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关圣，是关帝。
虽然他在汉代，献帝封了他一个汉寿亭侯，汉寿是地名，亭侯是官职，级别不高，相当于一个县知事而已。但后来，由于历代帝王的推崇，乃至拔高，他尽管没有当过一天皇帝，最高就当过湖北荆州地区的行政专员，却可以享受皇帝的待遇。因此，依旧时礼制，祭祀关羽的庙，可用黄琉璃瓦。于是，形成一种仪制，在旧时代，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直到海外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建有祭祀他的或大或小的庙，而且一律称之为关帝庙。
孔夫子在中国，影响不可说不大，有“白衣素王”之称，然而，没有一个人称他为孔帝。所以，这种关羽崇拜现象，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景观。北京大一点的饭馆，国营者除外，一进门，必有神龛，焚香燃烛，供奉的肯定是关羽，以及左关平，右周仓。但我从未在任何地方看到，对我们“万世师表”的孔老夫子，有所敬意的表示。
我在北京居住也有半个多世纪了，文庙是知道的，但对于城里城外的关帝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几年前，一家出版社约我重新评点《三国演义》这部古典文学名著，在做资料准备期间，特地访问了一位熟知京城典故的老先生，谈三国，论关羽，天南海北，对我助益不小。快告辞时，我忽然想起，问他，怎么京城没有关帝庙啊？此公面露讶异之色，批驳了我，谬矣谬矣，西城区太平桥的“鸭子庙”、自新路的“万寿西宫”、珠市口的“高庙”、安定门的“红庙”、东直门的“白庙”、东安门城根的“金顶庙”，都是关帝庙。不过老百姓为了说着上嘴，予以通俗化而已。
据他说，最正宗的当数地安门西，始建于前燕的白马关帝庙，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不过，他补充了一句，这些年，人老了，很少走动，出一趟门费事麻烦，也不知这些庙宇状况如何？
从这些分布全城的关帝庙来看，关羽成圣成帝，很大程度上，是历代帝王推波助澜的结果。要是没有最高统治当局的赞助提倡，予以人力物力的支持，盖一座庙是谈何容易的事。当然，封建统治者有其实用主义的考虑，弘扬关羽的“忠”，表彰关羽的“矢志不二”，肯定关羽的“汉贼不两立”，对于维护其统治，巩固其政权，是绝对有用的。
如果仅仅是统治者的鼓吹，而被统治者置若罔闻的话，恐怕也很难达到这样成圣成帝的效果。但是在中国，构成这种声势浩大的关羽崇拜现象，是以广大的底层老百姓为其群众基础的。这才使得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得以在全民中间，进行成本不高，收效甚大的忠君教育的全面运动。
不过话说回来，老百姓的崇拜关羽，其出发点，也是相当实用主义的。
因为作为个体的人，在汪洋大海般的社会生活里，形孤影只，体单力薄，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想作为也是无能为力的。特别在弱肉强食的旧时代里，在谈不上公理和公正的黑暗岁月里，小民的命运如蝼蚁一样，自己是无法把握自己的。
于是，一种友情的组合，一种亲情的组合，一种同乡、同事、同学、同宗等等关系的组合，便可能形成或短暂的，或长远的，或亲密的，或松散的，或范围大一些的，或圈子小一点的志同道合，推心置腹，同声共气，互相支援的团契。人多力量大，集体的发言权，怎么说也要比一个人发出的声音，更能引人注意。在这种牢固的或不甚牢固的组合中，从切身利害出发，尤为需要提倡和强调关羽的“义”。
这种名义上以联络感情为宗旨的集团行为，说到底，其根本是由于利益攸关而结合的。“拜把子”也好，“契结金兰”也好，是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才“歃血为盟”的。人力车夫不可能与公司经理成为盟兄弟，卖切糕的，也许会同卖羊头肉的拜把子，但绝不可能与开银楼的，开绸缎店的烧香磕头，义结金兰。因此，由于趋利避害才会抱团，才会结盟。于是，“义”，或者，“义气”，就是每一个参加者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也是衡量成员忠诚度的最重要标准。
这样，桃园三结义中的关云长，对刘备至死不渝的忠诚，不论曹操送他赤兔马，企图使他意志动摇，封他汉寿亭侯，想法诱导他变节投降，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绝不背叛，就成为中国最讲义气的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所以，任何一座关帝庙里，都强调这个“义”字，少不了“义薄云天”、“义薄九霄”之类褒扬关羽的词句。
