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中古亚非文学指亚非地区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的亚非文学与欧洲文学相比，无论成就还是影响均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势。
本章重点讲述中古亚非文学的历史形态、发展轨迹、显著特征和重要成就，并重点评析代表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
中古亚非文学具有如下文学特征：多民族文学共同兴旺；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内容复杂，形式多样；民间文学蓬勃发展；宗教对文学有着深刻影响。
中古时期，亚非地区相继形成了东亚的华夏、南亚的印度、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教文化圈，中古亚非文学的发生、发展便是以这三大文化圈为中心和文化依托的。中古日本文学高度繁荣，女作家紫式部所著《源氏物语》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代表着日本物语文学的最高成就；笔记、俳句、戏剧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受中国文化影响，朝鲜和越南分别出现了《春香传》、《金云翘传》这样的优秀作品。在印度，长篇叙事诗创作呈现繁荣状态，代表作家为格比尔达斯和杜勒西达斯。诗歌是中古西亚地区文学的主要体裁，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地位重要，中古波斯文学史上的四大诗人分别是菲尔多西、内札米、萨迪和哈菲兹。《古兰经》、《一千零一夜》以及《卡里来和笛木乃》标志着中古阿拉伯民族的文学创作才能，成为中东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文学遗产。
本章分别介绍中古印度、日本、波斯、阿拉伯文学的发展概况，重点介绍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萨迪的《蔷薇园》和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
学习本章节内容，应开阔视野，将其同欧洲中世纪文学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分析。同时需要思考和把握中古亚非文学的承前启后作用及对后续文学发展的影响。
第一节 概述
中古亚非文学是指亚非地区封建制度兴起、繁荣和衰落时期的文学。
中古时期，亚非地区渐次形成了三大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中国、印度、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体系。换言之，当时亚非存在着三个历史文化圈，即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次大陆、东南亚文化圈，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学交流大大加强，众多民族的文化互相影响、共同繁荣。中古的初期和中期，亚非地区的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学，取得了远远超出同时代欧洲文学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然而，亚非地区早于欧洲产生封建制度，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缓慢，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得较晚，直到19世纪中叶多数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封建制度方告终结。这样，在中古后期，亚非地区多数国家政局不稳、战乱频仍，民族文学或因社会动乱的严重摧残而步履维艰，或受制于封建专制势力的精神桎梏而裹足不前。
在上述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古亚非文学，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众多的民族文学形成共同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除印度文学在古代梵语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外，日本、波斯、阿拉伯、乌兹别克、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等一系列新兴国家或民族也产生了许多水平较高的文学作品，为世界文库增添了大量瑰宝。
第二，不同国家、民族间的文学交流日益加强。亚非地区在中古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为中心的三大文化区域，一方面，各中心国家的文学影响着周边国家文学的发展（如汉诗文哺育了日本、朝鲜、越南文学的成长，印度史诗则成为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文学的素材来源）；另一方面，在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如佛教文化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同时，对欧洲文学亦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如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传入欧洲）。
第三，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庞杂，从多方面反映了亚非地区的生活面貌和世态人情。许多作品程度不同地表达了普通民众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愿望，歌颂了他们的美好品质和斗争精神，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昭示出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不过也有不少作品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或者宣扬宗教迷信思想。
第四，文学作品种类繁多，体裁丰富，小说、诗歌、日记、随笔、游记、民间故事、市井小戏，应有尽有。在各种文学体裁中，诗歌类作品居于首要地位，民族史诗、长篇叙事诗、抒情诗、讽刺诗、赞美诗、爱情诗、民歌谣曲等，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第五，民间文学蓬勃发展，成为中古亚非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古亚非文学由文人文学（包括宫廷文学）、民间文学和早期市民文学三部分构成，其中民间口传作品数量繁多，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理想，给中古文坛带来了无限生机。
