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历史积淀和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俄国文学在19世纪出现了“井喷”现象——涌现出众多著名作家、作品，且基本围绕着“谁之罪”和“怎么办”展开主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又出现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指导的崭新的苏联文学，且在20世纪50年代前呈现出繁荣局面。这两种文学的民主性、革命性和创新性，对世界文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小引
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蓬勃开展，俄国民族文学形成并趋向繁荣，对世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促进了俄国民主意识的觉醒，十二月党人起义揭开了俄国解放运动的序幕。俄国文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应时而生并发展繁荣。密切联系社会运动是19世纪俄国文学最显著的特征。
现实主义文学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主潮，本章重点讲述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因、特征、发展概况，并重点评析代表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
普希金是俄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除普希金外，较重要的俄国诗人还有涅克拉索夫和莱蒙托夫。
俄国文学成熟和繁荣的标志是涌现出果戈理、冈察洛夫、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果戈理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巨著标志着俄国文学的巨大成就。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对俄国文学以及民族解放运动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学习本章内容，应与同时期西欧国家的文学现象对比分析，同时要联系俄国文学在20世纪的延伸发展，思考并把握民族文学遗产对后续文学发展的能动影响。
第一节 概述
俄国长期处于野蛮落后的封建专制农奴制统治状态，其文学的兴起和繁荣也较其他欧洲国家要晚。10世纪前，俄国只有神话、歌谣、故事等口头文学在民间流传，10世纪到11世纪间才开始出现书面文学。一些成就较高的作品，如《伊戈尔远征记》、《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等，虽反映了俄国国家形成的历史及人民为祖国统一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但还缺乏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那样的深度和广度。18世纪，在西方哲学、文学的影响下，俄国出现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阵容，出现了优秀的古典主义作家康捷米尔（1708—1744）、罗蒙诺索夫（1711—1765），感伤主义作家卡拉姆津（1766—1826），优秀讽刺作家冯维辛（1745—1792）和革命作家拉季舍夫（1749—1802）。拉季舍夫的游记体小说《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率先彻底否定了专制农奴制度，对俄国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随着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俄国文学以惊人的速度和力度发展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俄国文学出现了许多世界驰名的作家及世界一流作品，提出了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且以其反压迫的坚决、社会批判的激烈、生活描写的真切和人物形象的鲜明，迈进了近现代世界文学的前列。
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与同时代的西欧文学有所不同。西欧各国当时已经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之下，又各有其文化传统。首先，西欧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要来自中下资产阶级，其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大资产阶级；而俄国此时正处在沙皇封建专制统治时代，文学的历史使命不是反对正在俄国兴起的资本主义，而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次，俄国文学的革命性、战斗性、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主要源自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始终和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两大特点在其题材、主题、人物形象、社会意义乃至作家的个人命运等方面都有所表现。早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要书写的是反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主题，到19世纪中后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才逐渐加强。
19世纪初期俄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几种文学流派同时存在。在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衰落以后，浪漫主义一度是俄国文学的主流，而带有批判倾向的现实主义此时也开始萌芽。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除社会历史条件和外部影响之外，还有其文学方面的历史渊源。冯维辛、拉季舍夫、克雷洛夫（1768—1844）和格利鲍耶陀夫（1795—1829）等都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而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和别林斯基（1811—1848）则以他们光辉的创作实践和天才的理论概括确立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主流地位。
普希金是俄国的人民诗人，俄国文学的集大成者，俄罗斯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语言的先驱者，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继承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开创了俄国文学发展的新时期。他的主要代表作品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第一部经典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普希金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并透过奥涅金这个“多余人”的艺术典型，展现了俄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俄国上流社会的批判。
米哈伊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的文学传统，他在由五个中篇小说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1）里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二个“多余人”，即毕巧林的形象，表现了对俄国现实社会的批判态度。毕巧林这个艺术典型表明：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不仅摧残劳动人民，也损害贵族阶级中比较优秀的人物。与上一个年代的同类奥涅金相比，毕巧林更深刻地表现了贵族的罪恶与没落，这也预示着俄国贵族革命时期将会过去，平民知识分子起而代替贵族知识分子领导人民解放运动的时期将会到来。
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传统，把俄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暴露和讽刺的锋芒集中指向俄国社会的两大病害——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成为俄国“自然派”——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创始人。与此同时，俄国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从理论上论证了“自然派”的合理性，确立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主流地位。19世纪50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又以《俄国文学中果戈理时期概观》等著名论文维护了这一传统。此后19世纪的俄国进步作家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
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是俄国革命从贵族革命时期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转变的年代。这时期俄国最大的历史事件是沙皇当局被迫于1861年自上而下地废除了农奴制，这是俄国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俄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围绕着农奴制改革，俄国各派政治力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如何进行农奴制改革。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敌视人民，拥护沙皇政权，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沙皇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唱赞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认为全部土地都应该无偿地归还农民，并号召农民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至此，平民知识分子起而取代已经丧失革命性的贵族革命家，成为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这时的平民知识分子是指来自小官吏、下级僧侣、小市民和农民等阶层的非贵族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原先的贵族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和劳动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更富于民主思想，敢于大胆批评俄国的封建制度，有实干精神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思想文化领域，俄国革命民主派和保守派及自由主义者形成对垒。他们的斗争围绕着如何对待农奴制改革和现实与艺术的关系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展开。普希金于1836年创办的《现代人》杂志是革命民主派的机关刊物。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刊物的核心人物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他们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1855）、《俄国文学中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1860）、《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等。这些作品批判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和自由主义文人否定果戈理传统的谬论，宣扬了充满革命精神的唯物主义美学。这些作品在发展俄国文学艺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促成19世纪60年代俄国文学繁荣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但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现代人》杂志内部出现矛盾。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一部分贵族出身的作家，在农奴制改革的问题上站在沙皇当局一边，最后离开了《现代人》。