中国人比较爱造神，中国的伟人也喜欢别人为他造神，但只有关羽，是造神运动中，最为成功的一个例子。
后世的崇拜者，由于对他的这份“忠”，这份“义”，神化得太厉害了，于是不及其他，就有点不实事求是了。“连城之璧，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疵”，其实，在三国英雄谱中，关羽这个人，其优点和缺点，其长处和短处，其成就和不足，其光荣和败绩，其为人敬重之处和被人疵议之处，其为蜀国打江山的贡献和给蜀国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等等等等，是很值得我们一分为二地看待的，还可以当做一面镜子，可供我们引以为鉴的。
千里单骑，过关斩将，是关云长一生最得意之笔。与此同时，他的自负，他的骄傲，也播下了日后败走麦城，杀身成仁的种子。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他“刚而自矜”，这是对他的准确评价。刚正、刚直、刚强、刚勇，自然是好的品质，但若不能刚柔并济，加之他的自矜，就更要不得了。
老子说：“自矜者不长。”“不自矜，故长。”这位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矜者，是不能担当领导干部的，不自矜，才能走上领导岗位。可骄傲这种毛病，上自伟人，下至凡庸，几乎无一幸免，不过程度不同而已。“福者祸之先，利者害之始”，好事也能变为坏事，这两者存在着辩证的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毛主席告诫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其实，岂止于落后呢，关羽最后连脑袋都骄傲掉了。
人类天性中有许多弱点，骄傲便是一种。有的人，有得可骄者要骄，有的人，无得可骄者也要骄。如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是决不会忘怀他的军队踏遍欧洲大陆时，当大皇帝的那至尊无上的荣光的，这属于有得可骄者。那极卑微的阿Q自诩地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就属于无得可骄者了。虽然他没落到无可再没落了，仍能寻找到这种精神上的满足，凭这或大或小的资本，既可自我慰藉，又能获得一份优越感，于是，饭也吃得香，觉也睡得好了。
所以，凡自矜者，骄傲者，无不以过去和现在的声名，作为自己用来讨价还价的资本。拿作家这个行当来说，一些同行就过度地看重他写出来的几本书，几篇作品，认为顶天立地，价值连城。其实，在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不过芥豆之微，过眼烟云罢了。但那种自以为了不起，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也真是让人惊异。许多远不是巨匠，只能说是稍有才气的人，硬是相信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天才；许多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十万八千里的人，却自我感觉离挪威皇家科学院领奖台，已经不过咫尺之遥，折桂有望了；许多根本谈不上不朽，谈不上立德立言的人，就忙着建造自己的文学纪念馆，急于成立自己的作品研究会，做藏之名山，传之万世的准备。
这种形近笑话的可怕错觉，一是来源于对自己过于膨胀的估计；二是由于抬轿子吹喇叭者的蛊惑。而后者，那些捧臭脚的，要是灌起米汤来，能使本来比较清醒的大作家，老作家，名作家，也会晕晕乎乎，不知东南西北的。
关老爷不是作家，是武人，但虚荣心也不亚于某些文坛巨擘。就是这样自误加上人误，最后走向麦城。现在看来，他的失败，一方面是他的性格悲剧所造成的，太自信，太骄傲，太藐视别人，也就是“刚而好矜”；另一方面，也是众人太吹捧的结果。如果大家不那么起劲地把他敬若神明的话，也许他不相信自己果然那么英明、伟大、光荣、正确了。
在关羽的吹捧队伍里，第一名大捧家是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弄得他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对于自己的估计，渐渐失去一份实事求是。忘了自己曾经是一名马弓手，而真当上汉寿亭侯了；第二名大捧家是诸葛亮，连他在华容道放走束手待擒的曹操，也成了正确的错误，不敢予以追究，这不使他更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吗；第三名大捧家是孙权，非请人到荆州说媒，要把关云长的女儿娶过来当儿媳妇，结果关老爷还不赏脸，吼了一声：“虎女安配犬子”，把媒人赶走了，孙权吃了闭门羹，碰了一鼻子灰。这一来，关云长益发地趾高气扬，哪把东吴看在眼里；第四个大捧家，还是曹操，关云长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其实离许都尚远，曹操虚张声势，赶紧提出来要迂都，以避其锋。这就等于把关老爷的虚荣心，哄抬到一个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位置上。最后，关羽被吕蒙打得只剩下十几个残兵败将时，连早年被围土山，约三事的暂时妥协，也办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大树特树为盖世英雄，英雄怎么能低下高昂的头，此刻不但无路可退，连拐个弯也不行，只好“英雄”地走向死亡。
