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家庭的日常饮食中，肉和任何含有植物脂肪的材料中氯化烃类残留的含量都最高。这是因为此类化学物质可以溶解在脂肪中。水果与蔬菜中的残留会少一些。这些残留物不会被洗掉——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将生菜或洋白菜这类蔬菜外面的所有叶子都去掉，将水果皮剥掉，不要用任何果皮类或外壳类食材。烹饪无法破坏残留物。
牛奶是少数几种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规定不允许含有任何农药残留的食物。然而真实情况是，无论在哪次检查中，都会发现残留物的存在。黄油和其他乳制品加工品中的含量最高。1960年对此类产品461份样品进行的检测表明其中三分之一都含有化学残留，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称这种局面“远不能令人满意”。
为了找到不含有DDT和相关化学物质的饮食，人们似乎只能到那些偏僻原始的土地上去，要放弃文明带来的便利与欢愉。这样的地方似乎还存在，至少还有少量存在于偏远的阿拉斯加北极海岸——不过就算在那儿人们也能看见化学剂正在逼近的阴影。科学家们对当地爱斯基摩人的饮食进行研究，发现其中不含杀虫剂。新鲜的鱼干；海狸、白鲸、北美驯鹿、北极熊和海象身上获取的脂肪、油脂和肉；蔓越莓、大树莓和野生大黄目前为止都未被污染。只有一个例外——两只来自好望角的白猫头鹰携带了少量的DDT，或许是在其迁徙的路程中摄入的。
而对爱斯基摩人的脂肪样本进行检测后，发现其中含有少量的DDT残留（零到百万分之一点九）。原因很明显。脂肪样本的来源是那些离开了原住地来到安克雷奇的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医院就诊的人。在那里流行着文明的生活方式，医院里的饭食也像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一样含有大量DDT。他们不过在文明中短暂停留了数日，就受到了毒药的污染。
我们吃的每一顿饭都含有氯化烃，这是因为几乎全球各地都用这些毒药喷雾或粉尘处理农作物。如果农民们小心谨慎地遵照标签上的使用说明，那么农药产生的残留物就不会超过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允许的范围。暂且不谈这些符合法律规定的残留量是否像所说的那么“安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农民们经常超过规定用量，在接近成熟时仍使用农药，在只使用一种就够了的情况下使用多种杀虫剂，或者以其他方式展示没有阅读那些小字的后果。
即使是化工产业也承认经常有误用杀虫剂的情况，农民们需要这方面的教育。该行业一本主要的行业杂志最近宣称“许多使用者似乎不明白，如果他们的使用超过了推荐剂量，就会超出杀虫剂的许可范围。而且农民们会一时兴起，对许多农作物随意使用杀虫剂”。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资料中有大量这种违规行为的报告，令人不安。几个例子就可说明人们对于使用说明的忽视：一个种植生菜的农民在即将收货的日子里，对这些蔬菜使用了8种不同的杀虫剂；一个货主在芹菜上使用了毒性极强的博拉西昂，剂量几乎是推荐最高用量的5倍；生菜种植者使用了********（所有氯化烃类物质中毒性最强的），尽管生菜中不允许有任何残留；菠菜在收获前的一周喷洒了DDT。
也有偶然或意外污染的案例。大量用粗麻袋装着的生咖啡在运输过程中受到了污染，因为同一艘船还装着杀虫剂类的货物。仓库中的包装食品不断被喷洒DDT、林丹和其他杀虫剂，它们可能会穿过包装材料，大量出现在里面包含的食物中。食品储存的时间越长，受到污染的危险就越高。
至于这个问题“难道政府不会保护我们远离这种危害吗？”答案是：“范围非常有限。”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保护消费者免受农药危害这方面的活动受到了两个问题的严重限制。第一个是它只对州际贸易中运输的食物具有管辖权；在州内生长售卖的食物完全在其权力范围之外，不论危害程度如何。第二点非常严重地限制了其功能：员工中只有少量的检查员——各项工作加起来才不到600人。