当时和《现代人》杂志处在同一战线的还有赫尔岑（1812—1870）主编的《警钟》、皮沙列夫（1840—1868）主编的《俄罗斯的话》等。与这些刊物对垒的则是保守派把持的《家庭座谈》、《莫斯科人》和《俄罗斯导报》等。
这一时期俄国社会革命思潮高涨，文艺界空前活跃，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美学思想得到了极大发展，杰出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不断出现。这时期的作品题材丰富，体裁多样，艺术高超，主题进步，批判性有所加强。这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有贵族出身早已成名的老作家，也有崭露头角的平民知识分子作家。他们共同构成了俄国文学群星灿烂、成就辉煌的黄金时代，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在这期间，冈察洛夫发表了他著名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1859），刻画了俄国19世纪50年代著名的“多余人”典型奥勃洛莫夫。奥勃洛莫夫是一个有教养、有头脑却没有行动能力的人。他懒惰、脆弱、麻木、怕变革，形成了所谓的“奥勃洛莫夫性格”。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就是没有力量和意志。”这个“多余人”形象表明了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沦落。
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悲剧《大雷雨》，塑造了平民少妇卡杰林娜的形象，暴露社会黑暗，表现了俄国妇女的觉醒。
伊·屠格涅夫（1818—1883）生于贵族地主家庭，年轻时曾跟别林斯基密切交往，其前期作品如《猎人笔记》（1851）、《罗亭》（1856）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专制农奴制精神，代表作《父与子》（1862）更塑造了一个即将成为俄国革命主力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巴扎洛夫的形象，描写他无论在理论、实践及跟人民联系诸方面都远远高于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知识分子。但因作者在俄国农奴制改革问题上后来站到了保守势力一边，故他在如实展现平民知识分子的觉醒、实干、自豪等基本特征的同时，又把巴扎洛夫写成狂妄、粗陋、令人生厌的人物。在长篇小说《烟》（1867）中，更对俄国前途充满消极、迷惘情绪。
列夫·托尔斯泰在19世纪50年代初登上文坛，他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中篇小说《哥萨克》和著名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等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
这个时期发表的其他作品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品《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1821—1877）的著名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
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沙皇当局以镇压、欺骗和麻痹等手段瓦解了人民革命。19世纪70年代人民革命运动重新兴起。这个时期俄国社会主要的思想运动是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是一种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俄国可以避开资本主义，通过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政治派别在70年代还有其革命的一面，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已蜕变成富农利益的代表。
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文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知识分子的革命情绪在增长；二是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小说家。平民知识分子作家的作品鲜明地反映了民粹派的思想和情绪。这些作家的优秀代表是格列布·乌斯宾斯基（1843—1902）。
在这个时期，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品长篇小说《戈罗夫略夫一家》（1872—1876），描绘了贵族地主庄园的没落过程。他和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同是贵族出身的作家不同，屠格涅夫等人是怀着惋惜的心情来勾画贵族没落的图景的，而谢德林则是背叛了自己出身的贵族之家，他用饥寒交迫的农民目光看待地主庄园的没落，试图表明这样一个内涵：俄国的贵族阶级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已失去了生存的权利，他们灭亡的日期已经迫近。书中的犹独式加用种种凶残的手段掠夺一切人，其中包括他的亲人。这个形象集中体现了垂死的贵族阶级的种种恶德。
列夫·托尔斯泰这时候完成了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19世纪60年代的《战争与和平》写的是历史题材，而《安娜·卡列尼娜》写的是现实的题材，是正在经历着变革的俄国的现实。
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文学在戏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完成了《来得容易去得快》（1870）、《森林》（1871）和《狼与羊》（1875）等。
19世纪8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失败。这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刚刚开始传播，无产阶级还不成熟，民主派知识分子在探索新的道路，人民在聚集力量，革命处于低潮期。虽然现实主义文学仍在发展，进步的作家们仍然在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比如谢德林发表了他著名的讽刺寓言《童话集》，鞭挞了没落的地主官僚势力，嘲讽了其他的寄生虫。但是此时弥漫在文学界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趣味。
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列夫·托尔斯泰完成了他世界观的转变，开始从农民的立场观察和批判俄国社会。这时期他发表了几部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优秀作品，如《伊凡·伊里奇之死》、《黑暗的势力》和《克莱采奏鸣曲》等。他著名的长篇小说《复活》的创作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这个时期，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达到了高峰。
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19世纪80年代初在俄国文坛崭露头角。他的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普利希别耶夫中士》、《套中人》，中篇小说《第六号病房》、《草原》，剧作《三姊妹》、《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等，内容深刻，形式完美。这些作品使他和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一起，把俄国文学推到世界文学的前列。
到了19世纪9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开始衰落。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文学兴起，现代主义文学出现，俄国文坛又呈现多种文学流派并存的局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俄国文学是它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始终和俄国的社会变革，即俄国人民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以他们各自的文学实践深刻地揭示了19世纪俄国社会生活的本质。他们把广阔的生活画面和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及崇高的审美理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不断革新的艺术形式，透过血肉丰满的文学典型，描绘了俄国19世纪人民解放运动和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
第二节 普希金及其《叶甫盖尼·奥涅金》
一、生平与创作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1799年6月6日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古老但是正在衰落的贵族之家。
普希金全家人都爱好文学，他的父亲文学修养很高，家中藏书丰富，普希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普希金家里还常有文学名流来往，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都是他们家的常客。普希金的叔叔瓦西里·普希金是一位思想较为进步的诗人。
普希金的父母不大关心儿子的教育问题，他们对普希金的影响不大。对普希金的成长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生长的环境、他的叔叔、他的保姆和仆人。瓦西里·普希金很关心侄子的教育问题，他于1811年把普希金送进皇村中学读书。