所以，鲁迅先生在一篇《捧杀和骂杀》的杂文里，尖锐地指出过，骂，倒未必会骂死人，但捧，却是可以置人死命的一法。一些作家，若是对于捧，没有清醒的头脑，还挺得意，还挺快乐，还觉得挺舒服的话，那可是危险了。所以，报纸上，刊物上，把某几位作家捧成“社会良知”、“人类希望”、“精神导师”、“文坛砥柱”，我总觉得这些捧场者，把话说过头了，多少有点居心不良之意。
我们知道，曹操捧关羽，是做样子给大家看，看丞相是多么礼贤下士，襟怀宽阔，求才若渴，热忱感人。说穿了，不过是在延揽人心，扩大影响，其真意仅仅是在宣传自己而已。诸葛亮捧关羽，是求一个内部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他实施政策过程中，不至于被这个自视甚高的刘玄德的把兄弟干扰捣乱罢了，还是为自己方便。孙权捧关羽，那目的更简单，只是想麻痹对手，把荆州夺回来。因此，天底下的捧角者，无不有自己私底下不可告人的意图。这世界上，不但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找不到一个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为酷爱吹捧而吹捧，无欲无念在那儿拍他人马屁的捧场者。
在戏园子里，那些捧角者，无一不在打女演员的主意，想法倒也单纯，意在猎艳罢了。而在文坛上的捧场者，或是沾光，或是求名，或是混饭，或是拉虎皮作大旗，用以唬人，或是躲在谁的裤裆里，抽不冷子龇出一股毒水来，以泄私愤，目的性就比较复杂了。但是，沉湎在往昔的辉煌中的那些头脑并不糊涂的人，很容易陶醉在捧场者的甜言蜜语中，而随之发烧三十八度，说些谵语，有些躁狂，也就不以为奇了。
凡过高地估计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做出不能切合实际的自我评价者，这其中，一种人，是他自己，被一点成绩冲昏头脑，把“圣明”二字，连忙写在额头上；一种人，美人迟暮，壮士已矣，历史早掀过他那一页，仍抱着旧日情结，动不动翻出旧账。这两类人，是最经不起所谓“帮衬”之类的蛊惑，高帽一戴，便相信自己是真命天子，等着登基了。于是捧救世主的，与当救世主的，加冕以后，便一块儿光芒万丈了，这也是那些捧场者企盼着的理想世界了。
关云长终于留不住，走了。如果曹操真不想放他走，他插翅也难飞出牢笼。他只是让张辽先行一步，然后十数骑匆匆赶上，表明曹操是要借放行，再宣传一下自己。所以，那个傻瓜蔡阳不服，定要去追杀时。曹操叱日：“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放走一个关羽，但树立了一个给麾下将领仿效的活榜样，他得到的肯定要比失去的多。
而关老爷因此获得了骄傲的资本，一直到走麦城为止，这过五关、斩六将的胜利包袱压了他一辈子，成了无法摆脱的负担。其实，要是能够清醒那些对于自己的吹捧，其中有许多泡沫成分，就不至于神志昏迷了。肥皂泡在阳光下，虽然也能色彩斑斓一会儿，但终究一个个要破灭的。如能明白这个，留给后世的笑话，也许会少一些。
在关帝庙里，在镀金塑像的高大威严之中，在香烛纸马的烟气缭绕之中，在烛光高烧的辉煌亮丽之中，在虔诚信徒的顶礼膜拜之中，人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到的，是他老人家的伟大、光明、崇高、神圣，一个被光圈化了的活生生的神。虽然，我知道这并不是魏蜀吴三国时期的那个真实的关羽，是被统治者膨胀起来，是被底层百姓神化起来的，一个幻象化的偶像，也不能不为庙宇里的气氛所感染。
但是，当我回到我要评点的《三国演义》，接触到文学中的关羽，当我回到二十四史中陈寿的《三国志》，接触到历史中的关羽，便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大概，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亡故的，无论非常有名，还是一般有名，这其中，政界要人也好，社会精英也好，学界泰斗也好，文坛大师也好，要想得到一个比较接近于正确的印象，那就必须走出一座座虚拟的关帝庙。
因为，中国人太热爱造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