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圣贤书的求甚解和读文学书的不必求甚解
《锦瑟》是唐人李商隐的一首名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天鹅之歌，约作于公元858年的荥阳，不久，诗人就在他的家乡，抱恨离开人世。人故去，诗长存，一千多年来，口碑流传，家弦户诵，任何一个读点旧诗的中国人，无不知道这首绝唱。如此的身后声名，大概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不朽。
文学这东西，别人吹，不作数，自己吹，更不作数，甚至当代文学史的吹，也是作不得数的。只有时间的验证，而且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以后，那判断才能接近于正确。所以，我的那些同行们，或者被人吹成，或者自己吹成，那副永垂不朽的大师状，都有把话说得太早之嫌。只有像李商隐这样，千年以后，还有人吟诵他的诗，玩味他的诗，被他的诗感动，为他诗中的意境，悬想不已，揣测不已，那才是真正的一点不打折的永垂不朽。
然而，“文章憎命达”，写出这样好作品的诗人，他的一辈子却活得很尴尬，很艰窘。《旧唐书》说他“坎壈终身”。“坎壤”，大约为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沟沟坎坎，连滚带爬的意思。所以，才高命薄，屡受挫折，郁郁不得志的他，便盛年早逝了。
他只活了四十七岁，当然，太短命了一点；否则，会有更多的好诗，留存后世。
这首七律，凝缩着诗人匆匆一生里的，跌宕流离的命运，失落沮丧的际遇，讳莫如深的情感，梦幻绮丽的爱恋……这一切，又如同他名姓中的那个“隐”字一样，影影绰绰，朦朦胧胧，依稀仿佛，似有似无，感觉得到，捉摸不住，可以意会，不可言传，那美学境界吸引着千百年的中国读者。
凡读过此诗，并稍稍了解李商隐生平者，无一不在煞费心思，绞尽脑汁，希望能从这首诗中更多地发现诗人，更深地理解诗人。于是，这首《锦瑟》便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斯芬克斯之谜”。谜，要是一猜即破，也就没有什么耐人寻味的了；要是总猜不开，也就无法使人生出破解的兴味。而李商隐这首显然有着难言之隐的《锦瑟》，既有猜想价值，又有猜想余地，是一个使猜解者错以为不难找到门径的谜。然而，深入堂奥，接踵而至，便是更多的迷惑和茫然。因此，宋、元、明、清，揣度了一千来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所有答案，无一不被诘难，被质疑，被否定，被推翻，几乎没有一个论点能够站得住脚。
估计，再猜上一千年，一万年，大概也休想解开这个诗谜，仍旧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地分歧着。因此，近人梁启超的读李商隐法，值得我等深刻体会的。他说：
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饮冰室文集·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
只有这样嵌峙磊落的大师，才敢率直说出来。一，他坦白自己并不“理会”诗中“讲的什么事”；二，他还坦白自己“解不出来”“一句一句”的“文义”。
但是，他又说：一，“我觉得他美，”“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二，“美是多方面的”和“含有神秘性的”。
不求其字句上的甚解，而领略其通体之美，得精神之享受，这才真是阅读文学作品的不二法门。中国人讲做学问，而做学问的中国人，是一点一滴，句栉字比，认真求实，探赜索隐地做起来的，这种治学态度，毫无疑问，当然是极其正确的。但用在文学作品上，这样死抠深挖地做起来，只能将文学的想像力越做越死，最后大家成为僵尸为止。
说到底，诗词歌赋，小说演义，唱词话本，杂剧戏曲，从来也算不得什么正经学问。即使在封建社会里，虽然孔夫子删定的三百篇古代民谣，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但对那时的读书人来讲，也是属于小菜一碟，有它可，无它也可的东西。《红楼梦》中那位严肃的家长贾政，绝对规行矩步的正人君子，也不把《诗经》当经看。他对贾宝玉的奴仆领班李贵说：“哪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他还说：“你去请塾里师老爷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起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显然，有两种读书方法，一种是可以“虚应故事”的，一种是必须“讲明背熟”的。既然贾老爷都认为文学作品不过“虚应故事”，我们干吗要像做学问那样“讲明背熟”呢？因此，梁启超的读《锦瑟》法，才是读文学作品的门径。
只取其总体上的感觉、领受、颖悟、融通，而不斤斤于字句的铨释，词义的解析，要旨的体认，典故的实证，宁可失之于细部的推敲而获得整体，宁可失之于枝节的深入而把握全盘，宁可失之于末端的探究而得窥完豹，你被作品的美学意境所感动，所共鸣，所吸引，所呼应，你的阅读任务也就完成了，你的阅读目的也就达到了。
所以，别听蜊蜊蛄叫唤，千万不要被那些权威专家、教授学者，牵着鼻子走。阅读文学作品，一怕乡夫子的迂腐，舍本逐末，顾小失大；二怕方巾气的穿凿，郢书燕说，歧路忘羊；三怕章句儒的刻板，咬文嚼字，胶柱鼓瑟；四怕恶讼师的偏颇，鸡蛋挑缝，苍蝇下蛆。这些所谓的评论家、注解家、研究家、编纂家，很大程度上类似《水浒传》里孙二娘和张顺在一字坡开的那爿黑店里，所雇佣的操刀伙计，无论什么文字，什么作品，只消到得这班职业杀手的刀下，犹如摆放在案子上的那位吃了蒙汗药的武松，等待着的便是大卸八块的命运。
一部文学作品，经得这等人的剖解，肥肉用来剁馅，瘦肉用来切臊，骨头扔进锅里熬汤，杂碎推去案下喂狗，支离破碎，零七八糟，血肉横飞，不成样子。试想，美，没有了，文学的生命何在？庄子在《秋水》中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这就是梁启超和那些做学问的书虫子，对于文学作品根本不同的阅读态度。
文学，这种形象思维的艺术产品，其中梁启超所说的美的神秘成分，很难说得清，讲得明的。要是能够说清讲明，还有什么神秘可言？正是这种无法用语言能够表达的体验和感觉，才构成文学的灵魂所在，魅力所在。
因此，梁启超读《锦瑟》的高见，倒是文学作品的写家和读家，应该记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