普希金的保姆阿琳娜真诚地呵护他，给他讲童话，唱民歌，讲述自己悲惨的身世，控诉农奴主对农奴的暴行。即使在以后普希金被流放的日子里，阿琳娜也分担着他的忧愤和痛苦。普希金从阿琳娜那里了解俄罗斯民族，学习俄罗斯语言。他曾写诗表达对阿琳娜深深的敬意。照料过普希金的还有农奴尼基塔·季莫菲耶夫·科兹洛夫。普希金本人也曾目睹过农奴主的暴行和农奴们悲惨的处境。这些人物和经历对于普希金后来反暴政、反奴役、向往自由、同情劳动人民思想的形成，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普希金读书所在的皇村中学，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和文学才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皇村中学是一所贵族学校，是沙皇培养高级文官的学校。普希金就读皇村中学的六年，正是俄国历史上极其严峻又极其辉煌的时期。当时的皇村中学沉浸在浓烈的爱国主义气氛之中，进步的教授们和驻扎在皇村中学附近的近卫兵团军官恰达耶夫令普希金产生了向往自由的思想，这在他著名的诗篇《致恰达耶夫》里有明显的反映。在皇村中学，普希金还阅读了拉季舍夫的著作，接受了他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和反农奴制的思想。这在他的《乡村》、《上尉的女儿》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有关章节中都有反映。在这里，普希金还师从茹科夫斯基学习文学创作。茹科夫斯基是俄国浪漫主义的奠基人，在抒发内心感情的技巧方面有所创新。
普希金早期的作品主要是抒情诗，其中又以情诗为主。这些情诗真实地表达了特定时代人们深挚动人的感情。不过，这个时期最引人注意的并不是这些情诗，而是他的政治讽刺诗。如：《皇村回忆》（1814）、《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8）、《童话》（1818）和《乡村》（1819）等。普希金在这些诗歌里谴责暴政，歌颂自由，寄托了诗人对祖国未来的期望。诗中触及俄国社会地主和农民这一主要矛盾，大胆地指责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是“俄罗斯游荡的暴君”。后来，这些闪耀着十二月党人革命思想的光辉诗篇，引起了沙皇当局的注意，普希金于1820年被流放到南俄。
南俄的四年对普希金思想和艺术上的成长有重要意义。在这期间，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南社”的领袖们来往密切，参加过他们的一些集会，向往自由的情绪也愈加强烈。在《短剑》（1821）一诗里，普希金赞美制服暴君的力量，号召人们杀死暴君，表达了反农奴制的决心。在《囚徒》（1822）、《致大海》（1824）等诗里，则表达了普希金对欧洲人民起义的同情和渴望自由的心愿。当然，在南俄的日子里，普希金也曾有过孤独、伤感和幻灭的情绪。
在南俄期间，普希金在思想和艺术上逐渐成熟起来，开始接触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主题——贵族青年性格，并且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在创作中。这时期他创作的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叙事诗，重要作品如《高加索囚徒》（1820—1821）、《强盗兄弟》（1822）和《茨冈》（1824），里面都有叛逆的声音。《高加索囚徒》和《茨冈》写的是19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贵族青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们鄙视上流社会生活并抛弃上流社会，以表明自己在精神上高于他们的同类。然而他们又不能摆脱自己所出身的贵族阶级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不能靠近人民。他们也还是利己主义者，把个人的自由放在奴役别人的基础上，因而他们自己也得不到自由。《茨冈》里的阿乐哥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杀害了珍妮，也被人们抛弃。
这一时期，身处逆境的普希金冷静下来，面对现实，观察和研究俄国生活，对俄国的现实和历史进行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考察了普加乔夫起义的史实和传说，为后来创作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作了准备。同时，他的文学创作开始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他的现实主义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是从1823年开始动笔的。
南俄流放不仅没能改变普希金反对暴政、向往自由的思想，反而使他的这一思想和追求更加强烈，沙皇当局便加重对他的惩罚，于1824年把他流放到他父亲的领地米哈依夫斯科村。在这里，普希金接触了当地的人民、民俗和民间艺术，在写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同时，还完成了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这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历史悲剧。在这期间，普希金得到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的消息，他非常悲痛，谴责沙皇是卑鄙的刽子手。
但普希金毕竟是贵族革命诗人，他不可能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反对的是暴君，而不是皇帝；他批判的是残忍、独裁、不明智的具体的沙皇，而不是皇权；他追求的也并不是人民民主，而只是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波尔塔瓦》（1829）里歌颂过彼得大帝的功勋，在《十月十九日》一诗中赞美过亚历山大一世：“为沙皇干杯！他也是个人！他为时势所控制。他成了人言、猜疑和情欲的奴隶。让我们宽恕他不义的迫害吧！他建立了这个学校，他攻克了巴黎。”他还曾幻想新沙皇尼古拉一世会赦免十二月党人，等等。
1826年9月，普希金奉诏回到莫斯科。尼古拉一世对普希金实行怀柔政策，和普希金约定：普希金不再写反对沙皇政府的作品，而且其作品要经由尼古拉一世审查。对新沙皇抱有幻想的普希金，接受了这个条件，结果弄得自己以后的处境更加艰难。
19世纪30年代的头一年是普希金创作大丰收的一年。1830年，普希金完成了一系列精美的文学作品，如：《吝啬骑士》、《石客》等四个小悲剧，《别尔金小说集》，《戈柳辛诺村史》，《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九、十两章和近30首抒情诗。《别尔金小说集》里包括《射击》、《暴风雪》、《棺材匠》、《村姑小姐》和《驿站长》。《驿站长》写的是十四等文官小人物维林的悲惨命运，在俄国文学史上开“小人物”主题的先河。这一主题后来在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笔下有所发展。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杜布洛夫斯基》（1832）、《青铜骑士》（1833）、《普加乔夫史》（1833）、《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黑桃皇后》（1834）和《上尉的女儿》（1836）。1836年，他出版了《现代人》杂志第一期。
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写的是贵族青年男女的恋情。但书中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写得很鲜明、完整，有人情味，而且带有英雄色彩，可以说作家对他抱同情的态度。
普希金后来备受沙皇当局及上流社会的凌辱和迫害。1834年，沙皇任命普希金为“宫廷近侍”。这本是年轻人的差事，而当时普希金已经是35岁的著名诗人。沙皇给他这么一个头衔实际上是对他的侮辱。普希金因此而非常愤怒。同时，上流社会里的一些反动分子蓄意损害诗人的名誉，怂恿法国波旁王朝的亡命徒丹特士挑逗诗人的妻子，以达到诽谤普希金的阴险目的。1836年11月间，普希金接到了一封匿名信，内称普希金是“乌龟团副团长兼会史编修”。这迫使普希金不得不为维护自己的荣誉而和丹特士决斗。普希金在决斗中受重伤，于1837年2月10日不幸逝世。
普希金是俄罗斯最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和十二月党人在精神上息息相通，是十二月党人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代表。他继承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他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又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把现实主义原则和从政治上批判俄国黑暗现实的倾向结合在一起，以各种文学体裁进行创作，真实地描写俄国的社会生活，取得了经典性的成功，为俄国赢得了世界荣誉。
二、《叶甫盖尼·奥涅金》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经典性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普希金用八年的时间（1823—1831）完成了这部文学杰作。作品中，圣彼得堡贵族青年奥涅金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来到了乡村，结识了当地地主拉林家的长女达吉雅娜。达吉雅娜对奥涅金一见钟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给奥涅金写了一封情书，表达了她对他的爱慕之情。但奥涅金不能理解她的真挚情意，轻率地表示他不宜享受家庭的幸福。幸福和他擦肩而过。几年之后，奥涅金在上流社会的一次集会中遇见了达吉雅娜。此时的达吉雅娜已不再是乡村少女，而是女神般的贵妇人。奥涅金为虚荣心所驱使，神魂颠倒地拼命追求达吉雅娜。达吉雅娜真诚地对他说，她仍然爱他，却不能属于他，因为她要忠于自己的丈夫。
作品的中心人物奥涅金，是19世纪20年代上半期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典型。
19世纪20年代前半期是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爱国激情昂扬、革命思潮高涨的年代。这个时期的贵族青年，有一部分走上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道路，大多数依然在上流社会里鬼混。而处于两者之间的那部分人，既不能像十二月党人那样奋起战斗，也不肯自甘堕落。他们有良好的教养，聪明的头脑，想有所作为，但由于脱离人民，也没有真才实学和必要的毅力，最后一事无成。奥涅金就是这类贵族青年的典型，在俄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多余人”。
奥涅金的性格是19世纪20年代俄国贵族教育和生活方式的产物。他的法国教师“全教给他一些玩意，不用严正的道学来烦恼他”。奥涅金学到的是法文和上流社会交际的礼节，以及弄虚作假、装腔作势的一套交际方法：
他的法文是
完全的能说而且能写；
玛朱加舞跳得灵活，
鞠躬也鞠得从容；
社交界都认为，他聪明而且可爱。
可是他真正的天才的所在，
那是温柔的爱情的学问；
多早他就会做作了，
会隐瞒住情意，会嫉妒，
会使人不信，也会叫人相信，
会显得忧郁，憔悴，
会装得骄傲和柔顺，
亲切，或是冷淡！
他沉默了是多么惆怅，
他雄辩了是多么热烈。
这种教育没有教给他真才实学，没有使他养成劳动的习惯和能力：“他想写作，——可是/艰难的工作使他厌烦；/他的笔下什么也写不出来。”他想进行农事改革，可又害怕当地地主们的非议，结果只能想想作罢。连在偏僻乡村里唯一勉强可以和他说说话的“朋友”连斯基也在由他糊里糊涂的恶作剧引起的糊里糊涂的决斗中被他杀死了。
爱情悲剧是奥涅金人生悲剧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真正的爱情，他无力理解。他在上流社会里养成的偏见使他不知爱情为何物，把达吉雅娜真挚的爱情误认为是上流社会男女之间的那种虚情假意、朝三暮四的儿戏，竟还向她传授起上流社会里尔虞我诈的“恋爱”经，结果和真正的爱情失之交臂，最终在事业和个人幸福上都一事无成。
奥涅金是19世纪20年代“多余人”的典型。此后，在19世纪30年代的俄国文学中有《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19世纪40年代有《罗亭》里的罗亭，19世纪50年代有《奥勃洛莫夫》里的奥勃洛莫夫，他们一同构成了“多余人”的形象系列。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性格形成于恬静的乡村。奶娘的知心话，和劳动人民的来往，淳朴的民间风尚，劳动人的民间故事，充满自由思想的外国小说，从各个方面影响着达吉雅娜的心灵。达吉雅娜真诚、善良、聪明、好学，她的精神世界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人。在遭到奥涅金的拒绝以后，她母亲为她安排了贤妻良母的位置，她成了公爵夫人。她不能去爱她心爱的人，却必须忠实于她不爱的人。她是人人仰慕的对象，同时又是一个不幸的人。奥涅金是麻木的，他不知道爱情为何物，不知道自己的幸福在哪里；而达吉雅娜知道自己的幸福是什么却不能享有。她比奥涅金更不幸。
