也听它希望听到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讲，得有人听，听，决定讲，虽然古罗马的大演说家西塞罗，对着大海高声宣讲，但那是一种练习，如同京剧演员吊嗓子一样。如果没有耳朵，任何一张嘴巴，都不会对着墙壁干讲的。所以，耳朵比嘴巴更重要，没有耳朵，嘴巴便无用武之地。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甚至相当负责的人写出文章来，鼓吹粮食增产是无止境的，连毛主席到徐水视察以后，也为粮食太多发愁。他对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了九千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拿十一亿斤（徐水县提出全年产粮十二亿斤），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斤也行！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办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引自《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
从这番“浮想联翩”的谈话里，也不难看出这位诗人的浪漫精神。作为领袖，希望老百姓吃得好些，吃得多些，余下来的时间，可以做别的有益的事，这份真诚还是能够体会的。但实际上，报纸上登出来的高产数字，全是嘴上功夫，真正落到实处，便成了镜花水月。所以，到了这一年的冬季，还是他，在湖北武昌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反对作假。于是，那些吹破天的嘴巴闭拢了，这股热潮开始冷却下来。
在五官中，眼有神色，鼻有动作，嘴有声音，但耳朵是个奇怪的家伙，永远保持沉默。除了到高老庄做乘龙快婿的猪八戒先生，能摇晃那双蒲扇般大的耳朵，表示出快乐无比的心情外，耳朵本身，是很难看出喜欢听或不喜欢听的任何蛛丝马迹。因此，揣摩耳朵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然后，满足耳朵爱听的，从而能牢牢地把握住这双耳朵，便是历来做下属者对上司的一门顶尖学问。
在这方面，侍候过唐代后期敬宗、文宗、武宗的大内总管仇士良，可算一位佼佼者。他在宫廷斗争中，总是处于胜算的上风，他的敌手们始终也未能扳倒他，就是他这张嘴巴，对于皇帝的耳朵，十分管用。但年岁不饶人，到了不允许他再玩政治游戏的年纪，便求一个告老还乡。虽然权力这东西很诱惑人，可是他扶起来的武宗，翅膀硬了，未必会再买他的账，与其到那时落个身败名裂，玩火者有几个不被火燎着的呢，还不如趁皇帝未翻脸前，功成身退。这个老滑头历仕三朝，将皇帝玩在手心里，重权在握，树敌无算，最后能平安降落，也让所有人艳羡不已。那些他的同道，自然要来给他送行，免不了向他求教固宠之术，老公公对众宦官们宣传他的耳朵哲学：“列位兄台，恕老身直言，天子是不可以让他闲下来的。你们要经常想办法弄一些声色犬马，甜言蜜语，满足他的耳朵的需要，而且要花样翻新，日新月异，让他没工夫顾到国家大事，这样，诸位才可以得志发达。尤其不要劝皇上读书，接近知识分子，他一看到前代兴亡的历史，忧国忧民，那我们就会被皇上疏远，一旦如此，大家也就没戏了！”这番临别赠言，说得一个个心服口服，拜谢而去。
鲁迅先生总结过，中国人作为草民的历史，无非两者，一是当顺民的年头。一是想当顺民而不得的年头，中国人非常之不敢造反，到最后官逼民反，无法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还是一心一意等待着招安。中国人的顺民思想，对于暴政压迫的承受能力，达到惊人的麻木不仁程度，才使得皇帝坐稳江山，才使得中国在经过三百多个皇帝的痛苦磨难以后，爆发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制度。
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往上数，在他们的历史上，找不出这么多朝代，这么多皇帝。这说明了一点，在中国，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当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再没有比中国人听话，驯服，好领导，安分守己，不敢造反的了，还用耳朵干什么？所以，无论摊上多么混账的帝王，白痴的天子，实在擦烂污的统治者，以及自以为英明无比却折腾得老百姓无法安生的领袖之类，无论他们怎样蹂躏作践糟蹋摧残，老百姓只要想到自己不过是予取予夺，悉听尊便的草民，都会匍匐在地，山呼万岁的，只要不杀头，便皇恩浩荡了。
所以，长在皇帝脑袋两边的耳朵，可就对老百姓的祸福利害，成了性命攸关的事情了。假如是好皇帝（如果有的话），能听到老百姓痛苦的万分之一，也许多少体恤一些下情，他的子民，能生活得不那么受罪。假如是个不好的皇帝，那双被仇士良等蒙蔽了的耳朵，肯定听不到一丝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中的哀鸣，那么他统治下的中国，就别想有一天安生日子过。
怎样使皇帝的耳朵不管用，除了仇士良的“娱其耳目”外，无非两术，一日隔离，二日包围。我们到故宫走一遭，便会从紫禁城严密的内向型结构看到，那由高墙重重套叠起来的皇宫，其终极目标就是隔绝一切外来的声音。因此，“上达天听”，在封建社会里，要比中六合彩是更难碰上的好运。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在最高权力的周围，除了这种物质的墙，隔绝与外界的联系，更可怕的，紧紧围裹着统治者，还有一道简直是水泄不通的精神上的墙。所以，指望皇帝的耳朵，能听到两道墙外老百姓的声音，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然，皇帝究属少数，五千年来的中国，也就三百多位，何况，有皇帝的封建社会，早就“落花流水春去也”。但这种会被隔离，会被包围，会被“娱其耳目”的现象，却是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的事情。所以，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双耳不闻窗外事”，固然不好，“一心只听奉承话”，那就更不好了。怎样使自己的耳朵破墙而出，能听见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听得下去不那么爱听的声音，也就会避免重蹈韦君宜先生在《思痛录》里所说的那些覆辙了。
慎哉，耳朵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