第六，宗教对中古亚非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在许多地区广泛传布，亚非各国的文学作品往往带有一定的宗教性，表现出神秘主义和宿命论色彩。
中古早期和中期，亚非文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方面的成就都明显超过当时的欧洲文学；中古后期，亚非文学逐渐衰落，但仍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作家。
一、中古日本文学
日本从8世纪初“大化革新”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到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之后封建社会崩溃，其间经历了1 000余年的历史赓衍过程。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奈良时期（710—794）是日本书面文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叙事作品有《古事记》（712）和《日本书记》（720）。《古事记》（安万侣著）是日本最古老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其内容的一部分记载历代天皇的概况，另一部分则是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汇编。
8世纪中叶先后编成的汉诗集《怀风藻》（751）与和歌集《万叶集》（约760）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集。《万叶集》共收录了从4世纪到8世纪之间的各体和歌约4 500首，其内容从崇神尊君、礼赞山河到反映民间疾苦、歌咏美好爱情均有所涉猎，覆盖面极为宽泛，反映了深广的社会生活，具有清新自然、纯真质朴的抒情风格，一向被视为日本抒情文学的奠基之作。
平安时期（794—1192），日本朝野掀起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汉诗汉文创作盛极一时。在日本民族诗歌创作方面，纪贯之（约868—945）编撰的《古今和歌集》（905）吟咏自然和爱情，纤细、优雅，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平安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物语、日记、随笔等文学形式发展很快，而且创作这些作品的多系女性。平安时期出现的女性创作高潮，是日本文坛上的一大奇观，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属罕见。这一时期出现的优秀作品有《蜻蛉日记》（约974）、《枕草子》（约996）、《源氏物语》（约1001—1008）、《和泉式部日记》（约1008）、《紫式部日记》（1008—1010）、《更级日记》（1060）等，作者全是女性。
平安时期的随笔文学以清少纳言（约966—1025）的《枕草子》最著名。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流畅的文笔，描摹自然美景，记叙宫廷见闻，观察敏锐，记叙细致，情景交融，为日本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的文学形式——“物语”，一般指虚构性的“传奇物语”和写实性的“和歌物语”。约10世纪出现的《竹取物语》是传奇物语的代表作品，《伊势物语》（9世纪末—10世纪中期）是和歌物语的代表作。后来，这两种物语逐步融合，形成了类似长篇小说的物语作品。“物语”文学的形成，在日本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是平安时代物语文学的典范之作。
镰仓、室町时期（1192—1573），贵族文化开始向武士文化和市民文化过渡，当时盛行反映武士生活的“军记物语”，其代表作为《平家物语》（1220）。城市戏剧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新因素，产生了“能”和“狂言”两种戏剧形式。“能”是以舞蹈为中心的假面剧，一般取材于古典文学作品，文体华丽，注重技巧。“狂言”是小型讽刺喜剧，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为主，滑稽幽默，内容上常常讽刺上层人物。
江户时期（1603—1867），这一时期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市民文化渐次取代了武士文化。占据诗坛中心地位的是俳句。松尾芭蕉（1644—1694）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幽雅、奇妙、清闲的俳句风格——“蕉风”。其后，有名的诗人是与谢芜村（1716—1783）和小林一茶（1763—1827），前者的俳句富有浪漫情调和唯美色彩，后者的俳句则以自由使用俗语和生活气息浓厚为特色。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的作品标志着当时戏剧创作的最高水平。他写过100多部净琉璃（由说唱艺术发展而来的木偶戏）和歌舞伎（由舞蹈演变而来的歌舞剧）剧本。他的《曾根崎情死》（1703）、《天网岛情死》（1720）、《国姓爷会战》（1715）等剧目，有的反映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有的描绘青年男子至死不渝的爱情，有的揭露统治者的不义，有的则借助异国题材表现武士道德和尚武精神。
这一时期，小说方面出现了井原西鹤（1642—1693）和式亭三马（1776—1822）等著名作家。前者创造了一种反映市民生活情趣的通俗小说“浮世草子”，如《好色一代男》（1682）、《处事费心机》（1688）等，这些作品反对封建礼法，表现市民生活，具有世俗性和幽默性的特点；后者著有多种反映小市民生活的滑稽小说，其代表作是《浮世澡堂》（约1810）。
二、中古朝鲜文学
中古朝鲜文学的发展以1444年朝鲜文字的创制完成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大都借助汉字写成，主要体裁是汉文诗和民间歌谣。后期出现了朝鲜国语诗歌“时调”和“歌辞”，如朴仁老（1561—1642）的《太平辞》（1598）、《船中叹》（1605）。小说创作也渐趋繁荣，如朴趾源（1737—1805）的《两班传》（1900）、《虎叱》（1900）和无名氏的《春香传》（18世纪整理成书）等。
中篇小说《春香传》是中古朝鲜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它通过描写春香和李梦龙之间坎坷曲折的恋爱经历，颂扬了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和大胆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精神，并深刻暴露了贵族官僚骄奢淫逸、平民百姓怨声载道的社会现实。
三、中古越南文学
中古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学密切相关。10世纪之前，越南藩属于中国，无本民族文学可言。后以汉字为基础创制了国音文字，才陆续出现民族文学作品。阮攸（1765—1820）的长诗《金云翘传》（1820）根据中国清代同名小说改写，描写名门闺秀翠翘两入青楼、一生含垢的苦难生涯，形象反映出当时妇女的悲惨命运。这部长诗体现了越南古典文学的最高水平。