透过这两个人物，普希金从不同的角度暴露了俄国贵族社会的弊端，表达了他对俄国贵族教育和生活的一定程度的批判。
《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当时的俄国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古典主义和空洞的浪漫主义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的问世是对当时文坛秩序的一个突破，对俄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别林斯基曾认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格利鲍耶陀夫的《聪明误》一同给俄国新诗歌和俄国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叶甫盖尼·奥涅金》对俄国城市、乡村、社会、自然、地主、农民，都有真实的描写，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全貌。
《叶甫盖尼·奥涅金》还表现了重大的社会主题。它揭示了19世纪20年代前期贵族青年性格的主要特征：脱离人民。十二月党人的失败和奥涅金们的一事无成，虽然还有种种其他原因，但是其主要原因却都是作为俄国社会革命的领导阶层的进步贵族知识分子脱离人民。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在那个时代，在无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他们不大可能和人民站在一起。
《叶甫盖尼·奥涅金》在艺术形式上具有独创性。诗人创造性地运用多种体裁和形式，把形形色色的内容纳入其中，有抒情，有叙事，有内心剖白，有场面描写，有书信，自由任情，舒展自如。
普希金是俄国后世作家的榜样。他之后的所有进步俄国作家都声明自己以普希金为师。直到今天，普希金的创作经验仍然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第三节 果戈理及其《死魂灵》
一、生平与创作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于1809年4月1日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华西里喜爱戏剧，受其影响，果戈理从小也喜欢戏剧。果戈理的祖母和父母都笃信基督教，潜移默化中对果戈理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以致他终生没能摆脱宗教影响，晚年的悲剧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果戈理的父亲是一个小地主，除经营自己有限的土地之外，还不得不帮助其富有的亲戚、大官僚特洛欣斯基照料家务，有时会受到特洛欣斯基的申斥，他深感屈辱，非常愤怒。但他由于需要从特洛欣斯基那里得到一些经济方面的补贴和政治上的庇护，所以只好忍耐。后来果戈理进乌克兰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并得到校方资助，靠的就是特洛欣斯基的关系。果戈理的父亲是一个既骄傲又自卑，既是主人又像奴仆的人。他的这种性格也影响了果戈理。
果戈理就读的涅仁高级科学中学是一所为沙皇培养文官的新式的文法学校，有些进步教授在这里任课。果戈理在这里学习的年代（1821—1828）正是十二月党人革命运动从兴起到被镇压的年代。在这里，他积极参加筹办和管理学生图书馆的活动以及学校的话剧活动，阅读被查禁的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和普希金的作品，收集了许多乌克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从思想和艺术上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活动作了初步的准备。果戈理由于曾积极参加一些进步活动，中学毕业时没能和同学们一样得到十二等文官级别的证书。
果戈理所处的时代、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和他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以及他踏入社会的一些经历，促使他形成了复杂矛盾的世界观。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情“小人物”，憎恨贪官污吏，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但是又笃信基督教，坚持地主阶级立场。他以这样复杂矛盾的世界观去理解俄国现实社会并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这使他的文学作品也带有相应的复杂性。
果戈理在中学时期并没有显示出突出的才华，他的人生道路并不顺利。但是他坚信自己将会成为伟大的作家。果戈理中学毕业后回到故乡，但不久便离家，怀着干一番事业的热望来到了圣彼得堡。他梦想从事文学创作，可是他的长诗却无人问津，只好统统烧掉。他试图从事戏剧活动，结果也没能被录用。他一度走投无路，生活极为困苦，不得不求家庭接济。直到一年后，也就是1829年底他才谋得一个整天抄抄写写的小职员的工作；后来他靠茹科夫斯基等人的引荐进女子中学任教，还到彼得堡大学讲过几堂世界史。这段苦难的生活经历曾经使他一度感到失望和愤慨，却促进了他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后来他能以“小人物”做主人公写出《外套》（1842），以贪官污吏作为嘲讽对象写出《钦差大臣》（1836）这样的作品，和这段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果戈理相信自己的才能，所以即使在生活艰难的那些日子，他也没有停止文学活动。1831年，他发表了《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第一集，接着，1832年，又发表了该书的第二集。全书共八篇，收录了许多民间故事、传说和歌谣，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作家在书中描写了美丽的乌克兰和善良的乌克兰人民，赞美了普通人的勇敢、机智以及热爱祖国、向往自由的优秀品质，饱含着作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由于作品基本符合当时的潮流，因此在当时得到比较一致的好评。
果戈理是逐步接触到他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即暴露和讽刺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在《狄康卡近乡夜话》里，果戈理写到了俄国外省地主的生活。在《伊凡·费多洛维奇·施邦卡和他的姨妈》里，作家揭露了地主生活的空虚和寄生性。但这篇作品带有迷信色彩，还没有触及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发表后，在1831年5月，果戈理结识了普希金。普希金引导他给《现代人》写稿，这对果戈理以后的文学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果戈理的主要代表作品《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基本题材都是普希金提供给他的。果戈理终生保持着对普希金的敬意。
1835年，果戈理发表了他的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和小说、论文集《小品集》，这些作品内涵丰富，表明他对俄国现实生活的了解进一步深入。别林斯基甚至就这两本书说果戈理是俄国文坛的盟主。
《密尔格拉得》取材于乌克兰的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都比《狄康卡近乡夜话》有较大提高，进一步触及地主生活的主题，部分地接近俄国农奴制度的主题。在《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和《旧式地主》里，其暴露和讽刺的文学特征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在《旧式地主》里，果戈理详尽地描写了一对老地主夫妇的日常生活，他们关心的只是俗而又俗的生活琐事，这暴露了地主生活的空虚和无聊，在客观上表明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可能。不过，由于果戈理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描写这一切的，他对宗法制的生活方式仍有留恋，所以他笔下的这两个老地主，尽管可笑，却并不可恨。
在1835年至1841年，果戈理出版了小说集《彼得堡故事》，集中描写了充满矛盾的圣彼得堡生活，刻画了贫穷、痛苦、走投无路的小官吏和小知识分子形象，也细绘了利欲熏心、道德败坏、作威作福的贵族官僚的形象。其中，《狂人日记》（1835）、《外套》是小说集中的精华。在《外套》里，作家发展了普希金写“小人物”的传统，刻画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个小官吏的典型形象，通过这个小人物暴露了俄国官僚机构的腐朽和残酷，控诉了不合理的封建等级制度。这表明作家已经触及了俄国文学的另一个基本主题——封建专制制度。
1836年4月19日，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首次上演，并获得巨大成功。这时期果戈理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其暴露和讽刺的艺术特征已充分地表现出来。
《钦差大臣》以社会冲突作为其戏剧情节发展的基础。一伙外省官员风闻钦差大臣来访，对其极尽巴结之能事，而事实上他们战战兢兢接待的却是个假钦差大臣。围绕着这个基本情节，作家通过一系列喜剧场面，勾画了一幅俄国官场群丑图。贪官污吏、地主、富商亮相舞台，丑态毕露。
剧中的中心人物是市长安东诺维奇和假钦差大臣赫列斯达可夫。
市长安东诺维奇是一个寡廉鲜耻、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恶棍。他自称骗过三个省长，连骗子中的骗子他都骗过。他手下的邮政局长、慈善院长、督学都是他的同类。这一伙人是沙皇俄国官僚集团的缩影。而正是他们这些贪官污吏在控制着俄国贵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他们之所以会把花花公子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钦差大臣，任他敲诈勒索而不能察觉，就是因为他们作恶多端心中有鬼。剧中所有的角色都是反面人物，唯一“正直和高尚的人物”是“笑”。作家借市长的口，嘲笑了整个的沙皇官僚集团。市长对着台下的观众说道：“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赫尔岑认为果戈理的“笑”里含有某种革命的东西。遗憾的是果戈理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也不愿意意识到）这部剧作的革命意义。相反，《钦差大臣》震惊俄国的轰动效果使他感到不安。果戈理写作这部戏的本意是劝善惩恶，把俄国全部丑恶集成一堆来嘲笑一番，使恶行受到谴责，在观众心目中引起“和谐”。所以最后他经受不住官僚和批评界对他的诽谤和攻击，悄悄地离开了俄国，躲到意大利写他的《死魂灵》去了。
1842年5月，果戈理的主要代表作品长篇小说《死魂灵》问世。而当时正值西欧人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果戈理对此感到震惊和害怕。他认为革命是对文明的破坏，他庆幸俄国的落后。当俄国的革命风潮兴起后，他头脑中固有的保守偏见和宗教意识活跃起来，使他极为厌恶革命。他认为文学应该表现传统的“道德”和“美”，体现神的意志；认为像他在《死魂灵》第一部里那样揭发社会的病害是不道德的，不美的。所以他要写作《死魂灵》第二部，要写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要写乞乞科夫的转变。但是由于自己文学创作的实践和别林斯基的影响，他清楚地知道艺术离开现实就会死亡，明白自己写不出《死魂灵》第二部。果戈理就在这样矛盾复杂的心境下着手写作《死魂灵》第二部，写了烧，烧了后又写，最后只留下了部分章节。