根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位官员的说法，进行州际贸易的农产品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远远小于1%——会经由现有设备的检测，而这一比例太小，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仅在州内生产和售卖的产品，情况甚至更糟，因为大部分州在此领域的立法都严重不足。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规定的污染可以存在的最大容许限度（被称为“容许度”）有着明显的缺陷。目前农药如此盛行的情况下，它不过是一纸空文，造成了一种完全不真实的印象，似乎已经建立了安全阈值，人们也遵守了这一规定。而允许让少量毒药出现在我们的食物中的规定——这一点儿那一点儿——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他们的原因很有说服力，食物中的任何毒素都不安全也不应当出现。在设置这一容许度的值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回顾了在实验室动物身上做的测试，并据此设立了最大污染值，这个数值远不能使实验动物产生症状。这一用于确保我们安全的系统却忽略了很多事实。实验室的动物处于高度控制的人工环境中，摄入一定量某种化学物质后，和人类的反应非常不一样，因为人类暴露在各种杀虫剂中，而且其中大部分都不为人知、无法检测也无法控制。比如，午餐沙拉中的生菜有百万分之七的DDT，就算这是安全的，这一餐饭还包含了其他食物，每一种都带有允许范围内的残留物，而我们已经讨论过，食物中的杀虫剂残留不过是其总暴露量的一部分，很可能是很小的一部分。来自许多不同渠道的化学物质不断累积，共同建立了一个总的无法估量的暴露值。因此，单独谈论任何一种化学残留的“安全值”是毫无意义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有时容许值是在违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科学家们做出的正确判断的情况下确立的，如同在之前提到的案例一样，有时这个值是在缺乏该种化学物质的有关知识的基础上确立的。在获取了更多信息后，就会降低或者撤销这一数值，但此时公众已经暴露在这种高剂量的化学物质中几个月或者几年了。曾给七氯定了一个容许值，后来又不得不撤销了。对于某些化学物质而言，在它注册使用之前，并未能进行实际上的野外分析的方法。这一难题极大地阻碍了“蔓越莓农药”业氨基噻唶的分析工作。对于经常用来拌种的一些杀真菌剂也缺乏分析方法，而这些种子如果在播种季结束时仍然没有种在地里的话，很可能就会成为人们的食物。
那么确立容许值不过是允许用有毒化学物质污染公共食物供给，这样农民和加工者可以从低成本的生产制作中获益，然后还要盘剥消费者让他缴税维持监管机构的运营，这样他就不会摄入致命剂量的毒素。然而要充分地完成这一监管工作，任何立法者都没有勇气给出足够的拨款，因为目前农药的用量和毒性太过惊人。因此，最后不幸的还是消费者，他们交了税，却还要忍受毒药横行。
要如何解决呢？首先，最有必要的就是撤销对于氯化烃、有机磷类以及其他高毒性物质的容许值。这一做法会立刻遭到反对，称其会让农民担负无法忍受的重担。但是如果根据目前的目标，他们可以将农药的使用控制在仅留下百万分之七（DDT的容许值）的残留物，或百万分之一（博拉西昂的容许值），甚至百万分之零点一（狄氏剂的容许值），那么为什么不能再多用点心，防止任何残留物的出现呢？事实上，某些农作物对于七氯、********和狄氏剂的使用就是这么要求的。如果在这些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为什么不能推而广之呢？
但这不是完整的或最终的解决方案，因为在纸上写上零容许值没有意义。目前来看，超过99%的州际货物流通都在没有检查的情况下流入市场。因此还迫切需要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能保持警惕、锐意进取，并且大幅扩充其检查员队伍。
然而，这一系统——先有意毒化了我们的食物，然后对结果进行监管——使人不得不想起路易斯·卡罗尔的白衣骑士，他想到了一个计划“把胡子染绿，然后总是拿着个大扇子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了”。终极答案是使用毒性较弱的农药，这样因为误用农药对公众造成的危害就会大幅降低。已经存在这样的化学物质：除虫菊酯、鱼藤酮、鱼尼丁还有其他一些从植物成分中提取的物质。最近的开发除了有除虫菊酯的合成替代品，一些生产国已经准备按照市场需求扩大农产品的输出了。同时也迫切需要对市场上售卖的化学物质的性质进行公共教育。普通购买者被现在各式各样的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弄得手足无措，完全没办法知道哪些是致命的，哪些则相对安全。
除了做出改变，生产危险性较低的农药外，我们还应该不断探索不用药物的方法。在农业上使用对于某种昆虫具有高致病性的细菌而引发昆虫疾病的方法，已经在加利福尼亚进行了试用，现在正在对此方法进行更广泛的实验。还有其他不会在食物中留下残留的方法都能够有效控制昆虫。只有当人类大范围使用此类方法时，我们才能从现在这种情况中得到些许安慰，而这种情况按照任何常识性标准来看，都是无法容忍的。目前来看，我们所处的地位比波吉亚家族的客人们好不了多少。