四、中古印度文学
中古印度文学是在古代印度文学基础上的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发生了民间口传文学与文人创作文学的分野，文学也从宗教性的信仰文化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文体主要有民间文学、诗歌、梵剧以及古典小说等形式，反映城市生活和市民理想是文人创作的主要内容。
中古印度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有：
《往世书》是古代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的汇编，还包括诗律和修辞学等方面的知识，采用诗文相间形式以对话体写成，被奉为宗教圣典。《往世书》现存18部，其中最重要的有《毗湿奴往世书》、《湿婆往世书》、《薄伽梵往世书》等。
《五卷书》（公元前1世纪）是并不凭借宗教传播而得以流行的民间寓言故事作品。书中描写婆罗门知识分子编写了一部教喻性的寓言作品教化弱智的王子们，使王子们通晓了修身处世、治国安邦的学问。该书由于分为五卷，故取名为《五卷书》。《五卷书》故事以动物反衬人际关系，强调待人处事要谨慎小心，认为团结对敌才能以弱胜强，赞美英勇，蔑视懦弱，把智慧和世故奉为美德。在形式上，《五卷书》运用散韵文体和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方式，环环相套，镶嵌穿插，浑然一体。这种布局模式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民间故事，后世模仿承袭者也屡见不鲜。
中古印度的诗歌可以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两大类。叙事诗一般取材于两大史诗、古代神话与历史传说，典范之作是迦梨陀娑的《罗怙世系》、《鸠摩罗出世》以及马鸣的叙事长诗《佛所行赞》和《美难陀传》；抒情诗起源于吠陀诗歌和大史诗中的抒情诗，在内容上以艳情诗为多，伐致呵利的《三百咏》、阿摩卢的《百咏》等影响较大。中古印度最伟大的诗人是迦梨陀娑。
古典梵剧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后就产生了比较成熟的古典剧本和戏剧理论著作。创作于公元2世纪至3世纪的“跋娑十三剧”标志着梵剧的成熟。在梵剧中，有一种市井民众剧，其代表作是相传为首陀逻迦所作的《小泥车》（约2世纪—3世纪）。该剧从城市平民的角度表现市井生活，正面描写和赞美了“犯上作乱”的人民起义，揭露了封建王权的昏庸腐败和王亲国戚的凶狠贪婪，对出身低贱的妓女和贫穷商人则当作正面主人公加以塑造，表现了爱憎分明的政治倾向。迦梨陀娑的一系列优秀剧作把古典梵剧的发展推到最高潮。
古典小说是公元六七世纪以后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属于城市市民文化的产物。7世纪时檀丁的长篇小说《十王子传》以主人公的游历见闻为故事线索，描写十位王族青年各自的流浪奇遇，被认为是印度的市井生活大观。
公元11世纪以后，各种方言文学勃然兴起，其中成就突出的有印地语文学、乌尔都语文学和孟加拉语文学。这一时期较为引人注目的作品是格比尔达斯（约1398—1494）的格言诗和杜勒西达斯（1532—1623）的长篇叙事诗《罗摩功行录》。
五、中古波斯文学
中古波斯文学指产生于5世纪到18世纪的波斯文学，其中以10世纪至15世纪成就最高。波斯素以“诗国”著称，诗歌是中古波斯文学的主要形式。
中古波斯诗坛上曾涌现出灿若群星的诗人群，如鲁达基（850—941）、菲尔多西、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内扎米、莫拉维（1207—1273）、萨迪、哈菲兹等，其中菲尔多西、内扎米、萨迪和哈菲兹在波斯文学史上地位甚为重要。
菲尔多西（940—1020）的最大功绩是创作了波斯文学史上的划时代巨著《列王纪》（975—1015）。《列王纪》长达10万联（每联两行），从远古神话传说开始，一直写到萨珊王朝（224—651）的末代国王4 000多年间的故事，其中有大量神话和民间传说。诗中最动人的故事是铁匠卡维率众揭竿而起、推翻异族暴君统治的故事和勇士鲁斯塔姆英雄的一生。
内扎米（1141—1209）的主要作品《五卷诗》（1173—1200）由《秘密宝库》、《霍斯陆与西琳》、《蕾丽与马季农》、《七美人》和《亚历山大故事》几部分组成。他将诗笔转向现实，重在描绘人间的悲欢离合，揭示封建制度下青年男女的不幸命运。
中古波斯另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诗人是哈菲兹（1320—1389）。歌德曾把他比作一艘巨船，把自己比作一叶小舟。哈菲兹的抒情诗作品大多收在他的《歌曲集》中，这部诗集在1791年第一次出版。他的诗歌大多与饮酒和爱情有关，往往表现出对伪善、腐败的批判和对光明、自由的追求。
在波斯诗坛上，萨迪及其道德训诫作品《蔷薇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六、中古阿拉伯文学
中古阿拉伯文学指产生于公元5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人民的文学和7世纪至13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帝国的文学。
阿拉伯早期诗歌的形式主要是“悬诗”。前伊斯兰教时期，阿拉伯各地的诗人每年要到麦加附近举行一次赛诗会，优胜之作用金水描在细麻布上，悬挂在“克尔白”天房的帷幕上，故名“悬诗”。“悬诗”的主题多是颂扬部族和部落的英雄人物，赞美游牧民族的善良和生活风尚。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形成，阿拉伯文学迅速发展。诗歌领域产生了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征伐诗”，讽刺诗和爱情诗的数量也非常多。在散文方面，则出现了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圣典，也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的散文巨著。“古兰”系阿拉伯语“诵读”的音译。《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在传教过程中托名“安拉的启示”陆续颁布的经文，由其门徒整理编订成册。它在阐说教义教理时插入了各种传说、故事、寓言、谚语、见闻等。《古兰经》成功地运用了“天启式”的文学体裁，全书具有严谨宏伟的风格。
阿拔斯时期（750—1258），阿拉伯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渗透，阿拉伯文学发展迅速，散文故事的成就最为显著，产生了伊本·穆格发的寓言故事集《卡里来和笛木乃》、阿慕尔·贾西兹（775—868）的寓言故事《动物书》、驰名世界的大型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等一系列文学名著。诗歌方面，则出现了努瓦斯（762—813）、穆太奈比（915—965）等较重要的诗人。
伊本·穆格发（724—759）的《卡里来和笛木乃》（750）包括50多个寓言故事，其基本内容是反对欺凌和暴虐，赞颂人民群众团结抗暴的斗争精神。《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原本即印度的寓言故事集《五卷书》，穆格发于8世纪中叶将其译成阿拉伯文。尔后，它又被转译为世界上多种语言，甚至连印度现行的《五卷书》都是从它转译回去的。