由于长年旅居国外，远离祖国和人民，又受保守派朋友的影响，果戈理晚年思想更趋保守，他在1846年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集》，公开宣扬封建思想，维护专制制度。为此，别林斯基于1847年写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善意地指出了果戈理的错误。果戈理后来虽然承认别林斯基的信里有部分真理存在，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态度。果戈理最后在精神错乱、贫病交加中于1852年3月4日离开了人世。
造成果戈理悲剧的有他本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原因。沙皇最高当局虽没有像对待革命作家那样迫害过果戈理，甚至一度还在经济上资助过他，但是封建官僚和文艺批评界对他的诽谤和恐吓、保守派对他的影响，使果戈理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
果戈理个人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他为俄国和世界文学所作的贡献是不朽的。伟大的俄国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价果戈理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你的错误如此之大，但你是俄罗斯优秀的儿子，你的功勋在祖国面前是永垂不朽的。”
二、《死魂灵》
《死魂灵》是果戈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第一部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从《死魂灵》里看出自己丑恶嘴脸的人拼命攻击他，诬蔑他“造谣”、“中伤俄罗斯”；而进步人士则热烈欢迎《死魂灵》的出版，争相传阅。俄国进步文学界高度评价《死魂灵》，坚定站在果戈理一边。
《死魂灵》中的人物既有城里的官僚，也有乡村的地主，其中以乡村地主为主。乞乞科夫的形象则是俄国文学中的新人物。
《死魂灵》主要讲述一个外表体面的投机家乞乞科夫在全俄旅行收买“死魂灵”的故事。
“魂灵”在俄文里有“灵魂”、“农奴”等多种意思。这里所说的“死魂灵”是指已死的农奴。由于这些已死的农奴在两次人口登记之间在法律上还算活着，因此可能作为买卖的对象。他们的主人由于还要替他们交人头税，所以愿意转手卖掉。乞乞科夫就是钻这个空子，从农奴主那里骗取或是廉价收买这些“死魂灵”，按照买活农奴的办法办理手续，然后凭拥有这些农奴的文件向政府申请耕地，再把这些所谓的农奴和土地一起拿去抵押，从而捞取大笔金钱，达到发财享乐的目的。
乞乞科夫是个贯穿全书的人物。他是俄国小农奴主兼资产阶级商人的典型。果戈理以嘲讽的笔调和夸张的手法塑造了这个形象。在乞乞科夫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教导他“要积钱”，说“钱是永远不会抛弃你的”，“只要有钱，你想怎样就怎样，什么都办得到，什么都做得成”，“最要紧的是博得你的上司和老师的欢心”。乞乞科夫秉承父亲的“教导”，在学生时代拍老师的马屁，赚同学的钱；工作后贪赃枉法，被驱逐出官员队伍；最后竟干起了买卖“死魂灵”的丑恶勾当。
《死魂灵》中的五个乡村地主（农奴主）的形象，就是在和乞乞科夫做“死魂灵”交易的过程中一个个被刻画出来的。
马尼罗夫是一个对生活失去了实际感受、日夜沉浸在幻想中的地主。他总是笑眯眯、甜腻腻的，不懂得地主的本职工作就是管理自己的庄园和农奴，而把这一切当成“俗务”。寄生生活使他丧失了个性，沦落成一个不伦不类的角色。果戈理写道：“他恰如俄国俗谚的所谓不是鱼，不是肉，既不是这，也不是那，并非城里的波格丹，又不是乡下的绥里方。”乞乞科夫“见人下菜碟儿”，投其所好，和他大谈友谊，把他的“死魂灵”骗到手。而马尼罗夫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乞乞科夫要“死魂灵”有什么用处，竟把自己家为数不少的“死魂灵”白白地送给了能说会道的乞乞科夫。
书中的科罗皤契加是一个过时的、愚昧无知的女地主。乞乞科夫暗中骂她是一只糊涂虫。
乞乞科夫暗暗地把书中的另一个地主——梭巴开维支叫做“杀人凶手”。这是一个粗鲁、顽固、野蛮、残暴的地主。他拼命压榨农奴，使许多农奴过早地劳累致死。作家把他比作一头中等大小的熊，通过描写他的肖像、吃相，特别是他和乞乞科夫就买卖“死魂灵”讨价还价的嘴脸来暴露他的性格特点。
罗士特莱夫是一个无赖型地主。他花天酒地，任意挥霍农民的血汗，撒谎、耍赖、吹牛、打架、赌博、散布流言、拆散婚姻、破坏交易，什么坏事都干。早晨坐着自己的马车进城，晚上和自己的车夫一起，坐着雇来的马车回来，因为自己的马车输掉了！他和乞乞科夫的“交易”最后也以乞乞科夫的逃之夭夭而告吹。
书中的五个地主，写得最细致、最深刻的是泼留希金。他拥有上千农奴，但过着乞丐般的生活，让无以计数的财富在仓库里发霉腐烂。他极端吝啬，六亲不认，甚至拿一个破纽扣作为礼物送给外孙。乞乞科夫出钱购买“死魂灵”，他便把乞乞科夫称为“救命恩人”，下决心拿出半块发霉的饼干和半瓶有苍蝇虫蛆的果子酒招待他。乞乞科夫付给他24卢布，他双手抓住钞票，“仿佛手里捧着一种液体，每一瞬间都在怕它流出一样”。这个形象表明俄国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已经腐朽到极为严重的程度。泼留希金的精神世界已经贫乏到只有病态的贪婪、吝啬以及极度的堕落、麻木和无知了。
暴露、讽刺和夸张是《死魂灵》一书的主要艺术特点。和《钦差大臣》一样，《死魂灵》里也没有正面人物。
本书的另一艺术特点是通过多种多样的细节描写和环境描写进行人物形象典型化和个性化的刻画。马尼罗夫的夸夸其谈和他的“笑眯眯、甜腻腻”的尊容，科罗皤契加的无知，梭巴开维支的“中等大小的熊”的体态和与之相配的家具，罗士特莱夫的种种流氓行径，泼留希金动人的肖像和他献给乞乞科夫的饼干和美酒等，都生动地体现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
在书中穿插抒情和议论，表达作家的见解，也是本书的艺术特点之一。这里有作家关于童年的回忆，对祖国的歌颂和对祖国未来的展望，也有作家对于批评界对他的攻击的委婉的反驳。
《死魂灵》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自然派”的主要奠基作品。果戈理承袭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特别是普希金的传统，在《钦差大臣》中集中暴露和嘲讽了俄国的官僚制度，在《死魂灵》中集中暴露和嘲讽了俄国的农奴制度。而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这刚好是当时阻碍俄国前进的两大社会病害，也是“自然派”创作的两大主题。果戈理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准确地抓住并充分地创造性地展示了这两个基本主题，从而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第四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罪与罚》
一、生平与创作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于1821年11月11日生于莫斯科平民区一个医生的家里。童年的生活使他对城市平民阶层有比较多的了解。1834年他进一所寄宿学校学习，1838年入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在军事工程学校，他阅读了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巴尔扎克等许多俄国和西欧作家的作品，并开始写作。从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他到工程局绘图处工作，一年后离职，专事文学活动，并于1844年翻译出版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1846年，他描写“小人物”的中篇小说《穷人》问世。别林斯基称这部小说是“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并预言作家将成为伟大的作家。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小说《双重人格》，开始显露出其创作的独特性。1849年，因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集会上朗读别林斯基的《给果戈理的信》而被误认为该小组的骨干，被捕并被判死刑，临刑前改判四年苦役。苦役期满后，又在西伯利亚当兵。1859年因病申请退伍，先后移居莫斯科、特维尔，年底回到圣彼得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九年的苦役和军营生活中蒙受了无数的屈辱，但也目睹和结识了形形色色的犯人，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为以后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而另一方面，他原本就不坚定的某些进步意识也因俄国国内反动势力的猖獗、西欧革命的失败而消失，以致公开表示反对革命派的主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攻击革命民主派，反对革命，认为俄国人民只能忍耐、顺从和笃信宗教，而不能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但同时他也攻击农奴制，揭露贵族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罪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恢复文学活动后发表的作品有：《舅舅的梦》（1859）、《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和《死屋手记》（1861—1862）。1866年，其主要代表作品《罪与罚》问世，并受到好评。此后发表的重要作品还有《白痴》（1868）、《群魔》（1871）、《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等。
二、《罪与罚》
《罪与罚》描述的是男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图财害命，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太，抢走了她的钱财，而后矛盾、悔悟、自首、服刑和解脱的精神过程。这部作品比较充分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的思想和艺术特点。
拉斯科尔尼科夫原本是个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失学的大学生。他善良、聪明、乐于助人，但是又高傲、孤独，思想比较复杂。导致他犯罪的因素很多。首先是因为贫穷。他家一贫如洗，他周围的普通人和他家一样贫穷。他的妹妹为了他和他们的母亲，甘愿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马拉美多夫的女儿因为贫穷而被迫卖淫，马拉美多夫本人和他的妻子也主要是因贫穷而不幸死去。贫富严重对立让拉斯科尔尼科夫感到不平。其次，拉斯科尔尼科夫带有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有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脱离人民、脱离实际、头脑简单，因而容易接受一些荒唐的理论。他接受了所谓“超人”的谬论，认为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人”，一类是“超人”。“超人”能推进世界前进，可以为所欲为；而“平凡的人”只是繁殖同类的材料。拉斯科尔尼科夫要证明自己是“超人”，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杀人后，面对法律的惩罚和良心的谴责，他内心时时充满悔恨、痛苦和矛盾。作家在描写主人公的这一精神过程中，暴露了自己世界观中的局限和矛盾。他否定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所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同时也否定人民革命，并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图财害命和革命暴力混为一谈；他深切同情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可是又规劝人们从宗教中找寄托，忍受甚至欣赏苦难，实际上是让人民忍受地主、资产阶级的盘剥和蹂躏。在他的这种描述中，真实的暴露和反动的说教混淆在一起。