努瓦斯是阿拉伯文学史上著名的“酒诗魁首”。他的诗作大多调侃权贵，嘲弄群小，赞美青春、美酒和爱情。
另一位诗人穆太奈比写了大量颂诗、挽诗、讽刺诗、爱情诗和哲理诗。他上承古典传统，下启后人创作，是阿拉伯诗坛上继往开来的人物。
第二节 迦梨陀娑及其《沙恭达罗》
一、生平与创作
迦梨陀娑是印度古代最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1956年，他被联合国推荐为世界文化名人。关于迦梨陀娑的生平事迹，历史上未留下任何确切资料。根据一些传说及其作品中所反映的情况，一般认为他出生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优禅尼城的一个贫寒家庭，生活于350年至472年之间，接近并同情下层人民，曾在印度周游，熟悉许多地区的风土人情，精通哲学、历史和文学，具有超人的才华。后应召入宫，成为宫廷诗人。
相传迦梨陀娑一生作品很多，但是真伪杂陈。一般公认确为他所创作的作品有七部或者五部。传世之作主要是叙事诗《罗怙世系》、《鸠摩罗出世》两部，抒情长诗《云使》，抒情小诗集《时令之环》和三个剧本《沙恭达罗》、《优哩婆湿》、《摩罗维迦与火友王》。其中《云使》和《沙恭达罗》最能代表他的创作成就。
《云使》是印度最优美的古典抒情诗。全诗共125节，每节4行，分为《前云》和《后云》两部分。诗中通过一个被贬谪离乡的小神仙药叉拜托天上的行云为爱妻传递口信的故事，以饱含感情的优美诗句，描绘出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象，将药叉和妻子之间的爱情抒写得缠绵悱恻，细腻动人，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二、《沙恭达罗》
《沙恭达罗》的基本情节来自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及后来的《莲花往世书》。迦梨陀娑借用传统的故事轮廓，依据当世的现实增写若干人物和细节，使剧作融进了时代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情趣。
《沙恭达罗》全剧七幕，故事梗概如下：国王豆扇陀外出打猎，和净修女沙恭达罗一见倾心，两人遂以干闼婆的方式（即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自主婚姻）私自成婚。国王离开时送给沙恭达罗一枚戒指作为信物。分别后，沙恭达罗思夫情切，无意中怠慢了一位仙人。仙人大怒，诅咒国王丧失记忆，直到见到信物时才能与沙恭达罗相认。日后，已有身孕的沙恭达罗进城寻夫，信物在途中不慎失落，而国王果然拒认。她呼天抢地，求告无门，被身为天女的母亲救走。后来，一渔夫从捕获的鱼腹中发现戒指，送交国王。国王恢复记忆后，深为自己的拒妻行为懊丧痛悔。这时，天帝因陀罗请豆扇陀出战征服恶魔阿修罗。得胜后，豆扇陀飞往仙境，在那里和妻儿合家团圆。
《沙恭达罗》描绘了一个发生在半人半仙、亦人亦仙的世界中的爱情故事。沙恭达罗是人间净修者与天女的女儿；豆扇陀虽然是人，却具有往来天上人间、平妖镇魔的非凡本领。但是，两位主人公的恋爱婚姻却完全是人世爱情的写照，诗人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普通人的感情，通过他们表达了普通民众渴望爱情纯洁坚贞、天长日久的美好愿望，并把他们的感情镂刻得深沉热烈、细腻入微，从而使剧本在不同时代人民的心中产生强烈共鸣。
德国大诗人席勒曾说：“在古代希腊，竟没有一部书能够在美妙的女性温柔方面，或者在美妙的爱情方面与《沙恭达罗》相比于万一。”这一评价指明了《沙恭达罗》的巨大成就，也精辟地概括了剧本内容的主要特点。
剧作的基本主题除赞美忠贞不渝的爱情外，还表达了对社会恶势力的批判。剧本的社会批判意义主要通过“仙人诅咒应验”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细节表现出来。仙人达罗婆娑象征性地体现了社会上阻挠和破坏美满爱情的邪恶势力，他对主人公诅咒的应验是造成戏剧冲突的主要原因。此外，作家还通过豆扇陀的形象间接地抨击了现实生活中贵族统治者的恶德败行。
沙恭达罗是温柔、善良且柔中有刚的印度古代妇女的理想的艺术形象。
沙恭达罗最突出的特征是美丽、纯真和质朴，她是一位天真未凿、水晶般纯净的“大自然之子”。她犹如野林中的花朵，处处显示出一种自然美：她天生丽质，穿的不是绫罗绸缎而是树皮衣，戴的不是金银饰品而是荷花须镯子。她生活在美丽和谐的净修林中，环境的美更显其秀丽天成。她的社会关系十分单纯，只有养父养母和两个女友。她和女友间关系平等，友情真挚，互相信赖，即使像爱慕豆扇陀这样最隐秘的心事，也能开诚布公地直言相告。她对大自然充满深厚的感情，和花木禽兽都有着动人的友谊。辞别净修林时，她激动哀伤，依依难舍，凸显出纯洁美好的心灵。更重要的是，她在爱情方面也表现得单纯、热烈而忠贞。她的爱情是发自内心的纯真感情，在和豆扇陀相遇前，青春的体验已在她心中萌动；和豆扇陀相识后，她一心追求自己向往的爱情，曾写下极为诚挚热烈的诗句：“你的心我猜不透，但是狠心的人呀！日里夜里爱情在剧烈地燃烧着我的四肢，我心里只有你。”全剧末尾，当获悉豆扇陀对她的遗弃只是由于仙人诅咒而并非出于本意时，她便既往不咎，恩爱如故，表现出宽厚待人的品质和建立美好生活的真诚愿望。
沙恭达罗的性格以温柔和顺为主，但亦不乏刚强的一面。作为一个森林道院的苦行者，她明知净修林中的清规戒律不允许自己和外界男子谈情说爱，但爱情一经萌发，她便冲破种种束缚，以干闼婆方式和豆扇陀结了婚。当遭到遗弃时，她怒不可遏，当面对豆扇陀时进行了严厉斥责，表现出了印度古代妇女的反抗精神。
沙恭达罗形象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通过沙恭达罗坎坷波折的恋爱经历，诗人赞美了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婚姻方式，赞扬了对爱情坚贞不渝的理想妇女，歌颂了纯真、热烈、深挚的美妙爱情。同时，诗人还曲折地表达了对社会恶势力的憎恨和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女子的深切同情。这些观点和态度寄托了当时普通印度人的爱情理想和生活愿望，对后人认识古代印度的历史生活和迦梨陀娑的思想特征具有重要价值。沙恭达罗的形象是在人物美与环境美、外表美与心灵美、人物性格的温柔和顺与柔中有刚的和谐统一中塑造而成的，它不仅为后世理想女性的刻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美学范例，而且至今仍给人以美的享受。
豆扇陀形象则具有明显的两重性。
一方面，豆扇陀是性情男子、开明国王和无敌英雄的代表。他“关心臣民像关心儿女一样”，“百姓欢迎国王的诏令像欢迎甘露一样”；他又是亦人亦神的勇士，能应因陀罗之约，驾驶天车征服天神无法战胜的百头百臂恶魔阿修罗。剧本尤其描写了他的恋爱生活，反复抒写他对沙恭达罗的爱的深沉热烈、始终如一：在净修林中意外见到沙恭达罗后，就被她的美貌和丰姿所吸引；当得知女方对他也有好感，更是“魂魄离身”，“身体走了，那颗心却跑回来”；初恋中，他因思念沙恭达罗而夜不能寐，日渐消瘦，“内心的灼热使我的金镯子褪了颜色，头枕在腕上，夜夜眼角里流出的泪把它染坏，它不再紧紧地套在给弓弦磨出来的茧子上，而是从腕上频频下落，我还要把它拉回来”。后来，剧情突起波澜。由于仙人诅咒，他丧失记忆，拒认妻子。在这段剧情里，豆扇陀的表现很是得体：恢复记忆前，他虽为沙恭达罗的美貌所倾倒，但举止庄重，认为既然不是自己的妻子，就不能收留她，以免因“抚摩别人的妻子而陷于不义”。恢复记忆后，他痛悔自己的过失，“痛哭流涕”，犹如“毒箭穿心”。剧中，他曾面对沙恭达罗的画像独白：“以前她亲自来，我同她决断。现在却向她的画像礼拜赞叹。正如走过了一泓解渴的河水，却向沙漠的蜃楼中寻求清泉。”真切地表达出对爱妻的怀念。
另一方面，豆扇陀对沙恭达罗的感情与后者的纯真爱情相比又有明显区别。剧中丑角摩陀弊耶发现了豆扇陀对沙恭达罗的恋情后曾尖锐地暗示出，国王追逐林间少女，不过是喜新厌旧、抛开家花采野花罢了。在第一幕中，豆扇陀曾面对美似天仙的沙恭达罗慨叹，“野林中的花朵以其天生的丽质超过了花园里的花朵”；随后又说，沙恭达罗“是一朵没有被嗅过的鲜花，是个没被指甲掐过的嫩芽，是一颗没有戴过的宝石，是没有被尝过香味的鲜蜜……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有享受她的运气”。可见，他对沙恭达罗的感情中混杂着一定的占有欲和享乐欲。
总的看，作家对豆扇陀的赞美是主要的，在豆扇陀这一形象上，作家寄寓了自己的进步理想；同时，作家又通过戏剧冲突，曲折地批判了在恋爱婚姻方面男性对女性的不公正压迫。
《沙恭达罗》的艺术成就引人注目。
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氛围中精致细腻地刻画主人公形象，是剧本最突出的特点。迦梨陀娑的剧本都用诗体写作，《沙恭达罗》中不仅举目可见优美的诗歌片段，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醇厚郁烈的诗情。如在沙恭达罗别离净修林的场面中，春藤牵衣，小鹿顿足，亲友伙伴们含泪送行，难舍难分，极为感人地映衬出女主人公的美丽心灵。
《沙恭达罗》体现了现实主义手法与浪漫主义技巧的完美统一，既寄寓了人民群众对美满爱情的热烈追求，又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问题。迦梨陀娑以《摩诃婆罗多》、《莲花往世书》中的古老爱情故事为题材，将神奇的古代传说同严峻的现实生活和崇高的审美理想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不拘囿于人物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赋予男女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以高尚美好的情操，充分表达了人们的理想；另一方面又真实揭示出当时某些社会矛盾，对邪恶势力和腐朽观念进行了抨击。
诗剧《沙恭达罗》用古典梵文写成，风格淳朴、雍容、典雅。人物语言充分个性化，富于戏剧性，饱含哲理意味。不仅不同人物的语言风格各有不同，随着环境的改变，同一人物的语言也发生着变化。如沙恭达罗的语言真挚、热情、质朴，但斥责豆扇陀时却变得柔韧有力。与之相比，豆扇陀的语言则典雅、矫饰。剧中丑角不时以辛辣的讽刺插科打诨，别有一番情趣。
早在800年前，《沙恭达罗》的故事即已传入中国，20世纪中国曾出现过几种译本，其中卢冀野将其改为南曲，名为《孔雀女金环重圆记》，并将其搬上舞台，受到我国读者和观众的热烈欢迎。
第三节 紫式部及其《源氏物语》
一、生平与创作
紫式部是日本平安时代著名的女作家，原姓藤原，名字不详，因其长兄任式部丞，又因其代表作《源氏物语》的女主人公紫上为世人传颂，后人便称她为紫式部。她的生卒年月几不可考，一般认为她生于978年，去世于1015年。
紫式部生于中等贵族家庭，父兄辈多是著名歌人，父亲擅长汉诗与和歌。她自幼学习汉诗文，通晓汉籍文献和作品，对白居易诗歌尤有造诣。此外，她还笃信佛教，熟悉佛教经典。22岁时嫁给年近半百的地方官员为后妻，两年后丈夫去世，她从此便寡居，研习佛教义理。后应召入宫做皇后一条彰子的侍从女官，为彰子讲解《日本书纪》和白居易诗作，深受皇后的赏识。紫式部于寡居时期开始写作《源氏物语》，入宫后渐次完成。《源氏物语》描绘的宫廷内幕，对贵族妇女不幸命运倾注的深切同情以及不时流露出的佛教宿命观念和“往生净土”思想，都和紫式部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
除《源氏物语》外，紫式部的传世之作还有《紫式部日记》和《紫式部集》（约1010）。《紫式部日记》写于作者供职宫廷期间，比较详尽地记录了当时的宫廷生活，文笔优美，描写生动，是研究当时历史、文化、风俗及紫式部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的重要资料。《紫式部集》是作者的和歌集，共收入传世诗歌百余首。
二、《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是中古日本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日本物语文学的典范。这部长篇物语不仅代表着紫式部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长篇纪实性小说。
《源氏物语》大约成书于11世纪初，全书共分三部54卷（帖），约合中文80余万字，卷帙浩繁，场面复杂，时间跨度长达70年，登场人物有名有姓者达400余人。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是源氏和他的儿子薰君。作品前两部主要写主人公源氏的情场际遇和宦海沉浮；第三部写源氏死后其子薰君的放荡生活及其造成的悲剧性事件。小说通过宫廷贵族源氏一家三代人的爱情纠葛和政治命运，全面反映了平安时代贵族社会的风尚习俗、皇室内部的权势斗争、贵族阶级的式微和封建桎梏下妇女的悲惨命运。
古时某朝代，桐壶天皇独宠一个身世卑微的更衣（妃子）。更衣因不堪忍受皇后的歧视与凌辱，生下一子不久就忧郁而死。桐壶帝十分喜爱这个王子，为使他日后不受皇族内部的倾轧排斥，把他降为臣籍，赐姓源氏。
源氏12岁时娶左大臣的女儿葵上为妻，但他却滥爱空蝉、六条御息所、夕颜等贵族妇女，并与酷似自己生母的天皇继室也发生了乱伦关系，致使继母藤壶生下后来的冷泉帝。在此前后，源氏还爱上一个贵族幼女紫上，亲自把她教育成人后纳为正妻。
起初源氏在宦途上一帆风顺。但在政敌弘徽殿之子朱雀帝继位后，他的处境急转直下。因与弘徽殿的妹妹之间的暧昧关系败露，他被迫隐居在须磨、明石等地。在明石，没落贵族明石入道又送其女儿明石上做他的妻室。
两年后源氏被赦免回京。不久冷泉帝即位，源氏做了准太上天皇，从此源氏一族威震朝野。他修筑了豪华的六条院，将过去结识的20多个妇女都收养在里面。在飞黄腾达的同时，源氏精神上产生了严重的危机。已退位的朱雀帝出于权势考虑将小女儿三公主嫁给源氏，三公主却与葵上的侄儿柏木私通，并生下一子，即后十卷的主人公薰君。源氏对此十分苦恼，认为这是自己早年与继母乱伦的报应。不久，藤壶、紫上相继抑郁而死，三公主遁入空门。
源氏晚年屡遭不幸，终日忧伤哀愁，心灰意冷，于50多岁时出家修行，并留诗辞世。
小说第三部的场景由京都转向宇治。这时源氏的后代薰君（实为三公主与柏木的私生子）已长大成人，他地位优越，精神却甚为颓唐。他的爱情追求，要么因缺乏热情而告失败，要么给对方造成悲剧性伤害而铸成大错；在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他则没有任何实际能力。