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是女主人公索尼亚。她是作者宗教道德理想的体现者。她笃信宗教，善良、温和、仁慈，甘愿为一家人的生存出卖自己，忍受了女人最不能忍受的羞耻和苦难。最后，她不仅挽救了男主人公，更感化了其他的犯人。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作者给受苦受难的人们指出的“出路”，这充分地暴露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这个人物由于其虚假性而缺少艺术感染力。
《罪与罚》在艺术上的特点，首先是像作者的其他一些作品一样，故事情节曲折、紧张，引人入胜；其次是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宗教和道德问题。索尼亚从正面体现了作者要宣扬的宗教道德理想，拉斯科尔尼科夫则从反面宣扬了作者的宗教道德主张。书中的故事情节是为宣扬作者的宗教道德主张服务的。这部作品在叙述上的主观色彩，在真实感和说服力方面的局限性都与此有关。最后，作者在书中涉及一些社会问题，并对此作了一定的阐发。
第五节 列夫·托尔斯泰及其《安娜·卡列尼娜》
一、生平与创作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伟大的代表。他于1828年9月9日出生在莫斯科南160公里的一座古老的贵族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他一生的大部分著作也是在这里完成的。久居乡村使他有机会熟悉农民的生活，这也是导致他后来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托尔斯泰文学创作的一大特点是他不停顿地进行精神和艺术的探索，最终把自己的立场从贵族地主阶级的一边，转变到俄国宗法制农民的一边。他的这种精神探索过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来理解。
（一）早期（1828—1863）
托尔斯泰在家里接受了初等教育，1844年进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第二年转学法律，但他很喜欢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他读过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并且广泛阅读文学作品。1847年，托尔斯泰因不适应大学生活而离开喀山大学，回到雅斯那雅·波良纳，以后靠自学获得了各方面的知识。作为雅斯那雅·波良纳年轻的主人，他试图在自己的领地上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农民根本不信任地主，结果以失败告终，这主要是因为他不理解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这次经历被他写进了《一个地主的早晨》。
由于不满意自己无所事事的贵族生活，托尔斯泰于1851年参加了俄国驻扎在高加索地区的军队。高加索山民淳朴的生活和上流社会腐朽的寄生生活形成的鲜明对比，使托尔斯泰对贵族生活更加不满。他在这个时期创作了短篇小说《伐木》。
1852年，托尔斯泰开始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他的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童年》，之后发表了另外的两部《少年》（1854）和《青年》（1857）。三部曲反映了作家早期思想和艺术的探索过程。他的道德学说在这里已有萌芽，其批判倾向和心理分析特色也已开始显露。其后发表的特写《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写的是作家亲自参加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切身经验，在这些故事中作家把俄国人民写成祖国的保卫者，也揭露了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代表人物的丑恶嘴脸。人民是国家的保卫者这一主题后来在《战争与和平》里得到发展，是俄国文学中描写战争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开始。
1855年，托尔斯泰来到圣彼得堡，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并得到圣彼得堡文学团体的重视。
1856年底，托尔斯泰辞去军职。第二年，托尔斯泰第一次出国旅行。他游历了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他目睹了富豪对穷人的凌辱，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文明和民主是虚伪的，但却不加分析地否定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成果。这在他当年写成的短篇小说《琉森》里有所反映。
托尔斯泰一直关心农民问题，不断寻求解决地主和农民之间矛盾的方法。他认为地主享有社会特权，他们必须报答农民。报答的方法之一就是向人民普及教育。他身体力行，在雅斯那雅·波良纳办农民子弟学校，为办好教育，他曾再次出国考察，还出版了讨论教育问题的杂志《雅斯那雅·波良纳》。但是在农奴制改革的问题上，托尔斯泰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事实上他认为必须解放农奴的动机是挽救贵族地主阶级。这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主主义者的主张是对立的。这也是托尔斯泰后来离开《现代人》的真正原因。
1863年，托尔斯泰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哥萨克》。这部小说历时近十年而成，是他早期创作活动的总结，反映了他精神探索的过程。《哥萨克》里的主人公贵族青年奥列宁厌倦了城市贵族的无聊生活，来到了哥萨克中间，想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哥萨克。可是由于他不能放弃贵族偏见，和普通人格格不入，最后只能一走了事。在这里，作家把哥萨克的生活方式看成一种理想的生活，表现了他贵族“平民化”的思想。虽然在事实上贵族不可能平民化，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厌恶贵族生活、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倾向。这里，奥列宁的精神探索所体现的就是作家的精神探索。
（二）中期（1864—1879）
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段时间是托尔斯泰精神和艺术探索的新阶段。这时期他仍然希望调和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是他思想转变的准备期。这时期他完成了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19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作家都把注意力转向历史题材，想从历史经验里寻求现实问题的答案。在这样的背景下，托尔斯泰创作了《战争与和平》（1863—1869）。这是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文学巨著，反映的是俄国从19世纪初到1812年卫国战争后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俄罗斯民族生存和拿破仑侵略之间的矛盾、俄国落后的社会制度和俄国人民进步愿望之间的矛盾是《战争与和平》一书里所包含的基本矛盾。
在《战争与和平》里，作家发展了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描写战争的现实主义传统，人民的主题贯穿全书，表明人民是保卫国家、决定俄国历史命运的伟大力量。对待人民的态度是评价作品中人物如俄军统帅库图左夫和法军统帅拿破仑的道德标准。库图左夫热爱祖国、了解人民、接近普通士兵，在精神上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是伟大的统帅；而拿破仑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他敌视人民，是个大野心家，同时又是一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库图左夫和拿破仑所体现的是两种彼此对立的道德原则，反映了《战争与和平》的基本矛盾。
《战争与和平》也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矛盾。他肯定人民的历史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保卫祖国的决定性力量。但是他又认为历史事件都是命定的，人只能消极地做执行天命的工具。托尔斯泰的宿命论观点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也有表现。他认为战争是出于神的意志，出于天命；他赞颂俄国人民保卫祖国的斗争，却又不加分析地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去谴责战争。
（三）晚期（1880—1910）
在中期精神探索的基础上，托尔斯泰意识到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站到了俄国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这一变化对于作家的艺术观和创作实践自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时期的托尔斯泰认为过去的艺术有危害人民的性质。他在《那么我们到底应怎么办？》一文中写道：“我们有过许多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家，对这些作家做过仔细的分析，写过一大堆的批评、批评的批评、批评的批评的批评，我们设立绘画陈列馆，细致地研究各种艺术流派，我们有这样的交响曲和歌剧，连我们自己也不容易听懂它们。可是我们给民间英雄歌、故事和歌谣增添了什么？我们给了人民什么绘画，什么音乐？”他认为：“文学正如专卖制度一样，只是一种巧妙的剥削，它仅仅有利于参加这个工作的人，而不利于人民。”这时他又片面地否定了他以前的文学活动，转向写作以向人民宣扬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写了一些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劝善惩恶的小故事。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写了如《伊凡·伊里奇之死》、《黑暗的势力》和《克莱采奏鸣曲》等一些篇幅较大的训诲性质的作品。
托尔斯泰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是长篇小说《复活》。书中的主要人物是带有作者自传性质的聂赫留朵夫。他和托尔斯泰此前的自传性的人物如《哥萨克》里的奥列宁、《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等不同，聂赫留朵夫已经超越了贵族的阶级局限，达到了否定贵族的特权、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地步。这部作品表明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了“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最高峰。在这部作品中，他否定沙皇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官办教会，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托尔斯泰对俄国官办教会的嘲讽激怒了俄国宗教当局，1901年俄国宗教院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并通令全国各教堂诅咒“邪教徒和叛教分子”托尔斯泰伯爵。
托尔斯泰晚年不仅宣扬他的宗教道德学说，而且身体力行，号召人们放弃贵族特权，实行平民化。但是他本身生活在享有生活特权的圈子里，他的道德信念和生活处境彼此矛盾，这使他非常痛苦。他决心放弃贵族的特权和财产，要到南俄去过自食其力的生活，结果和家庭发生了冲突。他曾多次出走，终在1910年11月10日成行。遗憾的是他在途中于同年11月20日因患肺炎而病死在阿斯塔波沃小车站。
二、《安娜·卡列尼娜》