小说的主人公源氏是平安时期贵族阶级的典型人物。他既是当时社会的宠儿，又是当时社会悲剧的体现者。这一形象是作为紫式部理想的寄寓者和化身出现在作品中的。在紫式部笔下，源氏出身皇室，血统高贵，容光照人，才华出众。他不仅聪明绝世，精神世界丰富并很有教养，而且“秉性仁慈，德泽普及万民，扶穷救弱，拯灾济危，善举不可胜数”，具有济世兴邦、辅佐朝政的才能。他年轻时虽受政敌欺压，但毕竟受桐壶天皇庇护，又有一派权势集团支持，地位相当巩固；尤其在冷泉帝继位后，又升迁至太政大臣和准太上天皇，可谓炙手可热，权倾当朝。在感情方面，他又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情种”，对待其曾经结识的妇女们有始有终，不忘旧情。从以上若干方面，均可看出作者对源氏的肯定和赞美态度。但是，纵观源氏一生，其政治生涯和婚姻家庭生活都不如意，平安王朝的身份等级制度、贵族集团之间的权势派别斗争以及当时流行的政略婚姻，造成源氏的出身、爱情、政治活动和最终结局都具有悲剧色彩，他的一生也因此而充满苦恼和哀愁。源氏的性格带有明显的两重性：在政治上，他出生在宫廷之中，不重权势却又卷入争权夺势的漩涡无法自拔；作为把持朝纲的高官显宦，他本应施行德政、造福百姓，但却毫无建树，空有才能却无所作为；在爱情方面，表面上他对妇女们温文尔雅，善始善终，实际上始终都把她们作为渔色对象。除了从偷香猎艳中获得某种畸形快乐外，他从未体验过纯真爱情的幸福，三公主与柏木私通事件更使他陷于难以解脱的苦恼。到了晚年，他在极度苦闷中落发出家，从悲观厌世走向精神崩溃，在孤寂中悄然辞世。
源氏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他的悲剧是平安王朝贵族阶级的社会悲剧。源氏从一个单纯可爱的少年蜕变成沉溺女色的花花公子和腐败的官僚政客，这完全是宫廷贵族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他不可能识别和抵制淫靡的社会风气，相反，只能在颓败世风和宫廷阴谋中愈陷愈深，最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这一形象深刻揭示了平安时代贵族社会的矛盾危机和历史命运。
在《源氏物语》中，作家还通过描写源氏同周围女性交往恋爱过程，塑造了许多贵族妇女形象，如藤壶、空蝉、紫上、六条妃子、夕颜、轩端荻、末摘花、源典侍、明石上、三公主、浮舟等。她们大多才貌双全，性格温柔，但都成为贵族男子放纵情欲的对象或门阀政略婚姻的牺牲品。她们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平安王朝贵族妇女的悲惨命运。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众多贵族妇女，虽然命运大致相仿，但经历和性格各有千秋。如空蝉聪敏，葵上偏执，紫上贤淑，末摘花古板，明石上稳重，这些特点都与她们各自的身世、处境相吻合。即使对那些在某些方面颇为相似的人，作者也能写出她们各自的特点，而不给人以雷同之感。
运用细致的心理描写，尤其通过描绘隐秘的爱欲心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作品的又一突出特点。比如在描写源氏将夕颜带往一所废邸幽欢的文字中，源氏一方面陶醉于眼前的情爱，一方面又想到父亲找不到他时的焦急情景，同时又想起另一个情人六条妃子若得知自己与夕颜此时的情景将会怎样妒火中烧，把人物精微纤细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惟妙惟肖。
作品还常常利用环境描写来渲染情节所需要的特定气氛，塑造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就全书而言，凄清怅婉、哀愁忧伤的格调贯穿始终，和作品的基本主题相一致。
另外，《源氏物语》创造了一种可称为“连绵体”的诗文相间的文学形式，形成了委婉含蓄、缠绵典雅的文章风格，对后世的日本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四节 萨迪及其《蔷薇园》
一、生平与创作
萨迪（约1213—1292）是波斯13世纪杰出的诗人。他一生著述20余种，多已失传。他的代表作是《果园》（1257）和《蔷薇园》（1258），其中《蔷薇园》最为著名。
萨迪出生于波斯南部城市设拉子一个下级教士家庭，14岁时父亲亡故，童年生活十分凄苦。但他勤奋好学，求知欲很强，青少年时期就爱好文学并开始写作诗歌。20岁左右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尼扎米亚神学院攻读经学、哲学和文学，受到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熏陶。他生活在战乱年代，外族的入侵迫使他背井离乡，在各地颠沛游历，曾14次到麦加朝圣，还先后到过埃及、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土耳其、印度和我国新疆，足迹遍及亚非广大地区。浪迹途中，他广泛接触社会，深入了解民生疾苦，这些见闻为其文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57年，他结束长达30年的漂泊生活回到故乡，用两年时间创作出《果园》和《蔷薇园》两部作品，并按照时尚奉献给国王，获得了“诗圣”称号。萨迪晚年潜心著书立说，直至逝世。
二、《蔷薇园》
《蔷薇园》曾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以其进步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世界人民广泛的赞誉和欢迎，对世界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蔷薇园》是一部训喻性作品，用散文和韵文相间的文体写成。全书包括近200则故事和100多条格言，分为8篇227节，由写作缘由、正文和跋构成。正文各章的论题分别是：记帝王言行、记僧侣言行、论知足常乐、论寡言、论青春与爱情、论老年昏愚、论教育的功效、论交往之道。这部作品是萨迪一生思想和文学探索的结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蔷薇园》反映了13世纪波斯及其他伊斯兰国家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多方面记述了人民群众对劳动的热爱和对真理的追求，教给人们许多生活哲理和处世经验，对下层人民的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
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热爱人民，歌颂劳动，同情人民疾苦。《蔷薇园》的基调是热爱人民，全书充满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萨迪在第1章第10节中写道：“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造物之初本一体，一肢罹病传全身。为人不恤他人苦，不配世上妄称人。”其中“亚当子孙皆兄弟”的名句已被联合国采录为阐述其宗旨的箴言。在《蔷薇园》中，赞美劳动、歌颂劳动者高尚品质的诗文占有很大比重，如第1章第36节的两兄弟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哥哥给官府当差，弟弟靠劳动谋生，哥哥劝弟弟也去伺候苏丹以摆脱艰苦的劳动，弟弟却说：“你若摆脱你这伺候人的可耻地位，岂不更好？圣人说，‘与其腰束金带，服侍别人，不如坐在地上，自食其力。’与其抱手而立伺候权贵，不如动手操劳搅拌泥灰。”此外，不少故事热情讴歌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以及“豪迈而崇高的品质”。这些内容构成了作品的思想亮色，体现出诗人进步的人生观。
第二，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和剥削阶级的罪恶。《蔷薇园》中的许多故事都把批判锋芒直指封建暴君，指出“暴君决不可以为王，豺狼决不可以牧羊”。《记帝王言行》章中的一则故事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和人民水火不容的关系，鞭挞了封建暴君的罪行：国王得了绝症，要用一个农家孩子的胆汁下药治病，孩子的父母被收买，法官也参与了谋杀，临刑前孩子仰天苦笑着说：“父母是爱护儿女的，法官是为民申冤的，国王是主持正义的。如今父母为了一点小惠把我断送，法官判我死刑，王上也只顾自己死里逃生。除了真主而外，谁还能庇护我呢？”一番血泪控诉，将人吃人的社会罪恶尽行道出。另一个故事在揭露法官贪赃枉法时说：“你把五条胡瓜送给法官，他会判给你十分瓜田。”另外，《蔷薇园》还描绘了假圣徒、奸商、恶霸们的丑恶嘴脸，对他们的恶德败行给予了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
第三，反映社会生活广泛，描绘人物形象众多，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蔷薇园》的内容社会覆盖面极宽，为人们勾勒了一幅幅异常生动的生活画卷。作品描绘的生活场景上有宫廷，下有茅舍、寺院、集市、大海、沙漠，无所不至，出现的人物从国王、权贵、官吏、商贾、学者、教士到农民、工匠、奴隶甚至强盗、恶霸，无所不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故事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兴起，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例如，《论知足常乐》章第28则故事认为，最宜出外旅行的五种人是商人、有学问的人、美貌的人、歌者和手艺人，就社会地位讲，其中四种属于新兴市民阶层，且商人位居其首。
另外，《蔷薇园》还总结了大量生活哲理和处世经验，提出了比较进步的治国之道。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生活于中世纪的伊斯兰教的行脚僧，萨迪在《蔷薇园》中表达了相当程度的宗教感情和宿命论思想。
《蔷薇园》在艺术上也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诗文相间、散韵结合的文体。散文部分质朴无华，言之有物；诗歌部分对仗严整，造句自然。这种文体样式是萨迪对中古波斯诗歌的独特贡献。
其次，《蔷薇园》语言凝练流畅，文辞通俗优美。故事中常用短小精悍的警句格言表达深刻的思想，表现出驾驭语言的精湛功力。
第五节 《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约8—16世纪，又名《天方夜谭》）是一部规模宏大、引人入胜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高尔基将其称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
关于《一千零一夜》的产生，该书的“引子”写道：相传古代印度和中国之间有个叫萨桑的海岛国家，国王山鲁亚尔凶暴残忍，因痛恨王后行为失端而将其杀死，并决心以所有的妇女作为报复对象。于是，他每天娶一女子过夜，翌晨即行杀害，致使国中妇女纷纷逃亡，城内十室九空。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自愿嫁给国王，借讲故事对他进行劝诫。她每次总在天亮时讲到最动人处，国王为继续满足好奇心便免其不死。就这样，她连续讲了一千零一个夜晚，终于感化了暴君，使他不再杀人，并与之白头偕老。
当然，这段故事只不过在全书众多故事中起到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对作品的记述形式及故事内容所反映的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现象进行综合考察可以发现，《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约在八九世纪开始流传，后经800余年的传播增衍，到16世纪才趋于定型。很显然，它是中东地区无数市井艺人和文人学者长期收集整理、提炼加工的结果，是这一地区各民族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来源主要有三：波斯的《一千个故事》、伊拉克以巴格达为活动中心的故事和埃及故事。其他尚有从希腊、印度、希伯来等民族流传过去的故事。至于书中所讲的中国故事，则并非真的出自我国。
《一千零一夜》以山鲁佐德讲故事为线索，将247个互不相关的历史故事、爱情故事、冒险故事和生活故事串联起来，其中又有格言、谚语、寓言、童话、神话传说、精怪故事等多种体裁类型；题材包括宫廷趣闻、名人轶事、婚丧嫁娶、经商航海等众多方面；涉及的人物有帝王将相、庶民百姓、神仙精灵、富商巨贾，三教九流，应有尽有。
全书以离奇多变的题材、洒脱浪漫的手法和神秘的东方色彩，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中古阿拉伯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从各个视角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表现了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信仰、世态习俗和风土人情，为研究阿拉伯地区及周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历史、宗教提供了宝贵资料，被誉为中古阿拉伯社会的百科全书。
《一千零一夜》的主要思想倾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反映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国王山鲁亚尔残暴荒淫，嗜杀成性。因为发现王后同宫女、奴仆一起嬉戏歌舞，就将她们处死，并把全体妇女作为报复对象，每天占有并虐杀一个女子。这种丧失人性的残暴行径竟持续了三年之久，“当时的妇女，不是死于国王刀下，便是逃之夭夭”。山鲁佐德与国王展开的长达一千零一夜的艰苦较量，正是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斗争。这个“引子”具有十分强烈的揭露性和批判性。《死神的故事》通过死神之口指斥了统治者“骄横自满”、“横征暴敛”、“刮削民脂民膏”的罪行，诅咒他们早日断气，“归宿到地狱里去”，表现了人民群众反抗强权的思想愿望。在《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中，穷脚夫辛伯达以搬运重物糊口谋生，境况窘困，生活十分贫苦。面对富人的豪华奢侈，他愤懑地说：“人世间有多少可怜人，没有立足的地方，疲于奔命，终日出卖劳力，生活越来越贫穷，压在肩上的重担，总是有增无减。”对社会的不公道进行了强烈控诉。《渔翁的故事》中的渔翁，终日辛劳，饱尝辛酸，却落得两手空空，他怀着一腔义愤发出了这样的不平之鸣：“呸！你这个世道，如果长此下去，让我们老在灾难中叫苦、呻吟，这就该受到诅咒。”此外，还有些故事描写了乞丐、流浪汉和奴隶们的深重灾难与不幸遭遇，以辛辣的笔触揭示了现实生活的腐朽黑暗。