19世纪7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注意力从历史题材转到现实问题，开始构思《安娜·卡列尼娜》，并在1873年至1877年间完成了这部著名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从贵族的婚恋和家庭关系的角度切入，描绘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广阔的生活画面，展示了俄国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的社会风貌，同时也反映了作家的道德观、家庭观和世界观的矛盾。这部作品中有两条并行的情节线索，一条是安娜和渥伦斯基之间爱情婚姻的纠葛，展现了圣彼得堡上流社会、沙皇官场的生活；一条是列文的精神探索以及他和吉提之间的爱情与家庭生活，描绘了宗法制农村的生活图画。这两条线索形成对比，体现了作家的主观意图。作家肯定了在列文和吉提的故事中所体现的婚姻观、道德观和妇女观；而对安娜和渥伦斯基的故事则基本持批判的态度。这反映了作家的思想本身的矛盾。但他在反对安娜和渥伦斯基的婚外恋情的同时，又认为人人有权获得幸福，所以同情安娜的不幸，谴责所谓上流社会对安娜的迫害，暴露上流人士的虚伪和腐败。安娜的形象曲折地反映了作家这种矛盾的世界观。
安娜·卡列尼娜是这部作品里的中心人物。她真诚、单纯、聪明、美丽，热烈追求个人的爱情幸福，是俄国19世纪70年代优秀贵族妇女的典型形象，她的身上有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19世纪70年代是俄国资本主义关系迅猛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更加有力地影响着人们。安娜虽然出身高贵，但同时她也是一个无依无靠、没有财产、寄人篱下的高贵的穷人，也就是说，她不是俄国现存社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她比较容易接受要求变革的社会思潮。支配她勇敢追求个人幸福的个性解放的婚恋观念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
正确理解安娜这个形象是正确理解这部著作的关键一环。
在塑造安娜这个形象时，托尔斯泰以心理描写、肖像描写、衬托和对比等方法精心描绘了她的美，显示了作家对于安娜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情。这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因为渥伦斯基关注的主要是安娜的美。
安娜的爱情追求以悲剧告终，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这是不合理的婚姻制度造成的恶果。在安娜17岁的时候，她的姑母把她嫁给了已经是省长、比安娜大20岁的卡列宁，当时的安娜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而当她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时候，她已经是卡列宁的妻子了。卡列宁幼年缺少教养，是一个一心追逐高位的官僚，根本不懂得爱情和家庭，甚至不知道爱护和教导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安娜所难以忍受的人。安娜的性格有循规蹈矩的一面，一度想当贤妻良母。这在她和渥伦斯基相识并对他产生好感后的内心矛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她曾努力去爱丈夫，而后又把自己的爱投向儿子。但是她毕竟是一个觉醒中的、带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色彩的女性，她不可能完全压灭自己内心的要求。正如安娜所说的：“我不是尽力，尽我的全力去给我的生活找寻出一点意义来吗？我不是努力去爱他，而当我实在不能爱我的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
其次，安娜个性解放的追求触犯了俄国的法律、道德、宗教教义和贵族上流社会的习俗，为他们所不容。上流社会允许他们的男男女女偷情，却不允许像安娜这样公然宣称她有权追求真正的爱情，真诚地去爱一个人。因为这会破坏贵族上流社会腐朽的生活秩序。利蒂亚·伊万诺夫娜、特维尔斯卡雅公爵夫人和渥伦斯基的母亲都曾干过许多风流勾当，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偷情的行径，但她们却都是上流社会的宠儿。而安娜则因为真正地爱上了渥伦斯基，成了她们要消灭的对象，而且她们也真的把安娜逼上了绝路。
再次，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封建势力，安娜个性解放的追求带有超前的性质，在当时是孤立的，不被理解的。她所热爱的渥伦斯基也并不真正理解她，这是她人生悲剧的又一个原因。渥伦斯基是俄国上流社会“花花公子的一个标本”，但这却是安娜唯一可能有的选择。因为她只能在她本阶级的人们中选择她爱的对象。渥伦斯基也真诚地爱着安娜，而且始终爱着安娜，为此他情愿放弃做将军和驻外武官的机会；在安娜因产后惧怕神灵的惩罚表示要和他分手，回到卡列宁身边的时候，他痛不欲生，曾经自杀；在安娜自杀后他悲痛欲绝，多次自杀未遂，最后决心到保加利亚去和土耳其人作战，战死在战场上。但是渥伦斯基远不是可以和安娜相匹配的人。他是上流社会的宠儿，是当时俄国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富有，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在上流社会有许多阔亲戚，地位显赫，前途远大。在和安娜的交往中，他同样也是既得利益者。他能使朝廷重臣美丽的妻子成为自己的情妇，在上流社会是一种荣耀。这一点安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她冷眼旁观他的时候，也看得清清楚楚。渥伦斯基所爱的主要是安娜外在的美。他在才智、品德、情感等方面，都远低于安娜。他属于俄国上流社会而不属于安娜。所以安娜把自己的命运和他联结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注定了其悲剧的结局。
最后，安娜自身的矛盾是安娜悲剧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安娜是一个觉醒中的贵族妇女。她意识到要追求个人幸福，并且也勇敢地去追求过。但是她毕竟是俄国上流社会的一员，在精神上和上流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她一方面确信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们不比她好，一方面又承认自己是个坏女人；她笃信宗教，惧怕神灵的惩罚；她相信梦，等等。她没有财产，在家要卡列宁养活，在外面靠渥伦斯基养活。她内心无法解脱的矛盾，都使她分外软弱，不能抵抗来自上流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最终卧轨自杀。
如果说作家透过安娜和渥伦斯基的故事在婚恋问题上告诉人们不应该怎么做的话，那他在列文和吉提的故事中要表现的则是人们应该怎样做。不过作家既没有把安娜和渥伦斯基写成上流社会的浮渣，也没有把列文和吉提婚恋写成人们的榜样。
列文是一个带有作者影像的精神探索型的人物，但是他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在政治思想方面，列文既不想靠拢喜欢空谈、一事无成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哥哥谢尔盖·柯兹尼雪夫，也不想靠拢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另一个哥哥尼古拉·列文。他对俄国城乡出现的一切新事物，如铁路、邮电、银行等，都抱敌视的态度。
列文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农事改革。但他改革的目的仅仅是想调和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替地主阶级找出路。而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事实上是不可调和的，地主在社会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时已经没有了出路。列文和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想靠拢农民，但是却不能改变他和农民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可以说，列文的探索和改革尝试都失败了。
作家把吉提写成一个贤妻良母，给列文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吉提也只是一个平庸的贵族妇女，并没有给他们的家庭创造什么动人的新意，列文也没有从家庭生活中获得什么幸福。最后，作家让列文接受了费克尼奇的说教，皈依了宗教，作为他的一个无可奈何的归宿。列文活动的背景是真实的，但作家给予列文的幸福却是虚幻的、主观的。在费克尼奇和列文的形象中已经包含了托尔斯泰不抵抗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他以后完成的《复活》中有更突出的反映。
列文没能在无奈的探索中找到自己的出路和幸福，但他的探索过程却正好展示了俄国社会剧变的现实：俄国封建的社会关系在瓦解，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形成，正像列文所说的，俄国的“一切都已颠倒过来，而且刚在开始形成”。
《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点。
第一，独创的情节结构。这部作品中包含着彼此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两条情节线索，形成了所谓“拱桥”型的结构。这种彼此形成对比的情节结构既扩大了作品描写的社会面，展示了19世纪俄国贵族的两种人生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作家本人世界观的矛盾。作家不赞成在安娜的故事里所体现的家庭观和幸福观，而安娜的故事里所反映的却是俄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作家极力鼓吹列文的幸福家庭和生活方式，而列文的追求在世俗的生活中却没有出路，也没能得到幸福，最后只能皈依宗教。
第二，出色的心理描写。小说先写安娜作为卡列宁的妻子在追求个人幸福的意识觉醒后的内心矛盾，写她既想做贤妻良母，又无法忍受心灵的孤寂，写她在这两者之间的内心矛盾斗争；之后写她面对渥伦斯基爱的诱惑，在安于现状还是追求个人幸福之间的内心矛盾；再写她享有渥伦斯基的爱和惧怕失去这种爱的内心矛盾；最后写她既相信渥伦斯基不会背弃她，又担心他可能会离她而去的矛盾，并在矛盾中选择了用自杀惩罚渥伦斯基的道路。作家对于列文内心世界的描写同样精彩细腻。
第三，真实典型的细节描写。比如作家对于安娜肖像及其变化的描写就形成一个安娜肖像画的系列，既反映着她个人处境的变化，又和她的心理发展过程相联系。刚刚出场的安娜，虽然偶露不快，但主要是得意和自信；而在遭受上流社会孤立的时候，她的面部常常流露出怒容；在她获得爱情幸福的时候，由于她惧怕会失去这种幸福就有了蹙额的表情；当她担心会失去渥伦斯基的爱的时候，她面部流露出来的是一种焦躁的神情；在她死后被放到台子上的时候，她神情平和。又如写卡列宁舒展手关节时发出的那种让安娜讨厌的声音，写同样让安娜感到讨厌的卡列宁的那一对儿可以顶到帽檐儿的大耳轮，反映着他伪善性格的尖细的说话声，等等。这样的一些细节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列宁装在给安娜的信封里的钱和他在信里的那些话语，生动地表现了安娜薄弱的社会地位：她要靠丈夫或是情人养活自己。这既是使安娜比较容易接受个性解放的新思潮的原因，又是她无力和上流社会抗衡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原因。
第六节 契诃夫及其《套中人》
一、生平与创作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是短篇小说巨匠，卓有成就的剧作家。他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俄国19世纪作家中，契诃夫是少有的几位平民出身的著名文学家之一。他于1860年1月29日出生在亚述海岸的小城塔干罗格。父亲经营一家食品杂货店，他从小就参加店里的劳动，生活单调而沉闷。成年后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没有童年。童年时期，他目睹了那些当学徒的孩子们所受的苦难。这些孩子夜以继日地干活，连起码的休息都没有，经常累得东倒西歪。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后来文学创作的题材。短篇小说《万卡》、《瞌睡》等都有这时期生活的影子，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契诃夫父亲的店铺于1876年倒闭，此后家里一贫如洗，不得不举家前往莫斯科谋生，只留契诃夫一人在故乡完成中学学业。孤独贫穷的契诃夫只能像食客一样到阔亲戚家去蹭饭吃，要为每一块面包道谢，受尽冷眼和嘲笑。他后来靠做家教维持生活，勉强读完了中学。这段经历使他洞察了小市民的庸俗自私和世间人情的冷暖，成为他后来的创作题材。1879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他的文学创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契诃夫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实践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一）早期（1880—1888）