第二，《一千零一夜》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勇敢、智慧和斗争精神。《渔翁的故事》即是典型一例。渔翁打开瓶子放出魔鬼，魔鬼却恩将仇报，反要杀死渔翁。在此危急关头，渔翁一面据理力争，一面私下想道：“他是个魔鬼，而我是堂堂的人类，安拉既然赋予我完备的理智，我就非用计谋对付他不可。我的计谋和理智，必然会压倒他的诡计和妖气。”果然，他机智地将魔鬼再次装入瓶子，用智慧战胜了恶魔。《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突出刻画了女仆马尔基娜聪明、机智、勇敢的性格。她面对江洋大盗毫无惧色，沉着冷静地迷惑敌人，烧死群盗，手刃匪首，显示了惊人的勇气与超凡的智慧。《白侯图的故事》写奴隶白侯图利用诺言巧妙地戏弄富商主人，颂扬了奴隶的聪明才智，肯定了被压迫者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反抗精神。这些故事从不同侧面赞美正义和光明，抨击邪恶和黑暗，劝人向善，给人以有益的启发。
第三，表现阿拉伯人民美好的生活理想，反映他们对美满爱情婚姻的追求。在中世纪的阿拉伯社会，由于封建教理教规的禁锢，男女之间的结合是很难以爱情为基础的。《一千零一夜》中出现大量讴歌纯真爱情的故事，对男尊女卑、歧视妇女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猛烈抨击。《巴索拉银匠哈桑的故事》描写银匠哈桑同神女买娜伦·瑟诺玉之间曲折多难的恋爱经历，爱憎分明地歌颂了纯洁专一的美好爱情，批判了社会上的邪恶势力。《乌木马的故事》中的一对恋人为谋求爱情幸福历经千辛万苦而终于结为良缘，情节十分动人。《努伦丁·阿里和艾尼西·张丽丝的故事》描述了女奴和宰相儿子之间的爱情，他们饱受磨难，经过艰苦抗争，赢得了自己的幸福。这种不同阶级的青年男女彼此忠贞相爱的故事，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封建礼教、反抗宗教教规的进步倾向。
第四，反映新兴商人航海经商、追求财富的冒险奇遇。这类故事的出现与当时阿拉伯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阿拉伯帝国时期，商业发达，贸易繁荣，许多商人跻身其间以求发财致富。《一千零一夜》的航海冒险故事以《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最为出色。主人公辛伯达是个富商，他曾先后七次航海冒险，在惊涛骇浪、艰难险阻之中增长了见识，积累了财富，获得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和显赫的社会地位。辛伯达是一个具有顽强毅力和超人胆识的人物形象，在航海旅行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难，他总能通过艰苦努力，凭借勇敢和机智化险为夷。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每次脱险归来后，都不因历险磨难而气馁却步，而是继续准备新的探险。他说：“安安逸逸地过了一晌之后，我又不安于现状，一心向往异地风光，憧憬着航海旅行、海外经商、参观各地风土人情的乐趣……和商人们在一起，感到无限的快慰。”辛伯达积极乐观，勇于进取，充满自信，是艰苦创业的新兴商人的典型，代表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进步力量；同时，他身上又存在着自私贪婪、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剥削阶级劣根性，反映了商人性格的另外一面。这类以商人生活为题材的故事还有《商人阿里·密斯里的故事》、《陔麦伦·宰曼的故事》等，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古时期阿拉伯商业贸易的隆盛情况。
《一千零一夜》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由于历代统治者和宗教卫道士的篡改加工，增加了许多剥削阶级意识和宗教思想，如宣扬宗教偏见和宿命论观点，为哈里发歌功颂德，鼓吹剥削致富之道，鄙视妇女，丑化奴隶，等等。对这些思想成分，是应当认真分析甄别的。
《一千零一夜》充分体现了阿拉伯人民的文学创作才能，表现出以下显著的艺术特点：
第一，想象丰富奇特，充满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一千零一夜》中的许多作品具有幻化离奇的神话特质，灵活自如地运用了近乎荒诞的夸张手法，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些作品描写了来去自如的飞毯、飞床、乌木马以及隐身的头巾和驱魔的手杖，口念咒语便使石门洞开，宫殿须臾之间拔地而起等神奇现象。这些神妙的想象生动地表现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战胜邪恶势力的强烈愿望。
第二，结构精妙奇巧，情节曲折离奇。《一千零一夜》采用故事套故事的“框形结构”方式，以山鲁佐德讲故事为线索，环环相扣地把数百个大小不同的故事镶嵌在一个庞大的故事体系之中。这种巧妙的结构形式对后世文学影响颇大。《一千零一夜》的情节发展一般不受时间、空间条件的限制，或天上，或地下，或在三教之外，或在五行之中，自由灵活，变化莫测，悬念丛生，险象迭起。许多故事将幻想、巧合与现实描写紧密联系，虽光怪陆离却又不违反生活逻辑，使读者在引人入胜的情节发展中加深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第三，人物鲜明生动，语言丰富优美。《一千零一夜》常用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展示人物性格，在善与恶、美与丑的强烈反差中体现人民的爱憎感情和期望。在《渔翁的故事》中，渔翁与魔鬼的形象就是运用这种对比塑造而成的。许多故事在描写人物时，常常夸张其性格特征，从而给读者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如白侯图的机智、辛伯达的胆识、山鲁亚尔的残暴等。《一千零一夜》具有人民口头语言的显著特点：通俗流畅、生动活泼、丰富优美，并时常运用讽刺幽默、象征比喻等表现手段。在故事的散文叙述中还不时插入一些押韵的诗歌、谚语、寓言和警句，使作品形式更趋活泼，故事内容益加充实。当然，《一千零一夜》在艺术上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有的故事结构松散、情节雷同，故事之间的过渡过于机械呆板等。
《一千零一夜》是中古中东地区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成就成为中东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文学遗产，它约于12世纪传入欧洲，对欧洲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思考题
1.中古亚非文学有哪些主要特征？
2.中古日本文学怎样分期？重要作品有哪些？
3.中古波斯诗坛上出现了哪些著名诗人？
4.中古阿拉伯文学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5.何谓“悬诗”？
6.试分析沙恭达罗形象。
7.试分析《源氏物语》中的源氏形象。
8.《源氏物语》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
9.试述《蔷薇园》的主要思想倾向。
10.《一千零一夜》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11.《一千零一夜》的主要艺术特色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