这是俄国黑暗的十年。这个时期，俄国人民解放运动处于低潮。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后借机疯狂镇压革命，反动派洋洋得意，资产阶级投靠沙皇，自由主义者对沙皇当局阿谀逢迎，民粹派堕落为富农阶层的代理人，一些知识分子苟且偷安，小市民则满足于吃饱喝足。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传播，革命正在积蓄力量。这个时期的契诃夫面对俄国五花八门的政治派别，态度冷淡。他向往超阶级的个人自由，追求独善其身，一度热衷于托尔斯泰主义，想脚踏实地为人民做点好事。所以大学毕业后，他就到莫斯科近郊的兹韦尼哥罗德城的地方自治会医院行医，满腔热情地为当地贫穷的人们看病，同时继续他的文学创作。
这段时间，在俄国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作品，多为取笑、逗乐的幽默故事。契诃夫早期用“安多沙·契洪特”等笔名为糊口而发表的作品数量很多，但大多也是这样的一些短篇小说和故事。不过其中有一部分作品内容深刻，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艺术上也开始显露出作家简洁幽默的风格和独创性。如暴露俄国警察制度的《一个官员的死》（1883）、《胖子和瘦子》（1883）、《变色龙》（1884）、《普里希别耶夫中士》（1885）等；表现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哀伤》（1885）、《苦恼》（1886）等。
（二）中期（1888—1895）
这个时期，沙皇当局对内疯狂镇压人民革命，对外极力推行殖民主义。俄国人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1895年列宁领导的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立，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开始结合，人民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契诃夫虽然始终没走进革命的行列，但是他关心人民的生活和祖国的命运，觉得人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他意识到自己对人民有一种责任，觉得自己有义务了解人民，对人民有所影响，为人民做些什么。他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缺少一个明确的世界观，并为此而感到苦恼。为摆脱苦恼，他于1890年去库页岛旅行，在那里待了三个月，观察那里农民的生活，访问了许多囚犯、移民。当时的库页岛是沙皇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这里的景象让契诃夫感到吃惊。他说：“库页岛是一座活地狱。”此行使他获得了大量的创作题材，对他此后的创作有重要影响。这次旅行后他开始认真地关心人民生活的疾苦。
契诃夫库页岛之行的感受，集中反映在他的中篇小说《第六号病房》里。书中写的是“疯子”格罗莫夫和医院的院长拉京这样两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第六号病房”里不仅不能有自由的思想，而且即使要明哲保身也难逃被毁灭的命运。这是契诃夫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作品。
契诃夫在自己创作活动的中期所描写的主要是他熟悉的知识分子题材。这时他对俄国社会的认识加深了，艺术概括力增强了，幽默的成分减少，而悲喜剧的成分加大，所用体裁主要是容量比较大的中篇小说，重要作品有《草原》（1888）、《一个乏味的故事》（1889）、《第六号病房》（1892）、《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文学教师》（1894）等。
在这个时期，契诃夫还写了一些独幕剧，如《蠢货》（1888）、《求婚》（1889）等。这些剧作都带有幽默的特点。
（三）晚期（1895—1904）
这是俄国人民革命运动高涨的年代。这时俄国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革命的理论已经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此时的契诃夫对俄国腐朽的社会制度的认识更加深刻，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精神有所加强，他已经感觉到俄国社会将要发生重大变化。契诃夫对人民的力量和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创作取材的范围更加广泛，对于题材的挖掘更加深刻，艺术上已经炉火纯青，并且曲折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特点。他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小说《套中人》（1898）和《在峡谷中》（1900），剧本《三姊妹》（1901），小说《未婚妻》（1903），剧本《樱桃园》（1903—1904）等。
二、《套中人》
契诃夫戏剧作品属世界一流，但是他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中短篇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套中人》就是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
《套中人》发表于1898年，属作家晚期作品，体现了作家短篇小说艺术的一般特点：从现实生活中取材，作品中人物比较少，故事情节奇特而真实，用语简练，景物描写简洁、逼真，多用夸张和讽刺等。
《套中人》的中心人物是别里科夫，和他形成对比和衬托关系的人物有兽医伊凡、别里科夫的同事布尔金和柯瓦连科。
别里科夫是19世纪末俄国保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性格的核心是自私。他为保护自己而日夜战战兢兢，甚至出卖别人。他的人性已丧失殆尽，就连男女之情他都没有或是不敢有了。
契诃夫是从两个角度刻画别里科夫的性格特征的。
首先，从他的衣食住行、精神状态、生活方式、待人接物、语言习惯等方面对他做一般性的描写。他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他所有的东西和他整个儿的人随时都要用种种套子套起来，目的是隔绝人世，不受外界的影响，使他本人和他的财产不会受到可能有的任何损失。他不仅要把人和物套起来，连思想也要用“政府的法令和报纸上的文章”套起来，目的也是使他自己不受到损害。他保护自己不仅用“守”的一套，更用“攻”的一套——告密。他反对一切新事物，紧紧地依靠着黑暗势力。所以不仅他的同事们怕他，就连校长也怕他。这个长着一张“活像黄鼠狼的脸一样”的小脸儿的别里科夫，竟“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而且“全城都受着他的辖制”。人们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识字……所以最后埋葬别里科夫成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其次，是写他的“婚事”，旨在揭示他精神退化的程度。别里科夫面前有条件优越、急于嫁人的华连卡，他不仅早已是待娶的光棍儿，而且也已被华连卡看中了。然而，即使如此，在别里科夫心里也没有产生出爱的波澜。后来他总算有了“要结婚”的念头儿。然而他这“要结婚”的念头儿也不是从他的灵魂里产生出来的，而是因为校长太太、训育主任的太太、中学里所有的女士们、他所有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们一起“怂恿”他，把他弄“昏了头”才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的心里不仅不能产生爱情，连“要结婚”的念头儿都产生不出来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怂恿”他结婚的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别里科夫是一个可以结婚的人，而是因为他们活得无聊，要拿他的这件事来寻开心。
别里科夫的性格是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产物。别里科夫有胆小怕事的一面，又有凶狠残酷的一面。他看起来可怜，实际上可憎。他背靠黑暗势力，能够辖制一所中学、一个城市，而实际上他又像铸就了他的性格的沙皇专制制度一样的脆弱，柯瓦连科一揪一推，他就一命呜呼了。这个教师们怕、校长怕，迫使学校当局开除了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一度辖制着这所学校和这座城市的别里科夫，在本质上是腐朽的、脆弱的。他是个失去了生存权利的角色。
契诃夫借助兽医伊凡议论说，产生了别里科夫的沙皇俄国就是一个大套子。所以别里科夫的死并没有改变什么，“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将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别里科夫。作家在这里表明：不仅别里科夫要不得，产生了别里科夫的那个社会更要不得。作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改造俄国的重大问题，这正是他民主主义政治态度的体现。
《套中人》的题材取自现实生活。别里科夫的原型是作家曾就读过的一所学校的学监狄柯诺夫。作品中集中描写的只有别里科夫一个人物，用语简练；肖像描写和景物描写虽然不多，但是真实生动；讽刺和夸张运用得恰如其分。
契诃夫的小说多带哀伤情调，所写的也多是阴暗和灰色的生活，但这并不能说明契诃夫是个悲观主义者。他热爱祖国，关心国家的前途，赞美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他暴露社会黑暗，揭露人民中的陋习，正是出于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和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向往。在《未婚妻》里就表现了这样的精神。晚年，他预感到俄国的社会生活将要发生变革，新生活就要到来，他欢迎这个变革。他在《樱桃园》里借助平民知识分子特罗菲莫夫，喊出了“新生活万岁”的声音，表明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契诃夫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未能成行。1904年7月15日，契诃夫因肺病恶化而逝世。
契诃夫始终没能跨越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界限，但是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和丰富的艺术经验，至今为后人称道。
思考题
1.试述俄国文学的主要特征。
2.举例说明“多余人”形象的特征。
3.试述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4.试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思想、艺术成就。
5.分析泼留希金和乞乞科夫形象。
6.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艺术特点。
7.分析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
8.分析别里科夫的形象。
9.从俄国文学的史实看，你认为在社会、作家和作品之间应该保持一种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